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學金：中國生育率到底有多高？

　　【背景】關於中國生育政策的調整，學術界已有了長期研究和討論。近兩年來，這一討論更為公開化。全國人大代表紀寶成自2008年至2010年，連續三年呼籲中國現行生育政策應儘快調整，變為「提倡生一個，允許生兩個」；而另一位全國人大代表程恩富卻認為，應實行更加嚴格的「一胎化」政策。

　　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對中國實際生育水平，目前國內並未有權威的答案。國家統計局、國家人口計生委和部分人口學者根據不同的數據來源分別給出了不同的估計，結果相差甚遠，亦非抽樣誤差所能解釋。

　　統計數據南轅北轍，人口學家針鋒相對，恰恰折射出當前在生育政策應否整、如何調整等問題上存在深刻分歧。這些分歧涉及兩個更加基礎性的問題。其一，目前中國的實際生育水平如何？其二，生育政策放寬後，是否會出現生育率大幅度「反彈」甚至失控？

　　人口學家、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左學金認為，由於官方和學界對中國實際生育率的估計始終未達成一致，生育政策的調整舉步維艱。而人口計生委在不同場合強調生育率反彈的風險，更會造成中國生育政策的調整窗口過大，貽誤政策調整的最佳時機。

　　左學金指出，弄清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不但對於解釋過去的生育率下降十分重要，對於判斷未來生育政策調整後我國生育率的走向也十分重要。

　　中國生育率的下降，生育政策和經濟社會條件變化都有重要作用。但是，應認識到，在生育率下降的初期，生育控制相對於經濟社會變化有一定超前性，前者的影響顯得大於後者；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社會變化的影響相對於生育控制政策而言，逐步上升。

　　他表示，人口學家已發現，中國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了生育率不斷走低，應主要歸功於經濟社會條件的變化，而不是生育控制。因此，沒有理由認為，放寬生育政策會導致生育率大幅「反彈」。

　　左學金介紹，其實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一些地區，包括山西翼城、甘肅酒泉、河北承德和湖北恩施，先後推行了一對夫婦可以生育二孩的政策。二十多年來，這些試點地區的實踐表明，試點地區的生育率低於或接近於對照地區，而出生性別比明顯低於對照地區，並且試點地區的幹群關係也得到了改善，這說明「生育政策的調整不會引起天下大亂」。

　　此外，當前世界正在進入低生育率時代。生育率下降，在世界各國，不僅在歐洲，而且在東亞國家具有相當大的普遍性。目前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香港、台灣等省都經歷了從節制生育的政策轉向鼓勵生育的政策的轉變。

　　這些國家的低生育率雖然引起了政府和公眾的擔憂，並出台了鼓勵生育的政策，但是迄今為止，見效甚微。

　　對人口計生委對中國未來生育率面臨的風險屢屢發出警告，左學金認為，計生委「過於單方面強調生育率反彈的風險，對生育率過低的風險卻避而不談」。事實上，中國的諸多鄰國目前所面臨的，正是生育率過低的現實和刺激生育無效的困境。

　　左學金通過檢視一下近10年來的人口預測和實際數據，認為人口計生委對中國人口增長規模和趨勢的把握「有欠準確」。

　　以計生委《全國「十五」人口與計劃生育事業發展規劃》和《全國「十一五」人口和計劃生育事業發展規劃》來看，兩組規劃分別設有兩個總人口目標，而將規劃目標與後來的實際人口數比較，二者之間的差值——也就是規劃人口與實際人口的偏差——十分顯著。

　　根據人口計生委規劃和《中國統計年鑒》資料，人們可以看到，在「十五」期間，計生委規劃的人口凈增量為6257萬人，但實際增長為4013萬人；在「十二五」期間，規劃的人口增量為5244萬人，但實際增長為3418萬人。兩個「五年規劃」中，對「未來五年」的規劃人口增量，與後來的實際人口增量的偏差，均高達50%以上。

　　他認為，對這些偏差，唯一合理的解釋是，人口計生委規劃使用的總和生育率嚴重高估了實際生育率。令人費解的是，對此誤差，人口計生委非但不調整，卻千方百計試圖證明，其總和生育率的估計是完全正確的，但「全然不顧人口預測的內在邏輯」。

　　生育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是一項涉及公民基本權利的重大決策。鑒於人口計生委嚴重高估了總和生育率和人口增長規模，誤導了人口問題的決策，左學金建議，今後人口和生育政策調整，應充分聽取有關政府部門、專家和社會各界的意見，避免重大決策的失誤。

　　（財新記者 劉志潔 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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