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牆裡的權利焦慮 | 新書

（留意文末）

萬惡的封建社會裡，從逐九鼎，到奪玉璽，再到藏詔書，圍繞政權合法性的追逐是每個新朝繞不過去的坎。

一紙詔書並不能讓統治者坐穩鐵王座。就算是從父親手裡穩當接過江山的嘉慶，也不得不一邊讚美老乾隆的高風亮節，另一邊，先帝甫一賓天就幹掉了權臣和珅。

天命與劍，是萬歲爺所以能萬萬歲的兩大法寶。

只是，親手揮下的寶劍斬的斷頭顱斬不凈心魔。新政權處置的政敵愈多，統治者的心魔就愈深。

無情最是帝王家。王朝皇帝或可一言九鼎、殺伐決斷，卻對朝廷合法性下芝麻大一點瑕疵也不能寬心。哪怕，敵人早已死於花樣繁多的各種名目之下。

金鑾殿上正襟危坐的模樣騙不了龍床上夜不能寐的自己。對於這樣那樣登上權利巔峰的帝王，尤其是始於微末、艱難登頂的「辦差阿哥」來說，龍潛之地的一段婚外情、民間的一則軼聞都可能是致命的。

這種不安只能由自己對全局滴水不漏的絕對掌控來填補。某種情況下，強烈的控制欲甚至是變態的。

怕什麼？有兵在

思想管控、政敵翦除、官場整風、歷史重塑，等等等等，無所不用，無非是圍繞天命與劍下功夫。

至於天命與劍孰輕孰重？張明揚在他的新書中，開篇就引述了張之洞和載灃之間的「名對」。1909年，張之洞以「輿情不屬，必激變亂」回復載灃的一問，而親貴載灃則說出了一句驚人名言：「怕什麼，有兵在！」意外之餘，張之洞只能感嘆：「不意聞此亡國之言。」

輿情和兵，哪個是政權之根基？無需回望太遠就能窺一二。若將目光放更遠一點，五百年，甚至是五千年，短期經驗主義恐怕就難以奏效。帝制時代，皇權只有被普遍遵奉的政治文化規範所支持，統治才可能長久。

學習太宗好榜樣

「天命」實現，可以是抽象化的思想釐清。

比如，對「天命」的執著，雍正帝或是最為今人熟知的。一場舉國驚動的《大義覺迷錄》風波，破天荒的將皇家秘史、宮廷秘聞，統統掰開來給天下瞧。甘為此歷代君王不敢為之事，備受民間軼聞困擾的雍正帝，心中的焦慮可見一斑。可是事與願違，大鬧一場的結果不只沒能統一民間思想，反令野史更甚。

與雍正相比，李世民的情況好的多。通過玄武門政變，殺兄囚父奪得皇權的唐太宗，甫登大寶就通過各種努力粉飾自己的文治武功，樹立了「逆取順守」的榜樣。《舊唐書》就說，若非太宗逆取順守，積德有功，何以至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

縱觀整個唐代，政變頻頻。唐太宗和玄武門之變，既是子孫的學習榜樣，也是王朝揮之不去的政治陰影。

一定要收復燕雲十六州！

「天命」實現，也可以是具象化的符號。

比如，對國家重大核心問題的延續堅守。貫穿整個北宋時代，「燕雲十六州」都是朝野上下重要的政治議題。雖然，與遼國簽訂澶淵之盟，令是否還要收復燕雲十六州成為了鷹鴿兩派長達百年的辯論，可是礙於政治正確的面子，誰也不能說放棄武力收復。國家一統即是天命。遺憾的是，當鷹派終於等來機會撕毀約定，收復失地，迎來的卻是靖康之恥。

再比如，《鹿鼎記》里康熙的那句，只要遵守「永不加賦」四個字，江山就是鐵打的。金庸並非杜撰。事實上，從多爾袞的「一號文件」到康熙朝於1912年頒布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合理的稅收可以說是大清基本國策和超越前朝的主要標誌。

對於政權合法性的焦慮，以上帝王都不是孤獨的。張明揚的新書中，羅列了從秦漢到清末，歷朝帝王圍繞天命與劍進行的種種努力，其事形形色色，剖析睿智，令人大開眼界。為了天命，皇帝甚至可以像乾隆一樣「數典忘祖」的與遼、金進行政治切割。

總而言之，槍杆子固然重要，它可以是建立政權的絕對法寶，也是維護政權的可靠震懾，可是歸根結底，「天命」才是王朝的長治久安之計。

回望中國歷史，這個主題之大，蘊含之深，不可謂不令人難以一概論之。張明揚的新書《天命與劍》，卻舉重若輕，將歷朝歷代濃縮於237頁之中，雖非系統性學術論述，卻令人篇篇讀來自得感觸。

明揚兄表面上是我的老同事、好朋友，私下我是他的小迷弟。《天命與劍》的話題，是我始終衝動涉足的，卻是無法下筆一二的，只可由此書中張明揚的解讀，夾以個人的一些感悟碼字了了。雖稱不上深刻，不過我想，歷史的力量自可發人深省。

畢竟，學史的意義，就是讓人于思索中，更清晰的見到時事本相。

《天命與劍》確是好書一本，縱貫各朝，篇幅適中，行文精彩，角度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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