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治黨病的「醫聖」？

毛主席是治黨病的「醫聖」？

提到「醫聖」，人們會自然而然地想起東漢末著名醫學家，人稱「醫聖」的張仲景。他不僅有豐富的臨床經驗，以精湛的醫術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寫出了一部創造性的醫學巨著《傷寒雜病論》。這部巨著的問世，使我國臨床醫學和方劑學，發展到一個較為成熟的階段。但不管怎麼樣，他也不能稱為社會學意義上的「醫聖」。　　

具有社會學意義的「醫聖」，在中國，只有一人，那就是毛主席。張仲景是治人病的「醫聖」，而毛主席則是治黨病的「醫聖」。　　

為了節約篇幅，本文僅以毛主席為治黨立國開出的4劑藥方來簡明闡述這一點。　　

1.開出蘇區懲腐藥方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主席當選為政府主席。３個月後，毛主席就遠見性地開出中央蘇區「懲腐第一方」，成立了中央工農檢察部，同時，發布了由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簽發的《關於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26號訓令，開展了歷時兩年的懲腐肅貪運動，這是我黨歷史上第一次較大規模的懲腐興廉運動。　　

在當時那樣十分嚴酷的戰爭環境下，毛主席為什麼會開出如此藥方呢？因為他十分清醒地認識到，要想實現中國革命的勝利，必須保證黨旺盛的戰鬥力，而這種戰鬥力與黨本身的清廉是成正比的。　　

藥效證明，服用過這劑藥方的黨的戰鬥力得到了全面提升，滋生在黨的肌體上腐敗毒瘤得到了有效清除。據當時在蘇區發行的《紅色中華》報道，中央各機關僅在1934年4月至7月，行政經費就減少30%，共節省經費8.7896萬元。中央政府還裁減通信和雜務人員35%、機關人員10%，中央政府各部門裁減工作人員20%。人員的減少，經費的縮減，不但沒有影響工作效率，大家反而以更加高昂的鬥志投入工作。與此同時，揭露並處理了一批腐敗犯罪分子。僅江西省樂安縣增田、善和兩區、鄉，便查處72人，萬安縣、區各機關共查處60人，石城縣查處49人，永豐縣查處43人。　　

謝步升是我黨反腐敗歷史上被槍斃的第一個「貪官」。他利用職權，貪污打土豪所得財物，偷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偽造通行證私自販運物資到白區出售，謀取私利；他為了掠取錢財，秘密殺害幹部和紅軍軍醫；他生活腐化，在拋棄糟糠之妻的同時，與一個大地主續弦的老婆勾搭成奸，並企圖強姦同村的一個婦女，被人舉報到瑞金縣蘇維埃裁判部。　　

此案引起了毛主席的極大關注。他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鬥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　　

　1932年5月5日　，瑞金縣蘇維埃裁判部對謝步生進行公審判決，判處謝步升死刑。謝步升不服，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提出上訴。　1932年5月9日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開庭審理，否決了謝步升的上訴，維持原判，並於當日執行槍決。　　

該案例，史稱「蘇區懲腐第一槍」。　　

2.開出「延安整風」藥方　　

延安整風之前，我們黨曾先後發生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傾錯誤，在軍事上實行冒險主義，在政治上實行關門主義，主觀主義嚴重，教條主義盛行，宗派主義猖獗，從而直接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南方各根據地相繼喪失，工農紅軍從30萬人銳減到3萬人，黨員從30萬人銳減到4萬人，白區的黨組織幾乎損失殆盡。　　

為了徹底清除附著和孳生在黨的肌體上的這些病因，進入延安的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了一場具有深遠意義的延安整風運動，並為此開出了藥方。　　

1941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標誌著整風開始；1942年2月上旬，毛澤東先後在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聯合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做了《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全面系統地提出了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任務，同時闡明了整風的宗旨和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指明了延安整風的對象和要求；　1945年4月20日　，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系統總結了黨在各個時期的經驗教訓，對黨史上的若干重大問題做出結論，並且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傑出貢獻。至此，延安整風勝利結束。　　

實踐已經充分證明，毛主席為「延安整風」開出的藥方，不僅初步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破除了將蘇共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的教條主義，也治癒了存在於黨的肌體上的各種內傷，統一了全黨的思想；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思想從此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從此，中國共產黨、中國軍隊、中國人民有了自己的靈魂，毛澤東思想這面偉大旗幟，成了指引中國革命和建設不斷取得巨大勝利的紅太陽！　　

3. 開出跳出「歷史周期率」藥方　　

1945年抗戰勝利在即，為推動國共合作，毛澤東特邀黃炎培等五位國民參議員赴延安考察訪問，並於　　7月4日　下午　，請黃炎培等人到家作客。在一番長談之後，毛澤東問及黃炎培的考察感想，於是黃炎培誠懇地提出下列問題：「我一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夠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漸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率。中共　諸　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　　

怎麼樣才能治療「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榮取辱」這個「黃氏歷史周期率」的病變呢？毛主席胸有成竹地開出了這樣一劑藥方：人民民主。他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夠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對此，黃炎培當即表示贊同。他說：「這話是對的，只有把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個地方的事，公之於每個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個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實踐證明，毛主席倡導並實行始終的人民民主，最能體現廣大人民群眾的心愿，最能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最能凝聚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最能鼓舞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是黨的生命之所在，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之所在，也是中國的生命之所在。　　

4.開出建國礪黨治國藥方　　

隨著解放戰爭「三大戰役」的發動和全面勝利，標誌著全國勝利即將來臨，中國共產黨將由一個長期被壓迫、被圍剿的黨變成全國範圍的執政黨；標誌著共產黨的工作重心將由農村包圍城市轉入城市領導農村；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的創業之難即將成為過去，而鞏固和開創新事業的考驗即將成為現實；標誌著中國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新時代的開始。這樣的歷史條件，就將勝利之後如何防止「其亡也忽」的悲劇發生，很尖銳、很現實地提上了黨的議事日程，而我黨此時的一切活動就是為加速實現這樣的歷史性轉變和戰勝轉變之後所面臨的各種新考驗，作政治、經濟、軍事和思想理論上準備。　　

　1949年3月5日　至13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河北省西柏坡召開，毛主席發表了重要講話。　　

在這個講話中，毛主席高瞻遠矚地預言：「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　　

針對這種可能發生的病變，毛主席以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睿智和遠見，開出了一劑礪黨藥方：「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新中國成立不久，毛主席的預言不幸成真，一些黨員幹部以功臣自居，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經不起敵人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生活腐化墮落。天津地委原書記劉青山，行署原專員張子善二人，就是這些黨員幹部的典型代表。他們利用職權，先後貪污國家救濟糧、治河專款、地方糧，剋扣民工糧、機場建築款及騙取國家銀行貸款等，共計171．6272億元（舊人民幣，1萬元摺合現人民幣1元）。　　

案件揭發後，華北局將案件情況和如何處理二人的問題向中央寫了請示報告。毛主席看後，當即批示：「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認真對待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必須當作大鬥爭處理。」當時，黨內有人出來想找毛主席說情，認為劉、張雖錯誤嚴重，當判重刑，但考慮他們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有過功勞，可否給他們一個改造機會，不槍斃。毛主席立即詰問之：「是要他倆，還是要新中國？」並且告訴求情者：「正因為他們兩人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這樣，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不同錯誤的幹部。」於是劉青山、張子善被處以極刑，史稱「開國懲腐第一刀」。　　

之後不久，毛主席在談到劉張案時深刻指出：「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　　

「治國就是治吏」，是毛主席為治國開出的關鍵藥方。眾所周知，權力具有天然的擴張性和腐蝕性，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所以權力必須受到制約。有了權力就擁有一切，喪失權力就喪失一切。權力這個決定生殺予奪、決定人的命運的法寶，比金錢對人更具有吸引力，更讓人垂涎，更具有腐蝕作用。莊子說：「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權力猶如一把「雙刃劍」，只有受到有效監督、制約和正當運用時，才能造福人民。所以說，「治國就是治吏」，治國必須治吏。　　

毛主席為治黨病所開出的眾多藥方，保證了黨的先進性，保證了幹部隊伍的純潔性，保證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公平性，保證了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長久性，保證了國家發展的持續性。　　

不用迴避、不用忌諱的是，時下，我黨已經患上了諸多毛病，而且有的毛病已經很重、很重了。又不然的話，胡錦濤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怎麼會說出「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這樣的話來呢？　　

時代呼喚象毛主席治黨病那樣的「醫聖」，時代需要象毛主席治黨病那樣的「醫聖」。令人欣慰的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已經十分清醒地認識到了黨之病變所帶來的巨大危險，並正在採取各種有效措施，治黨傷，療黨病，使黨永遠保持健康的體魄，永遠保持旺盛的活力，永遠保持不衰的生命力。　　作者 兩江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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