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載沉冤案要翻 ——白話文，曾經勝利的失敗者

（作者：李汝倫（1930－2010）——當代詩詞名家）一九二二年在南京出版了一本叫《學衡》的文學理論刊物，為《學衡》撰稿的一幫人有共同的立場、觀點、情趣和理想，因此他們被稱為學衡派。這幫人專一和新文化派作對，也可以說他們是為反對新文化派才創辦了這一刊物。　　被扭曲了的歷史給予他們以極不公正的待遇，沉冤八十載了，整整地。他們被誣陷，被抹白了鼻樑，甚而被掛一幅魔鬼般的面具。在某些現代文學史的著作中，常被唯心地視為不存在，提都懶得提一句，有的提了卻是貶斥性的一筆帶過。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的十一隻筆杆子（十一歌）倒很看重學衡派的，其看中方式就是給他們扣上一頂重得嚇人的大帽：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結合的復古逆流，「遺老遺少」；因為他們大都是在美國最好的大學——哈佛大學讀過書，得過碩士、博士頭銜，於是被扣以「穿西裝的衛道士」等等。　　近些年學衡派曾引起部分學界人士的注意，有人進行研究。他們中的一些人出版了專集，但大都是自費出版或由友人資助出版。但研究者即使有比較客觀的文章，也總忘不了給他們派送一頂保守派、文化保守主義的帽子。　　在西方，保守並非貶詞，英國的一個大黨就叫保守黨。但在中國，保守是迂腐、無知、愚昧、拒絕新事物的同義詞，距離反動、反革命只一步之隔。所以給學衡派加上保守二字，對學衡派倒無所謂，對自己則保了險，表示和學衡派劃清了界限，秋後算帳時就有用了。　　學衡派之被壓被排擠就在它呱呱墜地之時，周作人指學衡派為復古主義；魯迅稱之為「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周氏兄弟承認其復古，一直指其為假貨。魯迅的一篇《估〈學衡〉》，給後來的十一歌提供了炮彈，十一歌說學衡人物「對新舊學問都是一竅不通的」，其實這才是十一歌之流的夫子自道，他們要達到學衡派的學問水平，得認真苦讀二十年，外加面壁十年。學衡派人物的學問素養，比之新文化派諸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在國外拿到的碩士、博士頭銜比新文化派多數倍，他們沒一個人朱紫其衣，黃馬其褂，他們從未依附於哪派政治強人，終生奔走風塵於教育事業和科研事業，桃李滿天下，有重大成就者，未計其數。　　八十年過去了，世界已幾底滄桑，他們最終被證明是勝利者。他們當年的主張、觀點經得住歷史的驗證，得到準確的定位，如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冷落之、嘲諷之、打擊之、誣陷之，使之嘗遍苦澀，歷盡艱辛。 中國文化人內戰，第一槍在美國響起　　胡適、陳獨秀是以否定中國文化起家的，但其言論，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中並沒有市場，尤其是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其中以梅光迪為最早，梅和胡適是安徽同鄉，二人關係很好，以兄弟相稱，二人常在通信中討論學問，梅對胡很是欽敬。但當胡適提出「要須作詩如作文」之後，立即受到梅的批評，開始以朋友的口氣討論、相勸，但無效。二人關係越來越僵，口氣越來越不好聽。可以說中國兩派的交鋒，是在美國開始的。後來，胡適的態度，特別是陳獨秀以及錢玄同等人加入戰團之後，使哈佛的中國留學生們憤怒，有張鑫海（後來成為博士）者，憤慨地說，因「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志集，定必與若輩鏖戰一番！」學問未成，同志未集，大約就是學衡到一九二二年才出版的原因。梅光迪曾引春秋時楚國申包胥對伍子胥說的話，「子能覆楚，我必復之」。《學衡》的創刊意味著「鏖戰」已經開始。　　《學衡》首先在南京的東南大學建立了基地，受到實際主持校務的副校長，曾是美國西北大學的學生的劉伯明的支持，劉也是位博士。梅光迪、吳宓（哈佛大學碩士）及胡先（馬肅）（哈佛大學博士）合議創辦，由吳任總編，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三三年七月（一九二七年停刊一年）共出版七十九期，合共十二年，比新文化派任何一個刊物都命長。它沒有官方背景，沒拿官方津貼，經費主要靠募捐或自掏腰包。有官方背景的章士釗曾主動捐助一千元大洋，但被他們拒收。刊物沒有經費，投稿者雖然一篇篇大塊文章發表，但沒有「收大洋xx泉」的記帳。他們志行高潔，謀求的不是私利。請看他們的發刊宗旨及辦法：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對於國學則主張）以切實之功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煮其旨要，以見吾國文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對於西學則主張）博取群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並覽，不致道聽途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　　《學衡》有一個整齊精粹的作者群，除了梅、吳、胡三人外，尚有劉伯明、吳芳吉、劉撲、易峻、曹慕管、張鑫海、李思純、浦江清、張蔭麟、趙萬里、郭斌酥、馬宗霍、湯用彤、黃華、蕭純棉、柳詒徵、徐則陵、張其昀、王煥酥、徐鎮顎、束世征、向達、劉永濟、劉盼遂、林損、王易、王浩、黃節、劉善擇。　　還有大師級人物：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　　光有這一作者群，就能略知《學衡》的學術水平。它固然以新文化派為靶標，但也發表了大量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和譯著。 攻城略地　　學衡派與新文化派的對立有個總的聚焦，在各個文化領域的爭論都圍繞著這一聚焦。它就是如何對待祖國傳統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問題；對中國傳統文化是全盤否定，一概打倒，還是甄別優劣，優者保存繼承，劣者揚棄？對西洋文化是盲目崇拜，臣服在地，全盤引入，還是有區別地明白辨析，審慎取擇，供我所用？　　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說：　　中國二千年來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這都是因為這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是沒有價值的死文學。　　請注意「都是」「只有」幾個副詞，這是極有重量和硬度的副詞，也是他的大前提。胡適一下子打死了中國二千年中所有文言文學，時間之長，面積之大，橫屍之眾，令人懷疑作者是個嗜殺狂。但胡適犯了最簡單的邏輯錯誤，在「都是」「只有」之後卻突然來了句「凡是有一些價值和生命的都是白話式或接近白話的文字寫的。」當然，也只是「有一些」而已，並非真有。胡適的邏輯、用詞混亂之極，而《石壕吏》、《兵車行》就是他所說的白話詩，是不值一駁的。　　胡適就是根據這樣一個荒乎其唐的前提，得出個文言當廢的結論。世界上各個有文字的民族，都有口頭語、書面語的區別。「母病速歸」是文言的書面語，用口頭語則當是「老娘病重了，快些回家來。」中國文言是古代的書面語，它和古代的口頭語，落差不大，從《詩經》中的《風》詩可以看出，文言書面語，簡潔概括，為口頭白話所遠遠不及。在這一認知里，學衡派與章士釗、章炳麟、林琴南等古文保衛派是一致的，但有很大區別，區別在於學衡派並不反對白話文。梅光迪說：「夫革命者，以新代舊，以此易彼之謂。若古文與白話之遞興，乃文學體裁之增加，實非完全之變遷，尤非革命也。」這顯然是十分正確的。筆者一九八一年在《為詩詞形式一辯》中就指出，中國詩史上「新舊體詩的並存，意味著詩人有更多的抒情言志的工具，可以為詩人們的不同題材，不同需要服務。一種新詩體的出現，顯示著詩的園圃中培植了新的花朵，詩的家族裡有了名新的成員，中國詩史上從未有一種新詩體一出台亮相，就擺出排斥前賢老輩，要取而代之，唯我獨存，其餘統統該死之霸主架勢。」新東西的誕生不標誌著舊東西死亡這個辯證法的一般規律。新文化派又以八股文為古文罪狀，其實這二者完全是兩回事情。八股的結構初時並非一無是處，但使之框住一切文章，它就成了壞東西。梅光迪說「夫古文與八股何涉，而必並為一談？」清末廢八股並未廢古文。古文已有二千多年歷史，創作了無數優秀篇章，顯露了古代作家們的思想才情。梅光迪說「蓋文學體裁不同，而各有所長，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獨立並存的價值。」　　當時新文化派相信進化論，進化論成了他們研究文學的根據。胡適說「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套自王國維「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初聽似乎沒錯，每個時代的文學都會帶有它所處時代的時代色彩，問題在於他們要求時代只有一種文學，以前存在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應該去死。因為他們的進化論說，新的一定勝過舊的，年輕的勝過年老的，新的來了舊的滾開，兒子生了老子就死去，否則它必將成為新生的絆腳石。適者生存，弱肉強食，這本是生物界的規律，套之於文學，就十分荒謬。文化現象是新的來了，舊的存在，新的必孕育於舊的之中，任何東西都賴父本母體才生，即使生物界，絕大部分生物也不同類相食。正因為文化物種不遵循生物進化論的邏輯，才形式中國文學的多姿多彩，各逞其妙。而文學史證明新的不一定能勝過舊的，馬克思說過：希臘神話至今仍保持著它的不可企及。中國詩歌史上大詩人很多，但能超過李杜的尚未出生。作家協會會員千千萬萬，但還沒創造出一部勝過或者趕上《紅樓夢》的作品。法國沒有第二個巴爾扎克，俄國沒有托爾斯泰第二，英國沒有再生出位莎士比亞。如果有人要勝過他們，我祝願他成功！　　這裡說說筆者中學時代的事。那是四十年代初的東北（偽滿），課本上有白話文，也有少數文言文、譯文、新詩，但語文老師給我們格外加餐，其中有《岳陽樓記》、《滕王閣序》、《陳情表》、《前後出師表》、《前後赤壁賦》、《祭十二郎文》、《李斯諫逐客書》、《弔古戰場文》等，其中有些文章叫人讀之泣下，有些讀之使人悲慨，或叫人沉醉，其思想之深沉，感情之濃烈，使人無法忘卻。他們都是死文學，沒有真價值，沒有真生命嗎？　　遺憾的是學衡派極少甚至沒有選取這一角度予以辯駁，而花了太多的筆墨說明文言文之不可廢。用文言文本體的優秀作品為例證，那才是最強有力的辯護，因為那是文言文的實踐，而文言文的實踐最足檢驗文言文的真價值和真生命力，說明我們的文學史。如按胡適的評斷，那麼我們的文學史豈不太荒涼，只有幾株樹木，幾叢花草了嗎？　　胡先驌說Chaucer(即喬叟)去今五百年了，Snencer(即斯賓塞)去今已四百年了，他們的詩在英國已如我國商周之詩難讀，而我國周秦之書尚未如此，但宋元白話文，如宋元語錄，元人戲曲，則大異於今多不可解，原因是其中用了許多當時的方言土語，而宋元文章，則與今日無別。筆者想，後者可能象今天的文言普通話，故能讀之無礙，而今日某些大量使用方言土語的小說，大約幾百年後就要由研究家們作注和考證了。這情形我們在《金瓶梅》、《紅樓夢》、《水滸傳》里都經常遇見。　　胡先驌的意見，是對「話怎麼說，文就怎麼寫」的批評。胡適主張「言文一致」，其實言文是不能真正一致的。文學的語言，不管怎麼「白話」，它必須是文學語言，即經過作家的藝術加工，即從口頭語中提煉出來有文學品位的語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言中有文，才是文學語言，文是刺於身上的花紋，意即藝術。胡先驌說「文學自文學，文字自文字，文字僅取其意，文學則於必達意之外，有結構，有照應，有點綴，而字句之間有修飾，有鍛煉。凡曾習修辭、學作文者皆能言之，非謂信筆所書，信口所說，便足成文學。故文學與文字，迥然有別。今之言文學革命者，乃昧於此理矣。」　　文學語言與生活語言有差別，有雅俗、粗細和文野之相異。胡適取消這一差別，就取消了文學語言，從而也就取消了文學。文學語言必須精確地符合塑造形象化的需要，符合人物形象的身份、氣質、性格、環境、氛圍和規定的典型環境。　　胡先驌因此批評胡適：「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要這麼說就這麼說」之論，是「蓋泛濫橫絕，別無制裁之謂也。」是「不問此話是否應說，是否應於此處說，則將不問此話是否合理，是否承題，是否可以服人，是否委婉曲折可以動人，是否明辨可以服眾？」　　言文分離是當然的，其分離是因為「言」是文的原料，文是言的加工過的成品，原料本身卻不是成品。「話怎麼說就怎麼寫」的結果必然「言之無文」而「行而不遠」。　　學衡派不反對白話，但他們主張的是藝術化了的白話。學衡派主張革新而非革命。他們主張文言不必廢除，而可以保存，因為文言是中國數千年中文學的載體，也是記錄一切文化、典籍的工具。白話文當初面世時，古文就不曾出面反對，否則就沒有了宋元語錄、宋元戲曲、以及那麼多文學名著。《學衡》上就發表過好幾篇白話小說，包括《學衡》主編吳宓的一篇。所謂學衡派反對白話是子虛之論。　　白話文由來已久，歷史近千年，小說中產生過象《金瓶梅》、《水滸傳》、《紅樓夢》等名著。白話並非胡適所發明。白話出來後，與古文一向和平相處，從未因其異己而互相另眼相看，甚至不共戴天。正如梅光迪所說：「所謂二十世紀之活文學，並非二十世紀人所創造，仍係數千年來祖宗所創造者」，它們同是祖孫。　　梅光迪所主張文學改革是「改革第一事只須改革其流弊，而與其本體無關。如足下（指胡適）言改革，直欲將吾國文學盡行推翻，本體與流弊無別可乎？」保存的要保存，革除的要革除，區別對待，這才是正確的科學的態度。　　徐世昌為北洋軍閥政府總統時，曾下令小學課本採用白話文。胡適自我感覺良好，大概認為這是他提倡白話文的勝利，但他不滿足，立即主張中學課本上也只載白話文不要文言文。但因白化文好的太少，難選，就主張用他所喜歡的白話小說代替。包括《水滸傳》、《紅樓夢》、《西遊記》、《三俠五義》、《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俠隱記》、《續俠隱記》等二十部到五十部白話小說。這主張真夠荒唐透頂，這麼多中長篇小說塞入（實際上是代替）中學課本，學生還有時間學習其它功課嗎？梁啟超在東南大學講學時曾激烈批評這一主張。他認為學生讀小說是自然的，禁也禁不住，但決不能將之列入正課，佔用正課時間。學生的正課時間本來是不多的。他主張中學生要多讀古文，古文好的多，易選。而中學生學語文的目的是掌握文字：使其文理通順而非培養學生當作家。梁啟超的批評無異是正確的，誰能設想英國會把狄更斯、勃郎特、高爾斯華斯、勞倫斯等作家作品，法國把伏爾泰、司湯達、莫泊桑等作家作品，義大利把《神曲》、《十日談》等名作，俄國把果戈理、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的作品塞給他們的中學生當課本，除非他們的教育部長發了瘋，而學生們的家長都是啞巴。　　梁啟超認為作好白話文「文言的功夫應該很深」，這看法在當時是有共識的。朱光潛在《雨天的書》中就說：「想作好白話文，必要讀文言文。現在白話文作者當推胡適、吳稚暉、周作人、魯迅諸先生。這幾位先生的白話文都得力於古文。」朱光潛先生說「他們也許不承認。」別人沒表態，唯魯迅表態不承認，並指責這是復古思潮，是新文藝的自殺。說他自己「自舊營壘中來，情形看得較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於死命。」魯迅說得「舊營壘」，就是指他讀過的中國書、古文。也就是他的「強敵」，他要反戈一擊，制以死命。無疑，魯迅視中國書，亦即中國文化為仇寇，而非培養他成為大作家、大文豪的中國文言文、中國書。所以魯迅主張青年少讀或乾脆不讀中國書而多讀外國書。不知中國書中是否包括他自己寫的書，如果中國青年也一樣不讀他的書，那麼他還寫那麼多書幹什麼？抗戰時在戰時首都重慶，林語堂在一次演講中，有一青年向他發問，提到魯迅說中國青年不要讀中國書的問題，林語堂回答了一句：「魯迅先生讀的中國書比誰都多。」 一場雙簧戲，半個獨裁者　　辛亥革命成功，民國成立，然而沒有出現宋明以後那麼多滿清的遺老遺少，這原因很簡單，不必細說，他們大多「咸與維新」了，少數的歸老林泉，吟詩、書法、玩鳥、看戲，如陳寶森、陳三立、羅振玉、鄭孝胥、康有為。新文化運動開始，倡白話，廢古文，對他們來說，毫無興趣，沒有出面一爭的勇氣。正如魯迅所說「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贊同，並且也沒有人反對，我想他們感到寂寞了。」正如一位演說家，既沒有人鼓掌，也沒有人喊倒好，冷冷清清，有些耐不住，因此組織了一出雙簧戲。先由錢玄同、劉半農克隆出了一個王敬軒，由錢玄同扮演，出面痛詆新文化派的荒誕不經，再由劉半農出面，狠狠地痛斥了「王敬軒」一通，大力宣傳了新文化派的應天順人，應時運而進化。世界上還沒見過用這種辦法自產自銷這種級別的趣味來宣傳自己和搞學術辯論的。怕是正經學人所不齒，何況堂堂大學的堂堂教授。新文化派津津樂道如何「罵倒王敬軒」，現代文學史家們當作有趣的軼事或花絮描述一番，我卻為之一羞。　　「罵倒王敬軒」原來倒下的是個稻草人。比這顯得文明些的是不屑與之爭辨，對方的文章也不屑一看。胡適收到梅光迪寄給他的《學衡》創刊號，他說「我沒看見什麼《學衡》，只看見一本《學罵》。」並指胡先驌的文章是謾罵（可見他已全看過了，不看又何以知道是學罵）。其實那《學衡》並無所謂謾罵，全是說理辯難的學術文章，罵而不還口，不是由於度量而是由於理屈詞窮，避開實質性的論戰。更高明的是魯迅，避開對方的說理，只在對方文章中找幾句欠通或有餘波的文字，指為不通，不配與之一爭。此種戰法能使挑戰一方暴跳如雷，假如對方修養不足的話。更能使學問不足的青年折服，而使對方大丟面子。很象兩將交鋒之際，一將指對方不合槍法，故退出戰場。古代戰場上似乎未聞有此情形。 新文化運動中又一領軍人物是陳獨秀　　如果說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是由和梅光迪辯論而促成，那麼他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則是接受了陳獨秀的鼓動。胡適的《改良》一文一出，首先響應並表示全力擁護和效命是陳獨秀，他立即寫了《文學革命論》，文章以極端激進的語言，痛詆中國文學，提出了三個推倒，即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　　文中除了說《詩經》的《國風》和《楚辭》非不斐然可觀和肯定馬東籬、施耐庵、曹雪芹之外，全部文學作品都是應予推倒的對象。認為從韓愈到曾國藩全是載道之文，抄襲孔孟極膚淺極空泛之門面語，與八股一致。又說元明清小說也「為妖魔所扼，未及出胎，竟而流產」，又提出所謂十八妖魔，其文無一字有存在價值。為表示效忠的決心，他抗著上書「文化革命軍」的大旗，「明目張胆地與十八妖魔宣戰」，「願拖著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即為「吾友胡適」之前驅。　　胡適既然有了「文化革命軍」，有「拖著四十二生的大炮」的人作「前驅」，膽子立即壯了起來，好像吃了壯行酒，有了將「改良」改為「革命」的勇氣，擴大化了陳獨秀要推倒的中國文學，擴大成二千年來只有沒有真價值的真生命的死文學。　　陳獨秀在文章中信心十足，他聲明，文學革命「其是非甚明，不容反對者有討論的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決定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文學革命是天經地義的，「不容更有異議。」當時陳獨秀的頭腦里還沒什麼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個思想激進的資產階級左派。順我者生，逆我者死，不允許任何不同意見，更無須說反對意見。陳獨秀也曾鼓吹過自由，但自由只歸他獨享，他人不得分羹。當時他還是非黨人士，且未掌握槍杆子，只能算半個獨裁者或口頭獨裁者。陳獨秀雖然如此赤膽忠心地願為胡適的「前驅」，但胡適對他的這一套卻並不欣賞，立即寫信給陳，指出這是專制主義作風，這話太偏執了，主張歡迎反對的言論。　　不要忘記，胡適是在民主自由的美國留學的，陳獨秀是在有天皇專制，實行軍國主義的日本留學的。　　陳雖如此專制，但面孔而已，偏有一群學衡派不但紛紛出來表示異議，乃至直截了當地極力反對。胡適曾指責《學衡》「謾罵」，但新文化派的《新青年》又何嘗不罵，汪懋祖就指責《新青年》「如村嫗潑罵，其何以折服人心？」村嫗之罵加上專制之風，使外人和自己人都心涼，教授、大學的學長，風度何在？胡適作為一個學者，對陳獨秀表示了正當的不滿。當陳將成為一個政黨領袖的前夕，他被捕了，眾多人為他求情，為他作出保釋的簽名。胡適就告訴他簽名者有兩位他痛罵過的「桐城謬種」，即古文學家馬通伯和姚叔節，胡適說：「我怕這種不容人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之地了。」幸而陳沒有早些取得成功，而使這種社會推遲了數十年。但早在此時，陳獨秀所鼓吹的科學與民主，已被他拋到九霄雲外，科學、民主便長時間地成為中國人夢中物。更希奇的是陳最後一次被捕，替他做辯護的律師，竟是甲寅派首領古文家的章士釗。其辯護詞在上海《申報》發表，標題是「黨即國家乎？」說陳「非危害國家也，國民黨不能代表國家，是為二物。陳氏反國民黨，不反國家，何危害民國可言乎？」詞用的文言，黨非國家，於近百年前由一古文家說出，真令人慷慨生哀。 詩、文、說話與男女之別　　詩是胡適發動新文化運動的首要問題，中國文學之被否定，詩是第一個受害者。胡適所說二千年的死文學，詩是首位死文學，或者是該死的文學。詩的該死首先是因為詩有格律，詩有聲韻和音節（西方叫音步），這些全被認為是詩神的枷鎖鐐銬，打破這，詩才能解放，這是詩的進化，那就是取消詩的一切特點，詩要向文看齊，「詩國革命自何始？要須作詩如作文。」話怎麼說，文就怎麼寫，詩則同樣「話怎麼說，詩就怎麼寫」了。　　大凡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詩文有別，正如男女之有別一樣，如果男女無別，不僅倫常乖舛，最終將導致人類的滅絕，詩向文向說話看齊，詩也就滅絕了。　　胡適的這類觀點早在他在美國留學時就提出來了。他受到同在美國留學的梅光迪的批評。胡適曾在信中與梅相約：「願與足下責善規過，交相勉之。」但在實際問題上，胡適根本沒考慮過梅的意見，空聞責善，不值規過，反而變本加厲，上了梁山，搞了個《建議的文學革命論》出來。這篇文章標誌著梅胡友誼的正式結束。　　梅光迪首先提出「足下謂『詩國革命自何始？要須作詩如作文。"梅頗不以為然，詩文截然兩途。」文是文，詩是詩，「詩之文學（protsedicloin）與文之文學(protsedicloin)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他舉華茲華斯（Wordsworth）為例，認為華茲華斯也曾力主詩文一體，且謂「詩之文字與尋常語無異，然觀其詩則詩，非文也。」胡適的主張是否來自華茲華斯，很令人懷疑。梅指出「吾國求詩界革命，當於詩中求之，與文無涉也。」梅反對「詩家成為古人奴婢，無古人學術懷抱，而只效其形式???」定非真詩。他指出「大抵改革一事，只須改革其流弊，而與其本體無關」，「是足言文學革命本所贊成，惟言之過激，將吾國文學之本體與其流弊混雜言之，故不敢贊同。」本體與流弊分別對待是對的。他說「詩者，為人類最高最美之思想感情之所發宣，故其文亦需最高最美，擇而又擇，選而又選，加以格律音調以限制之，而後始見奇才焉。」梅光迪嘲胡適之白話自由詩如兒時所聽的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詩人命者」。他說歐美也有類似的大舉革命旗者，他勸胡適「誠望足下勿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也。」　　梅光迪對胡適的「作詩如作文」的主張，可謂作到真正的「責善規過」，極盡諍友之義。可惜胡適昧於一偏，無法逆轉。他沒有象陳獨秀那樣不容人提出異議，畢竟是胡適的勝人處。　　學衡派的又一大將胡先驌有一篇長文《評〈嘗試集〉》，有人責他文中只很少一部分提到《嘗試集》似乎離題，實則作者一開始就聲明了評《嘗試集》必須評其詩論，如新詩之短長並古今中外之論詩之說等等。實則並未離題。作者把古今中外的詩論擺了出來，目的在於和《嘗試集》及胡適之說作出對比，以證胡適理論實踐之荒謬。　　胡先驌說胡適主張的八不主義中如不用陳言套語，不避俗字俗語，不作無病之呻吟，須言之有物幾條，早已是古代詩人之共識，並非胡適之首創，其實中學老師教作文時，也經常言及。至於不用典、不對仗、不模仿古人「則大可商議」。　　胡先驍具體分析了用典的優劣得失，他反對用僻典和堆砌典故。但胡先驍指出，胡適不知道外國詩也一樣用典，荷馬詩中的神話故事，已為文藝復興以後的詩人用了又用，臻於用濫。到莎士比亞、彌爾敦的詩作出來，則幾乎人人都引用他們詩中的情事。問題是看用的是否恰到好處，用的好的起到暗喻、含蓄、耐人思索的作用。胡適在後來談不用典時，談來談去，也是這個意思，但胡適不認錯，堅持不改「不用典」的提法。　　聲調格律、聲韻、音節（或叫音步）嚴格地區分了詩文，連普通老百姓也懂得押韻，懂得用符合漢語音節來寫唱民歌。魯迅曾說老百姓羨慕士大夫，士大夫作七言詩，所以他們的民歌也用七言。這種言論，過去、現在聽起來都會令人發笑。　　胡適為提倡白話詩，堅持俗字入詩。其實俗字入詩也不新鮮，歷史上很多大詩人都曾如此。胡先驌：俗字之能否入詩，必以能入詩者為限；即入詩後能增強詩感詩味，而非什麼俗字俗語都入詩。胡先驌舉了很多例證，然後問到「何胡君之白話詩不如鄭子尹鄭蘇庵之白話詩乎？則由於胡君但能作白話而不能作詩之故。」他說胡適《嘗試集》的新詩，僅僅是白話，而非白話詩。「夫詩之異於文者，文之意義，重在表現(denete)。詩之意義，重在含蓄(counate)與暗示(suggest)。」　　胡適之白話詩，實際是取消詩文差別，以文為詩，以白話本身為詩，詩的特點全部取消，只保留著從外國詩借來的分行排列。胡適《嘗試集》流弊之大，人所共見。把一些散文、白話分行排列就叫詩，學會分行就叫詩人。作詩容易，獵名容易，作者便多，看起來陣容便大。　　胡先驌是位大植物學家，哈佛大學博士。他對我國植物學的研究有開創性的功勛。我國第一間廬山植物園即由他一手創辦。但他對中外文學之熟悉與研究，足使許多專家遜色。可惜罪惡的時代給了他一個殉道者的定位，他在文革中被殘酷迫害而死。　　對於詩，他的論述很多，本文無法多作引用。而他的詩作是經大師錢鍾書訂定的。　　下面再看看吳宓的論述：　　吳宓是《學衡》的主編，為刊物的編輯出版，他拋灑了比他人多幾倍的心血。他畢業於哈佛大學，師從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學比較文學，也是我國比較文學研究的開創者，被尊為我國比較文學研究之父。曾先後任東南大學、清華大學教授，又為清華大學研究院院長。自稱有龍虎豹三大弟子，龍為錢鍾書，虎為曹禺，豹為李健吾，晚些的弟子有季羨林、周一良、梁實秋等大家，他與大師陳寅恪有著感人泣下的生死交情。他曾放棄東北大學五千元的月薪，而自願到東南大學去領月薪兩千元，為的是編《學衡》，《學衡》的發刊宗旨等顯系出自他手。為支撐《學衡》出版，他曾自掏腰包。　　他不但學兼中外，淵博而精深，涉獵了新文化派不曾涉足的領域，同時還是位優秀的詩人，繆越曾給與高度評價。在詩論中他創「三境」說，自成一系，他愛國、愛民族、反對民族自卑，洋奴行徑。他對胡適倡導而眾人跟進的白話自由詩，認為是暗效美國的自由詩（freeverse）,我們所熟悉的惠特曼就是其代表。筆者記得郭沫若有詩：　　啊啊，惠特曼呀，　　太平洋似的惠特曼呀，　　啊啊，太平洋呀，　　惠特曼似的太平洋呀。　　一陣空喊，令人想起唐人「六郎似蓮花」和「蓮花似六郎」的正反比喻。　　惠特曼的自由詩一出，便受到眾多詩人和讀者的抨擊，出版社長期不予出版，但惠特曼這種不要格律音韻的自由詩在部分青年中卻有市場，正如吳宓所說「今日美國雖有作此種新詩者，然實系少數少年，無名無學，自鳴得意，所有學者通人，故不以次為詩也。」　　白話自由詩脫離了詩的特有形式，丟棄了民族詩歌傳統。漢詩格律是漢語特點所形成，是不以個人的主張意志改變得了的。它的嚴格的格律既經優秀詩人所創造，又經許多代詩人創造實踐證明，它是最適於漢語詩的創作，最富於音樂性、節奏感。　　當然，某些白話自由詩也可以有些詩味，正如寫畫也可以寫出詩味，但那是畫，不是詩，而白話自由詩，則有白話，有自由，但缺少的是詩的形式，詩的味道。　　吳宓不主張詩走老路，他特別注重內容，他堅持說，改造中國詩的關鍵是充實其內容，即詩中應能容納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五大洲的山川、風土、過謙、民俗、法政、科學、理論、名家著述、英雄事業、兒女之艷史幽恨、奇蹟異聞、自極大以至極小」等等無不使之入詩，即他所說的，「熔鑄新材料以入舊詩格律」，這就使詩擴大了它的題材，豐富了它的內容，表現更多事物，這當然會使中國數千年來的格律詩發生歷史性的新變，「若無新變，何以代雄」（《文心雕龍》），「掇莎米之精英，揚李杜之光焰，創為真正的新詩」（莎指莎士比亞，米指彌爾敦）。吳宓眼中的新詩，就是這樣的新詩，而不是非驢非馬毫無中國詩氣味的大白話。　　「舊瓶裝新酒」這是新文化運動中鬧騰了一陣之後，人們為詩歌指出的一條路子，因為它一不排斥新題材、新內容，二堅持詩歌的民族形式民族格律。但首位提出這一思想的，應是吳宓。　　吳宓說：「詩者，以切契高妙之筆，具音律之文，表示人生之思想感情者也。」詩能「振興民氣，導揚其愛國心，培育其進取之精神」，使「民德進而國事興」、「故善為詩者，既博學行德，以自成其思想感情之美，更揣摩諳煉，以求得韻律格調之美。」這裡提出以內容美促進和影響形式美，以內容影響民心和國事，他如胡先驌一樣，系統地比較了中西格律、節奏的異同，如希臘拉丁詩、英國詩，從而證明詩與文之有別，無論中外都是一樣的，從而證明詩文一致的不符合文學實際。這種研究無異是學衡派對詩學的貢獻，大開了中國人的眼界，不用說新文化派，八十年來很少有一位詩歌理論家做下這一工作。大多數翻譯詩出來不講（大概也不懂）外國詩的格律，而把外國格律詩譯成中國自由白話詩，讓廣大詩之讀者以為如此這般的洋貨，土產也就可以照樣炮製。於是「異種也稱王」，而土貨稱臣。直到五十年代，中國神都還在說「以發展新詩為主」，大講詩詞格律在「束縛思想」。 在詩文之外　　新文化派否定中國傳統是從文學開始的，改良之不足而革命之，革命之不足而連坐及妻孥、九族。「中國事事不如人」（胡適語），中國應該「全盤西化」，當此口號受到多數國人責難時，他就改「全盤西化」為「充分世界化」，兩者有區別嗎？沒有。世界，難道中國之外的世界都是那麼發達富有嗎？也不，還有很多比中國還愚昧、還落後、貧窮甚至過著原始人生活的世界，只知道有那麼個專門欺負、侵略中國的世界，也正是胡適可指的世界。那個世界有人憎恨，有人害怕，有人欽羨。既然事事不如人，就要事事皆如人，那就是把自己化而成「西」。那時形成一股浪潮，否定中國的一切，包括中國人身上、嘴上、手上、腦子裡的一切：　　一、取消漢語；用英語或法語代替（倡導人：劉半農、錢玄同）　　二、廢除漢字；　　 1、欲使中國不亡，非取消記載道教妖言的漢字不可（錢玄同）；　　 2、漢字不廢，中國必亡（胡適）；　　 3、勞苦大眾身上的結核菌都潛藏在（漢字）裡面，倘不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魯迅）；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只要還沒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夠馬上回答的（魯迅）；中國古書，頁頁害人。漢字終當廢去，蓋人存則文必廢，文存則人當亡，在此時代，已無倖存之道（魯迅）；　　 4、語言學家設計出第一個漢字羅馬化方案。後又出現漢字拉丁化方案。　　 5、中國文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毛澤東）。　　三、廢除中國戲曲　　 1、至於「打臉」、「打把子」二法，尤為暴露我國野蠻暴戾之真象，而與美感的技術立於絕對相反的地位（陳獨秀）；　 2、造成義和團大亂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有「打臉譜演儒釋道教義的中國戲」(陳獨秀)；　　 3、廢唱而歸於白（胡適）（即學西方話劇）；　　 4、裸上體之跳蟲們，擠在台上打個不止，襯著極喧鬧的鑼鼓，總覺得眼花繚亂，頭昏欲暈（劉半農）；　　 5、中國戲是極野蠻的「方相氏」的變相（錢玄同）（引者註：方相氏，中國古代巫術中用以驅病辟邪的神祉，臉上畫得兇猛猙獰）；如果要中國有真戲，這真戲自然是西洋化的戲，（中國戲的）戲館全部封閉，要全數盡掃，盡情推翻（錢玄同）；中國戲本來算不得什麼東西，我們作新青年的文章，是給純潔的青年看的，決不求此輩贊同百獸率舞的怪象（錢玄同）；　　 6、周作人以《論中國舊戲之應廢》為題的文章，說「中國戲沒有存在的價值」，「收起三千年的老譜」。「民族不能老作野蠻」，「終於建設一面，也只有興歐洲式新戲的一面。」　 7、「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歷史的遺傳不去，創造的意境不來。」「舊戲本無一駁的價值，新劇主義原是天經地義的」（傅斯年）。　　四、廢除中醫中藥　　廢除中醫中藥不自新文化運動始，清未維新派吳汝綸即提出「西醫精絕，中醫自古即是妄說」「醫學必取資西人」新文化派自然贊同之，以胡適為主，說：「中醫之學不是『賽先生"不足信也。」政治大人物汪精衛也是中醫的取消派，魯迅更根本不信中醫。影響極壞。民國十八年國民政府第一次中央衛生委員會通過廢止舊醫的提案。　　五、反儒教，反孔，打倒孔家店　　此類言論極多，不贅引。　　以上就是「全盤西化」的具體化。　　新文化運動始於一九一五年，開始時主要是否定中國文學的詩文問題，至此才逐漸擴大。擴大到更廣泛的文化領域。也到此才可以叫新文化運動。此前則不過是新文學運動。由以上各項可以看出，胡適、陳獨秀關於文學的議論，已煽動起一批人，在社會上、文化上形成了一股狂潮，極象文革中的造反派、紅衛兵。其中最類紅衛兵式的人物是錢玄同。他原名錢德泉，在北京大學教音韻學。此公性情古板保守，反對維新派。對海外歸來的留學生或洋化人物看不慣，成為假洋鬼子，有次在飯堂吃飯，忽一位西裝革履的留學生坐到他的對面，他鄙夷地端起碗離去。但對官府卻極其驚懼。某次，一軍官訪問學校，他竟以為是捉他到官牢里去，急忙逃走。可在新文化運動中，不知他中了什麼邪，忽然化為「左」徒，前後判若兩人。胡適的《嘗試集》一出來，他第一個出來批評，「未脫盡文言窠臼」，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一出，他千分萬分擁護，並且「最贊成」陳獨秀那種不許人討論，「不容他人匡正」的專製作風。胡適主張廢除詩的格律，他和劉半農更主張廢除填詞，並以白話詩為正體，韻文不可為正宗。張厚載寫信批評他對戲曲的否定，他無理可講（他不懂京劇），回信說：「我現在還想做點人類的正經事業，張君以後如再有賜教，恕不奉答。」錢玄同被胡先驌譏為「舍舊學外不通歐西學說者也，乃言中國學術無絲毫價值，即將中國載籍全數付之一炬，亦不足惜。」（不知付之一炬者是否包括他的音韻學），可這位不通歐西學術的先生，對歐西學術偏偏無論什麼都崇拜的五體投地，高呼萬歲。每次看到他這一切，不由人不憶起文革時的造反派、紅衛兵，所不同者，一為無知而易受愚弄蠱惑的小毛頭，竟為堂堂大學的教授。　　還有一位放棄自己的專長，跟著新文化派鼓噪吶喊起鬨的是柳亞子。他響應反孔言論，主張「非孝」，說父子應以兄弟相稱，寫詩給兒子柳無忌：「狂言非孝萬人罵，我獨聞之雙耳聰。略分自應呼小友，學書休更效爾公。」既稱兒子為「小友」，連兄弟也不是了，卻叫「小友」呼他為「爹」（公），只是不知他是否呼自己的老爹為「老友」。不特此也，他還進一步主張廢除倫常，他《次韻張天方》說：「共和已廢君臣義，牙彗羞他說五倫。種種要翻千載案，堂堂還我一完人。」民國肇興，君臣一倫當然已廢，他如父子、兄弟、夫妻等也要廢除掉嗎？他所說的「完人」，實是沒倫常的原始人、野蠻人。而千載以來的種種都要翻個底朝上，看來又是為造反派、紅衛兵先祖。說來也奇，新文化派的胡適、魯迅，都是受父母之命，和他所不喜歡的女子結婚了。胡適一生不二色，和他小腳的文盲夫人死守到死。魯迅的那位朱夫人則是很可憐的，不是棄婦的棄婦，獨守泠宮到死。但胡適、魯迅實踐了他的孝道，向封建禮教遞了降表，不知柳亞子先生知否？　　柳亞子是南社的原始天尊，掌教人，但他非常支持白話詩運動，贊成廢除舊詩，說五十年後就沒有人懂平仄了。可他一生，直到逝世，舊詩一首跟著一首，卻一首新詩也沒有試過，又是一位言行相違的君子。　　新文化運動發動的又一重大戰役是反孔批孔，打倒孔家店。孔子本是儒家，而竟被抬升為儒教，孔子是當然的教主。其實孔子何嘗象穆罕默德、釋迦牟尼等那樣創立了自己的教宗教義，自任教主。孔子之被奉為教主，正如老子的被奉為道教教主一樣，都與他們的「教」毫無關係。蔡元培先生就主張把孔孟的學說和後來的儒教區別開來。新文化派反儒教，無非是反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守節事大餓死事小、纏足、納妾，還有某些封建的繁文縟節，這些全是從漢儒到宋儒搞的新產品，與孔孟無任何瓜葛，但罪名卻要他們承擔，他們是正副教主，大掌柜、二掌柜，法人代表。　　孔子的罪過就是他為反對君權，沒提出民主、自由、平等，正如郭沫若批評屈原沒有發動廣大工農群眾，起來反對楚王一樣。孔子也沒有倡導女權，提倡男女平等，而把女人和小人並列。其實孔子也有他的理想，他的理想社會，即他設計的「大同」社會，大同就是人人平等，沒有壓迫、剝削，沒有私人佔有，大家的權力、地位相同，天下為公，因而也就沒有君臣，亦即無君思想。這當然是個烏托邦，在西方1516年才有個Vtopia，但它還保留著宗教、奴隸。孔子的Vtopia里沒有，只保留著家庭以及人與人之間美好融洽的關係。　　孔子設立了學校，卻沒有一座廟宇，也沒有創立宗教，他教授的是學問，而非宗教經文。可他不幸，硬是把他弄上斗批台，誣陷、咒罵、強加之罪，彷彿天下之有君臣、父子等都是他的罪行。如果一位教主被人如此侮辱，他的信徒早就起來誓死捍衛了。孔子之不被徒眾誓死捍衛，證明他確實不是教主，即儒教教主。孔廟遍布中華大地，直至諸多國家，但人們到孔廟去，並非求神靈保佑，或祈禱富貴。　　孔子死去二千餘年了，魂靈尚不能完全安息，正如他的被尊崇一樣，都源於他的學說偉大。他屬於人間而非屬於神鬼。　　孔子的學說是人類最好的學說，但極少被人徹底實行過。他學說的中心點之一是「仁」，「仁」就是人，人的雙倍價值，人的道德，人的尊嚴。他主張「仁政」，但沒有皇帝施行，也沒有皇帝——哪怕是暴君敢反對仁政，只有極個別的獨夫民賊才公開反對仁政。如果有哪個皇帝實行百分之伍的仁政，那皇帝就堪稱「有道明君」了。他要人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但幾千年中給人的都是「人所不欲」的東西。「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可數千年來，幾乎處處有人不擇手段地要抓住那朵浮雲。　　反孔並非新文化派一家，最早反孔的是春秋戰國之間的那位綠林大盜——盜跖。　　孟子的民貴君輕之說數千年沒有皇帝敢出來公開反對。「殺一獨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也一樣，否則等於把自己划到「獨夫紂」的陣營。翻開《孟子》，種種閃爍著千古光芒的思想常常撲面而來，在儒家，他是拉第二提琴的。　　孔孟學說中不是沒有糟粕，不是沒有為新時所不容的東西，這些東西正如我們今天的思想移到他那個時代也不被所容一樣。古人不可能有今人的思想，今人的語言辭彙，但古人有今人沒有的思想，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不要忘記古人的時代，也如不要忘記我們自己的時代。　　人們以為新文化派種種過激主張是出於愛國，「愛之深，責之切」，恨鐵不成鋼吧，我不反對這一估計，但他們的愛國真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慄。我只擔心，國家能否經得住這麼一頓熱吻？那熱吻？那熱吻里充滿著敵意之心，切齒之聲。如按照他們的主張，中國早就被愛得徹底滅亡了，豈僅亡國，還要滅種。試想，一個民族不要了他們的民族語言，打殺了他們的民族文字，取消了他們的民族醫學，民族的戲曲，民族的文學，剩下一具赤條條的一絲不掛的象把乾柴的瘦肉，再給他從外面加上一些從不屬於他們的東西，這個民族還存在嗎？世界史和中國史上有許多民族的名字，但很多名字下的民族、國家早已消失。古埃及人而今安在？如果不是有堅固的金字塔，連埃及人法老的屍孤骨也不存在了。毫無疑問，古埃及人的語言、文字（圖畫文字）以及他們的歌聲舞姿等非物質性文化是首先消亡的。古埃及人的基因也許還有，但已被其它民族所同化。按照新文化派的設想，中國人將被歐西人同化，只是黑頭髮黃皮膚同化起來較難。　　中國不亡於異族，而將亡於自家子弟！　　學衡派極端憎惡攻訐中國文化的這類言行，梅光迪說他們「日以污衊祖國名譽，繁衍外人為事」「日以推倒祖國學術為事」「要亡漢文」，實為亡民族。說他們「真非中國人也」，他主張「將中國學術傳播異域，為吾先民吐氣」。 杜威·白壁德　　杜威曾來中國講學，胡適作翻譯。他講了些什麼，一時找不到資料，估計是講他的實驗主義，而不可能像他的大弟子胡適那樣全盤否定中國文學，這並非出於禮貌，是作為一位真正的學者他不會信口雌黃，他的實驗主義也沒對此實驗過。胡適是杜威的實驗主義的忠實信徒，曾詳盡地向中國人民介紹過實驗主義，從創始人皮爾士到詹姆士直到杜威。杜威被胡適稱為哲學上的大革命家，他把達爾文的進化論引入他的實驗主義。這裡只能依據胡適的介紹，簡略地談下他的實驗主義要點。杜威主張：一，思想的起點是一種疑難；二，找出疑難之點在何處；三，提出假定的解決方法；四，決定那種假設最適宜於解決；五，用實際來證明解決的辦法。胡適不虧是杜威的高足，他把師尊的這一套，結合清代儒學家「無徵不信」「不以人弊己」的觀點，赫胥黎（英國博物學家）的不可知論和存疑主義而成為他的觀點，高度概括為「大膽的假設（或懷疑），小心的求證」。他要把一切都懷疑下去，「嚴格地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明的東西」；「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以至「寧肯疑而錯」。他的大膽懷疑影響深遠，解放後的歷次運動，都是先大膽地懷疑，懷疑此人是特務，是反革命，是叛徒，然後內查外調。胡適的大膽，首先引起當時的疑古主義，以他的弟子顧頡剛為代表，對中國的上古史，史前史等等做了懷疑，懷疑它是否真實存在過。胡適自己就認為「東周以前的歷史沒有一個字是可信的」。東周以後也大部分是偽史。魯迅似乎並不懷疑中國的古代史，但他的《狂人日記》里卻感到一切存在，一切人都被疑為吃人的傢伙，一切言行都被懷疑為準備吃人。在書中他只看見三個字：人吃人，在仁義道德的縫裡藏著。豺狼之殘，獅虎之凶，但不食其類，唯中國數千年來卻在人吃人，中國人連獸類都不如。書中狂人的懷疑是清醒的，作者也是清醒的，雖然他並未小心求證過。　　胡適對中國文學「大膽」之後，尚未充分「小心」一下，就匆忙地下了「死文學」的結論。不知胡適用什麼證據證明「全盤西化」是最好的解決辦法，用什麼證據證明「中國不亡，是無天理」，是否中國亡了，天理就有了？　　新文化派中的其他將帥沒有表示過他們信奉什麼哲學，他們信奉進化論，但進化論並非哲學。特別是留學日本的「假洋鬼子」們，學工、學醫、學法、學軍事、學美術，就是沒學哲學，或者很少學哲學。他們好像沒什麼信仰，胡適、陳獨秀一吵嚷，他們也就群起而吶喊搖旗，聲音比胡、陳還響。　　學航派和新文化派不同，他們打都有個共同的信仰，那就是哈佛大學的白璧德教授。白璧德是人文主義的大師。人文主義發生於文藝復興時期，它是人道主義的基礎，是對中世紀神學、經院哲學和封建主義的革命。人文主義反對禁欲主義，崇尚理性，崇尚道德、人性，要求建立健全的真實的人生。白璧德還尊敬中國的儒家學說，特別是孔子本人，說孔子配稱中國文化的代表。他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歐洲的人文主義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中國傳統文化關注的是人，人的尊嚴，人的道德、修養，而不是上帝，不是神，不是某種超自然的力量。　　白璧德受到一大群中國留學生的尊敬，其中包括因傾慕他而來的梅光迪、梁實秋、陳寅恪等。梅光迪、吳宓、胡先驌、吳震苊、張蔭麟等或著文或翻譯，介紹白璧德給中國。文章後來結集成書，由新月書店出版，書名為《白璧德與人文主義》。　　吳宓在胡先驌所譯白璧德談人文教育一文所作前言中說，白璧德十分關心中國發生的事情，有關中國的書籍無不寓目。他的人文主義是感於近代科學大昌、實業大盛，而道德思想衰落。人們唯利是圖，道德全失。如西方之文藝復興與傳統道德分離，而中國所謂文藝復興（按指新文化運動）走的是西方老路，完全拋棄中國傳統是不明智的。白璧德認為中國應該有工業革命，國家應富強起來，以免列強侵略。但「須知中國在力求進步時，萬不可效歐西之將盆中小兒與浴水而傾棄之。簡言之，雖可力攻形式主義之非，同時必須審慎，保存其偉大之舊文明之精魂也。」　　白璧德說「吾每謂孔子之道有優於吾西方之人道主義者」，認為中國之大學「應以孔子之《論語》與亞里斯多德之《倫理學》相比較講授，而美國各大學宜聘勝任之中國教授，教授中國歷史及道德哲學。」梅光迪到哈佛大學之前在美國西北大學讀書，後慕名拜訪白璧德，但他不知道白何時對中國典籍發生了興趣，而且發現白璧德對中國的儒家和早期的道家（應指老莊）思想有全面的理解。對儒家學說中純粹的人文主義大加讚賞，看到早期道家和現代西方自然主義之間有相似之處。梅光迪說「在西方能成就於此者，白璧德要算第一人，並對白璧德品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他「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弱點，並非熟視無睹，他密切地留意真正意義上的儒家學術的復興運動。這種運動支持歷史繼承性和中國國民生活的自主性，其中也融合了一定的現代西方的因素，以進行合理的調整。」　　可以說學衡派的全部活動及動力，都受到白璧德有力的影響，使他們對祖國傳統文化有了更多的關注，對其精華優秀的部分產生了由衷的深情，要給以維護，使它不遭受毀損，要加以繼承，而不致中斷。這之間必然有所揚棄，有所否定，這一點他們很明確，不過在傳統文化遭到全面否定之際，這不在他們的日程之內。白璧德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前期，在美麗堅大地上的中國友人，也是位諍友。看到這一切，令人敬佩，也令人感慨。有些人是中國其名，中國其血，但中國什麼東西都看著不順眼，彷彿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而對歐西種種，如同一個飢餓已久的叫花子，看見無論什麼東西都往嘴巴里塞，也不問自己的胃納如何，腸道如何。頂禮膜拜，自掌耳光，叫人肉麻的緊，噁心得很。不管他們有什麼名堂、頭銜，教授也好，作家、博士也好。正如吳宓所說，他們「專取外國唾棄之餘屑，以餉我國之人。」口中卻喊叫著「來來，快你朵頤，此處水陸羅八珍」也。你看見過那個民族、國家的學者、教授把本國的文化貶斥的一文不值，死有餘辜？強國固然沒有，受列強長期欺壓、侵略的許多國家、民族可曾有胡適、陳獨秀、錢玄同這類教授？　　學衡派不如此，他們無論對中國的外國的，都採取科學的分析的態度，有取有舍，尤其是對祖國的優秀文化，他們意在繼承，在弘揚。由於新文化派使祖國優秀傳統文化處在毀滅危險之中，因此他們才挺身而出，拔劍而斗。　　中國文化從上個世紀初開始，到世紀末，屢次蒙難，倫常乖舛，人性扭曲，人與人之間只許存在階級性。接著，整個社會投入市場，市場規律指導指揮人的行為，「小人喻於利」，爭權（也是爭利）於朝，爭利於市，「上下交征利」，貪婪無厭，腐肉遍於國中，黑道披倡，道德淪喪。金錢被賦予萬能，拜金主義猖獗。科教興國，但教育中可有人文主義內容？文革前就取消了人文學的院士，科學能製造機器人，不進行不重視人文主義教育，人也會變成機器人。數字、程序可輸入電腦，但人情、人慾、道德卻不能輸入電腦。只有重視和進行人文主義教育，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才能提高，民族優秀文化也才能繼承、弘揚和發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民族才可以存在，可以驕傲。　　因此，中國應如聯合國之有科教文組織，中國應該依科教文興國，而非科教興國。　　不要忘記，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的文化素質、道德素質已嚴重墮落！　　白璧德和學衡派的人文主義論說，在當今之世，已日益顯示出它的正確，它的不可須飴而離之。這正明他們觀察的細，眼見之寬，目光之遠，「欲窮千里目」他們站在更高的一層樓上。　　人類面臨的問題更嚴酷，國家戰爭、種族戰爭，宗教戰爭。尤其帶宗教色彩的戰爭和恐怖行為，從將帥到士卒有共同的信仰。教主，更能煽起宗教狂熱，從而進行沒有區別、沒有選擇的仇殺。中國雖然包容著各種宗教，但極少甚至沒有宗教狂熱、甚至戰爭。那狂熱那仇恨，無意中被儒家的仁義學說——人道主義、泛愛眾的博愛精神所化解。我想，將來能拯救世界免於在宗教、種族戰爭，在野蠻的恐怖行為，在拜金主義中崩潰、滅絕的，只有儒家的學說。最後臻於一個大同社會，人類將有個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念，共同的道德，共同的禮法，共同的一切，斯之謂大同，他們的小異將被大同所消滅，那時才真有地球村的出現。 正名：失敗和勝利者誰？　　在當代提到新文化運動，必聯繫「五四」，叫「五四新文化運動」。令人誤以為「五四」是搞新文化運動的，新文化運動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一天搞起來的？也就在那一天胡適、陳獨秀、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都發表了他們的文章、小說﹍﹍要廢除文言文要打碎中國詩的枷鎖鐐銬，那一天陳獨秀拖著四十二生的大炮準備推倒中國的各種文學，他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搶足了鏡頭？　　其實二者的聯繫僅僅是同一年代，發生在一個城市——北京，一個策源地：北京大學。　　「五四」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舉行巴黎和會期間作為戰勝一方的中國，理應收回戰敗國德國所佔領土。單青島被日本伺機侵奪，想代替德國的在華權益。中國如在和約上籤了字，等於承認了這一事實。中國當然不能簽署這一和約，於是爆發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偉大的愛國運動，其口號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還我青島」等。北大學生首先發難，聲勢浩大的遊行隊伍走在東城的趙家樓，那是北洋政府外交總長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聞風逃逸，學生抓住了倒楣的親日派人物章宗祥，他挨了青年們的一頓老拳，趙家樓被一場火燒了。這一運動席捲了全國，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全國各團體紛紛值見政府和在巴黎的中國外交團反對簽署和約，在巴黎的中國留學生組成監察隊，包圍了外交團駐地，防止外交團去簽署，中國著名的外交家顧維均本人也慷慨陳詞，據理力爭，反對日本繼承德國的在華利益。　　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第一次以這種方式行使共和政體下的公民權力。它是一次偉大的保衛國家主權的運動，它震動了中國，行人民宣示，只要團結起來，強權可抗，國賊可除，領土可以討還。五四運動的偉大，怎樣估計都不過分。　　五四運動的對手只有兩個：強權、國賊，都是很強大的存在。而新文化運動的敵人一大幫：中國的文學、古文、詩詞、十八妖魔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孔丘孟軻取小老婆的富翁，纏足的女人、服食中藥的病號、賣中藥的郎中、小夥計、唱戲的戲子。總之，中國古代存在過的一切，都在被消除的危險之中。　　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分別有不同的敵人，不同的打倒對象，不同的鬥爭方式，不同的戰列隊伍，不同的鬥爭口號，誰都沒有侵犯對方的獨自領地，為什麼硬大它們拉倒一起拜堂成親？五四歸五四，新文化派歸新文化派。是五四學生運動想借重那半教授博士在外國鍍過金的名士們的名字呢，還是新文化派要沾五四的光環以照亮和膨脹自己呢？　　看來，它們的血型不同，誰都不能為誰輸血。 「五四」發的是救國之聲，新文化派奏的是亡國之聲！　　值得玩味的是新文化運動的創始人胡適對「五四」的評價。在胡適的筆下，「五四」是一場政治運動。而它搞的是新文化運動，而「五四」，給他的新文化運動造成「不幸」，即干擾了。請注意胡適的自傳第九章就是這樣一個題目：「『五四運動"——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　　胡適在其場合也美言過「五四」但那演的是「拉郎配」，意在說明五四是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發生的，新文化運動的偉大超過了「五四」。而自傳中的語言才是他的真正流露。　　新文化運動勝利了，還是失敗了？我看是失敗了。　　從前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被稱為國粹派，含貶義，可新文化派也去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歷史、哲學去了，叫做「整理國故」，國粹國故稱呼相類而不同，它們感興趣的是國之故，而非國之粹，雖然如此畢竟回到故紙堆里：研究的成績對國家民族有貢獻比一概否定中國古代及其文史何地百八十度轉變。兩相對比否定中國古典文學文史的努力失敗了。　　可能有人以為提倡白話文應該是新文化派的功勞吧，也不，白話文已有上千年歷史，產生過許多文學作品，包括偉大的作品，清末明初白話報刊，時時湧現，被目為鴛鴦蝴蝶派的包天笑於一九零一年創辦了《蘇州白話報》，一九一七年他主編了《小說畫報》，轉刊白話小說。辛亥革命時，陝西哥老會的首領之一張雲山寫的檄文，同篇用通行白話，稱為「白話檄」，可見白話也用之于軍政界內。胡適提倡白話是投時之需，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白話的提前推廣，當然也要籍重政府的力量才辦得到，要說功勞，他只能占極少部分，不能叫新文化派的勝利。　　廢止文言文當然動搖了一些人，由寫文言文而改寫白話文，但喜歡並習慣了文言文的不聽這一套。後來稱為大師級人物的如陳寅恪、錢鍾書、錢仲聯的學術文章，即使在極左時代，還是照寫他們的文言文，解放前中學生作文是文白自由。新文化派的重量級人物魯迅也未全然放棄，《摩羅詩力說》、《中國小說史料》、《漢文學史綱》便是文言文。他給母親的信一向是「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最後是「恭請金安」。魯迅說：「我們此後只有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而死去，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可是抱著古文而不死的大有人在，魯迅本人就不是「抱著古文而死掉」。即使二十世紀中期、晚期都有一些年輕人喜歡文言文，大寫文言文。他們都是活的很好，你說怪不？　　胡適深感遺憾，因為教育家們在中學課本上還用著文言文，使之與白話並存。他說「四十年過去了，這運動（指廢除文言文，改用白話文）至今還未實現我的理想。」他「推行白話文運動失敗了。」此話寫在胡適自傳第九章里。　　打碎束縛詩神的枷鎖鐐銬，大搞白話詩，似乎勝利了，但他在報刊上的出廠率和佔有率，和它在群眾以及高層知識階層中的影響落差極大。老百姓對它面生，眼光勾引不過去，高層知識分子不屑一顧。毛澤東說「給二百塊大洋也不看」，夠可憐了。　　魯迅說詩有口唱和眼看的兩種，以能唱的為好。　　毛澤東主張新詩在民歌和古典詩歌的基礎上發展，可說了等於白說，因為這將導致民歌和古典詩歌的復歸，白話詩下台。　　毛澤東在詩歌問題上是個矛盾體，一、前後主張每每自相矛盾；二、他對詩的愛好來自傳統，對詩的理解服從了新文化派。他承認胡適的枷鎖鐐銬論，變成他口中的束縛思想論（也是新文化派的），他主張發展新詩，反對青年一代寫古典詩詞，（如果真的青年一代都不寫了，詩詞也就絕種了。）而他則大寫特寫，枷鎖鐐銬是專門對付青年的。　　中國有現成的完美的格律，但要棄置不用，卻企圖弄些舶來的枷鎖鐐銬來嚇唬老百姓，如十四行（又稱商籟體，起源於義大利，後流行於法、德等國）和日本的俳句。又有人發明一種豆腐塊體（聞一多），再有人搞頓數整齊體（何其芳），可這一切都未發生任何效用，沒有一人試生產。最後很多人都象聞一多那樣「勒馬回韁作舊詩」去了，因為他發覺白話詩象異地的鳥叫，即「吟成蹶舌」。聞一多是第一位被鳥喚醒的詩人。　　其實新文化派中的人物大都接受過詩詞格律的啟蒙和訓練。胡適、陳獨秀、魯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這些將帥，其他如郁達夫、康白情、王統照、朱自清、葉聖陶、沈尹默這般猛士，晚一輩的臧克家、胡風、何其芳，再晚一輩的邵燕祥，哪個不是舊詩能手。口中厭之，心實好之，雖不象新詩那樣可名（發表）利（稿費）雙贏，但真正抒情言志的，還要靠舊體。中國詩詞格律有四大美：聲韻美、整齊美、對稱美、參差美，筆者曾喻之為四大美人，真箇是閉月羞花，沉魚落雁。它使許多登徒子匍匐在石榴裙下，也使情葩剛剛萌動的少年「夢寐思服」，如果嘗了禁果，那就膠之漆之，化而不解。　　枷鎖鐐銬論，束縛思想論，是詩盲的觀點，他們不知道詩詞格律符合美的法則，在形成詩美上它是不可替代的，它具有強大的誘惑力、粘附力和「性感」。它成為在野派，但人多勢眾，地下火在地下運行。有的詩膾炙人口，廣為流傳，如馬君武諷刺不抵抗將軍張學良的詩，白話詩一首這樣水平的也沒有。　　八十年代以來，詩人們爭著帶上這鐐銬，使舞步更美，舞姿更靚，舞袖更長，舞遍中華國土，乃至凡有華人聚居之處，而白話詩則只剩極少的立錐之地了。　　再如戲曲，尤其是京劇，諸先生白天罵娘，晚上買票看戲，閑來還哼上幾句。當諸先生認為中國只能演西洋劇的時候，梅蘭芳去了美國、蘇聯、日本，並把彼邦人士傾倒。程硯秋到歐洲考察，竟令歐洲戲劇家看到了他們戲劇改革的希望。新文化派否定中國戲曲，如同大樂隊中某個琴手拉錯了幾個音。可誰也沒料到歷史竟從這幾個音中發展出一出鬧劇。那種掃除、封閉戲館子竟變成比那還凶的狂潮。京劇首當其衝，成為主犯，而全國數十種地方戲曲也被連坐，劇院、劇團封了，戲箱封了，許多名角兒死了，關了，流放了。全國只有八塊樣板，鋼琴伴唱，大洋古樂器伴舞，又是「打虎」，又是「出監」。「四人幫」及其同夥肆虐了整整十年。新文化革命派沒完成的，文化大革命超額地完成了。　　至於詆毀中醫中藥，影響極壞，民國十八年國民政府中央第一次衛生工作會議就通過了廢止中醫的提案，引起全國中醫界的憤怒抗爭，國民黨元老和士紳也紛紛指責。此時蔣介石出面發表談話：「中醫如內政，西醫如外交，內政不修，國可致亂，外交不良，亦足辱國。二者並重，不可偏廢。」一面撤消其提案，一面撥巨款，設置中央國醫院，各省縣設分院支館，發行全國性《國醫公報》《上海醫報》，中醫從此得國醫之名。　　與此同時，汪精衛的岳母患了惡疾，遍請西醫而無法治癒。最後被迫請中醫施今愚者試之，施說一診可愈，一試果然，汪心服了，親書莊子語「美意延年」並制匾相贈。而胡適患糖尿病在北京最大的協和醫院就診，說是得了心臟病，最後得了八個字「無法挽救，速備後事」，友人力勸他試試中醫，乃請名中醫陸仲安診治，陸說此為消渴，「飲我葯不愈唯我是問。」數劑後病去。胡終於承認了中醫，並著文說「使世界的醫藥學者逐漸了解中國醫與葯的真價值」，在日寇統治下的東北，日人稱中醫為漢醫，進行種種排擠、打擊，令其自行消亡，然而中國老百姓信中醫，靠中醫。解放後，中醫得到更加空前的發展，有目共睹，不必贅言。　　新文化派以過激聞名，正因過激，他們的主張基本上都沒有成功，他們主張的每一項如果實現，都可以造成某一項文化事業甚而民族的災難。梅光迪說：「滅其國者，多滅其文化。」新文化派就是滅文化派。當然世界上有的國家被滅亡了，但其文化保留著，這就能復國，如猶太人的國，朝鮮人的國。　　使中國落後、貧窮、荏弱、受辱，彷彿不是由於罪惡的制度，不是由於統治者的無能無道，而是由於中國的文學、文化，即他們的文字、語言、詩、醫藥、戲曲，要由他們的作家、詩人、演員、醫生來承擔罪過。世界上不使用漢字，不寫中國文言文，不看中國戲，不服中國葯的國家不知多少，可他們都富強先進了嗎？非洲，用英法語為國語的民族、國家也很多，但都富強先進了嗎？如果依了新文化派主持審判，那將是冤獄遍天下，收監的是天下無辜，而真正的罪魁，必被放到法外逍遙去了。　　新文化派的動則打掃、打倒、推倒，付之一炬，是「文革」的預演。所幸他們只有筆杆子而無槍杆子。在洋東西前面，喪失了理性，丟棄了民族自尊，腰杆子硬不起來，懦夫一個，在自己民族文化前面，卻是位手執板斧，不分良莠，一路砍將去的漢子。　　他們也許出於愛國情切而如此，但他們的愛卻充滿了敵意、鄙視。雖則如此，他們對文化事業仍然有貢獻，這主要在他們一時忘記「文化革命」，尚記得自己是中國人的時候，有些見解確有啟蒙意義。如陳獨秀所說的德賽二先生。雖然此二先生在維新派時已進入中華雙耳，但使之轟然作響的仍然是陳獨秀。但他當上政黨領袖，德賽二先生便被辭退。半個多世紀中，他遁跡草莽，連「風吹草低見牛羊」的風也不敢吹來。　　作為學衡派，在他們的批判文章中，從未有一篇批判到德賽二先生。胡適在大陸受過批判，不足為訓，那都是出於政治原因。胡適的一生，也是個矛盾體，言與行每每相違，學術上瑕瑜並出，譽貶互見。有人說他學術上很行，政治上很糟，也有人說他政治上很好，學術上很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關於學衡派，他們當時所見大體上是不錯的，但也並非無可商議處。我們的責任是給他們「摘帽」，把抹在他們臉上的贓物洗凈，還他個本來面目，是美，是丑？決之公論。　　新文化派是勝利過的失敗者。　　學衡派是失敗過的勝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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