張居正講解《大學·中庸》序言(弟子規文化網)

序 言

　　《張居正講解四書》是明朝萬曆年間的內閣首輔張居正連同翰林院講官等人專門寫給當時的小萬曆皇帝朱翊鈞（明神宗）一人讀的。

　　該書曾在明朝年間得到刻印，根據記載，「1651年張居正所注《四書》再次付梓，題《張閣老直解》。吳偉業在為這部書所作的序中談到張居正給孩提時的萬曆皇帝當老師時，充滿羨慕之情。」（註：倫德貝克：《首輔張居正和中國早期的耶穌會士》，第5頁；戴維·E·芒傑羅：《耶穌會士翻譯〈四書〉》，第14頁。吳偉業(1609-1672),字駿公,號梅村,江蘇太倉人。明崇禎四年進士,官左庶子。弘光朝,任少詹事。入清順治時,官國子監祭酒,以母喪告假歸里。）

　　康熙年間，內閣學士徐乾學（徐乾學，字原一，號健庵，崑山（今屬江蘇）人。康熙九年進士，官內閣學士，刑部侍郎。）又將此書翻刻。該刻本至今在民間依舊有流傳，可見該書當時影響之大。

　　康熙帝在讀此書後如此說道：「朕閱張居正尚書四書直解,義俱精實,無泛設之詞,可為法也。」

　　張居正，漢族，字叔大，少名白圭，號太岳，謚號「文忠」，湖廣江陵（今屬湖北）人，又稱張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明代最優秀的首輔，最好的政治家。

　　嘉靖四年(1525年)，當張居正在荊州江陵(今屬湖北)的一位秀才家裡呱呱墜地的時候，其先祖的餘蔭對他早已不能關懷庇護，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個白龜夢。夢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後一隻白龜從水中悠悠地浮起來。曾祖父認定白龜就是這小曾孫，於是信口給他取了個乳名「白圭」，希望他來日能夠光宗耀祖。

　　白圭的確聰穎過人，很小就成了荊州府遠近聞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歲的白圭報考生員，其機敏伶俐深得荊州知府李士翱的憐愛，他囑咐小白圭要從小立大志，長大後盡忠報國，並替他改名為居正。這一年，居正補府學生。四年後，才高氣傲的張居正又順利通過鄉試，成為一名少年舉人。湖廣巡撫顧璘對他十分賞識，曾對別人說「此子將相才也」，並解下犀帶贈予居正說：「希望你樹立遠大的抱負，做伊尹，做顏淵，不要只做—個少年成名的舉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歲的張居正中二甲進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種見習官員，按例要在翰林院學習三年，期滿後可賜編修。張居正入選庶吉士，教習中有內閣重臣徐階。徐階重視經邦濟世的學問，在其引導下，張居正努力鑽研朝章國故，為他日後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明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廢丞相，設內閣，其職能相當於皇帝的秘書廳。首席內閣學士稱首輔，實際上也就是宰相。張居正入翰林院學習的時候，內閣中正在進行著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當時的內閣大學士只有夏言、嚴嵩二人，二人爭奪首輔職位的結果是夏言被殺，嚴嵩為內閣首輔。

　　對於內閣鬥爭，作為新科進士的張居正自然沒發言權。但通過幾年的冷眼觀察，他對朝廷的政治腐敗和邊防廢弛有了直觀的認識。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張居正以《論時政疏》(《張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陳「血氣壅閼」之一病，繼指「臃腫痿痹」之五病，系統闡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張。而這些自然沒有引起明世宗和嚴嵩的重視。此後，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居正沒再上過一次奏疏。

　　嘉靖三十三年，張居正借口請假養病，離開京師回到故鄉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國事，親身接觸農民。家境本就貧寒的居正，在鄉間體會到了人民的辛勞、饑寒和痛苦。他在《荊州府題名記》(《張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說：「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并。」這一切不禁使他惻然心動，責任感讓他重返政壇。

　　嘉靖三十六年，張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職。這時的他在苦悶思索中漸已成熟，在政治的風浪中，他模仿老師徐階「內抱不群，外欲渾跡」，相機而動。嘉靖四十三年，居正進官右春坊右渝德，深謀遠慮的徐階荐居正為裕王朱載垕的侍講侍讀。渝德只是個虛銜，但由於裕王很可能繼承皇位，侍裕邸講讀就不是等閑之職了。在裕邸期間，「王甚貨之，邸中中官亦無不善居正者」(《明史·張居正傳》)。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這一年，世宗歿，裕王繼位，是為明穆宗。張居正的機會來了。隆慶元年(1567年)，他以裕王舊臣的身份，放擢為吏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入閣以後的張居正並沒有因個人的升遷而自鳴得意。這時的明王朝，內則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澤禍起，國家帑藏空虛，用度匱乏；外則北方韃靼進兵中原，製造「庚戌之變」，南方土司爭權奪利，尤其岑猛叛亂，「兩江震駭」，東南倭寇騷擾沿海，民不聊生。面對這些，張居正無法輕鬆。

　　而更使張居正感到擔心的還是內閣內部日益白熱化的政治鬥爭。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嚴嵩倒台後，徐階繼任首輔。他和張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遺詔，糾正了世宗時期的修齋建醮、大興土木的弊端，為因冤案獲罪的勤勉朝臣恢復官職，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歡迎。但不久，隆慶二年(1568年)七月，徐階終因年邁多病，舉籌失措而被迫歸田。次年，徐階的老對手高拱重回內閣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內閣大權。高拱當政期間，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張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後發生嫌隙。高拱又和權宦馮保不和。隆慶六年，穆宗病歿，年僅十歲的神宗繼位。張居正遂聯合馮保，攛掇后妃，以「專政擅權」之罪令高拱回原籍。這樣，張居正就成了首輔，從此獨掌國家大權達十年之久。

　　平心而論，徐階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幹的首輔，他們為鞏固明王朝的統治作了不少具體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終因缺乏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幹與氣魄，到張居正繼任首輔時，明王朝仍然是危機重重。張居正清醒地認識到，小修小補已無法挽救明朝的覆亡，只有進行大刀闊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國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慶二年八月，他在《陳六事疏》(《張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從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飭吏治，富國強兵。他批評空做王霸之辯的人「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而誤認為「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張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明確地把解決國家「財用大匱」作為自己的治國目標。而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在於鞏固國防，整頓吏治。

　　還在隆慶年間，入閣不久的張居正在首輔徐階和內閣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鞏固邊防的工作。

　　隆慶四年，韃靼首領俺答進攻大同，計劃稱帝。居正聞悉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攜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幾人請求內附，大同巡撫方逢時和宣大總督王崇古決策受降。鑒於此事非同小可，張居正寫信，要崇古立刻把詳情「密示」於他。原來，俺答的第三個兒子死時遺一小孩即把漢那吉，把漢那吉長大娶妻比吉，後愛上姑母之女三娘子並再娶。然而，身為外祖父的俺答也愛上了三娘子意據為己有。於是祖孫之間為一個小女子心中結怨，演出失戀青年離家投漢的一幕。　

　　居正接到報告，再次寫信給崇古，要其妥善安置把漢那吉，並派人通報俺答：「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張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鑒川策俺答之始》)然後，指授方略，要崇古、逢時奏疏皇上納降。朝中很多人極力反對，認為敵情叵測，果然俺答的騎兵如黑雲壓城至北方邊境。崇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做好戰事準備並以其孫要挾，俺答終於被迫妥協。居正順水推舟應俺答之求，禮送把漢那吉回鄉，俺答則把趙全等叛臣綁送明室。

　　把漢那吉穿著皇上親賜的大紅絲袍回韃靼帳幕。俺答見到非常感動，說以後不再侵犯大同，並決定請求封貢、互市，和明友好相處。

　　隆慶五年，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勸下，詔封俺答為順義王，並在沿邊三鎮開設馬市，與韃靼進行貿易。北部邊防的鞏固使張居正可以把注意力轉向國內問題。

　　作為一個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張居正對明王朝所面臨的問題是有深刻認識的。他認為當時國力匱乏和盜賊橫行都是由於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張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加之皇帝的窮奢極欲，百姓因此才饑寒交迫，落草為寇。由於張居正客觀地分析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正確地把握了問題的實質和關鍵，這才使他的改革能夠順應歷史的潮流，並受到廣泛的歡迎。

　　基於上述看法，張居正決定從整頓吏治開始他的改革。萬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張居正上疏實行「考成法」，明確職責。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對於要辦的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科到各衙門，層層考試，做到心中有數。改變了以往「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張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的拖拉現象。考成法的實行，提高了各級部門的辦事效率，而且明確責任，賞罰分明，從而使朝廷發布的政令「雖萬里外，朝發而夕奉行」(《明史·張居正傳》)。

　　張居正整飭吏治的目的主要還是「富國強兵」，這條紅線貫穿於他的改革之始終，實行考成法的最大收穫也正在於此。

　　張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時，將追收逋賦作為考成的標準。萬曆四年規定，地方官征賦實數不足九成者，一律處罰。同年十二月，據戶科給事中奏報，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級處分的，山東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職處分的，山東二名，河南九名。這使懼於降罰的各級官員不敢懈怠，督責戶主們把當年稅糧完納。由於改變了拖欠稅糧的狀況，使國庫日益充裕。據萬曆五年戶部統計全國的錢糧數目，歲入達435萬餘兩，比隆慶時每歲所入(含折色、錢糧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項銀兩在內)250餘萬兩之數，增長了74%(《明通鑒》卷六七)。財政收支相抵，尚結餘85萬餘兩，扭轉了長期財政虧虛的狀況。正如萬曆九年四月張居正自己所說的：「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張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見，實行考成法雖是一種政治改革，但它對整頓田賦、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更遠遠不能滿足王公貴族的無限揮霍。張居正認為人「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騖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理財還是要以節用為主。他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幾乎都在圍繞這個中心進行。

　　比如他通過加強對官吏的考核，裁減冗員，節省朝廷的俸祿開支。據對「兩京大小九卿及各屬，有沉濫者裁之」，竟「汰冗員二三」。同樣，張居正也通過各種途徑削減朝廷的軍費開支。一方面與韃靼人修好，通商互市，保持邊境安定，減少戰爭費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減撫賞開支。到萬曆二年，北邊「三鎮二歲之中，所費不過萬餘，而所省已百餘萬」。還通過減客兵，清糧糗的辦法減少支出，「歲所省，幾得數十百萬」。

　　同時，張居正還要求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勒緊褲帶，和大家一道過緊日子。他不僅多次向神宗提出「節用愛民」，「以保國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費上，也是錙銖必較，寸步不讓。萬曆七年，神宗向戶部索求十萬金，以備光祿寺御膳之用，居正據理力爭，上疏說，戶部收支已經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若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他要求神宗節省「一切無益之費」。結果，不僅免除了這十萬兩銀子的開支，連宮中的上元節燈火、花燈費也被廢止。在張居正的力爭下，還停止重修慈慶、慈寧二宮及武英殿，停輸內庫供賞，節省服御費用，減蘇松應天織造等。

　　張居正改革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大明王朝的統治，但這一系列改革措施都符合當時的社會實際，促進了經濟發展，他不愧為中國封建社會傑出的政治改革家。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卻缺少豁達的風度，他的改革又觸動了一些官僚集團的利益，自己又不甚檢點，給反對派留下了許多口實，在1582年(萬曆十年)他病逝以後，新法全部被推翻，自己也身敗名裂。而導火線則是1577年(萬曆五年)張居正父親死後「奪情」事件。

　　封建官員父母死了，必須離職回家守孝三年(至少27個月)，假如政務緊急，離開不得，那麼皇上可以「強迫」他留在任上，不回去盡孝子之情，算「奪情」。這一辦法只能在極特殊情況下偶然一用。此時十五歲的皇帝離不開張先生，張居正也覺得改革正在展開，如離開，恐中間有變，戶部侍郎李幼孜想討好張居正，就首先上疏提出喪期內張居正不去職，以喪服辦公，兩宮太后也不願張先生離職，於是張居正決定遵旨「奪情」了，但當時就有許多人認為這樣做不可以，這些人都遭到了廷杖、貶斥甚至流放等。

　　第二年，張居正的父親死去一周年，張居正請假，回原籍安葬父親，皇帝給了他三個月假。張居正帶隨從和護衛還鄉，一路上地方大員郊迎郊送，還送上許多贐儀和奠金。而江陵城為張居正的父親葬禮，傾城出動，葬禮空前的盛大。張居正安葬完父親回京，司禮太監何進代表皇帝偕百官在郊外迎接，兩宮太后也各派太監李琦、李用來宣諭慰問，恩寵甚加。但神宗自即位以來，由馮保照料他的生活，關懷備至，稍不聽話，馬上去報告慈聖太后，慈聖對皇帝訓導很嚴，每每說：「要是張先生知道了，怎麼辦?」神宗皇帝很怕張先生，漸漸長大了，心裡有一種壓抑感，開始討厭張先生了。

　　1582年(萬曆十年)張居正病逝。反對他的人開始反攻了。反對派把矛頭對準了張居正的「一條鞭法」，神宗皇帝此時已是二十多歲的小夥子了，他要自己「乾綱獨斷」，於是下令取消「一條鞭法」。其實已把矛頭指向了張居正。反對派們更加活躍了，被馮保、張居正排擠走的前任首輔高拱也送來了《病榻遺言》，為自己申冤，遼王妃王氏也上來奏疏，說張居正誣陷遼王，霸佔王府(張居正在老家江陵城住的是獲罪遼王的王府)，神宗終於給張居正加上了誣衊親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等罪，下詔抄了張居正家，並把其子弟全發配到「煙瘴地面」。

　　在朝野一片詆毀聲中，只有學者李贄替張居正說了公道話，稱頌張居正是「宰相文傑」。到了熹宗在朝時，有人稱道張居正，熹宗下詔恢復了張居正過去的官職，並安葬祭祀，1630年(崇禎三年)禮部侍郎羅喻義等人上訴為張居正鳴冤，崇禎恢復了二個蔭職及誥命，並恢復了張居正之子張敬修的官職。

　　對於這樣一位歷史人物，朱東潤在其名著《張居正大傳·序》中概略性地評述道：

　　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雖多，但是像居正那樣劃時代的人物，實在數不上幾個。從隆慶六年到萬曆十年之中，這整整的十年，居正佔有政局的全面，再也沒有第二個和他比擬的人物。這個時期以前數十年，整個政局是混亂，以後數十年，還是混亂；只有在這十年之中，是比較清明的時代，敵人由分化到崩潰，中國處在安定的狀態中，並獲得一定程度的進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為劃時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

　　在張居正的一生中，除了宰相這一角色，另一重要的角色就是帝師。

　　從《周禮》記大宰掌教之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開始，為帝王師，就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追求和人格理想。此理想長期給予知識分子自信與勇氣，激勵他們以經國事業為抱負，鼓舞他們在困窘之際積極進取，全力實現這一榮耀。然而，在「天地君親師」這個特殊的文化傳統里，君是五者的中心。因為傳統的力量過於強大，才讓「君」對「師」的地位保持一定的尊重。但是「師」自古就不能對「君」的地位有所僭越。「帝王師」這個三位一體的構架，是必須由「帝王」來最後確定「師」的身份和使命。這種爵位或者榮耀，與國家其他的爵位或者榮耀並無本質區別。這種對德高才大之臣的嘉勉、奪予對於帝王而言，都易如反掌。嘉靖帝太傅楊溥，曾以諫帝起居，受廷杖。

　　張居正逝世前九天，萬曆加封他以太師銜。這是自開國以來二百年未有之榮。萬曆十一年六月，即褫奪故太師三子官職，撤太師銜。十二年五月，抄沒其家，拷迫致死張之長子。九月，下詔總其罪。戲劇性的場面接踵而來，使我們對「帝王師」的地位不得不做重新的審視了。

　　作為首輔，張居正是優秀的，作為「帝師」，張居正同樣是傑出的。

　　作為老師，張居正全面負責小皇帝的學習。他親自總結自堯、舜以來歷代帝王治國的得失經驗，撰寫了《帝鑒圖說》作為教材。這本書以講故事的方式，深入淺出地講授帝王行政之道。每個故事還配上精美的圖畫，圖文並茂，以引起小皇帝的學習興趣。書中取了歷代帝王為人為事、治家治國的故事共一百一十七則，定名歷史哲芳規；又取歷代昏君荒淫奢侈、任人唯親致國家喪辱的故事三十六則，收入下篇定名狂愚覆轍，在每則故事後評論解說配以精美插圖，言簡意賅耐人尋味。張居正編輯此書，可謂用心良苦，費勁心機。

　　張居正講解的《四書》一樣是為小皇帝朱翊鈞而編寫的。從內容和語氣看來，成書的時間應該也很接近。張居正本人從小熟讀四書五經，對於孔孟的儒家學說，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和創意，他不主張死讀書，而是要參透經書背後的語境，這從其講解中不難看出。

　　張居正對小皇帝的要求非常嚴格，每天布置功課，如果小皇帝沒有認真背誦或領會，就會遭到嚴厲的斥責。有一次，萬曆皇帝讀《論語·鄉黨》時，把「色勃如也」讀成了「色背如也」。張居正當著眾大臣的面，厲聲喝道：「應該讀作『勃』！」嚇得小皇帝忙低頭糾正。平時，如果小皇帝背著張居正做了越制出軌的事情，馮保就會嚇唬他：「讓張先生知道了，看你怎麼辦？」小皇帝聽了，很快就會收斂自己。雖然四書五經抽象深奧、枯燥無味，萬曆皇帝還是仔細聽、認真學。有一天，張居正詢問他的學習情況，他說：「昨天一位講官在講解《大學》時，講錯了字，我本想給他糾正，又擔心他害怕，就未敢當面指正。」張居正心中大悅，心想：「皇帝長大了，也知道體貼人了。」

　　作為「帝王師」，張居正費盡心血希望他的學生通過學習優秀的經典而成為一位明君，能夠造福百姓。然而，張居正費盡心機，換來的卻是大明王朝的迅速衰落。

　　張居正死後，改革被廢止，朝廷又一天天地走向沒落。朱翊鈞是一個盡情享樂的皇帝。他成年親政後，卻不常視朝，深居內宮。不僅在世時要享受，還想到死後的安樂，早早籌劃自己的陵寢，建造定陵耗時達6年之久。他還有一個不擇手段親自聚斂錢財的惡習，提倡官吏向他進奉，把進奉財物的多少作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標淮。為了在全國範圍內聚斂民財，他派出大批宦官，分赴各地充當礦監、稅使，肆意搜刮民脂民膏。這使得人心洶洶，民變紛起，社會越發動蕩不安。統治階級內部更加矛盾重重。

　　由於他不理朝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諭旨，全靠內侍傳達。冊立太子的大事久拖不決，導致官僚集團各派之間互相火拚，黨爭也愈演愈烈。東林黨人與邪黨的鬥爭水火不容，持續了很久，明王朝到了崩潰的邊緣。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鈞在內外交困、風雨飄搖中死去，終年58歲。葬於定陵，廟號為神宗。

　　《明史》神宗的本紀結尾言：明之亡，實亡於神宗。這個明朝享國時間最長的皇帝，廟號神宗，實為寓貶於褒，是說他神龍見首不見尾，隱居深宮數十年，不見朝臣，不理朝政，致使到萬曆末年，國家的官吏已經缺了一半。他又是個死要錢的皇帝，放出太監四處擾民搜刮（如開礦事），民間連養只雞也要繳稅。

　　對這樣一個皇帝，實在沒什麼好說的，說明朝亡在他手上，崇禎來背了黑鍋並不過分，且看神宗的本紀，到了萬曆30年之後，年年不是「日有食之」就是「京師地震」，或者乾旱或者水澇。其中萬曆31年農曆5月「鳳陽大雨雹，毀皇陵殿脊」，到32年「雷火焚長陵明樓」，「昌平大水，壞長、泰、康、昭四陵石樑」，即使不信天象示警這些的，看了也真是令人觸目驚心，彷彿明朝先靈不安，亡國之兆已現。

　　好在張居正的苦心沒有白費，幾百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再讀他當年對《四書》的點評，不得不讓人佩服其視野之開闊，點評之精要。張居正是當時的神童，又是首輔大臣，位高權重，他的講解，常常一語中的，把有關的來龍去脈講得清清楚楚，而且講解細緻，措辭簡練，文筆優美，今日國人學習經典，以此作為入門教材，實為最佳之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