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教學

07-05

在中國近代師範教育的發展歷程中，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的創設和發展是不能忽略的。它於1898年戊戌變法時預備籌建，但因戊戌政變而夭折，直至1902年在清末新政的大潮下才正式設立。1904年，根據《奏定學堂章程》，京師大學堂師範館改為優級師範科。1908年，清政府又按照張之洞等人建立分科大學的建議，把京師大學堂優級師範科改為京師優級師範學堂，並於該年十月遷至五城學堂舊址，是為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1]（pp．3～17）。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從最初的籌建，到後來的復建，再到後來的改稱，乃至最後獨立設置的變遷過程，無不與清末師範教育的摸索前進休戚相關，同時也折射出中國近代文化教育興起時的舉步維艱和蹣跚前行。

一京師大學堂創辦於1898年6月，是光緒皇帝在「定國是詔」中作為百日維新的第一項改革措施下令創辦的，是在戊戌維新中誕生的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它的創辦標誌著中國教育近代化進程中的重大進展[2]（pp．237～252），而該校師範館的創辦又是中國近代高等師範教育的開始。然而，在京師大學堂創立之初，時任管學大臣的孫家鼐，只設了一個仕學院以教進士舉人，計劃設置的師範齋並未付諸實施[3]（p．53）。1900年，帝國主義八國聯軍侵佔北京，德俄軍隊佔據京師大學堂校舍作為營房，大學堂被迫停辦了近兩年，直到1902年12月17日才復校重辦，並根據《總理衙門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西國最重師範學堂，蓋必教習得人，然後學生易於成就。中國向無此舉故省學堂不能收效。今當於堂中別立一師範齋，以養教習人才」[4]（pp．81～87）的規定，造成京師大學堂開近代中國重視高等師範教育的先例，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在科舉制度根深蒂固的影響下，京師大學堂師範館開設時的招生條件和畢業獎勵都與科舉制度緊密相連。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上諭：「興學育才，實為當今急務。京師首善之區，尤宜加意作養，以樹風聲。從前所建大學堂，應即切實舉辦。」並「著派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將學堂一切事宜責成經理，務期端正趨向，造就通才，明體達用，庶收得人之效。應如何裁定章程，並著悉心妥議，隨時具奏。」[5]（p．4798）根據上諭，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張百熙便儘力整頓大學堂，著手制定大學堂章程，擬仿行日本學制，設政治、文學、格致、農業、工藝、商務、醫術等7個專門分科，但考慮到大學初辦，沒有合格的生源，因此採取大學堂先設預備科，培養預備生為大學堂專門科提供生源。又考慮到當時中國新型人才缺乏，各方面人才急需，而有一定學識的士子求學若渴，所以應該興辦速成教育，於是先開設了師範與仕學兩速成科．並規定舉貢生監等可以考師範館[6]（p．122）。大學堂「應請於預備之外，再設速成一科。速成科亦分二門：一曰仕學館，一曰師範館。凡京員五品以上，皆準應考，入仕學館。舉貢生監等皆準應考，入師範館」[7]（pp．156～157）。在屆定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生源的基礎上，張百熙還規定了師範館學生的學習年限和畢業時的獎勵定位：「師範館三年卒業學有成效者，由管學大臣考驗後，擇其優異，定為額數，帶領引見。如原系生員者准作貢生，原系貢生者准作舉人，原系舉人者准作進士，均候旨定奪。准作進士者，給予准為中學堂教習文憑；准作舉貢者，給予准為小學堂教習文憑。」[6]（p．122）1902年8月15日（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清廷頒布《欽定學堂章程》將學習年限延長了一年，並進一步指出「師範出身一項，系破格從優以資鼓勵」[8]（p．56）。這個欽定學堂章程雖只是籠統地規定了師範畢業生的出身獎勵和就業定位，還沒有涉及師範畢業生的服務義務和年限，但它畢竟將師範教育列入議事日程。在科舉與學堂並存的情況下，師範館直接招考的學生為數有限，被迫改用其他途徑陸續招收學生，從而導致學生入學時間不一，給教學進度帶來很大影響。1902年（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京師大學堂在欽定學堂章程的指導下重新開始招生，仕學館錄取了57名，師範館錄取了79名[9]（p．954），「甄錄材穎，俾當其選」[10]（p．144），而且「只有仕學師範兩館」招生[9]（p．959）。京師大學堂師範館於1902年12月17日開學，開學後還陸續接收了一些其他途徑進來的學生。由於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學生時有進出，在學學生人數，根據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京師大學堂同學錄》的記載，共有195名師範生。這195人由三種途徑進入師範館：第一種是考取，即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在開辦時，對願投考者在京直接進行考試，在這裡有76人是通過考取入學的；第二種是咨送，即由各省擇選保送，其中咨送生80人；第三種則是譯學館撥入，由譯學館撥入的有39人。由於入學途徑不同，他們的入學時間也不相同，「茲特揭入學先後之概例於下：（一）凡下注考取者，俱壬寅（即1902年）冬入學；（二）凡下注咨送者，除直隸、奉天、山西、山東、浙江五省系壬寅（1902年）冬入學外，余俱癸卯（1903年）春夏間入學；（三）凡下註譯學館撥入者，俱癸卯（1903年）九月入學。其有不屬此例者只少數耳」[11]（p．16）。師範館學生第一學年學普通課，分習英、法、德、俄等外文和普通科學，日語是公共必修科。第二年正式分科學習，共分四科，亦稱四類，第一類以中國文學、外國語為主（學生可選修英、法、德任何一種）；第二類以中外地理、歷史為主；第三類以數學、物理學、化學為主；第四類以植物、動物、礦物、生理學等博物科為主。他們在分類學習之外，還要通習教育學、心理學、哲學等科目[1]（pp．5～6）。 1903年，中國人民為反對沙俄霸佔我國東北，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拒俄運動，京師大學堂的學生也投入了這場反帝運動。他們集會演說，還根據會議商議的辦法，上書朝廷請求嚴拒沙俄，但遭到腐朽清廷的鎮壓，學生們義憤填膺，轉而強烈要求清政府提前兌現《欽定大學堂章程》內「學堂開設之初欲求教員，最重師範。現於速成科特立專門之外，仍擬酌派數十人赴歐美日本諸邦學習教育之法，俟二三年後卒業回華為各處學堂教習」[8]（p．4）的規定，和京師大學堂校章關於「畢業後選派出國造就師資」[9]（p．966）的承諾，提前派遣他們出國留學。張百熙亦根據日本明治八年（1875年）選優等學生留學外國，至明治十三年（1880年）留學生畢業歸國，多任為大學堂教員，迄今「人才眾多，六科大師，取材本國」的經驗，結合中國的情況，他認為：「固知中國大學分科，照目前物力士風而論，求其規制完備，程度高深，恐非三四年所能猝辦。」因此，他指出：「環顧舉國屬望之切，精神所注，終底於成，亟應多派學生，分赴東西洋各國，學習專門，以備將來學成回國，可充大學教習。」他奏請清廷同意早派學生出國遊學，並指出,越早越好，「早為之計，應用無窮，及今不圖，後將追悔」[9]（p．920）。經過多方努力爭取，清政府終於同意京師大學堂於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選派47位學生出國留學，其中在1903年《京師大學同學錄》上可查證的師範生有31人，這是京師大學堂第一次派遣師範生出國留學，也是近代師範教育史第一次大規模的官派留學生活動。這31人分別派往東西洋，其中顧德鄰、王桐齡、成俊、唐演、王舜成、劉成志、蔣覆曾、黃藝錫、蘇潼、朱深、杜福煊、吳宗拭、馮祖荀、鍾賡言、周宣、劉冕執、朱炳文、景定成、陳發檀、陳治安、張耀曾（在黎元洪任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的北洋政府時期任過司法總長）、席聘臣、何培琛23人派往日本，於1904年初（光緒二十九年底）出發。周典、孫昌煊、華南圭、薛序鏞、魏渤、俞同奎、何育傑、潘成福8人派往西洋，於1904年年初啟程。派往西洋的孫昌煊，在1906年的同學錄與1907年的師範舊班畢業生題名錄內都有其名。這次派遣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學生出國留學，是學生和管學大臣多方努力的結果，它不僅為我國師範教育培養了人才，而且也為中國的留學教育提供了經驗。

二關於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畢業生到底有多少人，一直眾說紛紜，即使是其中的畢業生回憶，也無確切的數字。鄒樹文（鄒應憲）在其回憶錄中說道：「第一班師範館應屆畢業學生，共108人，恰合《水滸》上的108之數，但可惜其中少數未能及格。我記不清確數，大約不過四五名落第的而已。」[9]（p．964）而王畫初（王道元）卻說共畢業了105人[1]（p．7）。《北京師範大學校史1902—1982》一書根據北京師大同學錄和鄒樹文的《北京大學最早期的回憶》一文，斷定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的畢業生共100人[1]（p．7）。那麼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學生，在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畢業的到底有多少人呢？根據房兆楹輯的《清末民初洋學生題名錄初輯》中的《京師大學同學錄》（1906年）的記錄，第1期師範生即舊班①師範生有112人，而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正月為紀念第1期師範畢業生而作的《大學堂舊班師範畢業生題名錄》卻只有104人，其中八旗駐防的炎舒、福建的林仲翰、湖北的朱貴華、直隸的顧德保、顧德馨、顧大徵、李蔭蕃、於鳳藻8人未在畢業生題名錄內。不過學部於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上「大學堂師範生畢業照章給獎摺」內說：「查照臣部奏定學堂考試新章計取最優等18名，優等61名，中等21名，下等4名。臣等查該學生等專心學業，時歷4載，此次試驗成績頗優，下等4名僅發給及格文憑，俟義務年滿再行給獎外，其餘中等以上各生，自應照章請獎。」[12]這裡列出的104人的姓名與《大學堂舊班師範畢業生題名錄》內的姓名完全相符。由此可見，參加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正月考試而畢業的學生有104人，其中有4人考列下等，僅給及格文憑，沒有給予舉人出身獎勵。上面提到的顧德1、顧德馨、顧大徵3人是兄弟，因有家人故去回鄉守孝，未能參加畢業考試，待守孝百日後，請求補考，並一起通過考試而畢業[12]。所以他們沒有趕上京師大學堂師範館三月十三日的畢業典禮，他們的名字也就未列入為此次畢業生而作的《大學堂舊班師範畢業生題名錄》內。但學部是把他們三人歸為第1期畢業生[12]。在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的《京師大學堂同學錄》的姓名報告里也有顧德1、顧德馨、顧大徵的名字。由此可見，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學生即舊班師範生，於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參加畢業考試的是104人。學部於當年三月十五日照章給獎並劃分級別的也是這104人。不過學部亦指明考列下等的4人只發給及格文憑，不給予獎勵。從給予出身獎勵才算畢業的角度來講，正月畢業考試過關的只有100人。顧德1、顧德馨、顧大徵3人，則於當年四月補考通過。因此1907年畢業的師範生準確計是103人，加上考列下等的4人，那麼就一共是107人②。對於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正月畢業考試過關的100人，學部根據當時的官制變革對《奏定優級學堂章程》中畢業獎勵的規定進行調整，「考列最優等者，作為師範科舉人，以內閣中書儘先補用，並加五品銜；考列優等者，作為師範科舉人，以中書科中書儘先補用；考列中等者，作為師範科舉人，以各部司務補用。又考列最優等、優等、中等之畢業生，原有官職，不願就畢業獎勵者，准其呈明，以原官原班用」。除第一名廖道傳外，最優等畢業生共17名，其中「李樹滋一名原系舉人陸軍部主事，任重一名原系舉人揀發廣東知縣，擬請均以原官原班用，並加五品銜。其關慶麟一名原系度支部主事，擬請給師範科舉人以原官原班用，並加五品銜。其孫昌煊一名原系舉人，擬請以內閣中書儘先補用並加五品銜。」[12]而J下的最優礖13名給師範科舉人，以內閣中書儘先補用，並加五品銜。優等畢業生不計副貢貴恆，則為60名，其中優等前9名平均分數在80分以上，但因主課內有一科不滿70分，照章不列最優等。「其張家駒一名原系舉人揀選熱河知縣，王道元一名原系舉人吏部主事，倫明1名原系舉人揀發廣西知縣，倫敘一名原系舉人揀選知縣，張紹言、黃嵩齡兩名原系舉人考取內閣中書，擬請均以原官原班用。姚梓芳一名原系法部主事，張達泉一名原系候選知縣，鄒大鏞一名原系陸軍部主事，擬請均給師範科舉人，以原官原班用。其由雲龍、黃尚毅、王澤愷、田士懿、胡壁城五名原系舉人，擬請以中書科中書儘先補用」[12]。而J下的優礖46名，擬請均給師範科舉人，以中書科中書儘先補用。考列中等的有21名，而其中的前兩名因主課內有一科不滿60分照章不列優等「其段以修、馬象雍兩名原系舉人揀選知縣，擬請均以原官原班補用。其陳榮一名原系直隸補用同知，劉湛霖一名原系度支部主事，擬請均給師範科舉人，以原官原班用」[12]。而J余的中礖17名，擬請均給師範科舉人，以各部司務補用。凡是在畢業給獎前已是舉人並有官職的，都願意就「原官原班用」；在畢業給獎前不是舉人而有官職的，都願意獲舉人功名獎勵而就原職；在畢業前是舉人而無官職的，都願意沿用舊功名。其他在畢業前既不是舉人又無官職的，都按考列等級給予獎勵。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四月補考的顧氏三兄弟亦如此。這107人里除浙江的盧時立和江蘇的王榮官兩人入學途徑不明外，有明確入學途徑的105人中，考取的佔32％，咨送的佔39％，譯學館撥入的約佔31％。其中咨送的最多，考取和譯學館撥入相差無幾。雖然他們都是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畢業，但由於他們的入學途徑不同，入學時間有先後，所以他們在館學習的時間也就不一樣，相差最遠的將近1年。可以說最早入學的，在師範館讀了將近5年，最遲入學的卻在師範館呆了不到4年。京師大學堂師範館於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請求學部同意第一期學生畢業考試，就是根據最早入學時間計算的。這107名畢業生雖來自全國不同的地區，但從他們的籍貫來看，亦可發現分布規律。其中廣東20人，直隸18人，江蘇14人，湖南和八旗駐防各9人，山東、浙江分別為7人，四川6人，安徽5人，奉天、河南、山西、江西、湖北各省都是2人，8建、雲南兩省各1人，其他省份則沒有。由此不難發現，沿海和經濟政治較發達的地區，入學生員較多，內陸不發達地區較少，偏遠地區則幾乎沒有，這一分布規律和發展趨勢會造成嚴重的地域差異，使發達地區更發達，落後地區更落後，並形成惡性循環。由於京師大學堂師範館是初建，並且設於京師重地，因此管理京師大學堂的總監督、學部都十分重視。學生的畢業成績並不僅僅是以一次畢業考試為準，而是畢業考試成績與平時成績相加來平均計算的，這樣就督促學生平時也要努力。為了考查學生平3上課的認真程禜，了解老師講課的效果，學部還檢查學生的課堂筆記。為了強化這批畢業生的服務意識，並防止師範生人才外流，學部於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上《大學堂師範生畢業照章給獎折》的同時，還上了《師範生義務年內不得委充他項差使》奏摺，規定：「優級師範生有效力全國教育職事之義務，其年限暫定為5年，此5年中經學部或本省督撫提學司指派教育職事，不得規避，不得營謀教育以外之事業，充當京外各衙門別項差使等……如有藉端規避者，一經查明，即將所得獎勵照章撤銷。」[12]學部不僅強調師範畢業生的服務年限，還對不承擔義務者進行嚴厲懲處。不過在允許師範生選擇服務地的同時，亦根據各地的實際需要選派師範畢業生前往服務。學部還根據具體情況調整畢業生的服務意向，比如，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六月調整了江蘇籍優等畢業生鮑誠毅的服務地，使其由留京師服務改為赴浙江服務，《咨浙撫師範生鮑誠毅改令赴浙省效力義務文》中詳細說明了此次調整的來龍去脈。鮑誠毅前願在京師效力義務，「現在各省開辦師範，教員缺乏，自系實在情形應准變通辦理，令其改赴浙省效力義務，除咨大學堂總監督轉飭遵照赴浙外，相應咨明轉飭遵照可也。」[12]在地方需要師範畢業生前往服務時，過去只向個人徵詢意見，而未向學部咨報，今學部吸取教訓，在安排第二批京師大學堂優級師範科畢業生時，要求各地上報所需教員的數量及其所任科目。根據記載，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的學生除上述改派赴浙省之外，也有的改派赴廣東、四川、廣西、奉天、陝西等省任中等師範學校教員。根據地方需要選派師範畢業生就業服務的做法，不僅有利於師範畢業生快速有效地赴任工作崗位，而且能避免師範畢業生盲目地前往不需要之地或非急需地，造成人才資源的浪費。綜上所述，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的創立，標誌著近代中國高等師範教育的正式興起，儘管遇到體制轉軌帶來許多方面的不協調，以及生源和分配方面諸多的困擾，致其發展緩慢，但是教師作為一種職業已開始逐漸被世人所重視，從西方引進的近代師範教育體制也開始在中國逐步確立。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收稿日期】2004年1月【作者簡介】阮春林，女，1975年生，江西九江人，廣州中山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近現代史博士研究生。【責任編輯：蔡世華】參考文獻： [1]參見北京師範大學校史編寫組編：《北京師範大學校史1902—1982》，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 [2]參見王曉秋：《戊戌維新與京師大學堂》，《戊戌維新與近代中國的改革———戊戌維新一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版；郝平著：《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3]陳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國教育史》，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民國二十一年。 [4]《總理衙門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北京大學史料》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5]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四），中華書局1958年。 [6]張百熙：《奏為籌辦大學堂大概情形折》，見[日]多秋賀五郎著：《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清末編，（台北）文海出版社。 [7]參見郝平著：《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8]張百熙：《欽定學堂章程·欽定大學堂章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10輯，文海出版社。 [9]朱有王獻主編：《近代中國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 [10]房兆楹輯：《清末民初洋學生題名錄初輯》宜懋室叢編，1962年4月初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1]光緒二十九年《京師大學堂同學錄》例言，第8頁，見潘懋元劉海峰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12]分見《學部官報》第18、19、29、1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