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錫良：中國大陸大學的學位含金量究竟有多高

許錫良：中國大陸大學的學位含金量究竟有多高？中國大陸的大學數量雖然多，但是被國外承認學歷的卻很少，在境外被承認的似乎也不多，連香港、台港這樣的地區都不承認大陸的許多大學的文憑。我想這並不是特別歧視中國大陸的結果，而確實是因為大學體制不同，培養方式不一樣，學術水平與教學質量也無從比較，簡單地說來，中國的大學無一間不是黨化教育的產物，其實都是黨校模式，這樣的大學要與人家接軌確實是困難的。關起門來，自玩一套，當然容易，但是你玩的東西出不了成果，得不到人家的承認。人才出不來，成果出不了。在國際尖端的學術會議上，不但是沒有一席之地，常常是連個旁聽的資格也沒有。因為，無法對話。理工類可能還稍好一點，但是人文社科類就一塌糊塗了。那麼中國大陸大學的學位含金量究竟有多大呢？這確實是值得探討的一個話題。中國的學位制度基本上是移植美國的。就是分三個層次，學士對應本科學歷；碩士，對應碩士研究生學歷；博士，對應博士研究生學歷。其他層次就不說了，就說最高的——博士學位，最能夠說明含金量了。當然中國特色的後面，其實潛規則裡面還有一個比博士更高的，即博士後，雖然沒有學位，不過，在中國調動工作，晉陞職稱，獲得課題，博士後其實也被默認為有比博士更高一級的學位效用。據說，2008年，中國博士學位授予數量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2009年，全國在讀博士生達到24.63萬人；2010年，全國博士招生計劃為6.2萬人。那麼，中國的博士是怎樣讀的？當然，各大學情況不同，不能夠一概而論，不過，在同樣的體制下，其實大多是大同小異的。最近《中國新聞周刊》第36期，發表一篇文章——《博士生淪為「博士工」 中國博士培養制度反思》，一針見血，對中國博士培養作了一個很好的概述，從這個報告中，我們大致可以知道，中國大陸的大學是怎樣培養博士的。其基本觀點是：1、中國已成「博士生產大國」，最牛導師曾同時帶47名博士生——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周光禮的新書—《中國博士質量調查》中的一系列數據猶如頑石入水，激起千層浪。大學擴招不斷推進，博士生數量也跟著上升，傳統的導師制向老闆制轉型，卻又一時間顯得不倫不類，怪相叢生。博士生與博導構成的這個江湖，猶如一面鏡子，折射出當下學術和科研的諸多病態，令人深思。周光禮分析，在這個問題的背後，是一個「不倫不類」的博士生培養模式——當前，中國的「博導制」既不同於歐洲的「導師制」，也不同於北美的「老闆制」。而在此模式主導之下，很多問題就出現了。2、而在博士生那裡，博導則成了「老闆」。周光禮的調查報告稱，有的導師把博士生當做廉價的高級勞動力。60%的學生認為，他們承擔了導師課題一半以上的任務。有些導師100%的橫向課題由學生完成。坊間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老闆』帶的學生越多，收益就越高，導師與研究生之間變成僱傭關係、勞資關係，這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只不過，『勞資』雙方沒有簽訂勞動契約，『勞』方只有勞動的義務，卻沒有索要報酬的權利。」而事實上，中國的博導制度又不是純粹意義的上「老闆制」。周光禮的報告指出，中國博士培養制度的矛盾，其實正是「導師制」與「老闆制」的衝突。這與世界上任何一個西方發達國家的博士培養模式都不一樣，確實頗有中國特色。這種特色就是，大學完全由政府控制，而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不斷地給大學發課題，讓不同的大學爭搶，爭搶的過程，自然免不了各種公關競賽。一旦國家級重大巨無霸課題到手，那麼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重點基地，都相應地配發。而爭奪課題的具體人員，就是那些教授、博導、院士們。出面爭課題的是他們，爭到課題之後，就交給自己的博士生、碩士生們來做。所以，現在大學裡攻讀博士學位，很少不是在做課題的。而那些所謂的課題，其實都是政府相關部門預先指定的。也就是說，這些課題，名頭雖然很大，但是，在還沒有做之前，其實問題已經擺明，結論已經清晰。完成課題需要的只是給點裝扮，填充一些材料，再加一些專家教授的頭銜。如此而已。所以說博士生們與其說這是在做課題研究，不如說是在做博士奴工。許多只是按照相關部門的指示去完成所謂的論證，根本沒有什麼獨立的論證，更談不上什麼發現與發明。自己沒有時間與精力去讀自己喜歡的書，研究自己有興趣的問題，整天就生活在那些偽項目與偽課題里。書讀不成，自己有興趣的又不能夠做，而能夠做的，其實大多又沒有什麼意思。全看在那張可以憑職稱、申請課題的博士學位文憑上，為了將的榮耀與利益，許多人選擇了默默忍受著現在的痛苦，浪費時間，又浪費金錢。在沒有自由、自主、自願與獨立研究的地方，要想有什麼真正的研究、創造、發明和發現，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學術的生命在於自由，當大學用行政計劃的方式給大學教授、博士生們套上了一個沉重的金箍咒時，他們的學術研究生命就死亡了。因此說中國的大學與其是在培養博士高級人才，不如說在毀人不倦。當然，真正要做的課題其實是很多的，有許多問題都是值得研究的。比如周光禮教授的這個「中國大學如何培養博士生」這個問題就很值得研究。可惜，這樣的課題恐怕是永遠都成不了國家級重點規劃課題。由於禁區太多，禁忌太大，因此，你真想研究的問題不會被允許，而許多似是而非，不疼不癢的東東，卻動輒被立成國家級重點課題，課題經費也是大得嚇人。比如，社科類課題「如何構建和諧社會」，「怎樣打造中國的和諧教育」，這些的總課題常常會有500萬以上的課題經費，當然這是全國總課題，各個省還可以再立子課題，地級市還可以再立孫課題，再往下就是曾孫課題，每個課題後面都是名利雙收。做這些課題，對學校來說決定了你能不能進211學校，甚至985學校，能不能進入中國的常春藤式的頂尖大學，能不能得到政府的特別資助與重點打造。對於教授來說，一個863項目或者973項目，意味著你能否當上二級甚至一級教授。而對博士生來說，能否參與這些課題的研究，直接意味著你能否畢業，拿到博士學位。因此，能夠進入這樣的課題研究隊伍是至關重要的。在這樣的課題面前，你根本無法選擇。這樣就形成了中國的博士生培養特色。這種特色就是博士生變成了博士工，有些還是博士奴工，因為光幹活，卻不能夠向僱主要工錢，給你那種幹活的機會，你還得感謝你的老闆——導師。否則的話，導師把你晾在一邊，那也意味著你失寵了，而失寵同時還意味著你可能畢不了業。你不做導師的課題，你就沒有可能在國內權威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而沒有相應數量與指定的學術期刊論文，你就沒有答辯資格。因此「在現實中，博士希望投靠課題多、項目大的『大老闆』，而『老闆』則希望找到聽話、出活和『有後台』的學生。學生需要導師提供項目與經費，以使他們完成論文並獲取學位，並不在意老師是否能真正給予學術上的指導；導師則需要學生參與課題，成為自己『項目組』的『勞動力』，而學生能從中學到什麼，以後成為怎樣的人，他也並不在意。」就這樣，許多博士生讀完博士後，不僅沒有獲得多少學術研究上的進步，反而背回了一個負擔，成為了一個學術負資產。更是經常聽聞一些博士生因為與導師合作不是很愉快，而不是因為學術研究能力與水平，而不能夠通過論文答辯。這種情況在中國文化傳統里將是一生的負擔。因為，中國最講究師門的。作為學生與導師合作不好，意味你一輩子在這個研究領域裡都有沉重的心理負擔。華中科技大學作為中國的高等教育研究基地之一，自然是常常直面這些問題的。周光禮教授這次選的論題實在是太有意義了———還出一本新書《中國博士質量調查》，不過，這種真問題的真研究，那是要犯大忌的。因為這本書涉及的問題，觸及病灶都是那麼嚴重。這本書直捅中國博士生教育與學術科研機制的馬蜂窩。像這類研究，我想大概只能夠是作自由式的研究，因為這類真問題，要想立為國家重要的科研項目，我想肯定是困難的。首先這就不利於構建和諧的大學教育。不利於安定團結。同時，這很可能意味著周光禮教授以後再要申請國家級課題，甚至當博導恐怕都不容易了。我的猜想也許是沒有錯的。果然，周光禮教授「接到《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邀訪的電話，任教於華中科技大學的周光禮現在不再侃侃而談，而是迅速掛掉。」這說明此類話題已經成為禁忌，他無意之中犯了大忌，以後再要在大學以及教授群體討生活恐怕會很艱難。不過，好在已經出了一本有影響力的書，我想如果此書暢銷的話，周光禮教授的生活來源應該不成問題，我想到那時，那些騙吃混喝的所謂課題不做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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