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何足道：中西醫學融合難

　　引論　　中華民國時期，以「中醫理論不科學」為前提、以「中醫西醫化」為特徵的陸淵雷「中醫科學化」主張，迎合國民黨政府廢止中醫的政令提出，頗不得人心。它非但未被當時的中醫界接受，也沒有受到國民黨當局的青睞，處於兩頭受嫌的尷尬境地。新中國建立以後，陸氏主張卻被全盤採納，明定為「中西結合」的衛生大政方針。　　1956年8月，毛澤東正式提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學來研究中國的傳統醫學的規律，發展中國的新醫學。」　　其後，相當數量的醫學科學工作者(主要是西醫)趨之若鶩，「積極響應黨和毛主席的號召」，奮不顧身地投身中西醫結合研究工作，為調和中西醫學的巨大分歧作出了種種艱苦卓絕的努力。　　德國滿晰博教授指出：「在中國對人類知識寶庫最光輝的貢獻中，中醫是一個主要的組成部分。然而由於缺乏前後一貫的方法論觀念，雖然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於50年代以來執行了各項明智和鼓舞人心的政策，但中醫目前的不平衡狀態仍是值得注意的。……這主要是由於將現代科學所特有的某些錯誤和粗疏，不經意地用於中國傳統科學的評價和解釋造成的。」　　他還指出：「西方科學技術大量傳入中國和日本，逐漸使包括醫學在內的所有的傳統知識受到輕視、排斥。在這種形勢下，傳統醫學的醫生和擁護者就著手採取了力求用西醫術語解釋中醫的方法。他們認為這種方法能使人們相信傳統技術的價值。但是，這些動機善良、想要保衛本國醫學遺產的人，實際上是在拋棄和毀滅他們打算維護的東西。」　　這是國外中醫行家對「毛澤東領導下」仍然存在的「中醫不平衡狀態」以及人們所作的中醫西化努力提出的謹慎而又尖銳的批評。　　聯繫中國的現實狀況，我們看到：以「中西醫理論融合」為目標的「中西匯通」繼以「中西結合」已歷三百年，但至今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當今醫學界，中西醫藥診療仍舊各行其是，中西醫藥理論依然涇渭分明。唯一可資稱道者，不過是搞了一點「中法+西法」、「中藥+西藥」的「技術性結合」而已。中醫和西醫何時能歸於一統？超然於中西醫學之上的「中國新醫學」何時能建立？無人能說「指日可待」。任何頭腦清醒的醫學工作者和醫政管理者都不能不面對這一嚴峻現實。　　儘管中、西醫學之間的分歧顯而易見而又隨處可見，儘管近百年來國內外學者致力於調和這種種分歧的艱苦努力收效甚微，但近期仍有不少學者無視歷史的教訓，在繼續尋找中西醫學的所謂「結合點」。通觀這種種研究工作，基本上不是從臨床實踐出發，而是從主觀願望出發，從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頭腦發熱和上級行政命令出發。其課題概念混亂，命題矛盾或似是而非。它們仍然表現為「將現代科學所特有的某些錯誤和粗疏，不經意(即不加思考——筆者注)地用於中國傳統科學的評價和解釋」。和以往那些「動機善良、想要保衛本國醫學遺產的人」一樣，「實際上」他們仍然「是在拋棄和毀滅他們打算維護的東西」。　　因此，深入探討建國以來中醫理論研究的這一嚴重戰略性失誤並總結歷史的經驗與教訓，就成為中醫理論界頭等重要的任務。　　4-1 尋覓中西醫學的「結合點」　　經過近三百年中西匯通與中西結合，今天仍停留在尋覓「結合點」的地步。這一事實本身，即是對所謂「中西結合」的莫大諷刺。　　我們毫不費力地即可在近期報刊上收集到如下的「結合點」：　　「生物全息律的發現為這種結合提供了一個接觸點」；　　「祖國醫學原則與應激概念也有類似的地方」；　　「中醫理論和現代分子生物學理論結合可能在思想體系上更容易合拍」；　　「陰陽實質與分子生物學的生物膜理論之間的關係，將可能是進行這一研究工作的一個較為理想的起始點或結合點」；　　「Goldbeng認為cAMP與cGMP是機體內兩種對立的調節系統，可能是『東方』醫學理論的物質基礎」；　　「使中醫和西醫結合時，丘腦下部和垂體後葉系統是兩者之間的重要結合點」；　　「中西醫學的結合點——體熱流自動控制機理」；　　……　　上列「結合點」、「接觸點」「起始點」，既有國內學者提出的，也有國外學者提出的。相對說來，國外學者對於中醫理論知之甚少，尤其缺乏實際應用的臨床感受，故其結合論漏洞百出，洋相畢現，甚至令人啼笑皆非。而國內學者所提則似是而非，較難分辨。所以下面重點討論國內學者所提。　　4-1-1 接觸點——生物全息律　　陳氏論列了中西醫學內的所謂「全息思想」。其引錄的西方有關全息觀的論述似乎比中醫更完備而「先進」。按陳氏意見，這種中西皆有的全息思想自然成了中西醫學的「接觸點」。　　遺憾的是現代西醫並不存在系統的全息觀，更未形成完整的診療體系。提到西醫臨床，除所謂「虹膜診斷法」等可供列為「生動的例子」(實際接受並應用此法的西醫師數量極少)之外，幾成空白。——連陳氏自己也感到在處理法國學者(根本不是中醫)發明的「耳廓胚胎倒影式分布圖」的學術歸屬時似乎放在中醫學內更合適。然而中醫學從來沒有也不可能產生這種圖——單從胚胎臟器名稱看，即屬西醫解剖範疇，與中醫臟腑概念迥異。將其塞入中醫體系，大有以西亂中之嫌。　　在全息觀上西醫之所以產生這種似有實無的奇怪現象，是因為自從西醫祖師蓋倫鑽進解剖和實驗醫學中，沿著分崩離析的形而上學軌道下滑，將醫學研究對象由人體改變為屍體之後，西醫便拋棄了希波克拉底思想，並與始終堅持整(活)體聯繫觀的中醫學分道揚鑣了。恰如背棄中醫傳統方法大行「臟腑改錯」的王清任在中醫學內成不了氣候一樣，實踐並證實希氏名言的虹膜學大師在西醫學中也難以被寬容。因為他(連同其祖師)的傑出發現實在難以被解剖學證實，亦無所謂「科學基礎與實質」可言，更達不到「量化」與「精確度」。　　顯然，若強使現代西醫接受全息觀並建立全息診療體系，無異於強求西醫放棄解剖實驗等現(固)有方法論體系，重返古典西醫或轉向中醫方面。　　中醫學更沒有全系觀。誠然，真正的中醫臨床無時不在出色的應用著整(活)體聯繫觀。可謂離開察言觀色、望面辨舌、切膚號脈等等，中醫的診療活動便寸步難行，就像西醫離開解剖和儀器檢診寸步難行一樣。然而中醫的「聯繫觀」不同於「全系觀」。在中醫看來，組成人體的各個局部緊密聯繫不可分割，人又與其生存的自然環境緊密聯繫不可分離。例如手和軀幹連為一體，它一旦被割下，就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手」。但手和軀幹不能混同，或互相包容。中醫的聯繫觀和完整的診療體系渾然一體，既有自己的經驗又有自己的理論(陰陽、臟腑、經絡既五行生剋乘侮)，二者密不可分，根本無須引入西方生物學理論作為「指導」——全系觀目前基本上屬於西方生物學範疇，在它作為假說未被完全證實和廣泛應用於醫學臨床而取效之前，是不能稱之為「醫學理論」的。　　假如西醫存在「先進」的全系觀及診療體系，則中醫學將因為「落後」而被無情淘汰；假如西醫沒有而希望建立類似於中醫學的診療體系，那就只剩下「回歸」。總之，無論何種情況，都不存在二者「結合」的問題。　　由此可見，所謂「接觸點——全息律」純屬幻覺。　　4-1-2 類似點——應激學說　　戴氏論及西醫應激學說對中醫研究的所謂「啟發和推動作用」。他說：「在垂體、腎上腺皮質的化學、生理和臨床研究有很大進展的前提下，加拿大病理生理學家Hans Selye在1936年以後提出並發展了應激學說，它使現代理論醫學的辯證綜合研究進入了又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據說，這種基於實驗室的發現而與臨床現象幾乎無關的「應激學說對豐富學術思想、充實內分泌學內容方面有很大意義。在指導臨床實踐方面，適應性疾病的概念為解決若干找不到特異病源的疾病，如風濕熱、其它膠原性疾病等的發病機制指出了一條途徑。它也為臨床上應用適應性激素作為治療手段奠定了理論基礎」。然而他同時又誠實地提到：「目前，應激學說在很大程度上還未離開理論醫學範疇，在一般臨床中，要作為一個能直接指導並具體加以應用的醫學理論來說，它還相差甚遠。Selye勉強地把結節性動脈周圍炎、風濕熱、類風濕性關節炎、高血壓症、醛固酮增多症、腎炎腎病期列入他所說的『適應性疾病』之列，但是，應用激素療法卻不能完全治好這些疾病。實際上，他未能找到真正的適應性疾病。因此，廣大臨床工作者對這一學說的熱情逐漸冷落下來。目前，對於應激學說的研究暫時處於一個低潮階段。」　　戴氏在醫學理論的歸宿——臨床應用實效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上輕描淡寫、閃爍其詞。應用激素療法豈止是「不能完全治好這些疾病」？簡直是貽害無窮，加速病人衰亡！很多用過激素的重症患者及其家屬對此深有體會，覺悟了的聰明人已經斷然拒絕醫生使用；不少老中醫對於用過激素的重症患者繼發新的醫源性疾病，因而使本來危重的病情更趨複雜難以救藥拒絕接收(俗稱「難-懶得給西醫揩屁股」)！儘管如此，上段文字已足以說明：所謂「應激學說」雖然有著「實驗室的發現」作為理論依據，但它至少在目前還是一個空洞的理論，無效的理論，治不好病的理論，缺乏醫學生命力、嚴格說來還不能稱為「醫學理論」的「理論」。前文所提「新階段」，實際處於「低潮」；所謂「有很大意義」，至此已經蕩然無存。　　戴氏接著提到中醫的「證」，並與應激學說的適應綜合征含義作了對比，然後借馬泰氏言：「祖國醫學原則與應激概念也有類似的地方。」他進而提出：「在總結和發揚中醫關於疾病認識及臨床治療的特點時，熟悉並充分利用應激的有關概念和研究工作是有極其重要意義的，它必將啟發和推動中西醫結合理論研究工作的進行。」　　戴氏顯然想為一個即使在西醫臨床上也已無法立足的空頭理論在廣闊的中醫學領域尋找出路。但他原意不是變無用為有用，而是要凌駕於中醫理論之上，或是把曾經並正在指導中醫臨床的十分實用的中醫原有理論排擠掉。其根據僅僅是「祖國醫學原則與應激概念也有類似的地方」。　　對此，我們至少可以舉出兩點帶根本性的理由證明戴論難以成立。一是中醫「證」完全「基於臨床現象的總結」，應激學說則出發於「實驗室的發現」，兩者基礎和出發點完全不同。二是中醫「證」指導臨床卓有實效，應激學說則遠不能「作為一個能直接指導並具體加以應用的醫學理論」，且在長達50年中「未能找到真正的適應性疾病」。試問離開基本出發點(理論源頭)和臨床指導作用(理論歸宿)兩條，還有何「類似」可言？連對西醫藥也不能起指導作用的空頭理論，能用來指導中醫藥的應用嗎?由此不難斷定，所有的「類似」之處都不過是人為攀附而已。　　對於這樣一種基於「實驗室的發現」，條分縷析但卻不能解決臨床實際問題的空頭理論，注重實效的中醫藥學有何必要去加以「熟悉並充分利用」呢？更何況還得以毀掉自身體系、拋棄自己非常適用的優良傳統為代價！　　4-1-3 起始點、結合點——生物膜理論　　祁氏一方面責難說：「多年來用近代醫學的基礎理論和實驗方法去研究中醫，往往忽視中醫理論的特色，易使人感到中醫缺乏科學性，對中醫產生鄙視的態度。」此言非常符合實際。另一方面他又宣稱：「中醫理論和現代分子生物學理論結合可能在思想體系上更容易合拍。」「陰陽實質與分子生物學的生物膜理論之間的關係，將可能是進行這一研究工作的一個較為理想的起始點和結合點。」　　祁氏之所以既否定人家用近代醫學的基礎理論和實驗方法研究中醫，而自己又堅持把中醫與分子生物學生物膜理論牽強附會硬湊到一起，是因為他不明白後者仍然沒有脫離實驗方法論範疇。　　主張拾取西方棄物的戴氏又用一句話對祁氏作出了十分可貴的帶根本性的否定：「系統生理學認為，生命不是各種分子組成的屬性，而是一種系統的特徵。」　　這是來自現代系統論的批判。就揭示生命規律而言，顯然系統生理學比分子生物學的生物膜理論技高一籌更進一步，因為它更接近生命本體;儘管它目前尚未將生命的系統特徵完全揭示出來。　　上面我們選析了幾個所謂「結合點」。這裡只是想提供一種觀點和方法，無意也無法窮盡對這些「結合點」「接觸點」的分析。因為在中醫現代化的混混洪流中，新一輪尋覓所謂「結合點」的工作剛剛開始和展開。　　不難看出，參與尋覓結合點的人們，多數通曉西方科學與醫學，而對中醫理論概念和臨床實踐則缺乏確切理解和深刻體會，其中不少還可說是一片空白。因此只要我們不輕易放棄中醫立場，就不難發現有關結合點的論述中概念混淆、命題矛盾，乃至互相否定的情況。儘管我們中醫不可能個個「學貫中西」，但在課題性質上，同樣可以作出中醫方面的鑒別。當然這種鑒別，不是要挫傷人們對中醫研究的興趣和熱情，而是要分辨其中非(偽)科學的成分，使真正的科學免受壓抑和排斥，並把人們的學習、研究興趣和熱情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4-2 融合中西醫基本理論與概念　　綜觀融合中西醫學理論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六個方面：　　4-2-1 三定：定量、定性、定位　　在融合中西醫基本理論與概念的努力中，一個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定量、定性、定位。人們總在力圖使無法確定的臨床現象定量化、定性化、定位化，使變幻莫測的病情固定化、統一化、規範化，使難趨整齊劃一的臨床診療簡單化、機械化、電腦(程序)化，進而使互不相容的兩大醫學體系標準化、理想化、一元化。　　傅景華指出：定位、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是經典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的共同特徵，它來源於實體論範疇的機械論世界觀。以非生命內容來解釋生命內容，從局部變化來解釋整體變化，以生物學和生物物理學來解釋生理活動和病理機制，而且這些解釋又必須以經驗事實的實驗證實為唯一前提。這就是實證論和還原論的科學研究方法。　　但是仍然有人主張把上述機械論世界觀和還原論方法引進以辯證思維為基本特徵的中醫學領域，把所謂「三定」列為中醫科研課題。人類賴以休養生息的大自然遠非憑主觀意願人為設置的實驗室，它處於永恆的動變之中而幾乎沒有精確三定的位置，卻似乎有點偏愛「模糊」。　　廖子哲專論深刻揭示了西方醫學精確三定的虛假性，幫助我們窺見了西醫臨床檢驗並不「精確和確定」的真實面貌。所謂「同病異征」、「異病同征」，疾病階段性不同檢驗結果各異及其假陽性，實驗設備、人員和條件的不一致等等，均使所謂「精確三定」成為空頭說教和缺乏實際意義，因而在中醫看來「誠不足取」。　　加拿大薩克特教授論述了檢驗正常值的本質。他的講學同樣揭示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麼精確的定性、定量與定位。西醫檢驗值和診斷標準的「日新月異」即永無休止的修定(但永遠也「定」 不下來)，充分反映出「三定」的不確定性。　　所謂「精確三定」，即使在西醫那裡，其臨床意義也是頗為含糊和極其有限的。—旦面臨整體、聯繫、恆動的「活人」，其實際意義幾乎喪失殆盡。因此，中醫學若將作為自身固有特徵之一的「模糊性」莫名其妙地加以鄙棄，進而改取西醫所謂的「精確三定」，那麼它就丟掉了自己的重要特色而由此墜入滅亡的深淵。　　4-2-2 解剖分析　　融合論者大加倡言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解剖分析。這是一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它是中西醫學方法論分道揚鑣的始點標誌，是兩種醫學的分水嶺。　　日本澤瀉久敬在「漢方醫學管見」一文中對生物解剖分析的方法論意義有精闢的闡述。對此，筆者擬在「中西醫學根本分歧探源」「試論中醫未來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兼論中西醫學方法論的根本分歧」兩篇中詳加論證。這裡扼要指出：生物不能像機器那樣「解剖分析再加綜合」，活體也不能與殭屍混同，人體須臾不能與其賴以生存的自然和社會分離。對於這一自然常識的漠然置之，導致醫學史上多少才華卓絕的醫學研究者在哲學方法論上陷入沼澤，且至今不能自覺與自拔。　　4-2-3 動物試驗研究　　主張讓中醫學從對臨床現象的直接觀察和研究倒退到西醫動物試驗研究中去，這是融合論的重要內容之一。他們無視人類和動物在醫學問題上的重大差別，把後者看得比前者更先進、更高明。其實，中醫也有自己的「動物研究」。不過那也與西醫動物試驗研究截然不同，也是「對臨床現象的直接觀察與研究」。它構成了中醫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中獸醫學。《元亨療馬集》是其優秀傳世代表作。中獸醫早在周代即作為專科列出。二者研究對象不同，但方法論同出一轍；所據藥用本草大致相同，但遣方用藥及辨證診療區別甚大。中獸醫之所以自成門類，而不像西醫那樣僅僅作為人類醫學附庸，主要是因為人畜有別。　　劉亞光論證了人比動物高級。他強調了人與獸的重大差別，尤其是情志致病問題。這是人們司空見慣而無法否認的客觀事實。　　再觀中外歷史上的解剖學者(包括蓋倫在內)，都是傾向於盡可能找(偷)人屍，不得已時才代之以動物。但今日的融合論者把動物的解剖試驗研究作用誇大到了不適當的程度，由於標本易得又可隨心所欲任意處置，大有喧賓奪主之勢。　　在有關利用動物製造中醫疾病模型的著述中，最值得一讀的莫過於李培旭的專論。他力倡動物實驗，並進而探討了中醫開展動物實驗的「若干問題」。恰恰是他自己歸納出的「四大問題」，為其論敵提供了擊毀其主張的重量級炮彈——筆者尚未發現另外有人製作得如此精巧。它為李約瑟中西醫學理論統一「極端困難」論提供了重要論據。如能從中吸取教訓，它足以幫助倡言者放棄原有主張，並能為中醫科研的迷路之舟扳轉航向。遺憾的是，李氏疑及採取的方法，疑及使用的儀器，疑及努力的程度，卻不肯跳出「中西結合」的神定框框，登上戰略的高度，審視一下選擇的方向和所走的道路。他絲毫不曾想到，「中西結合」主張也和所有其它觀念形態一樣，必須經受醫學實踐的檢驗和取捨。真理已經碰到了他的鼻尖，。然而，毛氏「神」定戒條卻鬼使神差般地驅使他離真理而去。　　4-2―4 「證」的實驗研究　　中醫「證」的實驗研究，是融合論的熱門課題之一。實際情況表明，該項研究已經陷入一個惡性循環：碰壁—反思-再碰壁。　　陳氏等已通過親身實踐得出結論說，「複製病理舌象動物模型的難度很大」。　　於氏一面批評諸如肝鬱證模型「由於其實驗設計完全脫離了中醫肝鬱證的病因病機理論」，「缺乏準確性和可行性」，一面又提出「依據中醫理論設計造模因素」的主張。然而他卻沒有躬身自問，他自己的做法能否完全「符合」中醫病因病機理論，是否有可能具備「準確性和可行性」？　　呂氏等對中醫證的實驗研究作了認真的反思，已認識到其「很難為中醫界完全接受的原因」，在於「思維方法與中醫學理論不完全符合」，並強調「尤其要重視實用化」。本來他們由此很容易從倡言者轉變為取消論者。道理非常簡單：第一，中醫臨床不需要也不適用。中醫完全可以直截了當地依據從臨床獲得的「證」有效指導診療。把它再拿到實驗室或動物身上去「實驗」一番，純屬畫蛇添足、多此一舉。更何況經過實驗加工的證的「動物模型」，已經遠遠離開、歪曲了臨床實際和臨床得來的證，已不再能夠作為中醫診療依據。第二，從根本上看，證的實驗研究本身就思維方式說已與中醫理論完全不符，無論怎樣深入也無法符合，而且越深入越糟糕。　　直接從臨床產生又回到臨床(根本無須中間環節)並已歷千百年億萬人次反覆效驗(失敗難免)的中醫理論永遠不會也不應該離開臨床而進入與之渺不相涉的實驗室或試管中。　　梁氏對於運用「現代科學來研究中醫學」的一些根本問題所提出的尖銳批評，諸如：「膚淺印證和盲目套用」等等，正好用來批判他自己所進行的所謂「血瘀證的實驗研究」。令人驚訝的是他對此竟然毫無覺察。　　4-2-5 經絡實驗研究　　融合論者最時髦的研究課題莫甚於經絡實驗研究。　　和愛因斯坦關於根據原始文獻追蹤理論形成過程以便取得對於「實質」確切理解的主張背道而馳，在世界上持續數十年的針灸熱中，大多數洋學者期望憑藉自己最拿手的西方科醫學理論和技術手段，通過完全不適用於中醫的實證分析即解剖實驗等等方法，徹底弄清中醫經絡實質並把經絡的實體人為「獨立」出來。國內不少中醫和西醫乃至非醫人士競相追逐，完全照搬西方的一套方法，同樣不願意認真學習《針灸甲乙經》等原始文獻，進而去臨床實踐體會，而是熱衷於蹲在實驗室里和儀器堆中，掀起一陣又一陣經絡實質研究熱，把一個在中國本來「不成問題的問題」弄得是非混淆，甚至玄而又玄，把極其嚴肅的醫學科學研究變成了「醫學俱樂部」。儘管符友豐等發表了很好的意見，仍然未能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經絡實驗研究依然我行我素，耗費國家資財，詆毀中醫學原理的真諦。這一研究反過來又影響到國外，極大地歪曲了中醫經絡學說的形象。　　4-2-6 中藥藥理研究　　多年來中藥的西化研究也許是走得最遠的。若不是有《本草綱目》等多本中醫本草著作墊底，中醫學也許早就被釜底抽薪了。實際情況表明，中藥研究工作，嚴重存在按西藥理論及其實證分析方法進行研究的傾向。不少行家已深切感到：「這種情況必須改變。」　　中藥西化研究的主要方式是提取有效成分。劉懋生等在提取牡荊油「有效成分」的實驗研究中陷入困境。但他們總結出了很好的經驗教訓，寫出了很有說服力的材料。應當說他們的態度是誠實的、認真的。他們正視實驗室和臨床驗證的客觀事實，大膽承認了自己的失誤。他們使失敗的研究獲取了意外的價值——但這並不表明他們已經迷途知返。　　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現在只有科學最講認真。如果中國醫學界敢動真格，那麼，諸如「國優產品天麻甙」之類的偽科學「重大科技成果」將一個接一個被揭穿。　　上文從六個方面論列了中西醫學理論融合研究的歷史、現狀和趨勢。所錄大部分材料均為從事該項研究的專家學者提供。由於根深蒂固的先入之見和思想盲從，他們未能對方向性問題進行反思，總以為是手段欠高明，儀器欠先進。他們已經揮霍了巨額中醫藥科研經費卻還總在那裡埋怨國家投入太少。實踐已經並正在證明，融合中西醫理論之路，是一條毫無成功希望的絕路。本文坦誠直言，旨在敦促有關方面及醫界同仁依據歷史和實踐的啟迪，調整自己的科研方針，以使中醫理論研究工作返回到以「發展中醫」(而不是創立「新醫」)為目標，並按中醫自身規律發展的正確軌道上來。　　4-3 融合中西醫臨床思維與診療　　當世界著名學者李約瑟在東京第17屆世界內科學會議上重申他多年來形成的那個最重要觀點——中西醫學在醫學哲學上的統一極端困難之時，日本大冢恭男起而發難。大冢恭男認為：如果「在一位醫師的頭腦中同時引進兩種醫學，由一個人的思想去思考，用一個人的行動來實踐」，則有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中西醫學合作」。　　這是可能的嗎？這是有益的嗎？否！臨床實踐證明，這是不可能的，這是有害無益的，至少在中國是這樣。對兩種醫學鑽研得越深，就越不可能。　　鄭家貴依據「思維負遷移」的教育心理學最新理論，對此作了深入探討。　　鄭云：「中醫、西醫是兩個各自獨立的醫學體系。中醫的臨床思維，是運用中醫的信息；西醫的臨床思維，則是運用西醫的信息。但在現代的中醫臨床實踐中，中醫、西醫的信息常交織在一起。」　　「不少的心理學家用實驗證實，在人的感覺、知覺、記憶、技能、能力乃至思維方面，都存在著遷移現象，而在形式相似、本質實異的場合，將產生很大的負遷移。」　　鄭氏指出：「中醫、西醫都是研究人的生命與疾病這同一現象，所以在許多方面和環節上粗看相似，但實則大異。在臨床思維上，從病人身上獲得信息的手段、所需要的信息、信息的處理方法、信息的處理理論，某些地方貌似相同，但更多的是相差懸殊。這樣，在臨床思維時，摻入了西醫的信息，在一定的條件下，會發生很大的負遷移作用。」　　鄭氏憑據一個誤診誤治加速致死的典型案例：　　患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的一女青年，持續高熱三天，體溫40-41°C，經西醫搶救，高熱不退。會診：　　A中醫：體溫40-41°C，高熱為主，面潮紅，大汗出，脈浮數大，口渴，酷似人蔘白虎湯證；四肢拘急、抽動，屬陽熱過盛、引動肝風之候，唇淡、舌淡，血色素6.5克，為血虧。證屬：陽明熱極引動肝風，氣虛血虧，本虛標實，病情重篤。急則治標，治宜寒葯急清之，佐以益氣補血熄風。方擬：人蔘白虎湯合當歸補血湯加羚羊角、銀花，其中生石膏用100克。　　B中醫：面雖紅但如妝，脈雖浮大應指似有力，但按之空空然，口雖渴但不欲飲，汗出不止，捫之濕涼，為漏汗，時利下清水，躁動，四肢手足厥冷，雖體溫40-41°C但無實熱之象。辨證為孤陽上越，陰竭陽脫危症。治宜熱葯急溫之，先回陽救逆，陽回再以救陰，藥用通脈四逆湯加豬膽汁增損。　　持續高熱危及生命，豈敢再放膽使用熱葯「火上加油」!終於採用A方，急濃煎。下午三時會診，五時後頻頻少量灌服。葯後證情急轉直下，四肢厥逆過膝，，面色晄白如蠟紙，兩目直視失神，於夜半病殆。實踐證明，藥用寒涼，實屬雪上加霜，命門微陽，如蠟燭殘光，潑水即滅。此之古人所謂，生石膏用於亡陽之證，「下咽則斃」。　　事後，A中醫苦苦思索，與B中醫共同討論分析，恍然大悟：在西醫環境包圍之中由於沒有形成正確的、牢固的中醫診治思路，西醫知識干擾了中醫的辨證論治在頭腦里的正常運行，實屬臨床思維的失誤。　　鄭氏據此進而全面分析了西醫對中醫臨床思維的負遷移常見的幾種情況，字字中的，彈無虛發：　　1、中醫的概念被偷換；　　2、中醫診斷注意的範圍被局限；　　3、中醫的臨床思路被阻斷；　　4、中醫的診斷技術被干擾；　　5、中醫的論治被簡化。　　鄭氏最後指出：從教育心理學角度看，在一定條件下，西醫對中醫臨床思維的負遷移，正是影響中醫臨床思維的一個原因，從而使中醫臨床療效降低或使之無效乃至誤辨誤治。　　筆者按：　　鄭家貴所撰「西醫對中醫臨床思維的負遷移」一文，是當代極為罕見的一篇立足中西醫學比較學角度，討論中醫獨特臨床思維方式和特點的佳作。它以鮮明的觀點、精深的中醫專業功底、洒脫的筆調、嚴謹的治學態度，毫不含糊地觸及了當代醫學界一個最為敏感的問題：在中西醫互相交錯滲透的形勢之下，在西醫的重重包圍之中，中醫學要不要保持學術思想的獨立性和純潔性、專一性？要不要保持和發揚中醫特色？以及怎樣才能做到抵制外來干擾？它依據一個血的教訓，雄辯地證明了一個真理：在醫學科學上，主觀唯心主義真是「害死人」。它可以使治病救人的醫學科學頃刻間蛻變為致人於死地的手段!誰也無法否認，在鄭氏所舉典型病案中，A中醫是「中西結合」的標準模特兒。冤死其手的女病人自然是「中西結合」的可憐犧牲品。而「中西結合」論長期熏染的氛圍，便是導致A中醫診斷錯誤並得逞的溫床。「純中醫」的活人之術，在這裡受到不應有的排斥和壓抑。只要還有一點點對屈死病人的同情心和起碼的醫德，就會深感教訓的慘痛。　　實踐出真知。鄭氏依據教育心理學的最新理論，並從臨床實踐出發，說明了「在一定條件下，西醫對中醫臨床思維的負遷移，正是影響中醫臨床思維的一個重要原因，從而使中醫臨床療效降低或使之無效乃至誤辨誤治」，以致釀成誤診加速病人死亡的嚴重惡果。它表明，所謂「真正意義的中西醫學合作」——「在一位醫師的頭腦中同時引進兩種醫學，由一個人的思想去思考，用一個人的行動來實踐」，不但是極其困難的，而且是相當危險的；無論對病人還是對醫生抑或對醫學本身的發展，都是沒有好結果的；縱然可以矇混、取寵於一時之權貴，但經受不起實踐和歷史的檢驗，因而是不可能長久的。　　結語　　蹤前所述，統治中國醫學界長達50年之久的中西結合方針，無論是在理論或臨床上，迄今為止談不上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大話、空話、假話充斥於報刊雜誌上歌功頌德的總結性篇章。歷史是不講情面的。它表明，正是所謂「中西結合」導致了中醫學發展戰略的嚴重失誤。它已經並正在把一部卓絕的活人之術逐步變成乏效甚至誤人的「古玩」和「花架子」。它同時還「使兩三代人都陷入了不中不西、沒有深度的文化沙漠」(彭培根語)。更為可悲的是，其中不少本屬「時代犧牲品」的人還手捧國務院的紅本本，儼然以「中西結合的高級醫師」自居。　　令人擔憂的是，對於中西結合方針的原則性錯誤，雖然國內外不少有識之士已經深刻察覺，但至今沒有進行歷史的科學的評價。而且即使多數人認識到了它的錯誤本質，要徹底清除其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巨大而深刻的影響，也還遠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毛澤東生前說過：「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假如這段話出於真心而非騙人(諸如「引蛇出洞」之類)，那麼筆者堅信，：倘若毛澤東在天有靈，也一定會接納一位中華赤子的逆耳忠言，為了全民族、全人類以及子孫後代的切身利益，敢於正視現實，認真吸取歷史的經驗與教訓，在醫學發展戰略問題上，迷途知返、撥亂反正，努力開創中國醫學發展的新局面。　　註：本文於1991年10月在「湖南省第二屆青年中醫藥學術會」大會全文宣讀;此前曾收入《首屆全國中醫未來學研討會論文集》(1989年10月北京)；此後改以「中西結合理論模式初探」被收入《首屆全國中西醫學比較研究學術會論文集》(1992年4月廣州)；承蒙執行主編朱佑武先生垂青，本文首次全文公開發表在《湖南中醫雜誌》1992年第二期。來源：http://www.txzylt.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427&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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