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鼓應的學思歷程 | 深度好文

我常想，如果我沒有走進尼採的世界，我這一生肯定是完全不同的走向。

尼採在大學時發現了叔本華，他吸收了叔本華的意志哲學，但拋棄叔本華的悲觀思想；我在做研究生時發現了尼采，他那酒神精神、沖創意志及其「一切價值重估」的哲學，深深地吸引著我；尼采也使我走進莊子的世界，而莊子的思想意蘊與心境，將我帶到一個更為遼闊且深遠的精神空間，兩者融合的哲學情思，支撐我走過重重的困境，推動我一路向前邁步。

尼采

《悲劇哲學家尼采》是我的第一本書。1962年動筆寫成，屈指算來，已過了44個年頭，這時忽然想起尼採在44歲時寫他的自傳《看，這個人》，我在經過漫長的44個歲月里，也想在我的第一本書再版時，寫出我這段日子的心路歷程。

我寫過兩本有關尼採的書，一本是《悲劇哲學家尼采》（1963年自費印刷，1966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另一本是《尼采新論》（1987年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這兩本書曾合成一冊，由北京三聯書店印行（1987年），在中國大陸已絕版多年，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排發行，藉此機會，說說我接觸尼採的過程，以及尼采哲學對我在學術思想上的啟發。

一

我喜歡尼采，又愛好莊子，這兩種如此不同的奇妙思想，如何會聚到我的生命中呢？人常常是個矛盾體，兩個相衝突的心境常在我身上起伏湧現。目擊世事的不平，尼採的沖創意志常激發我有所議論，由是「自掊擊於世俗者」，一而再，再而三。每回當我仆倒在地時，莊子那恬淡高遠的心聲，便成為我療傷復原的最大精神支撐力。

知識分子和學術工作者的雙重身份，固有相輔相成的一面，但對我來說，代價卻是慘重的。

1949年，我十來歲時隨父母遷台，自後便置身在台灣白色恐怖的環境中。中青年期間，自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末，我因言論而獲罪於台灣當局，前後三次遭致不同大學解聘，學術工作的延宕，此中煎熬的日子，猶歷歷在目。

人處於逆境時，尼採的奮鬥意志，和莊子在「困苦」中保持定力與超越的心境，確在我身上長期並存著——莊子思想固然是我療傷復原中最大的精神支持力，但無論在任何情景下，尼采那鬥志如虹的奮發精神，始終內化為我生活中的一種鼓舞力。

二

我接觸尼采，前後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上世紀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我上台大研究所和在大學任講師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1984年秋到1989年春，我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講課期間。第三個階段是2005年至今，我在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講授尼采課程，再度重溫尼采。在這不同階段研讀尼采，對我的學術生涯都有不同的啟發。

台大哲學系的講程以西方哲學為主，系裡圖書室的收藏也以西書為主，求學期間的哲學教育，一方面對西方哲學的理論體系、抽象思維及其推理的嚴謹性，十分折服，但西方宇宙本體論的理論建構中，其理論預設之最後保證，總要抬出一個無法否證也無從證明的上帝或造物主來，而這作為其理論保證的上帝，卻建立在虛幻不實的基礎上。並且將造物主上帝絕對化，而貶抑現實世界的思想傾向，也使我難以接受。尤其，在我盛年時代徘徊在西方抽象概念的理論體系下，總覺得它無從安頓我的生命。一直到我進入研究所，才接觸到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書中那奔放的語言、瑰麗的想像和敏銳的思想感情，竟如此貼切地激蕩著我的內心。

尼采宣稱「上帝已死」，對西方傳統文化與哲學提出「價值轉換」與「價值重估」的主張。這在我的思想生命中產生了意義非凡的共鳴。

在西方傳統形上學和尼采生命哲學之間，無疑地後者改變了我一生學思的方向。

尼采哲學思想充實了青年時代的我。1960—1962年間，我日以繼夜地沉浸在查拉圖斯特拉的思想園地里，往後的幾個年頭，我由尼採到存在主義，又進入到莊子的世界，這條思路奠定了我一生做學問的基礎。

尼采

三

我在研究所就讀時的指導教授是方東美老師，學術方向上，方先生對我的影響最深，而在對現實理想的堅持上，殷海光先生對我產生了終身難以磨滅的影響。

我從台大研究所畢業後，1963年到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任教，1966年暑假，我在工作和生活上遭到突如其來的變動，主要原因是受到當局清算殷海光思想的牽連。這一年殷先生因抨擊時政而遭台灣當局指示迫令停止授課，安全單位（即特務機關）順勢整肅「殷黨」，於是，將我和劉福增、張尚德幾個被視為殷門弟子的一併清出校園。我家無恆產，遇到這措手不及的事，竟弄得胃潰瘍。現在猶依稀記得躺在沙發上一筆筆地書寫《耶穌新畫像》時的情景。成家不久，大孩子出生才周歲，生活上霎時跌入谷底，這時我只得東奔西走兼點課度日。這種日子好不容易熬過一年，1967年夏得到台大哲學系提聘專任的機會，隨即得到院方通過，沒料到只需形式上過最後一關的校方出了問題，許久之後才聽說那時代各校校長室都設有一個「安全室」，負責人竟由特務單位調查局派任和支配，基於「國家安全」的需要，凡被列入黑名單的人士，都不得任用。當時我並不清楚這類「安全網」的布置情況，所以第二年又向學校申請，並獲系、院提聘，但到最後一關審查時又遇到相同的遭遇。有位參加校務會議的師長告訴我，「安全室」的秘書將我的申請資料抽走，所以無法在校評會上討論我的任聘。我聽到這不幸的消息時，站在台大行政大樓門前發獃了好一陣子，霎時腦子一片空白，隨後不自主地緩緩地朝向椰林走道旁的小徑，漫步走出校門，心裡痛感天地之大無處容身！回家的路上，內心還這麼期盼著：再等一年罷！

前人說：「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世事似乎也總會像《易經》所謂的在逆境中可得貴人之助。有一天遇著殷先生在西南聯大時的訓導長查良釗教授，他得知我的情況後，便帶著我見錢思亮校長，之後又帶我見校長室負責安全的一位秘書，因著查先生的出面，校方依據我給查先生的信件說明，發函給多個情治單位，經過了大半年的查問，可能認為我的問題並不嚴重吧！終於在1969年夏天發給我一紙哲學講師的專任聘書。

四

「禍兮福之所依，福兮禍之所伏。」我深深體會到老子所提示的禍福相依的道理。在我處困時，老友金耀基兄介紹我見王雲五老先生，並約我參加古籍整理計劃，還預支了我一筆稿費。自1967年開始，我用了六七年的時間，從事《老子》和《莊子》兩書的註譯工作。依照商務印書館整套書的計劃，以「今注今譯」為書名，其實我所有以「註譯」為名的書，與其說「註譯」不如說「詮釋」。

難怪不久前難友王曉波看了我的《老子註譯及評介》，對我說：「鼓應，你怎麼把老子寫成黨外人士！」有一回，重慶師院有位資深的教授見到我劈頭就說：「你是不是借注庄表達你對蔣介石獨裁政權的不滿？」事實上，那時期寫的文字，總不免流露出內心對時代的感懷。例如我寫的《耶穌新畫像》，評論《舊約》的部分，所寫的《星座中的獨裁者》、《約伯的抗議》，由標題便可想見它的現實意涵；評論《新約》的部分，所寫《耶穌的導師——施洗者約翰》、《猶太的煩惱》等，前者在我運思施洗者約翰時，內心不自主地湧現著我的老師殷海光被迫害的情景，後者我借猶太對耶穌言行的反思，寫下「口的巨人，手的懦夫」之評語，從《新約》上可以看到耶穌不憚厭煩地自我肯定，他在「山上訓話」所說的那些「形而上」的話語，和我在現實生活上不時地聽到的「蔣總統訓詞」，簡直若合符節。實在說來，蔣介石的言行確成為我當時構思耶穌精神訓話的「靈感」泉源。

就學術觀點而言，60年代中期左右，尼采哲學成為我思想生命的主導力。在尼采思想的主導下，我寫出了《耶穌新畫像》，編譯一兩本存在主義的書。並且，尼采思想成為我這時期反儒學道統的最大助力。

那年代我如此喜愛尼采，內心裡也未始不是對政治上道統說和學術上道統說的回應。上世紀60年代，在台灣當局白色恐怖的政治環境下，儒學之道統說和威權體制的統治相互溫存。在我看來，儒學不分新舊，在「攻乎異端」這一點上是血脈相承的。而宋明以來的新儒家，其意識形態之獨尊性格，將心性絕對化之倫理觀，遠勝於原始儒家。而當代新儒家則全然喪失了孔孟道德實踐與現實行動能力，只是一味地將宋代理學和明代心學紐結成一個缺乏情性血肉的抽象概念蜘蛛網，有的還裝添上康德的「絕對命令」。我未曾深究當代某些港台新儒家在思想形態上的「教主化」是如何形成的，而對於他們的獨斷心態以及將儒家倫理絕對化的傾向，委實感到厭惡！我在介紹尼采反傳統思想，特別是反基督教羊群式道德觀的同時，則已蘊涵著我內心對當代儒者道統說的相同態度。

五

70年代初，我仍在台大哲學系講尼採的課，並常應邀到各校演講，但這時我的學術研究重點已漸漸地轉到道家領域。

尼采和莊子的哲學觀，提供我一個不同於當代也不同於傳統的思想視野。不過，我的學術生活好景不長，1973年我因保釣運動中的言論而遭受到比先前更大的風暴的襲擊。

1971—1972年，港台赴美的留學生髮起了保衛釣魚台運動——釣魚台地處台灣北部海域，原是中國領土，日據時代地屬台北州管轄。美國竟將它交給日本，由是引起海外留學生的保土運動，一年後發展為統一運動。在台灣則由言論開放的要求到反帝民族意識的出現，這運動在政治高壓的環境中興起，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

走筆至此，我不得不追述一下國民黨當局政治高壓長達四十多年「白色恐怖」統治的一段歷史。

國民黨自1949年從大陸敗退遷台，隨即宣布進入戒嚴時期，期間所頒布的諸多特別法之中，以《懲治叛亂條例》最為嚴酷：凡參與左翼組織者，多依該《條例》第二條第一款處以死刑，而且一審就判決，因言論獲罪者則多依該《條例》第七條處七年、十年不等有期徒刑。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異議人士在台灣島內如瓮中之鱉，在美國CIA技術支援下，國民黨當局自1950—1955年間在全島進行地毯式的搜捕行動。當時當局有兩大特務執行機關，一是警總（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一是調查局，它們的前身可上溯到大陸統治時期的軍統和中統。這兩個機構長年進行抓人競賽，前者尤其兇狠，20世紀50年代的頭幾年，清晨時分經常可聽聞警總保安處的軍車一輛輛地將政治犯運載到台北螢橋橋底下的淡水河河堤上集體槍決（四年前，我還跟陳映真、陳明忠等老友到現場憑弔亡魂）。自50年代至60年代期間，不少知識分子忽然淪為政治囚犯，便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七條逮捕入罪，該條條文規定：「以文字、圖書、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這條文真是天羅地網般地寬泛，許多知名的作家如楊逵、陳映真等遭逮捕而判刑十年，便是依據第七條文。沒有知名度的人更容易因發言不慎而遭人告發入獄，例如台灣南部有位地理老師在課堂上被問到：「老師，西螺大橋大呢還是長江大橋大？」老師回說：「當然長江大橋大。」就說了這句話，遭同事舉發而以「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者」，判處七年徒刑。我旅居美國和在北京期間，這位中學老師還曾數度來看我。又如有位廣東籍人士，在1954年7月間先後寄了四封信給香港的親友，表露出對政府的不滿，保安人員檢查私人函件，遂將他移送保安司令部，以「連續傳播不實之消息，足以搖動人心」，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他被關了20年之後逢大赦而獲釋，我到現在還保存著他的一份當年的判決書。

我青少年時期，便處於國民黨當局這種狂捕濫殺的政治氣候下。60年代，台灣的知識分子噤若寒蟬，被稱為「啞巴的一代」，70年代初，一批在戰後成長的青年，終因保釣運動而打破沉默。

陳鼓應先生

六

1971年10月中旬，台大法代會主席陳玲玉舉辦《言論自由在台大》座談會，這是自國民黨當局利用戒嚴實施白色恐怖高壓統治二十年來之首見，在會上我喊出免於自由的恐懼和恐懼的自由，認為有事實根據的批評是責任感的表現，而言論的開放可使眾多的智慧礦產發掘出來。在當時「言論自由」是十分敏感的議題，因此主辦同學加上了「在台大」的框子，將議題限在校園牆內。

我提出在台大設立「民主牆」或「自由牆」的建議。這次座談會的紀錄，先後在《台大法言》和《大學雜誌》刊出，引起了海外文化界的廣泛注意。第一次座談會的風波剛平息，法代會的陳玲玉和洪三雄又在11月中旬舉辦了第二次座談會《民主生活在台大》。洪三雄和陳玲玉兩位在言論緊縮的戒嚴時期，連續主辦多次演講評論時政，實乃破冰之舉，在台灣的言論史上有開創之功。

《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我再度應邀，此外政治學界知名學者胡佛、黃默出席發言，馬英九的父親馬鶴凌當時出任國民黨知青黨部書記長，亦應邀參加。這次會上我公開支持保釣，並建議在台大校園內開闢「民主廣場」，會後我將發言稿寫成《開放學生運動》，在《大學雜誌》發表（《大學雜誌》是由台灣大學和政治大學的一批青年講師組成的一本支持改革開放的刊物，楊國樞時任總編輯，我是編委中的一員）。這篇文章發表之後，沒料到引起了軒然大波。當局組成了一個寫作班子，以「孤影」的筆名在《中央日報》發表了一篇四萬字的文章：《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對我的論點大肆抨擊（這位「神秘小市民」，署名「孤影」，與「鼓應」同音，以影子孤單來影射我），這篇長文在報上連載了六天，最後一天（1972年4月15日）以整版篇幅刊出許多文化界名人的反應意見，指責我支持保釣學運是「為匪張目」、「散播毒素」、「統戰陰謀」。國民黨的機關報還將《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印了數十萬小冊子分發到軍公教各單位，通令公職人員研讀。如此，引發了輿論界一場改革與保守兩種對立意見的爭議，但官方嚴禁校園刊物及各大報刊登主張改革的言論。

《開放學生運動》和《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論戰，在當局高壓下中止。不久，蔣經國接見我徵詢國是意見。那時我憧憬的歷史人物是嵇康、聞一多類型的，心裡想既然我是殷海光的學生，就應該恪盡一個批評者的職責，因此我一開口便直陳時弊，並集中言辭抨擊特務政治造成的民怨。在兩個鐘頭的會面中，我侃侃而談，他一直聆聽著不發一言，最後只說了十五分鐘話。事隔三十多年，他的話我幾乎全忘了，但他的重點是說：大陸的丟掉主要是教育的失敗。他這觀點，我一直記得很清楚。現在回想起來，我那時真是所謂「少年氣盛」，自以為發言激烈。其實，在他那受到過俄共思想洗禮的人看來，我只不過是個自由主義者。一席交談，可能他早已看出我這人在「思想上」並沒有什麼「問題」。往後的六七個年頭裡，我在台灣的論壇上興起了不少風波，雖然歷經駭浪的襲擊，但終未致沒頂，可能和這次的談話有關。1972年暑期，我申請赴美探親，獲得通過。旅美期間，廣泛接觸留美學生，我的思想起了變化，期滿回台，我的言論種下了「台大哲學系事件」的因子。

七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民主和民族是我生命中的兩個重要的主軸。1972年之前，在白色恐怖戒嚴統治下，追求自由、民主成為我們那代人在社會生活上的理想目標。1972年之後，民主和民族成為我終生關注的時代課題。

1972年7月，我到美國的第一站前往加州聖地亞哥探望妹妹桃桃和妹夫張海燕。其時港台留學生的保釣運動方興未艾，我剛到聖地亞哥，留學生便邀我到加大校區觀看一個抗日的歷史紀錄片，片中放映了一段外國記者拍攝到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實況，慘不忍睹，一卡車一卡車運載著被殘殺的屍體，令我永生難忘！

我出生在上世紀30年代，從兒時有記憶開始，便不時聽到敵機飛來前一陣陣拉起急促的緊急警報的響聲，母親慌張的面孔，拉著我和妹妹往郊區奔跑！一直等候到警報解除，才敢回家。回家路上經常看到被敵機轟炸的民房，火勢沿街燃燒，街旁巷口還陳散著被炸死傷的無辜平民。

目擊南京大屠殺的實錄，使我即刻勾起了童年時躲警報的種種記憶，民族的災難意識油然而生！

旅美的一段時間，我在東西兩岸各大城市走了一個來回，所見與所聞，都在我心中刻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台灣的時候，由於受到教育環境和輿論的影響，總把美國當成是支持正義的民主國家，我初到美國時，確有一股「朝聖」般的心情。但我親眼所見和資訊所得的事實，卻令我詫異不已！其一是現實的美國和我書本中讀到的美利堅無法相對應。越戰結束後，軍事工業停滯，美國的經濟也趨蕭條——原來現實的美國是建立在對外軍事擴張的基礎上，霸權的作風與傑斐遜所標示的民主理念全然背道而馳。其二，我在大學受業期間，從方東美和殷海光兩位老師的言行中，憧憬著學術的尊嚴，但到美國各大學所見學術商業化的傾向，使我頗為失望！其三，最使我不解的是，我認識到美國竟然輸送大量的坦克大炮去支持全球各處的獨裁政權。中南美洲出現過好些受人民歡迎的新政府，但美國中央情報局卻又旋即支持軍方獨裁者上台；亞洲各個極權統治，美國輿論卻仍稱它們為「民主國家」。當然訪美所見所思太多，這些只是使我開了眼界的顯例而已。

我原打算在美國留一段較長的日子，但國民黨當局職業學生和特務布滿了全美各校園，我所到之處都成為他們注視的新焦點。三個月後，我得知訊息，如果不離開美國，有關我的小報告會被越打越多，那就勢必影響我和家人的團聚，於是我在忽然之間，離美返台。

八

1972年暑假結束前我自美返台，在校園內外難免會向朋友和同學談起美國和大陸的動態，這對訊息封閉的政局來說，自然我又成為眾矢之的。

首先我對赴美所見所聞的談話，在台大校園內引起了同學間一場統獨之爭的議題。王曉波參與論戰，成為我們那時代發表反帝民族主義言論的先鋒。

1972年12月4日，「大學論壇社」舉辦民族主義座談會，我在會上的發言，被黨中央視為踩了紅線，會後台灣當局對日益高漲的反帝民族思潮決心採取鎮壓的手段，於是利用寒假期間，逮捕學生領袖錢永祥、盧正邦等人，農曆元宵節（1973年2月17日）夜晚，特務機關警備總部派人前來傳訊王曉波和我，三名便衣人員出示一張菊字第192號傳訊函，不久又來了十來個治安人員，持著搜字第0166號函件，以「叛亂嫌疑」罪名，入屋搜查。

我和曉波被警總保安處拘留了24小時之後釋放。數日後，被捕學生亦相繼釋放。數年後我們才明白這是當局預先策劃好了的一幕捉放劇，但台灣當局無端逮捕台大師生，立即引起海外輿論嘩然，3月16日《紐約時報》以「十名同情北京師生被捕」為題，報道了台北校際學生組織讀書會遭拘捕的消息。接著香港《東西風》雜誌連續刊登《捉放陳鼓應的風波》、《台大解聘陳鼓應》等文章，披露我們被捕時，台大學生郭譽孚在台大正門對面的書廊前面，揮刀自刎寫血書以示抗議（經憲兵部隊送醫院急救脫險）。暑假過後，當局勒令台大不得續聘我，並將台大哲研所停止招生一年。保釣愛國運動，引來台大校園一連串的政治干預，海外留學生群起抗議，於是國民黨當局在香港的喉舌《新聞天地》在年底（1973年11月4日）發表台灣當局說詞《陳鼓應事件水落石出》。此後，當局禁止我出境，並密令任何學校不得聘我任教，也不得在任何學校作學術演講。

九

台灣當局迫使台大解除我的教職，將我下放到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該中心收藏了大量的大陸出版書刊，五年多的時間我不再接觸尼采，但我閱讀了不少大陸學人有關文史哲的著作，我的學術方向已漸漸轉到中國古代哲學。

自1973年夏天到1979年夏天，我白天閉門讀書，晚上則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參加異議分子的一些文化活動和人權工作，這些歲月使我在台灣的民主運動中留下了一段歷史性的紀錄。

1976年蘇慶黎主編《夏潮》雜誌，我用不同的筆名寫過三十多篇時論性的文章，我和陳映真、王曉波都是《夏潮》的主要作者，《夏潮》還培養了一批有時代感的青年作者，現在都已上升為各大報的主編和主筆。這份代表著台灣知識分子在20世紀70年代反帝民族主義思潮的刊物，在1979年1月23日遭李登輝以台北市長名義下令停刊（我手上現在還保存了一份「新一字第02727號」的文件；我還有一本《民主廣場》的書，也是李登輝下令查禁的，這位白色恐怖統治的共犯要員，日後卻搖身一變為「台灣民主先生」）。

1978年冬，我參加「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這是我生活中的一個插曲。我成為黨外民主運動中的一員，其時黨外已有統獨之分，我跟台中的黃順興和高雄的余登發都被視為黨外的統派人物。余登發在1979年春節前被捕，我和許信良、張俊宏、施明德等數十名人士前往余老的家鄉橋頭示威抗議，此舉打破當局三十年戒嚴的禁忌。這段日子，抗爭運動不斷升高，當局也以「敵我矛盾」看待我們，對於黨外的統派分子尤其緊盯。

數年前在龍應台主持的一個晚會上遇見《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他緊握著我的手說：「鼓應呀！我告訴你當年的一個秘密，1979年美台斷交後，有一次我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房間聊天，蔣經國忽然進來，手裡拿了一份報告，他望著我說：『你看！陳鼓應對外國記者發表談話，他竟然說：「美國第七艦隊要滾出台灣海峽！」你看看，他怎麼會講這樣的話！』我愕了一下，隨即回說：『是不是事實呢？也得查一下，查清楚！』」告訴我這事時，余先生已年逾八十，他記憶猶新，直說：「鼓應，你那時候好危險哦！好危險哦！」

世事難料，常有峰迴路轉的時候！

我這過河卒子，正當往前挺進的時刻，忽然傳來黨外友人多人被批准出國，於是我提出一家四口申請出境的試探，竟意外地獲准。1973年7月，我連秋裝都沒攜帶，赴美探親三個月，哪曉得一去難復返，當局已預計好取消我回台的簽證。我只好滯留美國，並等待機會訪問祖國大陸。

十

我到美國不久，經杜維明教授的推薦，到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做研究工作，從1979年至1984年，我住在舊金山附近的柏克萊市，不久我太太和女兒也先後來聚，他們一直在柏克萊定居到現在。柏克萊是個大學城鎮，20世紀60年代以反越戰及1964年校區學生髮起全美的「言論自由運動」而聞名於世。學校有座東亞圖書館，中文藏書勝過台大圖書館（該館不僅藏有豐富的中、日、韓文字的漢典，也收藏大量被當時台灣列為查禁的書刊）。我在美國西岸，稍事安定便利用館藏靜下心來修訂我的《老子註譯及評介》、《莊子今注今譯》。這兩本書於1982、1983年先後在北京中華書局以繁體字重排出版，我1984年到北大講課以及和同行學界交流，全賴這時修訂的老莊方面的著述。

1981—1982年我還獲得機會參加芝加哥大學鄒讜教授所主持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探討，我負責陳獨秀及「新青年」團體的研究。1984年我前往大陸，主要的目的其實是去搜集五四人物思想的材料。那時期，我還是居於知識分子的立場，對歷代百家爭鳴的景象特感興趣，但到北大哲學系講課之後，我又由知識分子對人群的關懷漸漸轉回到我的本行。

重新回到校園講尼采和老莊的課程，我的學術生命獲得了再生的機會。

當時大陸學界對尼採的曲解，不亞於對莊子的誤解。北大圖書館的人告訴我，我開尼采課之後，書架上封塵30年的有關書籍一下子被借光。有感於蘇聯教科書式的胡亂批判和西方哲學史上對尼采學說的扭曲，我開始將授課資料和在中國文化書院講課的講稿寫成文章，我費了足足兩年多的工夫，蝸牛爬行式地先後完成《尼采哲學的價值重估》和《尼采哲學與莊子哲學的比較研究》兩篇論文。

《尼采哲學的價值重估》這篇論文對尼采重要的學說作了一個總論，其中我首次對「永恆重現」這一重要的概念作了較清晰的介紹，和我早期寫作的表達方式對比，這篇論文反映出我對尼採的研究走向學院式的方向。《尼采哲學與莊子哲學的比較研究》這篇文章顯示了中西哲學之中，我對這兩種哲學精神的愛好。在開拓視野和提升精神境界上，尼采和莊子有著奇妙的融合。不過，在我愛好尼采和莊子兩種哲學精神的同時，我的學術工作則以道家文化為主體，而以尼採的酒神精神及意志哲學作為道家思想建構的一個助力。以這兩篇論文為主要內容彙編成冊的《尼采新論》在大陸發行，有它的時代意義。其時正值大陸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文化界掀起了一片「文化熱」，學界無不熱切地討論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問題，並廣泛地介紹西方各種思潮。以往在「左傾」教條主義的籠罩下，不合尺度的思想觀念都在批判之列，如今尼采激發主體積極向上的生命哲學，正合乎這時代企盼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要求，而殊聲異調則更能奏出大樂章的美妙。

十一

1984年秋冬到1989年春是我第二次進入尼採的世界。在我出版《尼采新論》之後，我的學術研究便再度回到道家的領域來，十餘年間在道家研究的議題上，有著這幾方面較為明確的方向：

其一，我對先秦道家的研究，由老莊延伸到黃老。由於馬王堆戰國黃老古佚書的出土，學界重新思考黃老道家在先秦百家爭鳴中的重要地位。我開始在北大開稷下道家的課程，並從事黃老典籍的詮釋（1995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黃帝四經今注今譯》，2003年台灣三民書局出版《管子四篇詮釋》，這兩本書簡體字本正由北京商務印書館排印中）。

其二，澄清《老子》晚出說的謬誤。在中國哲學發生的順序上，幾乎所有的哲學史都有意或無意地將中國哲學之父的老子移到孔孟之後，有的是出於尊孔抑老的保守心態，有的則因疏於查證史料記載，莫不嚴重地顛倒中國哲學發展的順序。唯一合乎史實論述的是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但它的哲學成分實在太少。事實上孔子所關懷的主要是以人倫思考為中心的文化問題，而欠缺宇宙論方面的思考，也從未涉及本體或本根論方面的哲學議題。

先秦哲學史有關世界本原的問題、萬物本根的問題、天地演化及宇宙變動歷程的問題等，諸多哲學基本問題都由《老子》提出或引發，故而中國「哲學的突破」乃始於老子而非孔子。這類觀點的文章，我收入《老莊新論》書中。

其三，論證《易傳》非儒家著述，乃道家系統之作。《易》、《老》、《庄》三玄為中國古典哲學思潮之泉源，《易》的經和傳撰寫的頭尾時間相差七八百年，《易》的卦爻辭（漢以後稱為《易經》）形成於殷末周初，《易》的十翼（《易傳》）陸續形成於戰國中後期，當在孟庄之後，由於司馬遷《史記》的誤導，兩千多年來學界竟將孔子出生前幾百年就有的《易經》和孔子死了一兩百年才寫成的《易傳》，一股腦兒地通通掛在孔子的著作表上。《易經》乃占筮之書，但蘊涵著豐富的人生哲理，《易傳》受到春秋戰國諸子思潮的衝激，在占筮語言中蘊涵著豐富的哲學內容，而《易傳》的哲學化主要是依循著道家的理路。1988年我撰寫《易傳繫辭所受老子思想的影響》，此文在《哲學研究》刊出（1989年第一期），引起了很大的迴響。五年多的時間，我寫了十多篇文章對《易傳》各傳主體思想進行解析，論證各傳的天道觀、自然觀以及重要的概念、命題多來自道家而與孔孟思想不相關涉。

1994年我出版《易傳與道家思想》，1995年之後，我開始思考道家易學的形成與發展問題，約莫七八年的工夫，我寫成《道家易學建構》一書（2003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這兩本書北京商務印書館排印中）。我有關易學哲學的論著，一是打破了兩千年來經學傳統的陳說，二是為哲學道家主幹說提供了更為有力的論述。

其四，提出道家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主幹地位說。道家為中國哲學的主幹而儒家則為中國文化的主導，是我自1989年至現在長期思考的一個課題。

1990年《哲學研究》（第一期）發表我的《論道家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主幹地位》之後，「道家主幹地位說」便成為思想界長期爭論的議題。依我的觀察，引起爭論的主要原因：一是不少學者將文化史和哲學史混為一談，因而也常將文化的內容混成為哲學的論題；二是即使哲學界的人也常忽略形而上學（宇宙論或本體論）之為傳統哲學的理論基礎。如果我們從專業哲學的角度來看，不難看出歷代哲學的理論建構、思想方法以及哲學概念、範疇、命題，幾乎都來自道家而非儒家。我們一翻開哲學史，就立即可看到孔子的學說多是從殷周文化史上繼承過來的內容，所以我說老子是中國哲學史的開創者，孔子是中國文化史的先聖。有關哲學道家主幹說的課題，在概論方面，我近來在《台大文史哲學報》發表了兩篇論文：《論道與物關係問題：中國哲學史上的一條主線》和《「理」範疇理論模式的道家詮釋》。在史論方面，我先前已在各學報發表了多篇論文，如今《道家主幹說》一書只剩《宋代理學的道家觀念叢》尚未完成，完成此書，是我十多年來最大的一個心愿。

十二

「安貧樂道」的日子，倏忽間已過了十來個年頭。1993年早春，忽然接到台北《中國時報》資深記者林照真打來的長途電話，詢問有關當年台大哲學系的案情。哎喲！我真沒想到「台大師生案」在經過了二十載歲月，早已被人遺忘之後，經這位知名記者的調查探訪，竟在2月15日我們被捕的日子以社會版整版的巨大篇幅刊出，標題為：「台大哲學系事件始末」。標題的右上角還寫著這樣醒目的副題：「台灣校園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政治干預學術的事件」。文章的前頭又有數行粗體字標出報道的重點：「二十年前，台大校園爆發『哲學系事件』，先是台大哲學系副教授陳鼓應、講師王曉波遭警備總部逮捕，接著又發生哲學系十三位助教、專兼任講師與教授以非學術性理由被解聘，台大哲學研究所更因此被迫停止招生一年。『哲學系事件』為台灣校園史上政治干預學術最嚴重的一次事件。」

2月18日《中國時報》還發表社論，指出本報日前報道「陳鼓應申請返台被拒的消息後，再度引起社會大眾對於滯留大陸地區人士返鄉問題之重視」。接著眾多「立法」委員提出聯合質詢。在輿論壓力下，台灣當局終於同意我赴台探訪親友。4月22日，我夫婦兩人回到了闊別14年的台北。5月16日，澄社社長黃榮村在台大錢思亮館舉辦了一場為時三個小時的「台大哲學系事件二十周年」討論會，翌日各報均以顯著篇幅報導了當事人對該事件的公開說明及重新調查的要求。十月間，台大校長陳維昭主持校務會議，通過成立台大哲學系事件專案小組，隨即由全校校務代表推舉七位教授擔任小組委員。專案小組經過一年半以上的查訪及調閱相關文件，寫了十萬字的《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連帶相關資料（包括原始資料影本）編成另一本《附冊》於1995年5月28日舉行記者招待會向社會大眾公開說明。《調查報告》的結尾，對校方提出十點建議，如建議：「台大應就本小組的調查結果，正式發布新聞稿，譴責黨、政、軍、特介入校園事務的不當」，「台大應勇敢面對二十年前哲學系事件的傷痕，將哲學系事件寫入校史。」

我們終於獲得了「平反」！各報也首次使用獲得「平反」這一大陸的政治用語來形容台大哲學系事件的受害者。不過台灣當局卻從未表態，因而我將近二十年的年資都不得計算，這使得我現在退休之後還得「繼續打工」。當局不支持台大校方及社會輿論對我們的平反，主要原因是與我和王曉波跟現在的當權派政治理念不合有關。

無論如何，我們由衷地感謝母校「遲來的正義」。陳校長又召開校務會議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處理善後事宜，並在一百多位校務代表中推舉楊國樞為召集人處理復職事宜。恢復教職在台灣學界又是個創舉，如何復職頗多周章，為了慎重其事，由全校各學院推出兩名代表，共計25位委員組成「特別聘任評審委員會」。委員會經過一年多的會議討論和資格送審過程，終於在1997年春天，我獲得恢復台大教職的通知。

俗語說：「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站起來。」回到二十多年前因政治因素解聘的母校，是人生中不可遇的奇特之事。於是，我整理行裝，從北大回到台大。

離開北大的校園，我至今仍依依不捨！

十三

1997年春回到台北定居，不禁有景物全非之感！

往日「黨外」朋友，多已分道揚鑣；昔日共犯結構中的要員，卻搖身一變成了所謂「民主先生」。十餘年間，台灣的選舉文化惡質化地發生質變，民主精神一層層地被剝盡，政治主軸以操弄選票為終極手段，「愛台灣」的呼聲下所謂「民主政治」早已淪為以黑金為體、斂財為用的結構性的體制。

近年來，台灣的高層政治越來越明顯地呈現出兩股派別的流向，我稱之為「鋤頭派」和「鐮刀派」。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至70年代間，30年來先輩們在民主的道路上，「篳路襤褸，以啟山林」，更有無數家破人亡的老政治犯。在這批無名英雄之血淚澆成的土壤上，我們一批黨外民主人士得以在70年代末一點一滴地耕耘出一片園地來。然而，選舉文化本質上具有市場推銷員的特質，在市場文化的特質下，許多以前「名不見經傳」的人湧現到台前，不少沾上一點關係邊緣的「法律之士」（這名稱最早見於《莊子·徐無鬼》）搭上順風車而扶搖直上。

這些鐮刀派爭先恐後地忙著收割民主的成果，他們在「愛台灣」的嘹亮嘶叫聲中，擠到台前，旋踵間又在「愛台灣」的掌聲中將當年跌得滿身傷痕的民權鬥士一個個擠下舞台。鋤頭派在掠奪耕耘者辛勞墾闢的一片林園之後，並不知如何愛惜它，只知本能地執持斧頭鐮刀一味地濫伐。

當年，我們千辛萬苦地爭取發言權，但好不容易爭取到的言論自由，如今卻被鐮刀派的掌權者濫用；我們夢寐以求的民主，如今卻淪為鐮刀派收割成果之後質變而為操弄「族群意識」的民粹主義。

我們曾經迷信過選舉，但如今卻看到美國出現了一個「新帝國總統」。我們曾經以為選舉是實現民主的重要手段，但如今我們才認識到希特勒透過選舉和公民投票的民主機制走向了納粹路線，而希特勒的民意支持率竟高達95.1%。這一二十年來，我們也看到台灣的選舉，固然選出一些辛勤為基層民眾做實事的草根性首長，但也選出了不少政治痞子和乩童式的「土皇帝」。

不過，這時我常想起莊子的一句話：「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我離台赴美時，蔣經國還在位，其後欽定李登輝為接班人，那時期李氏見人就鞠躬哈腰，等到小蔣過世後繼位，權力使他日漸流露出驕橫的姿態。我回台時，他的聲勢正如日中天，如果坐上計程車閑聊時對李登輝有所批評，很可能隨時會被司機趕下車去！但曾幾何時，現在你只要坐上計程車談起此人，就會聽到一陣叫罵聲！何以如此？權力的傲慢且不說，權力越攬越大猶不知足，還不停地玩弄、翻雲覆雨地玩弄，這就使人日久生厭了！事實上圈內的人早已看出這位「岩里政男」先生（日本名）「白天國民黨，晚上民進黨」的表裡，一般老百姓雖不知究竟，但攬權玩法又背信貪財，民眾的心眼還是雪亮的！由官邸搬進高爾夫球場附近上億元的豪宅別墅，開始令人生疑；拉法葉軍購案抽取億元傭金的秘密經外國媒體揭露出來，接著2000年大選失敗，政黨輪替之際，其家人將56箱金銀珠寶運上專機並挾帶8500萬美鈔闖關，被美國海關退回。報紙頭條新聞刊出此一駭人聽聞的訊息，電視鏡頭也播放出一箱箱堆積著的物品，種種景象一一收覽在人民的眼裡！雖然這些事實指陳的官司仍在訴訟中，真相尚未定案，但每次媒體有關這事的報導，總讓人回憶起權勢人物的種種作為。

台灣一年到頭大大小小的選舉不斷，每逢選舉就出現一批新貴，李某掌權12年，把政治空氣弄得越來越污濁，人心思變，終於由藍轉綠，哪想得到在選舉文化急速惡質化的體制下，不數年間綠朝新貴，竟變成一群群政治蝗蟲！台灣的優勢和信心隨著島內經政情勢下滑而逐漸流失。每回選舉期間，在朝的新貴對競爭對手展開凌厲無情的攻勢，不擇手段地激起惡鬥的風潮，並開出許許多多的美麗的空頭支票。騙取選票之後，不必兌現諾言，這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自稱「台灣之子」的陳水扁，重大政治承諾的一再食言反映了他性格的反覆多變，誠信問題已成為他人格危機的一大特徵。319槍擊案疑雲不僅至今尚未散，且疑團越來越大，成為全世界「民主選舉」史上前所未見的醜聞！而「總統府」竟成為炒股票的後院，這也是現代世界政治史上聞所未聞的荒謬事件！這一年來，弊案連連揭露，最高層人物幾無一役而不與，落得如今雖手攬大權而威信盡失以致怨聲載道的地步！

我在進台灣大學之前，曾經在師範大學讀了兩年史地系，我修中國近代史，考試的成績很差，但讀到當代軍閥的歷史，看那些軍閥一個個起起落落，印象至為深刻。這幕歷史的印象一直刻在我的腦子裡：政治人物盡多如此，眼看他起高樓又看他樓塌了！

一個人不得不培養歷史的眼光，正如尼採在《歷史對人生的利弊》中所說的：沉溺在過多的歷史意識中，會削弱你的創造力；但缺乏歷史意識，你的視野就會像阿爾卑斯山下的居民那樣地狹隘！莊子所謂「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確是一句富有歷史眼光的話！對我來說，我深深體會到政治這玩意兒不可涉足太深，早先在美國逗留的一段時間，我即下定決心不再寫政論的文章，回台灣這些年來，我依然關心時局的變化，在那是非混淆的小池塘里，我不再耗神寫政論，生命有限，我把有限的精力全放在自己專業領域的讀書寫作上。

十四

「現實是逼窄的，但學術領域卻是無限地寬廣。」這是我常想起的話。然而學術工作需要經年累月一點一滴的沉澱累積。台灣學界的空氣，愈來愈浮躁，尤需要耐得住寂寞、定得下心。

當然，要定下心、沉住氣也不容易，像我這樣火氣大的人，有時怒火中燒還是無法保持沉默。譬如2004年自導自演的3·19槍案之後，學生在台北市「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我從4月4日到5月4日，每晚和我妻子珊珊到廣場探望學生和集會民眾見面，還經常上台抨擊時政。

不過這些年來我的心思還是集中在研究和寫論文，我完成《道家易學建構》和《稷下道家代表作——管子四篇詮釋》，並在《台大文史哲學報》發表了《論道與物關係問題：中國哲學史上的一條主線》、《「理」範疇理論模式的道家詮釋》等論文。我計劃將我的論文匯成《哲學道家主幹說》，這本書我已經斷斷續續工作了15年，只剩《宋代理學的道家觀念叢》正在撰寫中，但由於文化大學哲學系主任姜允明的執意邀請，要我在大學部開一門尼採的課程，這學期又在博士班主持「尼采哲學專題研究」。為了備課，暫停其他的寫作計劃，從去年暑假開始我再度研讀尼采有關的著作，這是我第三次接觸尼采。

這回接觸尼采，有許多新的領悟。

其一，古典熏陶對養成教育的重要性。尼采從家庭教育和小學就學時，就培養了對音樂和文學的濃厚興趣；中小學時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古典教育使他在希臘文化中開啟了他和同時代人不同的宇宙觀和人生觀。1986年我夫婦同游歐洲，在巴黎朋友家看到法國高中學生所讀的古典教材，從希臘、羅馬、文藝復興到當代，有關文史哲方面的選文，彙編了18冊之多。我看了真是驚訝不已！反觀我們的基礎教育，「文革」時古典當「四舊」來破除，台灣原本宣揚古籍整理，現在當局目光短淺，還要在文化上「去中國化」，不由得使我想起喬治·奧威爾在《一九八四年》這本預言小說中的一句極具諷刺意味的話：「無知就是力量」（「ignoranceispower」）。

其二，系譜學之方法探討。尼采一生寫了十幾本書，我一向最推崇他的代表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但近年來，我漸漸注意到他晚年著作的重要性。例如《道德的譜系》，尼採運用系譜學方法從歷史的、語言的、心理的幾個方面探討基督教道德形成的根源。系譜方法（或稱譜系方法，「譜系」一詞為傳統用法，而近來港台學者又慣用「系譜」一詞，我姑且隨意使用）正是我多年來探討《周易》經傳和道家思想淵源關係所使用的一種方法。為了追溯古代「知識產權」，我從歷史的根源和語言的源流上追查《易傳》的天道觀和自然觀（亦即形上道論和宇宙論）以及概念、範疇和命題等方面，論證它們乃承繼老莊思想而來。

近年來我重點落在北宋哲學的研究，因為這時代是儒釋道三教文化與哲學融合的高峰期；也是儒家藉助於道家建構宇宙本體論的開端時期。一經深入探討，便發現哲學史家和專家學者都不能免於受朱熹的誤導，朱子將周敦頤尊為理學的開山祖，而且將周敦頤、邵雍、張載這些氣象恢宏的思想格局都給模式化、狹窄化了！朱子所全力推崇的周敦頤《太極圖說》其圖源自道教而略作改動，其說則本於老學，《圖說》的內容屬道家哲學的思想脈絡而與孔孟思想不相掛搭。從學脈的譜系來考察，周敦頤的學譜屬道教陳摶系脈，而陳摶僅就其易學哲學的成就與影響來論，無疑是北宋哲學史上的開創者；朱伯昆《易學哲學史》說：「陳摶的易學可以說是宋代易學哲學的先驅。」就哲學史之系譜學而言，陳摶當是北宋哲學的開山祖。討論學派歸屬的問題，重要的是對它的哲學體系的理論建構、思想方法以及表述其思想內的範疇和命題等方面進行考察。以北宋五子中的周、邵、張三人所運用的重要哲學命題為例，周敦頤哲學思想中的重要命題「無極而太極」、「一實萬分」、「無欲故靜」及陰陽動靜說，均取自道家而非儒家；邵雍哲學思想中的重要命題「以物觀物」、「心為太極」及陰陽性體說，亦屬道家學理而非儒家；張載哲學思想中的重要命題「氣化為道」、「太虛即氣」屬於莊子思想脈絡，「一物兩體」、「物無孤立之理」、「有無混一之常」乃屬於老子思想脈絡，而「氣質之性」則取自道教學者張伯端，凡張載哲學中的重要哲學概念和命題，幾乎全屬道家系脈而與孔孟思想無關。

從系譜學流脈來看，周敦頤和邵雍的易學，屬陳摶一系之發展，就哲學內涵而言，周繼承老學系脈而邵則庄學的風格較濃；張載為宋代新儒學的開創者，文化上屬儒學學派，哲學上近庄學。張載的後繼者二程，其本體論的理論建構和精神境界，亦多承老莊而非孔孟，如程顥「內外兩忘」、「渾然與物同體」的精神境界，屬莊子風格（連《識仁篇》和《定性書》這兩篇代表作所使用的語詞，也屢見於《庄》書）；而「道外無物，物外無道」這兩句名言，也是從唐代成玄英老莊的註疏中襲取過來的。至於文化上要做純儒而樹立道統的程頤，排斥佛道的心念最為頑強，而他哲學中的重要議題和命題，也一樣是承襲道家，如「理一分殊」、「體用一源」、「所以陰陽者是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及造化生氣說，此中的概念、命題和哲學議題也都是從莊子和王弼等道家的「智庫」里搬運出來的。

從系譜方法來探討，對各家學說的理路會獲得更清晰的認識。

十五

尼采逝世已過了106年，他的思想的傳播方興未艾。去年英國學報評論西方歷代哲學家影響最大的為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康德、尼采，尼採在哲學的影響名列前茅，他在文藝界的影響也不亞於哲學界。

44年前我所寫的第一本書《悲劇哲學家尼采》，也是哲學界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有關尼採的專論。1949年之前，有關尼採的介紹多是單篇的文章（如王國維《尼采氏之教育觀》、《叔本華與尼采》，魯迅和陳獨秀之論尼采也只是文章中提及），嚴格說來，哲學界對尼采學說的專論，在我這本《悲劇哲學家》之前，只出版李石岑所寫的為數僅數十頁的《尼采》（1931年《超人哲學淺說》，商務印書館版，1961年台灣啟明書局以《尼采》書名出版）。凡事起頭難，現在尼采著作的中譯也漸漸多起來，周國平以《悲劇的誕生》為書名的巨大選譯本，我正在研究生班上用作主要的教材；孫周興已將海德格爾的《尼采》巨著譯成中文，這工作的艱巨令人敬佩；香港中文大學劉昌元出版的《尼采》，我認為是華文世界水準最高的一本有關尼採的論著。聽說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楊恆達教授正策劃編譯《尼采全集》，我們引頸期盼。

我曾和北大西語系畢業的隋宏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譯成中文，書稿擱在書架上十多個年頭。固然譯書也是對外來思想的再造或另一種詮釋，但我的目的是要藉此譯文將尼采和老莊思想自其異同中進行融合，由於我這十年來間專心用在有關道家主幹方面的寫作，故無法兼顧。這回我重溫尼采，決定撥一部分心思用在尼採到老莊的詮釋會通上，我將儘力而為，希望五年後能按計劃完成《從尼採到老莊——查拉圖斯特拉詮釋》一書。

陳鼓應

2006年3月寫於台北舟山路台大宿舍寓所

本文選自《悲劇哲學家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