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沉默導致西方媒體對旅順大屠殺集體失聲|甲午戰爭|萬國報館

甲午戰爭期間正在做戰地報道的隨軍記者(《倫敦新聞畫報》報道)

1883年，江南製造局的工人們在焊接機槍盤管（《倫敦新聞畫報》報道）

　　「萬國報館」

　　田彤2012年夏天去倫敦做奧運會報道時，因為對歷史和新聞兩樣都很有興趣，他閑暇時開始逛倫敦賣老報紙和老照片的舊貨市場。一張1843年的《倫敦新聞畫報》上，有畫師根據訪問清朝的英國使團的描述而做的畫，中國被描繪得非常美。而這份報紙1842年5月才在英國誕生，開創了歐美媒體進入畫報的新時代。

　　連續逛了幾天舊貨市場後，田彤發現自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英國報紙對中國事物的報道明顯增多。隨著19世紀中葉英、法等國的全球性擴張加速，遠東逐漸成為歐美報刊的新聞供貨市場。特別是到了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後，正如美國媒體當時所說：「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遠東這片大地上。各媒體紛紛以鋪天蓋地的篇幅報道那裡的海戰與陸戰，這刺激著並極大滿足了民眾的好奇心。民眾們像關注歷史小說一樣熱切地關注著當前形勢。」

　　遙遠國度里發生的衝突，使得文字不再能滿足西方讀者的需求。1843年在巴黎創刊的周末畫報《插圖報》的創刊詞說道：(媒體)真正應該做到的，是讓人們彷彿親眼目睹整個事件發生的全過程。難道今天的新聞媒體面對這樣的目標真的束手無策嗎？不，辦法只有一個！是一個被我們長期忽略了的古老辦法，正是這個辦法，將成為我們辦報的主要特色，沒錯，您說對了——木刻版畫！

　　在印刷術在媒體上大量普及之前，19世紀末的編輯們為了獲得更大更清晰的圖片效果，還是傾向於選用版畫做插圖，特別是在製版上，他們已經掌握了將照片和畫家們發回來的速寫直接運用於版畫製作的技術，大大提高了版畫插圖的逼真程度和刊發速度。於是我們今天能看到歐美報紙上關於清朝場景的生動描述：1883年7月《倫敦新聞畫報》刊登了「中國的戰爭準備：江南製造局裡，工人們焊接機槍盤管」。1873年的7月《哈珀斯周刊》上刊登了「中國官員在金陵製造局視察火炮製造」的木版畫。1891年12月《插圖報》關於中國事態的報道，「一個犯人在北京附近的唐山被判極刑」。

　　甲午戰爭打響後，歐美報刊更是用大量的篇幅進行了報道。1894年8月4日的《倫敦新聞畫報》封面用整幅的版畫描繪了日本戰艦「吉野號」——「東亞戰爭一觸即發」。另一幅整版的版畫是「一艘中國運兵船上的情景」，畫師的刻畫非常細膩，他描繪了正在駛往仁川的「高升號」運兵船，在飛橋上向遠方瞭望的有清軍的兩位將領、英籍船長，以及一位神秘的德國籍「私人遊客」漢納根。漢納根是幫助清朝海軍現代化建設的德國退役軍官，後來又幫助袁世凱訓練新軍。這天的報紙還有描繪黃海海戰的跨頁大圖，旁邊註明了「根據現場目擊證人描述製版」。

　　看著一幅幅版畫上被風吹動的旗幟、航行的戰艦、陸地上疾馳中的馬蹄、士兵臉上驚恐的表情，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田彤覺得他與100多年前的歷史撞了個正著。對於個人來說，正如英國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所言，在處理遙遠的時代時，我們知道自己基本上是以陌生人和外來者的身份面對它們。如果它們在地理上、紀年上或感情上是足夠遙遠的，這樣的時期，便可以完全通過死者的無生命遺物——書寫、印刷或雕刻、物品和形象而存在到今日。很多時候，我們是歷史陌生人，「過去也是另一個國度」。這也正是田彤的感受，100多年前的清末歷史，在教科書中讓他覺得就像另外一個國度那樣遙遠，可是眼前收集到的老報紙上生動的場景，讓他拿起來不想放下。就這樣，田彤在倫敦期間買了幾十份老報紙，他一開始只是買下報道中國事件的一頁，後來發展為買下當天的一整份報紙，每份價格從30～50英鎊不等。

　　田彤這時候有了一個想法：19世紀末期的法國、美國、俄國媒體，會不會像英國媒體一樣關心中國發生的事情呢？他於是開始托朋友王昱去法國時，幫他尋找法國的老報紙。王昱後來開玩笑地告訴本刊，他本來是幫著代購，沒想到一下子被「帶進溝里了」。1972年出生的王昱本來對中國近代史了解較少，田彤一開始托他尋找具體年份的老報紙。找了既定命題的報紙之後，王昱覺得自己被調動起來的興趣還遠遠沒有得到滿足，他發現那時法國的《插圖報》、《小日報》、《小巴黎人》等對中國事務的報道非常充分，於是老報紙越買越多。王昱又去了美國，他除了逛舊貨市場，也鑽進哈佛大學圖書館收集資料。「這些歐美媒體不僅注重用版畫描述遠東的情形，還有大量的分析評論文章，我是越看越入迷。」王昱發現，西方人喜歡收集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老報紙，因此這段時期關於中國的報道不太好找，售價也高，其他時期的報紙相對好找。

　　隨著興趣的加深，田彤和王昱又感染了身邊幾個朋友，他們加入進來收集整理報道中國的西洋報刊，組成了名為「萬國報館」的興趣小組。「萬國報館」的第一本書《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體觀察》即將出版。於是一群事業有成的中年人，把西洋報刊當作鏡像反觀當時的中國，當他們以「他者」身份跨越時間和空間來回望那段歷史時，發現「屈辱」並不是那段時光的唯一標籤。

　　國際輿論的傾向

　　讓「萬國報館」興趣小組驚訝的是，19世紀的西方對遠東國家的了解相當深入。比如1894年11月24日美國《哈珀斯周刊》有一篇《亞洲戰爭的故事》，作者為美國海軍總出納官。他從排水量、防護裝甲、火炮、時速等方面，對中日雙方艦艇的性能進行了詳細論證和對比。1894年12月英國的《圖片報》用一整版9張圖片對中日軍艦進行了比較。其他綜合性的評論分析文章，既以數據和事實為基礎，又有著紮實的分析和推論。東方發生的事情對於西方讀者不只是獵奇，而是與西方強國的政治、經濟利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王昱說，不同的報道使得他們看到了一個豐富的大圖景：「從前帝國主義列強在我們教科書上是鐵板一塊，可是看到當時各國的報刊後，你會發現他們之間競爭激烈，各自都有盤算，世界是多元的。」

　　19世紀末的報紙是西方貴族的消費品，為報紙供稿的既有如同社會活動家的報社記者，也有外交官員、軍隊高官等。媒體在當時承擔著比今天更為顯著的傳播消息的功能，它們選取素材的方式、它們看待問題的角度、它們對時局的分析構成了單向傳播的一張巨大的信息網，重構著遙遠東方那個所謂「真實」的中國。拋開立場和觀點不談，早在100多年前，西方媒體就帶領著它的人民進入了開闊的國際視野。

　　甲午戰爭前的清帝國，仍披著一層古老東方的神秘面紗。對於19世紀60～90年代的洋務運動，西方媒體表現出一種中國能否進入現代國家的觀望和期待。在西方眼裡，經過30年的洋務運動，清朝展現出文明的新氣象，仍是東亞的最大帝國。但是清政府在甲午戰爭面前的不堪一擊，僅僅兩個月的時間，就使得西方對於搖搖欲墜的老帝國不再留有情面。1894年8月12日的英國《每日新聞報》分析說：「中國和日本分別代表著封閉與開化兩股勢力，西方國家自然會更親近日本。如果日本有最終戰勝的機會，西方都應該放棄干涉的行動。」

　　對於日本主動挑起的戰爭，1894年8月美國《費城紀錄報》報道說：「英國國際法權威、牛津大學胡蘭德(T.E.Holland)教授認為：雖然敵對交火開始時雙方並未宣戰，但『高升號』被擊沉本身就已經代表實際意義上的開戰。無論『高升號』懸掛哪國國旗，日本有權利攻擊一個將要對它在戰爭中產生巨大威脅的軍事目標。日本釋放了被救的中立國船員已經履行了國際法義務，它不需要道歉和賠款。胡蘭德認為那些說日本此舉野蠻的主張無根據。」

　　在甲午戰爭的初期，一些西方媒體分析道：清軍很可能輸在社會管理方式更先進、部隊訓練有素的日軍手裡。但是一旦戰爭進入持久階段，清朝依靠眾多人口，將耗盡日本小國的人力和資源。當清政府開始媾和時，各國媒體開始分析自己國家在遠東的利益是什麼，政府應該採取什麼行動才最有利可圖。

　　日本塑造的國際形象

　　在翻閱了越來越多的老報紙後，田彤和王昱都產生了一個疑問：為什麼幾乎所有的西方輿論對於清朝和日本的態度都截然不同？為什麼日本在當時能贏得國際輿論的支持，而清朝在西方媒體前好似一個可以任意攻擊的靶子？在中國人看來，甲午戰爭是一場侵略戰爭，但翻看這些西方報道後，他們卻很難看到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同情。

　　兩人研究後發現，甲午戰爭期間日本邀請了114名隨軍記者參加，還有11名現場素描記者、4名攝影記者。西方媒體可以自由報名，派出了多名記者跟隨前線日軍。日本允許外國武官觀戰，允許國內的報刊記者、行軍畫師、照相師、僧侶、神官等人隨軍採訪和工作。日本對朝鮮進行戰略包圍時，甚至秘密聘請了一個美國專家作為國家宣傳戰的總指揮，這個人是美國《紐約論壇報》的記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體的運作方式。西方媒體認為中國和日本分別代表著野蠻和文明，比如紐約《先驅報》說，日本在朝鮮的作為將有利於整個世界，日本一旦失敗，將令朝鮮重回中國野蠻統治。亞特蘭大《先進報》說，美國公眾毫無疑問地同情日本，認為日本代表著亞洲的光榮和進步。當時在美國公眾中有一種說法，把日本稱為「東方美國佬」，覺得跟日本人很有認同感，這些認知與媒體的包裝關係很大。

　　這也是西方國家對日本完全擁抱西方文明的國家價值觀表示出的熱烈回應。西方媒體也對中國洋務派運動的代表人物李鴻章的評價相當正面，因為他們認為李鴻章看到了變革的歷史潮流。1894年9月22日《倫敦新聞畫報》書評版面上介紹了《東亞政治》、《天朝》兩本書，並選用了李鴻章的照片。這個階段是西方人對東亞高度關注的時刻，有關東亞的文學類和時政類作品大量出現。李鴻章傳記類圖書也在西方越來越多地出版，到1901年李鴻章去世的時候達到高潮。

　　1901年11月16日的《插圖報》在他去世的報道中寫道：「可以說，他取代了總理衙門，負責處理與『蠻夷』間的政治、商貿關係，在最棘手的對外交涉中敏銳洞察、靈活斡旋，有些人直接說他狡黠，另一些人則賦予他一個優雅的綽號——『中國忠僕』。在遠東，他的名字、作用、斡旋頻繁地與重大國際事件緊密相連，在許多重要的協議書下方都可以找到他的簽名。」李鴻章個人難挽狂瀾，西方媒體表示出敬重和惋惜。他們對北洋艦隊的將士們表現出敬重，但是對清朝陸軍極盡嘲笑之能事。對於他們認為沒有順應歷史大勢的清政府和它的人民，幾無同情。

　　1894年9月1日的美國《哈珀斯周刊》刊登文章分析說：「總之，日本的士兵身體健康，保持體育鍛煉，絕不吸食鴉片。他們鬥志高昂，有著熾熱的愛國主義熱情。批評家可以批評日本對自己的黷武主義已經縱容到了相當危險的程度，筆者必須坦白這樣一個信念就是，建立真正的國家軍隊有益於民主的傳播，有益於埋葬封建制度，消滅專制主義，有益於改善日本人的物質幸福，提升日本民族地位。不管未來如何，即將到來的戰爭(毫無疑問，遲早要來的)將為我們回答一個命題，給出答案的時間就是近十年到下個世紀末。命題是：究竟是亞洲的(傳統理念)還是西方的現代化理念能在中國文化影響下的亞洲獲得成功？只有膚淺的觀察者才會認為這個小島民族和它巨大的鄰居之間的對抗不過是不起眼的小事兒而已。」

　　王昱說，他發現西方媒體當時反覆在問一個問題：清軍的將領為誰而戰？清軍的士兵又為誰而戰？當清軍沒有一個統一的國家價值觀時，面對擴張之心十分明確的日軍，一潰千里。1894年12月的《哈珀斯周刊》上，朱利安·拉爾夫撰寫了《可憐的老中國》一文：「我對設宴款待我的中國官員們說，他們最大的麻煩就是缺乏愛國精神、對國家的責任感以及團結一致、同仇敵愾的意願和能力……在思考中國的這場戰爭和其他任何戰爭的時候，讀者必須明白，中國並不是由一個民族構成的，而是由一群人組成的。一位美國的前外交官曾經糊塗地把中國描述為一個整體，『猶如冰川一般向敵人襲去』，實際上中國就像一個千瘡百孔的沙袋，一拳擊去，沙子四處飛濺。」

　　旅順大屠殺的沉默

　　日軍通過西方媒體，向西方世界塑造了一副文明進步之師的形象。日本對隨軍記者開放戰俘營、戰地醫院，表明他們有著國際化的醫療救助體系，並且善待俘虜。「萬國報館」興趣小組注意到，西方媒體在刊登這些圖片和文字信息時，為了表明自己的客觀身份，會標註上「由日本軍方提供」、「據日本方面提供的消息，未經證實」。

　　而清朝媒體的表現，正如李鴻章1896年訪美時接受紐約記者採訪時所說：「中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中國的編輯們不願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中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的報紙也沒有你們報紙這麼大的發行量。由於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价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

　　日軍精心在西方世界面前塑造著開化與文明的形象，卻與他們在1894年11月發生的旅順大屠殺中的作為完全矛盾，這原本可以成為清政府向國際社會揭示日軍殘忍面目的一個機會。王芸生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中提到這一段：「日本既入旅順，大舉屠殺中國人民，見人即殺，婦孺不免，屠殺了四日三夜，被殺者二萬餘人。據說，全市免於殺戮者僅有三十六人。事情的真相，因旅順陷於日手，華人幾乎全滅，中國文獻甚少記載。」這也是田彤和王昱感到奇怪的：日軍一場如此公然的大屠殺，為何在當時沒有造成國際輿論呢？那些隨軍記者的聲音哪裡去了？

　　「萬國報館」小組在收集報紙後發現，美國《紐約世界》的記者克里曼在甲午戰爭期間隨日軍第二軍戰地採訪。旅順屠殺事件發生後第四天，即1894年11月24日，克里曼在西方媒體中率先發回通訊：「我親眼看見旅順難民並未抗擊犯軍」；「我見一人跪在兵前，叩頭求命。兵一手以槍尾刀插入其頭於地，一手以劍斬斷其首」。

　　為躲避大屠殺原稿遭到日本沒收的危險，克里曼將報道原稿分兩路寄出，於12月19日到達紐約編輯部。第二天，由《紐約世界》的社長約瑟夫·普利策(普利策獎和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創辦人)親自編排，在「旅順大屠殺」標題下，克里曼寫道：「日本為了朝鮮的解放，採取突如其來的介入進而變成野蠻的戰爭。事情的性質已經不是文明與野蠻間的糾葛，日本終於揭開自身的假面具，在最後四日里，征服軍的足下徹底蹂躪了文明。」除了克里曼，還有《泰晤士報》記者克曼、英國《旗幟》記者威力、《黑與白》記者阿斯頓三人向他們的國家發出了令世界震驚的旅順屠殺事件的報道。

　　然而讓人痛心的是，清政府對這件事情既不在國內進行報道，也沒有在國際上抗爭呼籲。清政府駐歐美大使也對此事保持沉默。如今能查到的清政府文獻中對此事極少記載，在李鴻章的電稿中，有電報兩則可供參考。一是1895年1月9日電總理衙門云：

　　劉含芳(山東登萊青道)文(十二日)電：頃旅順逃來田家屯民人田光均等一百零六口，據稱，日兵現存千餘人，近來無物不掠，挨戶騷擾，現無分老少民人，皆紛紛南徙等語。

　　這篇極為含蓄的電報，發在事情過去一個多月後，並且還沒有看出日軍的殘忍。

　　第二篇電報是1895年1月13日李鴻章電總理衙門云：

　　倫敦電，英國泰晤士報刊有報章云：日本攻取旅順時，槍戮百姓四日，非理殺戮，甚為慘傷。又有中兵數群被其執縛，先用洋槍擊死，然後用刀肢解。據云，日兵亦有數人被中兵所殺。唯日本士卒行徑殘暴如此，督兵之員不能臨時禁止，恐為終身之玷雲。

　　克里曼等四人的報道，一經刊發便引起了英美國家的震驚。可是日本政府利用各種手段為自己辯護，同時在幾個西方報刊上發表所謂真相報道，並對克里曼等人進行攻擊和污衊。由於清政府自己對此事不發聲，英、美等國家出於自身利益，也沒有追究此事。於是日軍的旅順大屠殺一事不了了之，在當時沒有形成有影響的國際輿論。

　　至1945年「815」旅大解放，日人離去，旅順各界成立萬忠墓重修委員會，重修墓道和享殿。《重修萬忠墓碑文》云：「……清軍守將各懷異心，皆無鬥志，其間英勇戰士抗日人民便以身殉。日寇大肆屠殺，歷時三晝夜，我同胞之死難者凡二萬餘人。白骨積山，碧血成河。後經孑遺者棺集掩埋，即今日之萬忠墓……

　　假如沒有克里曼、普利策等正義媒體人的報道，旅順虐殺事件的真實情況也許就此沉默於歷史中。

　　(本文報道對象田彤、王昱更樂意默默工作而不為外界打擾，故使用化名。「封面故事」凡註明刊載出處的圖片，均來自「萬國報館」收集老報刊所輯《甲午——120年前西方媒體的觀察》一書。特此致謝。此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即出)

（原標題：中日之戰的第三方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