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論中美富人截然不同財富觀

中國人卻千方百計的要比別人更好

——縱論中美富人截然不同財富觀

巴俊宇.文

比爾蓋茨來中國了，這個蓋茨在美國就發起了死後將一半遺產捐獻慈善的善舉，得到眾美國富翁們的響應，也實在令全世界人刮目相看，對比中國現實也更叫中國人汗顏。可沒想到這個蓋茨不僅在本土大行善舉，居然將善舉走出國門，走向世界，今兒居然跑到中國來了。蓋茨先生把善行善舉推向世界為什麼首選來到中國，這其間玄機我不得而知，但一個外國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把中國人民的慈善事業當成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麼精神？這是慈善主義的精神，這是好心眼兒的精神…….可蓋茨的好心能得好報么？他能說服中國的富人們和美國富翁一樣不做守財奴做好中國的慈善事業么？我內心裡暗暗的為他捏把汗，唯恐蓋茨的熱心腸碰到中國那些富人們的冷酷的PP。

還好有著「中國首善」之稱的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游標即刻反應，在其公司網站上刊出了致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的一封信，陳游標在信中指出，當即將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能夠把財富歸還世界，是一種高尚和偉大。」所以，「在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將不是捐出一半財富，而是向慈善機構捐出自己的全部財產。」接下來北京的房地產商潘石屹也要約見蓋茨，估計也許和中國慈善事業和身後財產捐贈相關。如此，中國富翁們似乎要比美國人在慈善和身後財產捐獻上更徹底，表現的更偉大。毫無疑問我們應該感到欣慰和欣喜，為某些中國人的高尚之舉感到自豪和慶幸。當然在叫好同時還是要對中國整體狀況和深層問題做冷靜的思考和判斷：在中國素有「中國首善」美譽的陳游標先生只能代表了中國較少的先行者思與行，並不能代表全國富人們的普遍心態和思想意識。而就更多的包括那些「首富們」在內的中國富人們來說，由於千百年的根深蒂固小農意識文化浸潤，其群體意識很難和蓋茨等美國富翁們同步化，即使某個個體行為上比蓋茨表現更激進也似乎不能說明中國人財富意識的進步性，相反也許恰恰是某種落後意識背景下畸形誇張，其中也不能排除少數沽名釣譽之輩。而要分析深層根源卻要從中美兩個國度截然不同的財富觀中作深層文化層面反思：

1、中國富人的「出身」沒有美國富人「出身」「 正統」。中美富豪們歷史性「出身」的差異性決定財富意識進步性水準。

在中國從老祖宗那裡就「重農抑商」的說法，自然是千百年來在漫長的「農業社會」止步不前，最後淪為被欺負的對象。上古時期為了壓制「商」那個地方的俘虜，不給他們的生存土地、空間，由於農業土地資源匱乏，於是「商」那個地方的人只好做小買賣，於是在「禁錮中畸形膨脹」了一代一代的「商人」，於是「投機取巧」「囤積居奇」「唯利是圖」「無商不奸」之類的辭彙也就出來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始終沒有出現催生「實業家」的「時代」，而孕育「商人」的「土壤」也相當貧瘠，於是在「官本位」背景下畸形膨脹了一代代的商人。這正是其歷史文化根源。相反，在美國早期資本主義 「圈地運動」「殖民運動」不管如何野蠻血腥，倒是工業化伴生的資本主義主流意識的產物，所以他從出生就是毫無躲躲閃閃的表明「根紅苗壯」，無不扣上剩餘價值的烙印。美國商人在「主流」「 正統」背景下，不斷走出混沌、紊亂和原始，一路走來走到今天，也才形成了美國人今天后工業化社會的財富意識，而中國商人一直在「皇權」體制的「夾縫中」畸形發展，直到今日在禁錮中畸形膨脹的結果是畸形的暴發戶思想意識的與行為特徵的乖戾。如鬥富，炫富，自以為是，包二奶，吸毒、賭博等，而且在剛性權力下盡顯有錢能使磨推鬼效能。也許正由於中美富豪「歷史出身」不同決定了二者財富意識的不同。

2、中國富人總是希望通過財富購買自身缺失的價值，而美國富人把創造財富看成實現自身價值，中美富人的價值觀不同決定了二者截然不同的財富觀。

由於長期的「官本位」農業社會發展中，工業社會「利本位」意識遲遲未能成為社會主流，使得中國財富創造的商人，始終不能登上「官本位」殿堂，即使是今天商人依舊是剛性權力主體的附庸，成為權力「尋租」的婢女和權力資本聚財的路徑，而如何使商人脫離「夾縫」窘迫，進而培育千千萬萬真正的市場主體恰恰是中國市場化取向改革首要問題。也許正因為這種「夾縫」狀態，一方面使得進入市場的主體未能是真正社會的精英和主流人群，另一方面社會未能形成培育市場主體「利本位」「 主流意識」，同時由於制度改革路徑的偏頗不可避免產生「第一桶金」原罪，形成利益集團。人們在反思、爭辯甚至抗爭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泛起盲目的「仇富」「蔑富」陳腐狹隘意識。而由於種種主觀和客觀的原因造成市場主體發育不健康，倒是出現了大批的「暴發戶」。也許這就是在中國本土為什麼多有唯利是圖的「商人」，卻少有實業救國「實業家」的深層文化背景和主、客觀原因。我無法在理論上準確的「界定」實業家、商人、暴發戶概念及其之間的異同，但我知道「暴發戶」肯定不是實業家。美國的實業家知道什麼可以買，什麼不可以買，而中國的暴發戶則是抱定了「有錢能使磨推鬼」的念頭。而從中國的富人和美國富翁的一般性比較與區別來看，中國富人更多的總是希望通過財富購買自身缺失的價值，而美國富人更多的也許把創造財富本身看成實現自身價值，這種財富價值觀的不同自然決定了中美富人對財富的態度和感覺，自然決定了死後對財富的處理行為。

3、中美富人財富創造與權力的關係不同決定了截然不同的財富意識。

美國市場主體原發於市場，財富創造與權力沒有利害關係，自少不依賴權力或依靠權力來完成資本積累，相反，財富積聚，資本積累卻通過議會制度制約權力，所以美國的財富可以不依附於權力就實現其價值，其中自然包括慈善事業在內的社會價值。中國與之不同財富積累，資本積聚都是在「官本位」背景下完成，所以都離不開權力因素。所以美國人不消說富豪連普通百姓也可以去罵罵總統，而中國的百姓也只能發發牢騷，而中國的富豪必須有把「局長們」當爹來恭敬的精神和氣度，否著也只有發牢騷的份兒了。中國有句俗語：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小丈夫不可一日無錢，有權到有錢，有錢到買權，再由權轉化為錢的怪圈，倒是能從一個側面反映中國「官本位」和「利本位」交織的現實狀態。也許中國富人賺錢的「辛苦」，特別是在權力和市場糾纏狀態下對於權和錢有不同尋常的感受，才會形成了對財富有不同尋常的獨鍾，甚至成為比生命和生命價值更重要的嗜好，自然，在錢比命還重要中國富人那裡，慈善事業是個陌生的辭彙。

4、美國人只想自己過得好，中國人狂想比別人更好，中國人「貴族夢」和美國人「自我」的生活觀決定了不同的財富意識。

美國在規制社會裡，蓋因法治每個社會成員「平等」的生活，不管富豪、官員、自由職業都在全民普惠的原則下享受平等的政治與社會地位，不管你是有權還是有錢，至少理論上是如此。在教完善社會福利和相對人權的背景下美國人沒有向中國人那種強烈的攀比心態，不管有錢沒錢，不管有權沒錢，反正沒有衣食之憂，沒有生存之慮，沒有偽善的道德誇張，而個性、自我，千方百計的打理好符合自己願景的生活態，只要自己過得好就行。而中國人與之相比有很大差別。首先理論上也是平等的，但實際上卻有很大的差距，高度兩極分化不僅表現在經濟生活中，也表現在社會、文化、政治生活中。其次，道德偽善，行為齷齪，言行不一，社會人治大於法治，嘴上說的和心裡想的、實際做的完全不一樣，缺乏個性張揚，難以實現自我。第三社會公平度低，由來已久因皇權統御皇親貴胄，貴族大夫，庶民百姓，走卒販夫，劃分三六九等。而今則更因權力、財富甚至因地域、階層、類群客觀上形成等級劃分，全民普惠原則難以堅持。也正是在這樣文化背景下瀰漫一種「新貴族文化」，人們都在夢想做新貴族，歇斯底里，忸怩作態，玩高雅，做深沉，炫富，鬥富不一而足。人們的生命質量已經扭曲為商品價格，快樂指數變態為對財富的痴迷。自我感受指標完全喪失為客觀物化指標體系。人們不再追求一種自然、淡定、平和的和諧態，而成為斂財的工具，造錢的機器，守財的奴隸。在貪婪、自私的本質下，每個人都有種潛意識——我一定要比別人有錢，必別人更好！虛榮攀比，爾虞我詐，所以自然把錢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5、美國人認為財富最終屬於社會，中國人夢想社會都屬於自己，對於財富社會屬性的認識不同決定了兩者決然不同的財富意識和慈善意識。

更有甚者這種「新貴意識」進一步被殘留的封建世襲與封建家族觀念放大，形成了「富二代」的張狂。而中國的經濟體制又在有意無意的為這些意識提供保護，這也是人們喋喋不休爭論個稅徵收基本導向的制度原因。就財富而言拋開「第一桶金」的問題，僅就規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市場主體資本積累來說，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要認清財富的「社會屬性」，在西方規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不論個人或法人都會清楚地認識和履行的財富（資本）社會屬性的本質和社會責任，企業資本的人格化代表（董事長之類）其實是所有者一種資產代表的形式，特別是對那些公眾上市公司而言，其財產的的社會屬性表現得更為鮮明具體。如果從財富所有屬性的經濟社會深層面探索，其實財富永遠屬於社會的，個人財產其實社會財富個人佔有、支配形式而已。所以在市場經濟發育完善的西方國家，財產繼承稅高的驚人，就是財富社會屬性的生動體現。在中國卻是在富不過三代的尷尬與無奈中，惡性鼓噪、張狂「富二代」的劣根性。而中國在某些經學家「保護富人致富窮人」脫離中國實際大唱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上「帕累托改進」高調的鼓噪下，中國的財富已然成為權利主體，利益集團和廣大民眾的生死「博弈」，在這樣的背景下去和為富者去談慈善，本身就一個童話般的夢想。而富人們的財富意識中必須強化其社會屬性的終極認識，而國人們的慈善意識也絕不是簡單的善心善舉之類，更不是有幾個錢去在窮人那裡扮演慈悲的角色，那是一種責任，應是一種進步社會制度的題中之意。

無疑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富人財富意識進步、慈善意識強化，中國社會的和諧和慈善事業的發展，絕不是一個蓋茨好心眼兒的幾句規勸所能做結的，是需要從規制設計與改革根本上入手，更是一個文化現象，需要在根本性的揚棄甚至對某種劣根性做革命性革除才會有希望。

巴俊宇寫於美國富豪比爾蓋茨來中國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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