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重要性

斯凱·克里利馬西莫·皮格留希 著 吳萬偉 譯

構建機器人生命哲學的唯一方法是對人性有清晰和符合實際的看法。

窗體底端

現代哲學正在發生一件奇怪之事：很多哲學家似乎再不相信有人性這樣的東西。讓此事變得不可思議之處在於，這種新的態度不僅與哲學史的大部分內容格格不入，而且也違背了現代科學的發現，雖然雖然他們口口聲聲尊重現代科學。這就產生了嚴重的後果，影響波及我們看待自我的方式、我們在這個宇宙中的位置，以及我們可能採用什麼樣的生命哲學等。本文的目的是在當今生物學的背景下討論人性問題，接著探討這個概念如何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

在整個哲學史上存在人性這樣的東西，它把人類與動物世界的其他成員區分開來，雖然常常是隱含著的，但有時候也會明確地表達出來。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適當功能」是理性思考，從此又延伸出如下觀點：對人來說，最高層次的生活是沉思默想（也就是進行哲學探索）－－－在哲學家看來，這很難說是意料之外的東西。伊壁鳩魯派學者認為，我們的人性就是追求快樂，避免痛苦。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相信，我們需要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在確保我們守規矩，因為人的本性會導致我們過上這樣一種生活，可以被令人印象深刻地描述為「人們不斷處於暴力死亡的恐懼和危險中，人的生活孤獨、貧困、卑賤、殘忍而短壽...見霍布斯《利維坦》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28頁）。讓·雅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將人性觀點鑲嵌在他的「高貴的野蠻人」概念中。孔子和孟子認為基本上人性善，而荀子認為基本上人性惡。

這裡的關鍵詞當然是「基本上」。這個趨勢的明顯例外是約翰·洛克，他將人性描述為「白板」（tabula rasa），但他的立場遭到現代科學的駁斥。正如一群認知科學家在《從交配到心態》(2003)中描述的那樣，我們的心智不是白板，倒更像一本彩色圖書或「紐約地鐵充滿塗鴉的牆壁」。

相反，無論是分析學派傳統還是大陸學派傳統，很多當代哲學家似乎都排斥人性這個概念本身。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我們在紐約城市大學的同事傑西·普林茨（Jesse Prinz），他在《人性之外：文化和體驗如何塑造心智》（2012）中雄辯地表明被稱為「培育論者」（nurturist）的立場，這與自然論者（naturist）的立場正好相反。最近，多倫多大學哲學系教授羅尼·德·索薩（Ronnie de Sousa）引用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的激進自由概念認為，現代科學顯示人性並不存在，得出結論說這有利於存在主義哲學觀。對此，我們不敢苟同。

科學到底告訴我們什麼樣的人性觀點？如果認真看待進化論生物學，我們當然應該駁斥任何基要主義者的人性概念如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在整個動物世界，根本不存在能揭示人類特徵的一成不變的、清晰定義的人性。自從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以來，科學共識一直非常清晰：我們不過是地球上數百萬物種中的一個，生命之樹中並不特別茂盛的分支的成員，我們擁有天生異常巨大且結構複雜的人類大腦。人類的譜系可以追溯到30萬年前的智人（Homo sapiens）源頭，這是人類與最親密的靈長目共同祖先大猩猩區分開來之後經過數百萬年的演化過程而產生的結果。

如果那樣說，生物學似乎的確拋棄了有關人性的任何觀點：不管人類物種擁有什麼樣的特徵，都是持續不斷的進化過程的產物，不同於其他原始物種。沒有理由相信這樣的過程已經終結，或者在可見的未來將會終結。而且，人們喜歡引用這個著名的數據，即人與猩猩的不同「只有」基因序列的1-2%，這意味著我們並不像自己喜歡認為的那樣，人類有什麼特別之處。

但是，正如凱文·拉蘭德（Kevin Laland）在《達爾文未完成的交響樂：文化如何塑造了人的心智》（2017）中指出的那樣，這個微小的百分比轉變成基因層次上數以千計的結構變化，這反過來合併產生出讓人和猩猩區分開來的數百萬計的方式。僅僅因為差別占很小的百分比並不意味著它不能產生顯而易見的或重大的後果。

考慮到這一點，我們能設想產生於進化論生物學或發展生物學的畫面---與當代哲學家中廣泛存在的觀點相反---非常支持人性的觀點，而非基要主義者人性觀。人性最好被視為一整套穩態性質綜合體，雖有動態變化的特徵，但足以在每個進化時間內保持足夠穩定，讓人能從統計學上辨認出來。這些特徵包括人類物種特有的特徵，也包括與其他動物類似當但在數量上差異明顯以至於確切無疑屬於人類的其他特徵。

就拿語言為例。很多其他動物（甚至包括植物和細菌）都會交流，這意味著它們交換信號旨在改善自己或親屬的生存機會。但是，其他生物並沒有哪怕和人類語言相差很遠的東西，如複雜的語法和高度的遞歸（recursion，在此，可以將一個語言學規則用在同樣的規則產生的結果上等）。其他動物比如章魚擁有龐大複雜的大腦和神經系統，但其他動物沒有像人類大腦這樣大小的尤其是結構不對稱的和有層次的大腦，比如負責獎勵、關注、短期記憶任務、規劃和動機等高度發達的前腦皮層（frontal cortex）。

這個清單能不停地寫下去，但是基本要點是，如果說人和其他動物之間僅僅因為邊界線模糊不清而且變化不定就認定不存在根本差別，那就是錯誤的。正如波特·斯圖爾特大法官（Justice Potter Stewart）在1964年有關色情和藝術的案例中所說，「我今天不嘗試更進一步定義那些種類，我知道它們有可以大致描述的範圍，但我或許永遠也不能明確描述。不過，如果看到了，我肯定能辨別出來。」對於人性，現代生物學家和擁有科學素養的哲學家也能說類似的話。如果看到了，我們肯定能辨別出來。

現在，如果人性真實存在，從哲學視角看，後果會是什麼呢？哲學家或者有興趣把哲學當作人生指南的人為何應該關心這個技術性的辯論話題呢？讓我們通過簡單討論兩派為人性強有力辯護的哲學途徑來探討這個要點，存在主義和斯多葛主義都屬於認知科學。

將存在主義與白板觀點聯繫起來的誘惑可以理解。在存在主義的核心是讓·保羅·薩特的「存在先於本質」的觀點，意思是我們的出生沒有辦法選擇，但我們能夠自由地決定如何度過自己的人生。薩特嚴肅看待這個觀點，曾談到自由是意識核心的缺陷---或鴻溝---他宣稱，即使我們戴著腳鐐手銬，也是自由的。他曾經提出一個更為激進的命題，「我們從來沒有像德國佔領期間那樣自由。我們已經喪失了所有權利，首先是說話的權利。他們當著我們的面侮辱我們。他們把我們大批量驅逐出境。因為這些，我們贏得了自由。」薩特過分誇大自由的程度而常常被人嘲笑，或許並不令人感到吃驚。

連西蒙·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也認為他太過分了，尤其是當他說她的頭腦中只有暈船時。她在自傳《歲月的力量》(1960)）中寫到，「薩特說，如果你屈服於眼淚和暈船，你就是表現出軟弱的一面。而我則宣稱，肚子、流眼淚甚至頭腦本身也在有時候都難免受到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影響。」

雖然波伏瓦也承認存在先於本質，但她比薩特更傾向於認可人的真實性（facticity）---存在的事實---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比如，我們不能選擇身體或所處的經濟和社會狀況，我們常常把他人看作我們存在的不可改變的災禍。波伏瓦認為，雖然就自然狀態而言，我們並不是自由的，但它不能決定我們的本質，那是我們從真實性中創造自我的方式。我們的生活並不像動物那樣只是繁殖物種，而是要在生活中尋找意義，通過冒險，戰勝自我和環境而做實現人生的價值。這就是人性：不斷擺脫自然條件，尋求超越---超越現有的狀態---走向自我選擇的具體目標，但這個任務極其艱巨，難怪焦慮成為存在主義的根本主題之一。成為人就註定要生活在模糊性中，因為我們永遠陷入緊張狀態，一邊是我們生活的事實，一邊是我們戰勝事實的意志。

生物學或許能對一些局限性做出簡單的解釋。請考慮女性天生適合從事看護工作這個老掉牙的論證。這種思考人性的方式不僅錯誤而且有害。說它錯誤是因為正如德·波伏瓦在《第二性》（1949）中指出的那樣，孕育孩子是女性的生物學功能，但養孩子是社會的承諾。說它有害是因為生物學特徵決定人類命運的假設破壞人的自由。從歷史上看，女性主要是從她們與其他動物共享的生物學功能角度來定義，被拴在雌性動物的神話中，完全被剝奪了實現超越性的機會。

天生的障礙成為另一種局限性。德·波伏瓦在明知不斷嘔吐的情況下還繼續乘船航行是荒謬的，但因為暈船而放棄實現自己的目標也同樣愚蠢。有時候，我們並沒有掙脫鎖鏈的力量，我們的行動可能失敗，但是，解決辦法並不是放棄追求。贏得超越就是承認我們即使抵抗也仍然可能失敗，但我們仍想方設法以創造性的方式抵抗命運。這個視角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強調我們的人生並非固定不變的，即便生存中某些元素早已確定，我們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未來。無論是生物學特徵還是天生障礙都不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我們的未來，我們依據人性生活的方式因人而異，因為我們賦予真實性不同意義。真實的人生是承認這些差異，為追求開放的將來而放飛自我。這並不是說開放性是無限的或不受任何約束的。我們受到的限制在很多情況下恰恰是自己的想像力不夠開闊所致。

對於斯多葛派來說，人性劃定了人能夠做和願意做的事情的範圍。

在此，有一種哲學傳統提供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對比。這種哲學在某種程度上與存在主義有令人吃驚的相似性：古代希臘羅馬的斯多葛主義在最近一些年引人注目的復興。斯多葛派認為，人性中有兩個方面應該被拿來定義什麼是幸福的人生：一是，我們是社會動物，一是，我們有推理能力。因此，他們建議我們「依據本性生活」的生活方式就意味著運用理性改善人類社會。反過來，這就需要改善人的判斷（將我們與其它動物區分開來的表達「有理由的偏好」的能力（prohairesis，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第三卷中的概念，借用利科的解釋---譯註），並踐行四大基本美德：智慧、勇敢、正義和節制。

乍一看，似乎人性在斯多葛主義中要比在存在主義中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事實上，人們可能忍不住指控斯多葛派犯下初級錯誤，迎合人性，鼓吹特定的生活方式。但是，塞涅卡、伊壁鳩魯等人都是傑出的邏輯學家，在輕易拋棄他們的哲學之前，我們還是應該認真考慮一番。仔細觀察之後，我們很清楚地發現，在斯多葛派看來，人性發揮的作用與存在主義者眼中的真實性概念（facticity或翻譯成實然性）類似。它劃定了人能夠做和願意做的事情的範圍。但是，人性設定的參數標準非常廣泛，斯多葛派和存在主義者的共識是，人們可以沿著多種道路度過有意義的人生。

事實上，斯多葛派文獻甚至講述過一個故事，類似於德波伏瓦和薩特有關暈船的辯論。這故事是拉丁語作家奧拉斯·格留斯（Aulus Gellius）講述的，是斯多葛派哲學家乘船時遇到暴風雨的故事。格留斯注意到，這個哲學家嚇得臉色蒼白，在風暴中瑟瑟發抖。當風暴過去，一切平靜下來之後，他詢問哲學家，斯多葛主義怎麼沒有讓他準備好應對危機時刻。他的回答非常說明問題：

當某些嚇人的聲音出現時，無論來自天空還是建築物的垮塌，或某個危險突然降臨，即便最聰明的人也必然做出反應或突然渾身一緊或頃刻臉色蒼白，這不是因為他意識到手邊的災禍而是在智慧和推理髮揮作用之前出現的快速的、不由自主的身體反應。但隨後不久，危機處境中的聰明人「拒絕贊同」嚇人的心理印象；他會一腳踢開和堅決拒絕接受，並不覺得有什麼令他感到害怕的東西。

換句話說，就像德·波伏瓦向薩特解釋的那樣，我們生物學的「真實性」繼續存在，但我們在看待和管理它時享有自由。這就是哲學能教給我們的東西。

斯多葛派的基礎是與伊壁鳩魯有關的最著名教學途徑。伊壁鳩魯是公元2世紀出身奴隸的老師，後來成為古代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他提出了一整套倫理學，其基礎就是我們能在生活中發揮多樣性的作用：有些是既定的（我們都是人，都是父母的兒子或者女兒等），有些可以選擇（我們的職業、是否願意成家生孩子等）。

我們如何扮演這些角色完全取決於我們自己。在《話語》（Discourses）第一卷中，伊壁鳩魯討論了兩個奴隸面對同樣的不光彩處境時做出的不同反應（在主人撒尿的時候，拿著尿壺伺候）。決定差異之處是奴隸如何看待自己作為人的地位。這是與存在主義者的真實性觀念並沒有多少不同的概念。在對這個例子做了分析之後，伊壁鳩魯的結論是告誡學生：「考慮一下出賣尊嚴，你可能要付出的代價；但看在上帝的份上，千萬別賣得太廉價了。」

不僅僅是現代科學告訴我們存在人性這樣的東西，很多現代流行的治療方法比如意義治療（logotherapy）、理性情感行為治療和認知行為治療等都得益於存在主義和斯多葛主義，這絕非巧合。如果沒有人性這樣的東西，人生哲學--不僅是存在主義或斯多葛主義--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如果我們真是白板，為什麼更喜歡某些東西而不是其他？是什麼能敦促我們去尋求意義，建立與他人的關係，竭力改善自我和我們生活的世界？我們做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如斯多葛派所說，我們是智慧的社會動物。如存在主義者所說，我們是在真實性（生物學的和偶然性的特徵）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廣泛限制下行動的。人生的成功之路不止一條，但的確也有很多真正糟糕的道路。在人性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局限性中，選擇權就掌握在我們的手中。

作者簡介：

斯凱·克里利（Skye C Cleary），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新敘事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存在主義與浪漫愛情》（2015），美國哲學協會播客執行編輯，在哥倫比亞大學、伯納德學院和紐約城市學院任教。

馬西莫·皮格留（Massimo Pigliucci），紐約城市學院和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哲學教授，著有《如何成為斯多葛派：現代生活與古代智慧》（2017），目前居住在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