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劍：穿越「封建」的歷史迷霧

　　——對中國「封建主義」問題論爭的回顧與思考

　　歷史始終是一門正在形成、正在被超越和需要重頭開始的科學。

　　——〔法〕布羅代爾

　　封建：政治話語與學術話語的變奏

　　在中國20世紀的政治辭典中， 「封建主義」無疑是屬於使用頻率最高的政治性概念之一，諸如此類的概念還有「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些概念共同構成了中國20世紀的思想圖景，它們共同描繪出中國從一個傳統落後的封閉的「封建」國家向現代社會轉型所經歷過的漫長路程及其各自所代表的不同社會面相。通過這些基本的概念，人們得以建立或形成有關中國社會性質和發展的歷史觀與歷史價值觀，由此來判斷和評價中國自近代以來的巨大社會變遷。

　　中國史學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進行的有關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社會史的大論戰，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個關於中國革命前途的大論戰，它集中地體現了中國史學對「中國向何處去」這樣問題的深度關切，也體現著按何種史學觀念來界定中國社會性質進而界定中國革命性質的問題意識，論戰的各方都期待通過對中國社會性質的準確把握和闡釋為中國的現代社會轉型指出一個明確的方向。在這場大論戰中，關於中國封建社會的不同看法和判斷構成了理論衝突的一個焦點，或者說，論戰的最後歸結到了一個核心的問題：中國在近代以前是否就是處在封建主義社會發展階段？

　　對於這個問題，來自於不同身份、不同黨派和不同思想知識背景的各方人士，給出了完全不同的回答。陶希聖認為，中國根本不存在封建社會，中國自秦至鴉片戰爭前是處在商業資本主義階段，在他看來。中國長期停滯的原因，就在於中國的商業資本沒有轉變為工業資本，沒有在工業資本的基礎上發展出成熟的資本主義。胡秋原則認為，中國從秦到清末並不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而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專制主義社會。李季的觀點是，中國自秦以來的社會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在這個社會發展階段，高利貸和商業資本以及小農業與手工業的直接結合成為這個社會的主要特徵。王亞南在他的《封建制度論》一書中認為，中國的封建社會在西周以後便隨著井田制的瓦解而崩潰。翦伯贊對中國自秦以後的社會給出了一個「變態的封建的政治體制」的看法。在這場論戰中，郭沫若以馬克思主義者的面目出現而最引人注目，他在論戰期間撰寫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被認為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崛起的一個重要標誌。在該書中，郭沫若把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闡述的有關社會形態依次更替的思想直接概括為是「唯物史觀公式」，他就是根據這個公式來判斷中國古代社會性質，認為中國和西方社會一樣，「正經典地經歷了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這些階段」，據此提出了「殷周奴隸」說和「戰國封建」說，並自認為他對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認定是「鐵案難移」。

　　以郭沫若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派之所以一定要把近代以前的中國披上一件「封建主義」的外衣，在很大程度上是為當時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提供歷史論證，因為只有把中國納入在一個和西方歷史相同的進化譜系中，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歷史合理性才是可以理解的。而封建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的史學框架中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惟一母體，中國在資本主義的前夜如果不是處在封建主義階段，那麼，中國革命的性質就必須重新加以解釋了。因此，關於中國封建主義問題的討論一開始就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這個問題是否以馬克思主義的方式予以解決，直接關係著對中國革命性質的認識，進而直接關係著對中國社會前途的認識。

　　中國所遇到的封建主義問題，其實是東方國家在20世紀世界歷史進程中所共同面臨的問題。從19世紀中葉起，俄羅斯思想界就長期存在著對封建主義的巨大爭議。俄羅斯的「斯拉夫主義」者根本否認俄羅斯有和西方相同的封建主義歷史傳統，認為「俄羅斯的歷史與西方的歷史是絕然不同的」（參見：〔俄〕巴甫洛夫-西利萬斯基：《俄國封建主義》）。而「西歐主義」者則認為，俄羅斯在彼得大帝時代就開始走上了和日耳曼人相同的道路，建立了類似於封建制的制度，當時的一位作者把該制度說成是日耳曼人傳染給歐洲的「巨大瘟疫」。（參見同上書）。在後來俄國革命的醞釀階段，這一關於封建主義的爭論又被演化為以普列漢若夫和列寧為代表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和俄國民粹派的爭論，前者循著馬克思唯物史觀的邏輯，也循著「西歐主義」的某種思想軌跡，認為俄國不僅已經完成了封建主義階段，而且已經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按照這個歷史的敘事邏輯，俄國被認為是已經完成了封建主義的進化史，它和西方處在相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它通過革命所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制度。

　　俄國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它的革命模式，對中國有著巨大的影響。正是在這種影響下，以郭沫若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派」建立了以馬克思五種社會形態依此更替的社會進化模式為標準的中國歷史編纂學，中國按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依次進化的路線圖就這樣被描繪出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被看作是人類社會按相同方式進化的合乎邏輯的結果。

　　毛澤東的歷史觀與郭沫若的「封建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馬克思主義在史學領域中的絕對地位得以確立，原來在史學爭論中長期存在的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史學觀點被迅速邊緣化，許多在學術上尚能進行合理探討的看法和見解因為提出者的資產階級或「托派」的身份而遭到徹底清算。但是，即使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對中國歷史分期問題，特別是對中國封建社會起始問題的認識，仍然存在著巨大分歧，形成了中國封建主義形成的「西周」說、「戰國」說、「秦統一」說、「魏晉」說。在這些不同的說法中，郭沫若的「戰國封建」說享有特殊地位，他的觀點被毛澤東認可和引用，最後實際成為中國史學的一個不可動搖的結論，至今仍是各級史學教科書劃分中國社會不同歷史時期的權威標準。

　　郭沫若關於中國封建主義的權威觀點長期不可動搖，卻在「文革」後期遭到了他原先最有力的支持者--毛澤東的根本質疑。1973年，毛澤東寫了他一生中最後一首詩 ，這就是《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郭沫若讀到毛澤東這首詩後，如雷擊頂，萬分驚惶，立即表示要把他的所有著作都付諸一炬，並回詩《呈毛主席》--

　　讀書卅載探龍穴，雲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醫俗骨，難排蠱毒困窮隅。

　　豈甘樗櫟悲神墨，願竭駑駘效策驅。

　　猶幸春雷驚大地，寸心初覺祝歸趨。

　　郭沫若一如既往，以詩明志，願為主席肝腦塗地，「竭駕駘效策驅」，但其實他並未明察主席的「聖意」。毛澤東寫這首詩時，「批林批孔」正如火如荼，林彪一黨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拿歷史說事，把毛澤東說成是秦始皇，毛也索性自稱是革命的秦始皇。他拿郭沫若的「十批判書」開涮，除了不滿意郭在該書中對秦始皇的批判--而郭沫若在1943年對秦始皇的批判則完全是劍指當時的獨裁者蔣介石，他顯然有更深一層的考慮，他顯然意識到郭沫若的「戰國封建」說是有問題的，這是他在讀了柳宗元的《封建論》後得出的體會。

　　中國傳統史學對秦之前和之後的制度性質其實早有公論，「封建」和「郡縣」之別就是對以秦為界線的兩種不同社會政治制度的精闢概括。秦始皇統一中國，實行中央集權專制統治，自此開始，兩千年中國歷史皆「秦政」的歷史，這也是毛澤東在他的詩中所言：「百代都行秦政法」。但是，自漢以來，鑒於秦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歷代都不斷地有人試圖重新恢復「三代」的封建制，唐太宗就曾「復封建」廷議群臣。柳宗元的《封建論》就是針對這股封建復辟潮流而寫的，他的核心觀點是：「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由此破除對「三代」的長期迷信。在他看來，周「裂土田而瓜分之」乃時勢之產物，而「周之敗端」亦是「諸侯之盛強」的必然結果，為此，他主張強化郡縣制，主張實行中央集權的治理模式。

　　柳宗元的《封建論》對封建制和郡縣制的比較分析，即使在當代史學角度觀察，也堪稱精闢，他對歷史的深刻見解不是古今那些俗儒可以相比，他對秦實行郡縣制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看法，無疑加強了毛澤東對秦始皇及其制度的歷史意義的認識。從毛澤東對歷史的敏感性和洞察力而言，他決不會限於郭沫若的「戰國封建」說來理解秦以後的中國歷史，雖然他曾經支持過這樣的說法。他勸郭老「莫從子厚返文王」，實際表達出他對中國歷史的一種基本認識，這種認識深刻地打著他個人鮮明的立場和傾向性，對當時深入進行的「批林批孔」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對秦始皇的歌功頌德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毛澤東要做現代的秦始皇，要繼續實行「秦政」，要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在這個時刻，郭沫若這等腐儒把中國自秦以來的歷史說成是文王開創的「封建」，豈不是完全違背了「聖意」？

　　必須承認，從學理上看，從歷史的真實性上看，撇去毛澤東的主觀意願不說，他的歷史觀在把握秦以來的中國社會性質這一點上，比郭沫若和其他許多歷史學家真不知要高明多少。

　　中國歷史上的「封建」時期

　　毛澤東在他詩中所提到的「文王」即周文王，是西周制度的開拓者，他在商朝晚期苦心經營「小邦周」，為其子姬發即周武王取代「大邑商」打下了堅實基礎。史載武王克殷後，夜不能寐，考慮的是強大的商王朝何以會崩潰，其部族聯盟何以會分崩離析，而新興的周王朝「未定天寶」，又怎能避免前朝的下場？面對這樣至關重要的問題，武王和周公選擇了「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這可能是惟一的選擇，因為面對幅員遼闊的領土、被征服的「殷頑民」和散布四處的各個部族邦國，西周政權根本不可能迅速建立起後來秦始皇所實行的中央集權統治，它只能採取「分權」的治理模式。由此就有了周公「兼治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的政治格局。

　　周人克殷，封建立國，曾被後人認為是繼商湯革命後的又一次革命，所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按王國維的說法，「中國政治和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 。在他看來，殷周之際的大變革，從表象上看，是一姓一家之興亡，但就實質而言，則是「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自殷以前，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未定，商人兄弟相及，已無封建之事。周命維新，即致力於制度創新，完成了三項重大的制度改革：「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並由是而生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婚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 （《殷周制度論》）。王國維對殷周之際制度變革的詮釋無疑具有開創意義，但在錢穆看來，王國維似乎還未完全洞察到周人「政治上的偉大能力」，也就是說，西周的制度創新應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來予以認識。現在看來，西周封建制至少具有如下特點：

　　首先，西周的政治權力體系本質上是二元的，形成了天子之權和諸侯之權，是天子和諸侯的共治結構。

　　其次，分封制下的政治權力的分割或分配，實際上也是社會主要資源--土地和人民--的再分配，所謂「受民受土」以及被稱之為封建三要素的「賜姓」、「胙土」和「命氏」這些說法，揭示了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統一性。

第三，周天子對諸侯分封土地和人民，既是政治權力的下移，也是經濟權利的某種讓渡。諸侯在其受封的領地內行使對土地的占有權和使用權以及再次授封權，意味著土地國有制的變異，由此潛伏著土地私有化的發展態勢。

　　第四，宗法製作為血親關係的制度化是西周封建制的基石之一，是「周人改制之最大者」（王國維語）。宗法制的核心是「親親」關係，是嚴嫡庶之辨，是嫡長子繼承製，目的在於「息爭」，防止天子諸侯繼統時出現僭越篡權行為，維護政權的穩定和權力更替的「合法」性。

　　第五，為進一步鞏固分封制和宗法制，西周政治制度的奠基者周公，在攝政六年之時，開始「制禮作樂」，構建了一整套禮儀制度，制定了以君臣關係為核心的社會行為規範。 「禮」的基本準則是「明尊卑」、「別貴賤」，是揚「天子之尊」，宣「賜命之寵」。侯外廬因此把「禮」的核心視為「別」，是非常精闢的概括。

　　西周「分邦建國」的制度安排和制度過程所出現的土地分封化、政治分裂化、社會等級化、人身依附化、宗族宗法化這些歷史現象，和西方中世紀的封建制度非常相似。史學前輩齊思和就認為，「西周時代為中國封建制度之正式開始，其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與西洋中古社會頗具根本相同之點。其不同者，僅枝葉問題」。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和他的合作者也持相同的觀點，他們在《劍橋中國秦漢史》中認為：「封建主義是否為說明周代社會政治形勢特點的適當名詞；如果是，它適用於將近八個世紀的整個時期，還是只適用於其中的某個時期。」「與歐洲封建主義的相似點幾乎完全足以說明把這個字眼用於周代開始的四個或五個世紀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此以後，它必須在更嚴格的意義上只用來描述大諸侯國中不同程度地持續存在的封建狀況的殘餘」。因此，有必要再來看看歐洲封建主義的基本狀況。

　　封建主義的「日耳曼形態」

　　在馬克思的概念系統中，封建主義是西方中世紀的社會形態，是《資本論》手稿所提到的「日耳曼所有制形式」的同義語，是「資本洪水期前」的歷史。馬克思是歐洲史學史上最早論及歐洲封建主義起源的思想家。現在歐洲史學界普遍認為，歐洲封建主義是「羅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災難性碰撞的結果，美國學者湯普遜在其名著《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一書中就認為，「在日耳曼制度同羅馬制度融合的過程里，無論在精神或職能方面，都有著為兩種制度同時各起作用的餘地」。他把這種融合簡潔地概括為：羅馬貢獻了財產關係，日耳曼人貢獻了人身的關係，它們的結合構成了封建制度的主要內容。而馬克思早在1845年期間，在他和恩格斯合著的那本著名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就明確談到了歐洲封建主義是起源於日耳曼蠻族在進行侵略時的軍事組織中，而且這種組織只是在征服之後，在羅馬私有制的強大影響下才發展為封建主義的制度結構。可以這樣說，馬克思關於封建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歐洲主流史學的觀點並無實質性的差異。

　　法國「年鑒學派」的奠基者--馬克·布洛赫撰寫的《封建社會》一書，被公認為是歐洲史學在論述歐洲封建主義起源及其演變的劃時代的著作。在該書中，布洛赫用了大量的篇幅來描述歐洲在中世紀初期所陷於的無可救治的混亂狀態，這種混亂狀態是由穆斯林人、匈牙利人和諾曼人的持續入侵以及各民族的大遷徙所造成的，由此塑造了歐洲中世紀歷史的主要框架，那就是在穆斯林、拜占庭和斯拉夫三大集團的包圍中所形成的羅馬-日耳曼世界。

　　封建主義的社會結構之所以能在在羅馬-日耳曼世界形成，是取決於兩個方面的歷史演進：一方面，伴隨著羅馬帝國政治上的崩潰，土地的私有化導致土地的不斷集中，形成大地產及其組織形態--田莊，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無地農民--隸農對大地產所有者的人身依附。另一方面，日耳曼蠻族在不斷侵入羅馬帝國直至摧毀這個帝國時，它原先固有的原始公社土地所有制在羅馬私有化的巨大影響之下也趨於解體，土地的分化和集中也像羅馬一樣開始出現，原來基於血緣和效忠觀念所形成的軍事組織如親兵制逐漸被一種新的「投獻」和「委身」的形式所取代，具有封建色彩的人身依附關係在日耳曼的社會組織中開始佔據主導地位。歐洲封建主義在這兩方面所完成的歷史積累最終為一個新的社會形態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查里o馬特在八世紀實行的采邑改革揭開了歐洲封建化的正式帷幕，至查里曼帝國時期，土地的封建等級所有製取代采邑制而最終成為歐洲中世紀的主要經濟基礎，由此構成封建主義的典型形態，即日耳曼形態。

　　封建制度經過了數百年的演化，最後成為局限於西歐和中歐地域內的一個社會組織形態，而歐洲東部的斯拉夫語系的各社會群體則仍然是沿著非常獨立的道路發展。因此，布洛赫自始自終都沒有把「封建制度」視為中世紀整個歐洲的一個制度，更不用說把它看作是人類社會在一個歷史時期內都必須普遍經歷的社會形態。這種社會組織結構的形成表明，在一個長期陷於普遍混亂和分裂的社會形勢下，沒有一股政治勢力能將歐洲統一起來，分裂最終形成了分治的歷史趨勢，不是由一個統治者而是由許多大大小小的統治者來共同行使對歐洲的政治整合和治理就成為當時的惟一選擇。用封建的方式而不是用中央集權的方式來整合分裂的歐洲，成為中世紀歷史的主流。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和布洛赫在他們的著述中，對中國封建主義的可能性都未置一詞，雖然布洛赫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在其他的時代和世界的其他地區，是否存在其他社會形態，其社會結構的基本特點與我們西歐的封建主義具有充分的相似性，從而使我們可以將『封建的』這一詞語同樣地應用於這些社會呢？」對於這個問題，布洛赫在他著作的最後部分給予了肯定的回答，他認為日本在歷史上也曾經有過和歐洲相似的封建制度，並由此斷言，封建主義決不是「在世界上只發生一次的事件」。馬克思在《資本論》的一個腳註中，惟一一次地提到，日本封建化的典型性超過了歐洲，但他斷然否認中國也有過封建化的歷史，他提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概念，完全是基於東方社會不同於西方社會這一基本判斷。這其實也是歐洲史學的主流看法。從近代以來，限於史料，更限於一種觀念或偏見，中國西周封建主義的歷史一直未能進入歐洲史學的視野，歐洲史學對中國長期只存在著一個老大帝國的概念，這個「帝國」的概念是和廣大的疆域、統一的國家、巨大的公共工程和中央集權的統治模式聯繫在一起，而歐洲封建化所導致的分裂狀態的確和中國的中央「帝國」大相徑庭。

　　歐洲主流史學把中國從封建主義的歷史譜系中驅除出去，並試圖用有別於「封建主義」的其它概念來界定中國的社會性質，如「亞細亞生產方式」、「東方專制主義」、「水利社會」、「中央王朝」等，和這些概念連在一起是黑格爾和馬克思有關中國沒有歷史的說法，是中國的長期停滯性和不變性的判斷。這些看法並非完全囿於誤解或偏見，它們至少揭示出這樣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在西方的炮艦兵臨中國的城下時，它們的確面臨的是一個它們從未遇到過的龐大帝國。

　　中央集權專制與「封建」的歷史悖論

　　歐洲史學包括馬克思關於中國的「帝國敘事」，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史學框架內並未得到正確的回應，「封建」與「帝國」的巨大制度差異也並未引起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的足夠重視與反省。建國以來，雖然中國史學界在確立中國封建主義起源時存在著巨大分歧，相關的口水仗也打了幾十年了，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近代以前的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一樣，在向現代性社會轉變時（不管這種轉變是以資本主義的形式出現還是以社會主義的形式出現），都背負著封建主義的巨大歷史遺產。把中國近代以前的歷史完全置於封建主義的框架內來予以認識，顯然和中國自秦以來的帝國歷史相去甚遠。

　　明末思想家顧炎武認為：「封建之廢，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其根據是，從《春秋》終篇至「六國稱王」的一百三十餘年間，禮信盡廢，不宗周王，不言氏族，不聞詩書，「邦無定交，士無定主」，可謂「禮崩樂壞」 （《日知錄》）。同一時期的王夫之則把春秋戰國之交看作是「古今一大變革之會」 （《讀通鑒論》）。的確，自周平王於公元前770年東遷洛邑開始東周歷史以來，周王室日趨衰落，諸侯競相爭霸，西周遺留下來的封建制度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變革。因為封建制所設置的天子和諸侯的二元權力結構，內在地包含著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重新配置的所有因素及條件，包含著封建主義天然的離心傾向。

　　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重新配置，在春秋時代主要表現為諸侯爭霸，在戰國時代則主要表現為土地兼并。其實質，一方面是政治權力的徹底分化和傳統的政治秩序的破壞，二元的權力結構向多元的權力結構轉變；另一方面，伴隨著舊的政治權力中心--周天子共主地位--無可挽回的衰退，是新的政治權力中心--強勢諸侯--的崛起。在此背景下，整合新的政治資源的方式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新的強勢諸侯在爭奪霸權和土地的過程中，不再參照封建化的方式來建立和維持自己的統治。土地為諸侯所壟斷的現象使分邦建國幾無可能，同時周天子法統地位的實際喪失也使強勢諸侯按傳統的分封方式來分配其土地失去了法理和道義上的依據。這就為新的政治整合方式的產生並取代舊的封建的方式創造了條件，多元的權力結構由此潛藏著向新的一元的權力結構演變的可能。封建化的主要政治後果--分權和分裂，隨著新的政治權力中心的崛起，逐漸被一種新的政治局面所取代，那就是集權和統一。這個歷史使命由秦帝國完成了。

　　秦始皇統一中國，實行中央集權專制統治，由此開始了中國中央集權專制時代。中國大一統的政治局面歷經秦漢奠基、隋唐過渡、宋元明清的完成和成熟，從未被根本肢解，期間的一條歷史主線就是反封建、反藩鎮、反割據、反分裂，鞏固和加強中央集權專制統治，完善其治理方式。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從政治上看，歷屆中央王朝都在制度的設置上對各種現實的和潛在的分離勢力予以限制，我謂之政治上「限權」，從漢至清，無不如此。從經濟上看，漢武以來，歷屆王朝無不對土地兼并予以限制，我謂之經濟上「限田」。從東漢光武帝實行「度田」措施起，到唐實行「均田制」，其實質是通過「限田」政策來達到「限權」的目的。「限田」和「限權」的實質就是限制封建。

　　從宋以來，中央集權統治的「限田」和「限權」政策發生了和前朝不同的變化。中央垂直化的郡縣制度演化為從中央到地方的三級行政管理體制，封建分離勢力在制度上已毫無空間，藩鎮割據也幾近衰竭。在大一統的社會結構中，中央王朝對土地分配和流轉的直接干預轉化為一種間接的介入，「抑兼并」到「不抑兼并」，立「田制」到不立「田制」，表明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歷史衝突在制度意義上已經終結，土地的集中和分離勢力的互動關係已不復存在，土地買賣和流轉以及形成的相對集中的態勢也不再具有政治分離的意義，中央政權自然可以相對放任土地的市場化配置，由此形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政治和經濟的二元化。中國在長期的制度演化中形成的穩定的中央集權制度，不僅為社會提供了必要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而且也實施和保護了社會私有產權的穩定，因為這樣做符合國家「租金」最大化和社會利益最大化的要求。由此可以解釋，為何從宋以來，中國的經濟進入了一個持續高速發展的階段。

　　中國的歷史證明，中央集權專制是和封建制度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中央集權專制主義是封建主義結構性矛盾的歷史和邏輯的產物，前者賴以生存的制度是後者制度性崩潰的必然結果，而後者的存在和蔓延必定是對前者的消解，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制度特徵：封建主義是二元的或多元的權力體系，是權力的橫向配置和權力的等級分層佔有，是權力的下移和分化，其結果必定是國家的分裂；中央集權專制主義是一元的權力結構，是權力的縱向垂直配置，是權力的上移和集中，是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統一。

封建主義和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不同制度特徵及其此消彼長的關係，表明二者不具有歷史的共時性和制度功能的相兼性，它們是無解的歷史悖論，它們的分別存在和更替關係實際構成了中國歷史進程中兩個前後相繼的時代：封建時代和帝制時代。

　　中國社會變遷的「路徑依賴」

　　中央集權專制主義規定了中國從秦以來直至晚清的社會性質，也規定了中國社會發展和變遷的路徑依賴，這是封建制度不能再繼續有效整合中國社會各種力量和資源後惟一的制度選擇，也是各種政治主體在經過長時期的政治反覆和政治比較後所確定的符合中國歷史需要的制度安排。

　　在農業文明時代，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在整合和配置社會各種資源時，顯然擁有比封建主義更多的比較優勢，這是它之所以取代封建主義而長期支配中國社會發展走向的根本原因。在中央集權專制體制下，中國不僅徹底解決了在歐洲中世紀的歷史條件下根本無法解決的民族和社會分裂問題，為中國奠定了以漢民族為核心的多民族多實體多文化的統一基礎，而且，它也創造了世界農業文明時代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大限度的經濟繁榮和人口增長；在制度建設、城市發展、平民教化和公共倫理等方面，中國也遠超於歐洲而走在當時世界的前列。正如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給世界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所寫的《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這份報告中指出的那樣，早在公元10世紀，中國在人均收入上就已經是世界經濟中的領先國家，這個地位一直延續到15世紀。在這段時間裡，「在技術水平上，在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上，以及在對遼闊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國都超過了歐洲」。作為農業文明時代的一種主要制度安排，選擇用中央集權專制的方式來整合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實行大一統的垂直化的帝國管理模式，中國並不是歷史上惟一的國家，在奧斯曼時代以及東正教斯拉夫系統中曾經有過不同的帝國模式。但是，只有中國，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通過不斷的制度磨合，實現了中央集權制度約束條件下社會經濟的有效增長並成功地避免過陷入「馬爾薩斯陷阱」。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社會政治制度曾經有過的一種比較優勢 ，雖然這種比較優勢從公元1500年起開始衰竭。

　　公元1500年被歷史學家們普遍認為是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這個世紀開始，一個新的歐洲從其封建主義的母胎中掙扎而出，開創了資本主義歷史的新紀元，而中國則背負著巨大的歷史遺產進入了一個持續緩慢的衰退時期，最終在二十世紀的前夜無可挽回地陷入了帝國時代的總崩潰。在這長達五百年的時間裡，歐洲歷經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地理大發現、海外貿易、殖民擴張和各種不同形式的政治革命，確立了它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主導地位，並深刻地影響著非歐洲國家的社會變遷。資本主義的歷史首創精神--如馬克思所概括的那樣--就在於它在歷史上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時代，它徹底打破了各民族國家以往互相隔絕、彼此孤立的狀態，原先被置於遙遠的歷史時空中的不同民族國家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人文環境乃至風俗習慣，不可避免地陷於劇烈的碰撞和衝突中。

　　中國在近代以來所陷於的歷史上最深刻的制度危機和制度挑戰，正是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內擴張的結果。當它被強行地納入在西方的殖民體系和世界市場的結構中時，它也就同時被納入到一個制度比較和文明比較的譜系中。中央集權體制的專制本性及其內在的制度弊端日趨暴露出來，它日趨無法適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各種資源整合，尤其是無法適應世界上已經浩浩蕩蕩的民主潮流。改變中央集權專制的制度模式，按現代性的制度構成及其道德尺度，尋求和確立一個適合中國實際情況和歷史特點的新的制度安排，構成了中國近代以來社會變遷的主流。

　　晚清帝國的崩潰和共和制度的建立，是中國現代社會轉型的開端，20世紀所有重大的歷史事件和變革都是圍繞著一個共同的主題--現代化--而展開，按西方的社會制度來實現這個目標，似乎就是一個「應然」的選擇。但是，中國在現代性社會變遷中並沒有像許多人所預期的那樣，走上一條資本主義的道路，而是以一種獨特的方式來解決現代性問題。這種方式的獨特性就在於，在最大限度地引入市場機制的情況下，傳統體制中的國家因素依然被保留下來，構成了新的制度配置的一個初始條件，其作用沒有被削弱反而在新的制度安排中被有效放大，成為中國社會變遷和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

　　從歷史觀的角度來看，中國自「秦政」奠基的歷史傳統並沒有被徹底中斷或被根本性改造，而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既成為社會轉型和制度轉型的主導力量，同時也成為社會轉型和制度轉型的最大障礙。如何走出這個由長久的歷史慣性所形成的制度悖論，已經成為中國目前最重要的挑戰。

　　最後我想說的是，全球化的確前所未有地開創出各種不同文明互相衝突和互相交融的歷史格局，普遍的超民族認同正在擺脫各種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取代民族國家內的特殊的民族認同，人類對生存環境和未來命運的終極關懷日趨形成必要的價值共識。但是，普遍主義的歷史構成並沒有消滅反而日益彰顯出每一個特定民族所創造的歷史的特殊價值。在全球範圍演進的趨同性制度安排，遠不會演化成以單邊主義為主導的並凌駕於民族國家制度之上的單一和均質的狀態，它更應體現為一種複雜的國際結構，以競爭和互補的方式相互作用。正是制度的多樣性使得世界經濟在抵禦各種意外衝擊和面臨新的挑戰時具有多種選擇的可能，它將共同提高人類在日趨變化的環境里做出創新性適應的能力。一如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格雷夫所概括的：「由於制度的發展是非決定性的，所以不存在唯一的制度史。事實上，存在著許多種制度史。研究這些制度史將完善我們對不同發展路徑的理解，使我們能夠更好地評價不同的制度形式、決定製度的力量以及利用制度的方式。」（《大裂變：中世紀貿易制度比較和西方的興起》）。

　　（作者註：本文是我根據我的兩篇長篇論文：《論中國「封建主義」問題--對中國前現代社會性質和發展的重新認識與評價》（《文史哲》2008年第4期）和《論歷史觀與歷史價值觀--對中國史學理論若干前提性問題的再認識》（《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改寫的面向社會公眾的通俗版，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上述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