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政治學：概念、框架與方法

政黨政治學：概念、框架與方法

——關於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政治學論綱

摘要：長期以來，中國的政黨政治學研究存在著在概念、理論、框架、方法等各方面的陳舊與落後。而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政治學既是提高政黨執政和參政能力的需要，也是推進我國政治民主化和進行國際對話的需要。政黨政治學是政治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是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去分析政黨的起源、發展、運行規律、發展趨勢等一般原理以及政黨制度比較等具體範疇的學科。其框架應該包括概念、關係、制度、行為、文化、發展六個維度。應該採用科學的比較方法、歷史與理論相統一的方法、規範與實證相結合的方法進行政黨政治學研究，著力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政治學。

關鍵詞：政黨政治學； 框架； 方法

長期以來，中國的政黨政治學研究實際上在兩個較少接觸的學科領域中前行。一個是具有濃郁中國特色的傳統黨史和黨建學科，一個是較多帶有西方色彩、實際上是西學東漸的產物的政治學科。[1]在前一個領域是對政黨學研究較多、成果也較多的領域，但是這個領域中幾乎所有分析的理論工具都囿於一定範圍內，使用的是一套特有的話語體系，基本上無法和西方學界進行正常的對話和交流。後一個領域，在20世紀最後的20年里，經過恢復、補課和重建，作為一門獨立的擁有自己的理論、方法和體系的學科已經建立起來了，但是作為這門學科的子學科政黨政治學卻因為種種原因而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實際上，這兩個領域內學者的缺乏交流和相互理解，也嚴重影響了中國特色的政黨政治學的發展。[2]

一 時代訴求與經驗積累：建立中國特色政黨政治學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首先，建立中國特色的政黨政治學是科學地研究我國政黨政治實踐，提高政黨執政能力和參政能力的需要。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給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深刻的變化，而中國的執政黨和參政黨建設必須面對這些變化及其所帶來的挑戰。在這些挑戰中，如何提高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如何增強參政黨的參政能力和民主監督水平能顯得尤為必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幾十年的政黨發展和政黨研究也為中國政黨政治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歷經風雨變幻，尤其是頂住了蘇聯劇變、東歐解體的巨大國際壓力，內求發展、外求和平，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不斷與時俱進地進行自身的改革，提出自己新的執政理念，擴大執政基礎，提高執政能力。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種種進步也為中國政黨學者甚至是世界政黨學者提供了一個具有重要價值的研究對象。幾十年來，中國的政黨政治研究已經形成了以高校、科研院所、黨校、社院、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政策研究機構等為基地的較為穩定的學者群，形成了較為合理的學術研究梯隊。學者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也取得了在政黨基本理論、執政黨、參政黨等方面的較大研究成就，為中國的政黨政治發展起到一定的理論指導作用。實踐和理論兩方面都為建立中國特色的政黨政治學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奠定了形成和發展的基礎。

其次，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政治學是推進我國政治民主化進程的需要。1844年，馬克思在《關於現代國家的著作計劃草稿》中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並以一個政治學家敏銳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民主、法治與政黨作為政治文明構成的基本要素。[3]九十八年之後，美國著名學者謝茨施耐德（E. E. Schattshneider）在其代表作《政黨政府》中曾言，「政黨的興起無疑是現代政府最顯著的標誌之一。事實上，政黨起了民主政府的締造者的主要作用。政黨創造了民主，倘若沒有政黨，現代民主是不可想像的。」 [4]中國共產黨自從建國之後就把建設社會主義民主作為目標之一，雖然在發展的過程中有過一些曲折，但是不容否認的是，中國共產黨始終把 「為人民謀福利」這一民主的價值真諦作為行事的根本標準。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提出，更是把民主、法治和黨的領導作為不可或缺的三個因素，政黨與民主的相互依賴關係更加明晰。在民主視界下研究政黨政治，在政黨領導下推進民主進程，理論與實踐相得益彰，相輔相成。

最後，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政治學是進行國際對話的需要。長期以來，中國的政黨政治學研究受到不同程度的意識形態影響，存在著研究方法、研究對象、乃至論證邏輯等各方面同西方政治學界的較大差異。就是在國內，中國的黨史、黨建學科同政治學科也使用著不同的話語體系。這種差異嚴重地阻礙了中國政黨政治學的發展，造成與西方政治學界尤其是政黨政治學界的種種隔閡。雖然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東西方的執政黨在政黨自身的組織、價值追求、執政方式、與國家、社會、政府、其他政黨等各個方面都有著明顯的差異。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政黨政治發展也離不開世界。而只有深刻地理解西方政黨政治學的理論與方法，準確地把握西方政黨政治真實運轉的實踐，才能夠在普遍與特殊相統一指導下，分析世界政黨政治的發展趨勢，借鑒世界政黨興衰成敗的歷史經驗，充分認識中國特色。

在20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中國的學界日益重視採用科學方法對於西方政黨政治學的研究，追蹤西方政黨政治發展的前沿動態，借鑒各國政黨執政經驗，引介、分析西方政黨研究的基本理論和方法。一些西方政黨政治學的經典著作也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大陸出版，[5]對於西方政黨政治基本理論不再採取簡單的貼標籤式的方式與方法進行處理。這些都為我們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政治學奠定了理論基礎。

二 政黨政治學的概念界定與學科框架

對於政黨政治的概念界定，是中國政黨政治學發展的一個基礎。與政黨政治相關的概念是政黨制度；長期以來中國的學者實際上是在「政黨與政黨制度」的框架內來探討政黨政治問題的。[6]雖然，政黨制度與政黨政治存在著一定範圍的重合性，但是二者的差異還是相當明顯的。政治的核心是政權，政治的運作表現為公共權威，政治還是科學、是藝術等等。而「制度」的基本含義則是指一定範圍的成員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秩序辦事的規程；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政治的、經濟的及文化的等方面的體系。相對於行為主體來說，制度具有規範行為的職能；相對於制度所揭示的對象來說，制度是表象、是特徵，是其本質的外化，我們稱之為基本制度。因此，政黨政治與政黨制度在科學內涵、外延範圍、活動層次、核心內容、功能實現等方面都有重大差異。前者是屬概念，後者是種概念。與政黨制度相比而言，政黨政治側重於政黨基本理論內容的闡釋，所要回答的是政黨政治諸原理的歷史必然性、必要性、基本內容及其本質等問題，所要解決的是「是什麼」、「為什麼」的問題。政黨制度側重於政黨本質及其履行政治職能的內容的揭示。所要回答的是政黨政治諸原理的實現途徑、方式、方法等問題，解決的是「怎麼做」的問題。所以，二者不能等量齊觀、同日而語。

我們把政黨政治的基本含義概括為，它是指在一個政黨活動受到法律認可的國家中，政黨與國家、政黨、社會、政府、利益集團等之間相互作用的關係，以及政黨對它們產生影響的活動方式和程序的總和。而政黨政治學就是運用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去分析政黨的起源、發展、運行規律、發展趨勢等一般原理以及政黨制度比較等具體範疇的學科。政黨政治學應該是政治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其研究對象、理論方法更多地是政治學的。政黨學是同政黨政治學相關的一個概念。[7]但是政黨學這一概念在範圍上失之寬泛，也未能凸顯政黨的政治學特性。

就學科框架而言，可以從概念、關係、制度、行為、文化、發展這六個維度對政黨政治學進行劃分。[8]

政黨政治學的「概念篇」指的是什麼是政黨的本質？政黨與其它類似社團有著什麼樣的區別與聯繫？政黨為什麼出現，為什麼會出現不同的政黨？什麼是政黨政治？政黨政治同政治學是什麼關係？這些基本的原理之外，還要對政黨的組織、要素、功能做出初步的概括和研究，對於政黨政治學的研究方法也應該在「概念篇」中得以體現。「關係篇」主要解決的是政黨與政黨之間、政黨與國家之間、政黨與政府之間、政黨與社會之間、政黨與人民之間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政黨關係實際上研究的是政黨與其生態環境、外部系統的一種互動。也只有正確處理政黨與國家、社會、政府、人民之間的關係，使之「各安其所，各得其位」，才能夠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推向深入。「制度篇」主要從內部制度和外部制度兩個維度對政党進行制度上的描述和分析。政黨的內部制度主要指的是政黨自身的組織結構和構成要素，政黨組織研究一直是西方政黨政治學研究的一個重大問題。政黨的外部制度是指我們通常所說的「政黨制度」，政黨制度如何分類，不同國家為什麼會形成獨具特的政黨制度，不同的政黨制度各有何不同功能和利弊，都是需要探討的基本理論問題。「行為篇」更多地指的是政黨的職能，包括利益表達、參與決策、影響政權、政治錄用、政治社會化等。政黨行為或者說政黨職能的擴展與收縮實際上反映了政黨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與時俱進，折射出政黨的興盛與衰亡。「文化篇」實際上指的是政黨系統的軟體——價值與文化。政黨符號、政黨思想、政黨倫理、政黨文化、政黨意識形態等實際上反映了一個政黨的核心的精神面貌和價值取向。政黨、政黨制度與社會文化的互相影響也是政黨與其生態系統互動的一個重要方面。政黨發展體現了政黨受內外條件的推動自覺、不自覺地推動自身發展、並以此影響社會發展的動態過程。政黨革命、政黨改革和政黨民主是政黨發展的三個方面。

三 研究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是政黨政治學走向科學，也是把我國的政黨政治學推向深入的必由之路。長期以來，中國的政黨政治學研究存在著「重歷史、輕理論」，「重規範、輕實證」，「重建構、輕解構」，「重註解、輕批判」的現象，與政黨政治學成為一門科學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中國的政黨政治學要想建立自己的科學體系，就必須借鑒西方政黨政治學的科學研究方法。

（一）歷史與理論相結合的方法

歷史研究方法通過對某一政治現象的產生、發展和演變的歷史考察來進行研究，從而總結出政治活動的規律性，並預測政治現象的發展趨勢。歷史研究方法是一種傳統的研究方法，但並不意味著是一種過時的方法，掌握過去者支配未來，「以史為鑒」的研究方法在任何時候都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不可否認，中國的執政黨研究、黨史黨建研究以及參政黨研究為中國政黨政治學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是，傳統的黨史黨建研究、參政黨研究更多地是一種歷史學的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方法在挖掘資料、考證史實、發現新問題等方面有著較大的優勢，是進行理論分析的基礎。但是如果中國的政黨政治學要成為一門政治科學，則需要理論方法上的突破。如果僅僅停留在歷史學研究的範疇和方法內，中國的政黨政治學就會成為一種歷史解釋學。而實際上，中國的政黨政治學家們也嘗試著從不同的理論、方法、視角出發，去分析中國政黨史上的一些政治現象。[9]

研究政黨政治學需要借鑒的主要西方理論是系統論和結構——功能論。系統論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政治學界最經常使用的方法之一。用系統論的方法來研究政黨政治，就是把政黨或者政黨制度作為一種政治系統，藉助輸入、輸出、反饋等概念來分析政黨政治或者政黨制度各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輸入就是社會需求進入到政黨政治系統，輸出是政治系統對輸入的反應，反饋是輸出對輸入，以及最終對決策的影響。系統論的研究方法就是依靠這些不同於傳統的政治分析概念為我們分析複雜的政黨政治世界提供了新的視角。結構——功能理論最早起源於生物學與機械科學，後來被應用到社會科學。對結構功能方法貢獻最大的莫過於社會學派的帕森斯和政治學派的阿爾蒙德。阿爾蒙德指出一切政治系統最重要的兩個特徵是政治結構和政治功能。政黨政治的結構功能研究方法就是以政治結構為起點，通過剖析政治結構和政治功能之間的關係來揭示政黨政治系統運轉的規律。

此外，新制度主義、公共選擇理論等方法也為我們剖析政黨政治提供了新的視角。

（二）規範與實證相結合的方法

在以往的中國政黨政治學的研究中，實際上更多地是一種規範性的研究；而即使是這種研究，其規範性在某種程度上還是不足的，論證的前提、邏輯以及結論在某些方面都存在著一定的非科學性，形成了「重建構、輕解構」，「重註解、輕批判」的場景。在某些問題上分析理論的單一、方法的模糊，也造成了中國政黨政治學乃至政治學界的重複勞動與無意義勞動，造成了學術資源的浪費，也造成了國外學者與國內其它領域學者對於中國政治學者的隔閡與不理解。

實證研究的方法在中國的政治學界雖然存在不足，但是早已應用。[10]在村民自治、城市社區建設、政治文化、政治心理以及協商民主等方面已經相繼開展了某些方面某種程度的政治試驗。而在政黨政治學界卻由於學者們重視不足、某些實證資料的難以獲取、某些政治試驗難以完成等主客觀條件不具備，使得中國政黨政治學的實證研究難以深入開展，成果鮮見。而實證研究的方法，對於更清晰地認識中國政黨制度的實際運轉、中國政黨政治的某些政治現象，對於指導中國政黨政治的實踐，有著規範研究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只有把實證研究做紮實、做充分，也才能把規範研究推向新的境界。

當然，規範研究的重複建設與實證研究的相對貧乏是與中國現在的國情相聯繫的。中國經濟上正在邁向現代上，政治上正在黨的領導下逐步推進民主、健全法制，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客觀上在一些宏觀的問題上還存在很多需要解決的地方，規範問題的研究確實很有必要。隨著中國社會轉型的逐步完成，大理論大方向問題的逐步解決，以社會學調查方法、統計學方法等為手段，側重於細小問題、以小見大的實證研究將逐步走向政治學的前沿。

（三）比較研究的方法

王邦佐在《中國政黨制度的社會生態分析》一書的前言中指出，「研究政黨和政黨制度，應該有多種視角和多種具體方法。我認為在目前乃至今後一段時間內，似可著重從三個方面著力，即：從政黨的生態環境的角度進行研究；從政黨與國家、社會的關係進行研究；從比較政治的角度進行研究。」[11]誠如所言，近年來我國政黨制度研究主要也是運用了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主要從中國政黨制度歷史形態的比較、中外政黨制度比較等角度展開研究。其中中外政黨制度的比較研究主要是通過對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政黨制度的比較而展開的，重點是對中西政黨制度的歷史與形成、性質與特點、作用與功能以及運行機制等方面的比較研究。[12]

在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時，需要明確兩點。第一，要正確處理可比性的問題。科學的比較應該是層次、標準的統一。把中國的政黨制度同西方的政黨制度相比，在理論上而言本身就存在問題，因為西方國家是一個集團概念，不同國家的政黨制度本身就有較大的差異。還有把不同國家的不同歷史階段的政黨相比較，把一個國家理論上的政黨制度與另外一個國家現實運轉的政黨制度相比較，等等形成的諸如此類的「關公戰秦瓊」的問題都應該最大程度地避免，減少比較的任意性。第二，要明確比較的目的是借鑒，正確處理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問題。中國的政黨制度誠然有著同發達國家不同的價值取向與制度設計，但是如果比較僅僅是為了找出這些不同而論證中國道路的特殊性似乎就失去了比較的更為重要的意義。也只有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認真研究中國與西方國家政黨在起源、發展、運轉、價值等方面的異同，有選擇、有比較的「揚棄」和「拿來」，才能為推進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政黨建設提供有益的思想資料和理論支撐。

最後，要強調一點是，我們對政黨政治學中的研究方法進行選擇時，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層次上的方法論等同於政黨政治學研究的具體方法，更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意義上的方法論當成一切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這樣就會把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庸俗化和教條化。恩格斯曾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13]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認識論的核心，也是我們進行政黨政治學研究的根本方法和指導原則。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指導下，有計劃、有目的地分析和借鑒而不是盲從西方政黨政治學研究方法的角度，尤其是加強經驗研究的方法的力度，構成適合中國國情的政黨政治學研究方法體系，這樣才能為研究方法的選擇奠定堅實的基礎。

四 走向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政治學研究

在中國進行政黨政治學研究，需要明確我們的政黨政治學的「中國特色」。也就是說，我國的政黨政治學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從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出發。在研究重心上，應當以研究自己的政黨問題和政黨建設為主，即以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黨建設和現行政黨運轉為主；在研究指向上，其起點、重心和歸宿都必須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政治。同時，有中國特色的政黨政治學必須體現當代中國的時代特徵和時代精神。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時代特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現了當代中國最偉大的時代精神。政黨政治學要體現中國特色，必須緊扣改革開放的時代主題，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最後，有中國特色的政黨政治學必須繼承中國優秀的政治文化傳統和中華民族具有生命力和再生力的民族精神。實際上，中國政黨政治的形成、發展離不開中國的傳統的政治文化，也正是「和合」的文化傳統形成了中國合作性政黨制度的文化根基。也只有科學借鑒西方政黨政治的理論與方法，合理繼承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優秀價值，準確把握中國當今的國情和時代訴求，才能夠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政治學。

註：本文曾發表於《理論探討》（全國中文核心期刊），2007年第3期，後被人大複印資料《政治學》2007年第8期全文轉載。發表時略有刪節。

作者簡介：

柴寶勇，男，（1979—），河北南宮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政治學理論和中外政治制度研究，在《政治學研究》、《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等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十餘篇，其中被人大複印資料〈政治學〉全文轉載二篇。

聯繫方式：13488859039或者010-82501085

電子郵箱：chaibaoyong@163.com

通訊地址：中國人民大學宜園3—504（100872）

王剛，男，（1972—），山東濰坊人，法學碩士，濰坊學院馬列部講師，主要從事政治學研究。

聯繫方式：山東濰坊學院馬列部（261061）

[1] 這從中國政治學會和黨史、黨建學會的分立可以看出。

[2] 實際上，這兩個領域的學者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自賞、自閉與蔑他傾向。前一個領域的學者往往同政黨實務工作者聯繫較為密切，能夠申請到一些黨的各級部門的課題，認為後一個領域的學者不了解中國國情、務虛不務實。而後一個領域的學者認為前一個領域內的學者不懂政治學的基本原理、方法與理論，純粹是歷史研究或者成為黨的理論、方針、政策的註解和宣傳工具。這從筆者幾次參加有關政黨的研討會中可以深切感受，但未免偏頗。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第42卷，第238頁。

[4] E.E.Schattshneider，Party Government，NewYork：Holt，Rinehart&Winston， 1942，p.1.

[5] 例如，由林勛健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政黨政治譯叢》和由楊德山主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當代西方政黨研究譯叢》都相繼在翻譯出版中。

[6] 比如，在這方面的代表作有梁琴、鍾德濤著的《中外政黨制度比較》（商務印書館，2000年出版）；周淑真著的《政黨和政黨制度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戴孝慶的《現代世界政黨和政黨制度比較研究》等。

[7] 比如，張秀平：《構建「政黨學」框架的嘗試———評介〈政黨和政黨制度比較研究〉》，載《民主》2001年第8期；孫秀民，秦璐得：《略論中國社會主義政黨學的研究對象》，載《錦州師範學院學》報2003第4期。

[8] 這一框架劃分借鑒了王浦劬的《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和景躍進、張小勁的《政治學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9] 比如王邦佐率先運用社會生態分析的方法來研究政黨制度問題。這種研究方法注重對政黨制度的動態研究；注重對政黨制度與社會環境之間互動關係的考察。參見：王邦佐、李惠康，《西方政黨制度社會生態分析》，學林出版社，1997；王邦佐等， 《中國政黨制度的社會生態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0] 詳情可參見：俞可平，《中國政治學百年回眸》，載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政治學》2001年第2期；吳玉宗， 《中國政治學研究應四深入》，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政治學》1996年第6期；吳大英；童國棟，《試析政治學方法論研究的幾個原則》，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政治學》1997年第3期；王金洪、郭正林，《21世紀中國政治學的總體性轉換》，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政治學》1998年第1期；王浦劬，《我國政治學的建設應該著力於三個方面的發展與突破》，《政治學研究》1998年第1期；陳振明，《科學化、現實性與跨學科研究》，《政治學研究》1998年第1期；林尚立，《政治學與政治發展：中國政治學發展20年》，《政治學研究》1998年第2期；程竹汝，《21世紀中國政治學的歷史使命》，《政治學研究》1998年第4期；金太軍，《當代中國政治學的發展現狀與前景展望》，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政治學》1999年第4期；譚君久、童之偉，《中國政治學應進一步加強自身建設》，《政治學研究》，1997年第1期；肖唐鏢、陳洪生，《經驗研究方法在我國政治學研究中的應用現狀分析》，《政治學研究》，2003年第1期；葉娟麗，《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悖論——兼論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啟示與教訓》，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年第5期。

[11] 王邦佐等：《中國政黨的社會生態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3頁。

[12] 如梁琴、鍾德濤著的《中外政黨制度比較》（商務印書館，2000）；周淑真著的《政黨和政黨制度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等。

[1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