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重歸俄羅斯——通往文學故鄉的旅程

　　「春天姍姍來遲。大齋期的最後三個星期天氣清朗而嚴寒的……復活節的時候還是滿地的雪，但是突然之間，第二天起了一陣暖和的風，烏雲籠罩，溫暖的雨傾瀉了三天三夜。到禮拜四，風平息下來，灰色的濃霧瀰漫大地，傍晚，天空晴朗了……隔年的草顯出綠色；雪球花和紅醋栗的枝芽，和黏性的樺樹的嫩枝因為汁液而漲滿了……」

　　四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屋檐下讀著列夫·托爾斯泰這段描述，自以為望見了遙遠的「蘇聯」。日後領教漫長寒冬，巴望春暖，是長住紐約的經驗——紐約的緯度比北京更北，接近瀋陽——每年總要捱到四月中旬吧，一樹一樹望過去，忽然，星星點點，春芽初綻，給好太陽照耀著，鮮綠幼嫩，燦爛而歡愉。那是我一年中最感動的幾天。之後，不消一個禮拜，綠葉滋長，覆蓋全樹，春意就給送走了。

　　去歲自伊斯坦布爾歸來，《華夏地理雜誌》即與我說定今春去俄羅斯。幾時啟程呢，我決定扣准四月底群樹爆芽的時分。轉念一想，俄羅斯回春想必更遲吧。拜託編輯專門做功課，回說北緯五六十度之間的俄羅斯，恐怕要過五月中旬這才見綠的。我相信了，行期延至五月。十八日，飛臨莫斯科，時在當地黃昏，移動的視野間散布著東正教教堂的圓形金頂，一閃一閃，下望夕陽普照的大地，濃綠鋪展，蔓延天際：遲了，最迷人的幾天顯然早已過去，入城沿途一路是高大的松柏、樅樹、美麗的白樺，稠密蔥蘢，跡近初夏。替我探知俄國春訊的青年不明白，我所計較的只是細芽初露的那幾天。

　　「看不見的雲雀在天鵝絨般的綠油油的田野和蓋滿了冰的，刈割後的田地上顫微微地歌唱著；鶴和鴻雁高高地飛過天空，發出春的叫喊……彎腿的小羊在它們那掉了毛的哶哶地叫著的母親身邊跳躍……可以聽見池旁浣衣的農婦們快活的閑談，和農民在院子里修理梨耙的斧聲。真正的春天已經到來。」

　　一

　　對蘇聯的情熱，冷卻很久了。長住紐約，走訪歐陸，到底使我漸入理知，回看俄羅斯。這些年幾乎每歲去到西歐，去過，還想再去，可是老畫友一撥撥結伴訪俄，歸來傾談，我有心聽著，並不熱切地想去看看。葉利欽或普京的新俄消息多是政事，看了幾部解體後的俄國電影，還是大好，而且大氣：俄國佬究竟厲害。那部一以貫之的長鏡頭所拍攝的《俄羅斯方舟》最是迴腸盪氣，結尾，盛裝的舊俄人群滔滔煌煌步出宮廷，忽然是徹骨寒冬，歷史的長夜……「在俄國，俄國失去了俄國」，某日讀到，自以為懂得了，然而電影、詩，以至文學，便是俄羅斯么？我已學會審慎分辨：文藝歸文藝，國家是國家。

　　啟程前夜，自己也有點詫異：我將托爾斯泰七冊長篇漢譯本塞進行囊：高植翻譯的四卷本《戰爭與和平》，周揚、謝素台合譯的上下冊《安娜·卡列尼娜》，汝龍翻譯的《復活》。這些周正的漢譯舊版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上市，1978年左右再版，沿襲早先的樸素版式。我買齊了，珍藏著，如今紙頁蒼黃，並排存放在我從紐約攜回的小古董桌屜間。上一回重讀，第四遍，及今快要十六七年了，時在四十歲；初讀，那是太早了，十四五歲，文革期間。

　　出於難以申說的理由，中年後幾乎喪失了閱讀小說的興味。十餘次歐洲行，也從未攜帶某國文學的譯本，以助遊興。閱讀托爾斯泰卻是我眈溺的積習，為解說這積習，怕要寫長長的論文。我只顧再三再四讀，每次臨到讀完，竟起感傷：幸福完結了。歐美小說各有光華，不過哪裡還能讀到這般從容不迫、豐饒厚重的舊俄文學？普希金，那是另一位莫扎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沒辦法，我總難匯聚重讀的勇氣；惟托爾斯泰，今次我將第五遍鑽進他的大部頭么？那存放舊俄小說的桌屜猶如老窖，久藏著，是留給自己老來的禮物，慢慢享受：是的，這是我輩難以磨滅的蘇俄情結，緣自中國五十年代的政治催眠，並非即是蘇俄；而過去三十年，蘇俄記憶卻又在中國消褪太速了：或因大規模「反修」、繼之結交美國、抑或多年來的物質狂歡？以我們世世代代的世俗根性，漢民族原本與俄國不親——閱讀乃私人之事，論及文學，似乎僅托爾斯泰便足以賞我遼闊無邊的文學版圖。或者竟為幾冊舊書我便以為俄羅斯存放身邊么？去或不去，概不在懷，以至臨到動身仍不能重燃以往的情熱，我於是帶上托爾斯泰，好似靠了他便可捂暖了去俄的路途，而老來重讀的幸福，就此提前預支了。

　　登機。起飛。我仍怪自己毫無心肝的平靜，有如尋常出差，若是走訪西歐哪會這樣呢，惟願到了，就會興奮起來吧。好幾回自空中途經俄羅斯，明知飛越托爾斯泰母國的上空，並未怎樣感觸，略有所念，只因托爾斯泰，照直說，是為文學。俄羅斯給予我輩太早的異國想像，這想像早經渙散支離，被蘇聯，被新俄，也被我自己篡改而擱置了，猶如童年衣裝，不再合體，至少，我仍會將俄羅斯隨口說成蘇聯。

　　屏幕指示飛行已近外蒙溫都爾汗。居然想起林彪，他倉皇出走的第一念，便是蘇聯。記得在山溝聽說他的出奔，啊！要去蘇聯？我正迷狂著蘇聯的繪畫，畫中的蘇聯……在機聲轟鳴中取出《戰爭與和平》首卷，翻開讀。老版本的珍貴是在每一姓名與地名下，印一道橫線，以示醒目，這排版的通例起於民國，曾為張愛玲所喜，特意說起，後來的書籍印刷即予廢除了。逐頁讀著，很快，我兀自狂喜了，泛黃書頁轉瞬勾連遙遠而重疊的閱讀，那些淡忘的情節，次要的人物，挨個兒出現了——初中時節我就認識他們啊——或者，還未讀到，便在迅速復明的記憶中提前站了出來：彪騎兵連長皆尼索夫，宮廷寵臣斯瞥然斯基，鎮定的將軍巴格拉齊翁，公子哥阿那托里，農民老炮兵屠升，還有，妙啊！那位英俊的流氓道洛號夫：

　　「他走在總司令面前，舉槍致敬……把一雙明亮的藍眼睛像他望著團長時那樣大膽地望著總司令。「我只要求一件事，大人，」他用明亮的、堅決的、從容的聲音說。「要求給我一個機會改過，證明我對於皇帝陛下和俄羅斯的忠誠。」

　　二

　　紅場。下午六點。當我在地鐵站口望見克里姆林宮塔尖，陽光燦爛如同正午——五月間，俄羅斯天色向晚延至夜裡九十點鐘，到了六月，終宵通明的白夜開始了。多好啊，時間在這裡變得何等慷慨，單是明亮的黃昏與白夜，就對俄羅斯心生嚮往——在紅場影像中，永遠不變的區域是宮牆、尖塔、列寧墓、閱兵廣場，還有聖瓦西里教堂如奶油蛋糕般叢集旋轉的彩色圓頂。現在我終於知道了環繞紅場四方的地形：西端是由小小的舊皇宮拱門進入，東端出口是廣場石鋪地面的延伸，漫長傾斜，下到莫斯科河岸；正對列寧墓北端，是建於十九世紀末的古姆商場，今已安裝昂貴的玻璃天頂，如同米蘭與巴黎最豪華的時尚購物區。列寧墓背後，南端，紅色宮牆阻斷視線，繞過去，其實是美樹翩翩的皇家公園，布滿市民和遊客，鋪種著從未見過的北方花朵，青藍紫白，密密層層。宮牆一角的聖壇燃著不熄的火，供著二戰期間殊死奮戰幾近毀滅的八座城市的碑石。從那裡設置的宮門進入幾代俄國首腦辦公的龐大內院，站著幾座古老的東正教堂：黎明，傍晚，遠自莫斯科河對岸望去，刺目霞光被教堂的集體尖頂分割了，鐘聲大作，神聖宏偉。

　　1812年春，彼洽，十六歲，莫斯科男孩，羅斯托夫伯爵家的小兒子，渴望從軍，為國效命，那天他瞞著家人擠進克里姆林宮三聖一體門前的密集群眾中，瞻仰吾皇亞里山大：

　　「所有的臉上都有一種共同的激動和狂喜的表情。一個女商人站在彼洽旁邊嗚咽著，流出眼淚。「父，天使喲！親愛的！」她一面說，一面用手拭著眼淚。「烏拉！」大家叫喊……彼洽，發狂般地，咬緊牙齒，兇狠地睜大眼睛，用臂膀推著向前擠，並且喊著「烏拉！」，好像準備在這個時候把他自己和所有人殺死，但在他周圍擁擠著同樣兇狠的面孔，發出同樣的呼叫聲，「烏拉！」」

　　還沒走近通向廣場的拱門，霍然一驚：斯大林與普京並排走來！普京挺著體育家的寬胸膛，一掠頭髮，從西裝襯裡掏出總統照片，昂然四顧，斯大林，上身緊繃著我那麼熟悉的有四個口袋的呢軍裝，慈藹地，討好似地接住我的目光，手指勾勾，分明用英語說道：來，來啊，拍照！

　　太像了！與斯大林目光對接的一瞬，我竟起恐慌。戈巴喬夫居然斗膽，到底他是從未面見斯大林的晚輩，看照片，當年環伺領袖的文武大臣分明滿臉恐懼——抵達那天在機場關口瞧一位金髮青眼的年輕警員，我心想，單是二戰，這國家就有數千萬壯丁被槍炮轟毀了。而十九世紀的俄羅斯陣亡者里，就有托爾斯泰描寫的那位貴族男孩：瞻仰皇帝後，彼洽終於混入軍隊，上了前線，在跟鎮靜的流氓道洛號夫探入敵營的翌日，送了性命：

　　「「烏拉！」彼洽叫喊著，片刻也不遲疑，向發出槍聲、硝煙最濃的地方衝去……他沒有抓住韁繩，卻奇怪地迅速地揮動兩隻手，從馬鞍上漸漸向一邊倒過去。馬跑到在晨光中將要燃盡的營火那裡站住了，彼洽沉重地跌倒在濕地上。哥薩克兵看見他的手和腳迅速顫抖著，然而他的頭動也不動：子彈打中了他的頭部。」

　　一對宮廷裝扮的男女吸引了我：男士戴著拿坡侖時代的黑色三角帽，披髮，長靴，挎刀，女子長裙及地，高聳金白色捲髮，撐著契柯夫小說改編電影中貴夫人的小圓傘。正有位高大的掮客和盛裝軍官匆忙談話，雙手數著鈔票，女子閑出戴著白紗手套的手，朝遊客作出在盛會中邀舞的嫻熟姿態，亮著持久的演員的甜笑。

　　稍一分神，環顧著，列寧、戈巴喬夫、勃列日涅夫、被槍斃的尼古拉二世，還有位東正教教皇模樣的魁偉老人，就散在幾米開外的人叢中，禮貌地攔截蜂擁走過的遊客，穿著各自的招牌衣裝，神形酷肖，令人害怕而發窘。我驟然大笑，以為自己發了瘋：沒有什麼比那一刻更讓我確認蘇聯真的消失了，對俄羅斯的愛與我一路期待的興奮感，意外地，由這滑稽的街頭演員而轉瞬醒來。「義大利人與俄國人可能是這世界上最完美的群眾演員。」安德烈·巴贊這樣說道。不過列寧，保持著伊凡·伊里奇雙手插在褲兜里的著名姿勢，見我狂笑，就從呢帽檐下疑惑憂鬱地瞧瞧我。靠近細看，是一位老實的，晒黑的，來京城混飯的中年鄉下人，稍遠處，比他幸運的斯大林已經沉靜地站妥，左右攏著驚喜跳躍的韓國女孩，預備合影了。

　　人民大致一樣，尤當古國的人民仰望君王。肖斯塔科維奇回憶斯大林出席黨代會，幾次三番狂呼萬歲，總算靜下來，只聽得暗角落又一人聲嘶力竭高喊「烏拉！」，於是全場數千人重啟歡呼……1966年天安門廣場的景象並非中國才有，托爾斯泰早就看在眼裡。兩百年前，亞里山大一世從皇宮窗口向朝整夜守候的人民拋擲餅乾，群眾瘋狂搶奪，彼洽也在：

　　「他不知道為什麼，但覺得一定要搶到皇帝的一塊餅乾…他撞到一位也在搶餅乾的老婦人。老婦人雖然躺在地下，卻不認輸，她伸手要抓，但抓不住。彼洽用膝頭擋開她的手，搶了一塊，並且似乎恐怕叫得太遲，又用已經啞了的聲音高呼「烏拉！」」

　　在所有紅場影像中，我從未注意到聖瓦西里教堂近旁的圓型石台，蒼然斑剝，樸實而嚴厲，古稱「宣喻台」，俗稱「斷頭台」，昔年朝廷在台上宣示詔書，台下即是處決要犯的刑場。蘇里柯夫《近衛軍臨刑的早晨》畫著觀刑的人群麋集石台，陰霾曙色中，背景就是眼前的聖瓦西里教堂。農民王斯捷潘·拉辛在此受死。1825年，五位被判處絞刑的十二月黨人恐怕也在這裡就刑。童年觀看根據普希金小說《上尉的女兒》改編的黑白電影，十八世紀強盜首領布加喬夫被斬首，只見利斧舉起，頭顱垂下，當後頸的襯衫被劊子手一把扯下，他高聲叫道：「原諒我吧，鄉親們！」於是鐘聲交作，全場跪倒——如今刑場站滿遊客，上世紀各國元首，包括毛澤東與劉少奇，站在列寧墓頂檢閱軍隊。當德軍逼近莫斯科，紅軍的鐵靴整齊踏響廣場的石地，轟然閱兵。而在托爾斯泰描述的1812年，軍隊撤走了，空蕩蕩紅場出沒著幾位自發守城的農民，迎擊法軍，隨即被霰彈轟散。這一幕就發生在我此刻站立的地面：

　　「下午四時前，牟拉的軍隊開進莫斯科，前面是孚泰姆堡驃騎兵支隊，那不勒斯王自己騎著馬，一大群隨從跟在後面……克里姆林宮發出晚禱的鐘聲，這聲音困擾了法國人，以為那是作戰的號召……「開火」！……炮聲在克里姆林宮石牆上的回聲停息不久，在法軍的頭上發出可怕的聲音。一大群烏鴉飛翔在宮牆之上，咶咶叫著，鼓動著成千的翅膀，在空中打旋……法軍進了宮門，開始在老院的廣場上紮營帳。兵士從樞密院的窗子里拋出椅子，在廣場上生起火來。」

　　夜裡十點，漫長霞光與克里姆林宮宮牆相偕展開廣大的傾斜，緋紅金紫。極目瞭望，怎麼也想不出過去兩百年在這裡上演的爭戰與觀刑。自下而上映照宮殿的燈全線開啟了，紅場於是在遲遲向晚的時分扮演莫斯科經典明信片。遊客臉上的殷紅夕陽逐漸變暗，轉瞬又被青蘭的夜燈照亮了。在列寧墓門邊，一位肥胖而幹練的女警官大約作完當日的巡視，口唇鮮紅，與男同事交接，在大廣場的清澈薄明中顯然說著私人的瑣事，然後登上警車，下班了。

　　每天夜裡貪婪閱讀托爾斯泰，我已是小說的陌路人，而他仍使我貪婪。讀著，完全忘記身在俄羅斯：文學就是文學，我緊跟主角進入戰場、舞場、監獄、村莊……或者聽音樂：

　　「從關得不緊的門裡傳來樂隊小心的斷音的伴奏聲，和一個清晰地唱出歌詞的女子的聲音。門開開來讓那伺候包廂的人進去，那句快要接近結尾的歌詞聲清楚傳進了渥倫斯基的耳朵。但門立刻關上了，渥倫斯基沒聽到那句歌詞的結束和伴奏的尾聲，但是從門裡面雷動的掌聲知道這支曲子已經完了。當他走進那給燭台和青銅煤氣燈照得通明的大廳，鬧聲還在繼續……包廂里照例是那些太太，在她們後面照例是那些士官，照例那些奇裝艷服的女人，天曉得她們是誰；在頂高層的樓廳里，是那些齷齪的群眾；在所有觀眾裡面，只有大約四十個體面的男女，於是渥倫斯基立刻把注意力轉向這塊沙漠中的綠洲……」

　　一幅完整的階級圖像：列寧據此贏得革命的理由么？如今他們的國旗回復尼古拉時代。俄羅斯複名二十一年了，短暫停留期間，我很久分不清哪裡是沙漠，哪裡是綠洲。

　　三

　　1812年9月2日，拿坡侖與他的軍隊兵臨城下，從山坡上眺望莫斯科。其時尚未出生的托爾斯泰想像自己混在敵軍隊列中，以統帥的目光寫下《戰爭與和平》第三卷的這一段：

　　「早晨的光明是仙境般的，有河流，花園與教堂的莫斯科，在波克隆尼山前廣闊地展開著，並且似乎在過它的尋常的生活，城裡圓形屋頂在陽光里閃爍著像星一樣……每個俄國人看到莫斯科，便覺得莫斯科是母親，每個外國人看到莫斯科，一定會感覺到這座城市的女性氣氛……「終於看到它了！」拿坡侖說。」

　　我願熱愛莫斯科，就像每去歐洲的都城總預先愛著那裡一樣，隨即自然而然，如同催眠，被喚起愛敬與讚歎。但我不喜歡莫斯科，坐車穿過這座城，也絲毫不覺察「女性的氣氛」。她有自然界的優勝，譬如銀晃晃的陽光，譬如到處分布大公園，群樹茂密，又高又大，平均樹高竟達二十多米吧，想起北京植被的輪番刮剃，這裡是樹的天堂。此外，莫斯科給我的巨大困擾是無法形容它：它早經失去自己的相貌——拿坡侖恍然眺望的「東方聖城」毀於著名的大火；托爾斯泰居住過描寫過的莫斯科則是十九世紀的中葉與尾端；日後，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幾代造成我現在到臨的這座城：托爾斯泰迴轉來，他要迷路的。

　　龐大的街道，景觀雜亂，也如今日的北京，莫斯科的堵車陣營浩浩蕩蕩……全城倒還乾淨，舊俄小街區大約多少仍在吧，粗粗看去，早被七十多年的大建築群無情分割了。斯大林時期由二戰賠款建造的七座尖頂高樓成為全市的標誌，分散聳立在天際線，壯觀而突兀：莫斯科大學、外交大廈、藝術家公寓……不難看，也不好看，居然神似德意志第三帝國時期的建築，周身布滿宏偉誇張的雕飾，是那種過時的傲然，板著面孔的花枝招展，不過遠比京滬建於五十年代同一樣式的「中蘇友好大廈」，講究多了，宏偉多了。

　　分布莫斯科的東正教堂並不能連綴古風：風神儼然的伊斯坦布爾才是真正的拜占庭帝都。相比全盤歐化大局尚存的聖彼得堡，則莫斯科遺留的舊俄建築很難撐起全城的歐洲景觀——當然，我不該忘記1940年後酷烈戰爭的毀壞——紅色首都的龐大建築群才是這裡的首席景觀，然而也多少近似今日的北京，迷失了社會主義曾經有過的質樸氣象：北京堆滿摩天大樓，洋得太土，土得太洋；莫斯科雖未瘋狂毀容，但解體二十年來景觀部分的去社會主義化——效果曖昧，難以辨別——想必改變了冷戰時代嚴厲而雄強的樣貌。舊俄、蘇聯、新俄，此消彼長，混雜相處，倘若去掉紅場，一如北京摘除紫禁城，俄羅斯母親莫斯科，面目會是怎樣？

　　那年眼望東柏林宏偉荒涼的街區，無辭以對；現在，莫斯科更令我百般為難。人類曾有哪種偉力能像社會主義政權那樣，成功抹煞記憶，改篡歷史么？我真渴望有本書教我怎樣解讀社會主義，準確地說，如何觀看「後社會主義」的城市景觀——北京曾以九流的成績仿效蘇聯，不足道——華沙與布達佩斯是怎樣的呢？年前我曾在布拉格失落，失落於這座壯美的巴羅克城裡到處找不到社會主義記憶。捷克有福了，她與歐洲現代化進程的緣分比舊俄古早、近切：地處中歐，她不是風暴的策源地，而是被劫持的小國，她未能掀動蘇聯那般宏大的建設，在封鎖中窮了下來，因為窮，布拉格景觀居然無恙。

　　旅遊是異國想像的種種落實或顛覆。在西歐諸國，或熟悉，或陌生，觸動連番的認同與驚異，於是擁抱歷史，也被歷史擁抱。在莫斯科，這尋找與辨認卻是茫然憂鬱的，帶幾分可疑的苦甜：我不由得輕微想念傳說中的蘇聯，以民國兩黨前輩兼共產國際式的嚮往，想像眼前的莫斯科：多少中國人流亡而來，光榮而僥倖，視莫斯科為革命聖地，終點站，尋求援助，寄存性命：瞿秋白、蔣經國、毛岸英、張國燾、賀子珍……從南京政府或上海密室，從贛南或延安的窮愁溝壑，在被追捕與刑求的萬般驚懼中，忽然，他們被送到莫斯科——在千萬條性命中有幸、有權被選送莫斯科——逃過一死，或在回國後死於非命了。莫斯科聖心教堂的花園停著王明的墓，郭沫若1945年出版的《訪蘇記行》寫到他與大革命失散後的李立三怎樣在夜莫斯科街頭長談而握別——所有這些人一到莫斯科，都象我到達這裡翌日醒來，被窗外刺目的蘇維埃太陽照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