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學術史上的一樁公案——朱一新與康有為論董子學

文章作者：姜淑紅 來源：董仲舒故里-衡水市儒商研究會

摘要：朱一新與康有為的論爭是晚清學術史上的一大公案。康有為主動多次寫信求教於當時比他有名氣的朱一新，以董子學為切入點，闡明自己的董子改制主張。而朱一新則認為董子學說最重要的是宣揚王者受命於天、三綱五常而絕無改制之義。他們的論爭在晚清學術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上都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董子學；公羊改制；人性說

一

　　朱一新（1846-1894）字鼎甫，浙江義烏人，清光緒二年進士，歷任官內閣中書舍人、翰林院編修、陝西道監察御史。朱一新為官正義剛直，後因直言政事，疏劾涉及到內侍李蓮英，被懿旨詰責，降職為主事，很快他便辭職告歸。同治七年（1868年），朱一新到杭州詁經精舍學習，成了俞樾的門下弟子。朱一新學習勤奮，經史詞章無不深研，成績斐然，當時詁經精舍特置超等生6名，朱一新即是其中一名。朱一新一生著述頗豐，有《無邪堂答問》五卷、《佩弦齋文存》三卷、《京師坊巷志》二卷、《漢書管窺》四卷、《駢文存》一卷、《詩存》一卷等。　　作為俞樾的高足，朱一新繼承了俞樾「漢宋兼容」思想，反對學術上的門戶之見。早在鴉片戰爭之前就有漢宋之爭，漢學指斥宋學空疏武斷，宋學批判漢學繁瑣無濟於世，兩者的論爭推動了清代學術變遷，使得許多學者開始關注現實。另外通過漢宋之爭，漢學的學術地位也衰落了，今文經學興起。今文經學講求經世致用，倡導社會變革，其學歷經庄存與、劉逢祿、魏源、戴望等人，到康有為時發展到鼎盛時期。朱一新在此學術大勢下提出「漢宋兼采」的學術主張，反駁今文經理論。他主張的「漢宋兼容」，並非是簡單的漢學或宋學的單線繼承和復原，主要是融漢學入宋學，企圖用宋學來改造漢學。他批評今文經牽強附會，是兩千年經學的一大災難：「近儒惟陳卓人深明家法，亦不過為穿鑿。若劉申受、宋於庭、戴子高之徒，蔓延支離，不可究詰。凡群經略與公羊相類者，無不旁通而曲暢之，即絕不相類者，亦無不鍛煉而符合之。舍康庄大道而盤旋於蟻封之上，憑臆妄造，以誣聖人，兩千年來經學之厄，未有甚於此者。」劉申受《公羊何氏釋例》為公羊今文經大張其軍，宋於庭《論語說義》將公羊之義擴展到論語里，陳立《公羊義疏》中則有很多內容是闡明董子改制的，這引起了朱一新的強烈反對，認為他們的做法是誣衊聖人之舉。朱一新站在古文經立場上反對今文經，然而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批駁是那麼的無力。他只是站在保守派的立場上，聲稱主張董子改制是誣衊聖人、貽害後學之舉，表現在與康有為的論爭上也是如此。他沒有完備的理論體系作為自己主張的堅強後盾，而只是站在防守的位置上針對康有為的學說提出相應的不滿，結果只能是節節敗退，最終成就的是康有為的大名。

二

　　康有為多次寫信給當時比他有名氣的朱一新請教有關董子學的問題，試圖說服朱一新贊同他的孔子改制主張。朱一新則站在維護正統的立場上對其學說提出批評，認為那是「緣儒入墨、用夷變夏」。千方百計勸說康有為放棄這種偽學術的做法，「冀足下鏟去高論，置之康庄大道中」。二人在有關董子學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論爭。　　1、關於董子闡發的孔子托古改制說　　康有為主張公羊改制，他認為六經皆孔子為托古改制而作，董子《繁露》的精要之處就在闡發孔子的托古改制之旨。康有為《孔子改制考·孔子為製法之王考第八》中說：「董生更以孔子作新王，變周制，以殷、周為王者之後。大言炎炎，直著宗旨，孔門微言口說，於是大著，孔子為改制教主，賴董生大明。」在《孔子改制考·孔子創儒教改制考第九》中，康有為大段引用《春秋繁露》的篇章得出結論：「幸董生此篇猶存，足以證明孔子改制大義」。另外康有為在《孔子改制考》卷十和卷十一中也多次以董子學闡明之義證明他所主張的孔子改制之說。　　朱一新對康有為的以董子說證明孔子改制之說反應強烈，嚴詞批駁。首先，他說康有為這是「用夷變夏」，如「公羊三科，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內外，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而侈言張三世、存三統，不思異內外之義，吾恐猖狂恣肆之言陷溺其心者既久，且將援儒入墨，用夷變夏，而不自知。」　　其次，朱一新針對董子學說也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董子之志在敬天勸民，絕對不在改制， 「古人所以正三正者，以其合於天運，天運三微而成著。故王者必法天以出治五始之義。公羊子言之備矣。……董子謂『王者舉事宜求其端於天"，又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比物此志也，今乃舍其敬天勸民之大者，而專舉改制以為言。」又說只有王者才有權利改制，「夫《春秋》重義不重製，義則百世所同，制則一王所獨，惟王者受命於天，改正朔異器械別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累朝舊制沿用已久，仍復並行，此古今之通義，周時本兼有四代之制，六經無不錯舉其說，非獨《春秋》為然，孔子殷人雜用殷禮見於《戴記》者甚多，安得以為改制之證？」由康有為與朱一新關於孔子改制觀點上的分歧，我們可以窺見二人在政治主張上的原則性的差別，這正是當時社會大背景的一個折射與縮影，時維新運動處於準備與開展階段，康有為積極為其變法謀求理論上的支撐。與之相反，保守派也要在理論上構築反對變法的無形壁壘，朱一新即是其重要代表之一，於是二人就在孔子改制問題上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激烈交鋒。　　2、論董子人性說　　朱一新與康有為在人性說上有分歧。康有為主張人性可善可惡，而朱一新主張孟子的性善論，即主張人性永遠為善。二人皆用董子關於人性說的理論論證自己的主張。康有為《答朱蓉生先生書》中說董子直接受學於孔子，因而董子的人性說最能表達聖人之精義，「董子為嫡傳孔門之學，其論性之精，得自孔子，足下可批其書而自見之，亦不待仆為之辨，蓋足下豈徇己說以求勝之人哉？」康有為認為人性可善可惡，必須待教而後善，正如董子所說：「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為善也。性者，天質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　　朱一新《答康長孺論性書》中認為康有為的人性說是錯誤的，他認為人性永遠都是善的，無所謂善惡，只有「習」才會有善有惡。「董子長於言陰陽五行而短於言性」，又說，「董子明陰陽五行，既知身有性情，尤天之有陰陽矣。蓋亦思陰助陽以生物，陽之德固主生而不主殺乎？謂性不皆善，是必天地不以生物為心而後可也。天道無不善，則稟乎天以為性者，安有不善？董子但知善出於性，而不知性實出於善。」由於人性是善是惡是關教育方針的問題，因此易於與政治問題相結合，歷代對此看法不同。早在先秦時期便有孟子性善、荀子性惡之爭，到漢代有董仲舒的性三品說，認為人性有上、中、下三品，即聖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但上、下二品是極少數，不可以名性，而中民之性可善可惡，是需要聖人、君王的教化才能為善的。到了宋儒那裡則將人性劃分為「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認為義理之性全為善，氣質之性可善可惡。同一時代的人對於人性也有不同的看法，具體到朱一新與康有為的觀點分歧上，我們分析一下不難看出二人有上述分歧的原因。康有為主張人性待教而善的出發點是為其興學校、倡西學服務的，朱一新主張性善說的原因是，他主張人應該注重內在修養以擴展其善端，最重要的是學習聖人之教而不是西方的科學技術。

三

　　作為漢宋調和派的典型代表人物，朱一新主張「漢宋兼容」，但他主要是站在宋學立腳點上，融漢學入宋學，或者說是以宋學改造漢學。朱一新與康有為對董子學的看法不一致，朱一新反對康有為利用董子學說中少數的改制內容來大肆宣揚其公羊改制，他認為董子學說的精髓是王者受命於天、陽尊陰卑、任德不任刑等。朱一新的學術觀點是由他保守守舊的政治立場決定的。康有為認為董子的人性說對人性的最佳表述，即人性有差等，多數的人即「中民」需要後天的教化才能為善。朱一新主張善出於性，即人性皆是善質的，沒有善惡之分。　　朱一新與康有為的論爭表面上是學術之爭，實際上則是政治觀點的對立，他們從各自派別的利益出發，對董子學說作出了各自不同的闡釋。就朱一新來說，他對於康有為今文經的牽強附會的批評是中肯的，對於學術文化的良性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我們還應當看到，朱一新因為受到了浙東學風的影響也講求經世致用，他並非只是空談性理，這也是對時勢激變的一種回應，但是朱一新主張奉天法古、反對變法則是一種歷史的反動。就康有為來說，他主動向早於他出名的朱一新寫信求教，並與之展開論爭，則擴大了他的學說在學術界的影響力，可以說是康有為在學術途徑上傳播他的變法理論的一種手段。二人的爭論是探討康有為今文經學理論形成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因為康有為正是通過與朱一新的論爭不斷完善與補充自己的改制變法理論的；最重要的是，他所主張的孔子托古改制說，不僅推動了社會政治變革，在晚清思想史上也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孔子改制將儒家經典說成是孔子為改制而作，這樣儒經的神聖觀念就被打破了，孔子也由獨尊的地位變為與諸子平級，這對於人們的思想解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另外康有為孔子改制說在學術發展史上也起到了巨大作用，經學不再是神聖的統治思想，而是成為古代哲學之一和學術研究的對象，史學等學科也得到了從經學中分離出來獨立發展的契機。 （作者單位：山東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