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極權的衝突

[導讀]胡適：自一九一七年以來，所有新興的極權政治制度，都採取急進而過激的革命方式；他們一切行為，似乎都本著一句話：「把現存世界摧毀、另建一個新的世界。」

劃一與互異

極權主義的第二個特徵，是根本不容許差異的存在或個人的自由發展。它永遠在設法使全體人民，適合於一個劃一的軌範之內。對於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學術生活，以及經濟組織等無一不是如此。政治活動一律受一小組人員的統制指導，這小組的編製，類似軍事機構，對於領袖絕對服從和信仰。一切反對的行為與反對的論調，都遭受查禁和清除。在宗教方面，極權主義的領袖們，聲稱已由傳統的超自然的宗教束縛下，解放出來了。同時更盡量對全體人民宣傳反宗教的學說，並竭力壓制一切自由獨立的宗教團體。在學術方面，不准許有思想言論自由存在。科學與教育只佔次等地位，黨國的權利高於一切，而且思想不得離「黨的路線」。在經濟方面，政府將一個劃一的制度，強加在整個社會上，以期適應其所規定的經濟政策。不論是共產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或農業集體主義，都是政府不容分說，不擇手段，強迫推行一個劃一的制度。在極權國家內，勞工運動已經不存在了，因為實業與生產都是由政府通盤籌劃的。在這個國家裡，不許罷工，不許勞工抗議，唯一可能的消極抗議，只有怠工，但怠工是被認為罪大惡極的。

在上述三方面的生活中，規定人民應行接受的「路線」永遠是由黨、國或領袖來決定。而這三方面又制定為三位一體，名異實同。任何人不準違反黨綱或政策。極權主義者說：「個人是沒有自由的，只有國家、民族才談得到自由。」極權主義者為黨的絕對正確性而辯護，不允許一切與黨義不合的事物存在。他們說：「因為我們深信，我們的一切行為都是正當的，我們決不能坐視我們的鄰人也宣稱，他們的行為也是正當的。」

正因為這種在生活各方面過分企圖劃一與排除異己，才把反民主的政治與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標出根本的差別來。

民主主義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個人主義的。由歷史觀點看來，它肇始於「不從國教」，這初步的宗教個人主義，引起了最初的自由觀點。保衛宗教自由的人們，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財產，而反抗壓迫干涉的鬥爭。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敬奉上帝，乃是近代民主精神在制度在歷史上的發端。這種不從國教的精神，也和其他各種自由，有密切的關係，如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是。根木的問題是，我人企圖獲得機會，自由發展與表達其自己的感覺、思想與信仰，於是成了一種爭取我行我素的權利的爭鬥。所謂我行我素的權利，是指一種不必墨守成規，不必遵守命令式的軌範而行動的權利。

民主制度，於是在宗教信仰、智識醒覺、政治言論，以及等等一切生活方面，這種「不從國教」精神的產物。民主文明，也就是由一般愛好自由的個人主義者所手創的。這些人重視自由，勝過他們的日用飲食，酷愛真理，寧願犧牲他們的性命。我們稱之為「民主」的政治制度，也不過就是這般具有「不從國教」的自由精神的人們，為了保衛自由，所建立的一種政治的防禦物而已。

就是連民主文明的經濟情況，也並不是像一般人心目中所想像的一律都是資本主義的。私人的產權與自由的企業之所以能夠長久維持，由歷史看來，都是因為這兩種制度，具有充分的力量，幫助個人的發展；都是出為這兩種制度已使一種極高的經濟福利標準，有實現的可能。

經濟發展的千頭萬緒

在經濟發展的千頭萬緒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近代民主文明中經濟情勢的持點。一位現代的經濟學家認為近代美國的經濟情形，至少可以分成五種互相懸殊的組織，而這五種組織，是並駕齊驅，不分軒輊的。第一，是傳統的資本主義組織，如個人所有的商店、農場、洗衣店、茶店等。第二，是大公司的經濟組織。第三，是公共事業的經濟組織。第四，如郵政局及「田納西開發區域管理局」等公共團體的經濟組織。第五，是各種的「私人集體組織」如大學、教會，以及消費生產合作社等。這—切組織，以及其他可能的各種不同的「組織」，同時都在發生作用，以滿足人民經濟的需要。至於其他民主國家的情形，多半也是如此。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這些不同的組織中，並沒有人企圖按照一個格式，把它們一律劃一。

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區分極權制度與民主制度的第二個基本觀念，就是前者採取生硬的劃一，而後者主張變化及個別發展。這種差異，在任何生活方面，都很顯著。企圖劃一，則必須走上壓制個人發展的道路，則必將阻礙人格與創造力，必將發生偏私、壓迫與奴役等情事，甚至於構成知識上的欺騙，與道德上的偽善。由另一方面看，對於自由發展的重視與鼓勵，可以增進人格修養，加強團體生活，可使公正而富於創造性的藝術思想，自由的開花結果，可以養成容忍與愛好自由真理的良好精神。

結論

最後，我認為真正的民主與極權的衝突，可以歸納為兩種基本觀念的衝突：第一，這種急進革命的方法，與漸進改善的方法之衝突，第二，這種企圖強迫劃一，與重視自由發展的衝突。為民主的生活方式和民主的制度而辯護，須對於健全的個人主義的價值，具有清楚的了解，必須對於民主主義的遲緩漸進的改善的重要性，具有深刻的認識。進步總是日積月累的，如果個人不能自由發展，便談不到文明。

1、本文原題「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是胡適一九四一年七月在美國密歇根大學所做演講，由張起鈞譯成中文，刊於《自由中國》一卷一期（一九四九年一月），又收入《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五冊。

2、據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8226;哲學與文化》，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二月年四月第一版校對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