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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鄉走向終結主要因素

上山下鄉走向終結主要因素

2016-03-22 11:01:23來源:共識網-作者賜稿 作者:余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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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77年12月20日,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說:「文化大革命動亂十年,在經濟上,只是國民經濟收入就損失人民幣5000億元,這個數字相當於建國三十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百分之八十,超過了全國三十年固定資產的總和。」

  ——有關上山下鄉話題的朋友通信之二

  某某:

  上次信中講了共和國建立以後上山下鄉出現並形成的原因,我認為是計劃經濟的弊端所造成的。我們都是上山下鄉十年之久的知青,對於自己曾經經歷過的事情總想弄個明白,為什麼會發生上山下鄉?為什麼這個運動會被終結?為什麼至今對於這個上山下鄉還有如此眾多的分歧?我一直在關注有關知青上山下鄉的各種文章。所以你建議我看葛元仁、聶新元撰寫的那篇文章《正確評價上山下鄉,弘揚知青精神》後,我會告訴你早就看過了。對於這類文章的總體看法我在上次信中已經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不值得一批。因為這類文章根本不是在研究講理,只是一個勁地揮舞大棒:只許歌頌,不許批判。

  我還是接著談談計劃經濟體制下上山下鄉的問題。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開始的上山下鄉到了「文革」爆發前規模越來越大。尤其是我們上海在六十年代將近有十萬青年去新疆建設兵團上山下鄉,達到了「文革」前上山下鄉的高峰。究其原因還是計劃經濟的弊端所造成的。

  上山下鄉運動是從50年代中期開始的時候,動員下鄉的對象是在城市裡接受完中等教育,家在農村的學生。當時把這些下鄉的學生統稱為「回鄉知青」,例如我們現在都知道的邢燕子。2015年的時候,我到江蘇大豐參加一個知青博物館和書刊展示的會議,再次見到了這位被樹起來的知青典型。老了,七十多歲的人了。這位邢大姐邁著巍巍顫顫的步子走上主席台,斷斷續續地念著組織者為她事先寫好的稿子。結果呢,走下講壇就進了醫院,血壓高達200。我問過組織者,幹嘛非要大老遠的把她請來呢?回答我的是:會議檔次需要,再說她閑在家裡也沒事。

  那天,我感覺到一種悲哀!我想起了在上海奉賢有一個自我命名為「知青廣場」里至今還矗立著的邢燕子的雕塑。

  何必呢?

  扯遠了,還是回到我們的話題里。

  一、上山下鄉形成的體制原因。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漸漸形成的上山下鄉一直延續到1962年的時候,因為要消除三年大饑荒造成的嚴重困難被正式列為國家計劃。到了196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後,把上山下鄉確立為城鎮青年學生就業作為一項國家長遠方針。

  這些計劃和方針出台是有一個演變的過程的。其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通過持續不斷的強制運動,做到的高度集中。從1949年新的政權建立以後,從鞏固政權,維繫政權角度出發,形成了一個執政的理念是消滅私有制,在城市和鄉村開展了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村裡最初是從土地革命開始的。剛剛分完土地,緊接著就是要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從合作社開始一直到1958年大躍進時候建立起所謂「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再次把全國幾億農民統統管了起來。城市裡是從消滅私人工商業開始,通過大張旗鼓的「公私合營」,把各類作坊式的小企業和民族資本家的大企業全都實行國有化。城市和農村在這一系列的運動中終於完成了全部管起來的目標。在教育領域同樣如此,所有的民辦學校都被取消,都被納入到公辦行列,由各級政府教育主管部門管起來。現在一些人會說,這是社會主義的優勢,集中了可以辦大事。這樣的說很片面。這種說法只講了「集中」的一面,忽視和迴避了所謂「分散」可以調動更多積極性的一面。如今,在市場經濟的大潮里,「集中」的土地被分散到了農民手裡,一下子就解決了吃飯問題。單一國有體制的工廠形成了各種所有制,不僅滿足了國內的需求還走向了世界。這是以前根本不敢想的事情。這種否定是在回歸一種人類歷史發展的本質。在當時僵化的體制下,所有的在校學生都是由國家嚴格控制,「統包統配」。不僅在教學的內容上有著嚴格的管制措施,讀什麼書,看什麼書都是全國一致的。等到你讀完書以後,國家會包攬你的升學就業。一旦經濟上出了問題,如大躍進以後產生了大饑荒,必須要調整了,就無法安置多餘的學生了,那麼只有在繼續管起來的前提下服從安排到農村去。所以說,這樣的體制產生的弊端是上山下鄉的形成是一種必然。

  第二,通過持續不斷的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上強化管理。在社會管理上,五十年代較為典型的是那場反右運動,用「引蛇出洞」的辦法一下子把全國上百萬知識分子打入冷宮。在黨內緊接著的是廬山會議上把講真話的彭德懷打成右傾反黨集團,為肆無忌憚的所謂大躍進打開了大門。結果是什麼呢,餓死了上千萬人啊!這種史無前例的全面控制,管是管起來了,無論是在政治上、經濟上,但造成的後果顯然是始作俑者自己都無法預見的。空前的困難必然引發出大規模的調整,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必然對城市學生升學就業造成空前困難。所以,在一個個光鮮亮麗的口號聲中,在一些被捧起來的典型引路下,成千上萬學生被驅趕到農村成為必然。從這個角度講,六十年代城市學生上山下鄉形成一個小高潮是一種無奈之舉。第一代的領導人為此都付出了努力。這是不爭的事實。這一個制度問題,不是某個人的問題。

  對於上山下鄉這個問題如果僅僅是簡單地說對與錯是講不清楚的。放在社會發展的軌跡上,從實行的體制上進行理性的分析才能夠找到它的出現、形成、高潮的原因。一個很簡單的道理,1978年以後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逐步開始實行市場經濟的體制。在這樣的體制和機制下,有沒有可能再度發生類似的上山下鄉呢?絕對不可能了!

 二、「文革」的倒行逆施最終造成了上山下鄉的終結。

  五十年代開始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土地改革運動、三反五反運動、批《武訓傳》運動、反對高崗和饒漱石反黨集團的運動、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批丁玲和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運動、反右派運動、大躍進運動、反右傾批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運動。反右派和反右傾運動使上百萬民族精英遭到毀滅性的摧殘……,結果是大饑荒里死了幾千萬人啊!

  六十年代,經過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的努力,國家的經濟漸漸開始復甦了。當日子剛剛好過一些的時候,立馬發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場運動還沒有完全結束,又發動了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一時間,舉國上下一片狼藉。這十年里,大大小小的運動幾乎佔據了中國人的全部生活。從揭露鄧拓、吳晗、廖沫沙開始,到打到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為「文革」前奏曲,直到達到真正的目的:打到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一大批如陶鑄、薄一波、宋任窮等領導人紛紛落馬,戴上諸如叛徒、特務、國民黨分子等帽子被關押、審查。作為實現上述目標的「接班人」林彪居然跑到北邊去,「叛國投敵」了。怎麼辦,還是祭起運動的大旗,開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運動。這還沒有完,把林彪與死了幾千年的孔子連上了,開展了批林批孔運動,評法批儒批周公。甚至連一本古書也難逃被批評的命運,一場評《水滸》批宋江的運動把矛頭直指周恩來。最後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此期間對人民的運動還在持續,一場所謂的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一打三反」運動,使多少人遭遇不白之冤,多少人家破人亡啊!

  人民還能過上一天安生的日子嗎!1949年到1976年,在中國的大地上究竟搞了多少運動,死了多少人,傷了多少人是歷朝歷代、古今中外罕見的。在那個時代,昨天還是「接班人」,今天就不得不駕機「叛逃」,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成千上萬的老百姓今日是「紅衛兵」「造反派」,明天可能成為「階級敵人」被揪斗。人民在惶惶不可終日里生活,整整一代青年被剝奪了讀書的權利而發配到邊疆農村接受所謂的「再教育」。整個國家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那時,整個世界在那一刻迅猛發展,日本和西歐迅速崛起,亞洲誕生了「四小龍」,我們呢,在餓死人,在運動! 翻來覆去,覆去翻來。折騰來折騰去,一個大國窮到飯吃不飽的地步。難道還不可悲、可嘆!

  在金春明所著的《文化大革命簡史》(P349)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十年之間一共損失高達5000億元,而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1979年,我國全部國營企業(包括工農業、運輸業、郵電業、商業、城市公用事業、建築業)的固定資產原值為4892.5億元,文化大革命十年相當於敗掉了全國億萬人民三十年辛勤勞動積累起來的一份家當。」

  在王年一所著的《大動亂的年代》(P625)中說道——

  1977年12月20日,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說:「文化大革命動亂十年,在經濟上,只是國民經濟收入就損失人民幣5000億元,這個數字相當於建國三十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百分之八十,超過了全國三十年固定資產的總和。」

  一個文化大革命使整個國家遭受到的損失相當於1949年至文革結束三十年間所累積的財富總和。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上山下鄉怎麼會持久下去,怎麼不會被終結!

  三、高度政治化的上山下鄉必定要走向死胡同。

  我在看葛元仁和聶新元寫的那篇《正確評價上山下鄉,弘揚知青精神》一文的時候,感到此文夸夸其談了一大通似是而非的道理以後,沒有從這些根本原因上來好好研究上山下鄉這個問題。儘管他們講:「對知青問題的研究不應僅僅局限在知青自身的感受和認知這個範疇,局限在個別領導人在處理知青上山下鄉問題時作為個人意見的隻言片語上,更不能僅從概念來推導結論,而應該把知青問題放到一個更大的社會領域去研究,這種研究除了知青自身的感受和認知之外,應該更加註重知青們生活和勞動過的地方的人民群眾的感受和認知,因為對一個歷史事件,只有人民群眾的評價才是最客觀公正的。」可惜的是全文沒有按照他們自己講得去做。你仔細去看看,通篇除了不許你否定上山下鄉以外,剩下的都是一些口號與標語之類的話語。給我的感覺是這類講法在同類文章里都是一個腔調,缺乏仔細的分析,缺乏事實的依據,缺乏對於歷史事實的尊重。

  最為關鍵的是不許你講上山下鄉的不是。他們認為「現在一些人不是去探尋問題產生的社會根源,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把這些問題無限擴大、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以偏概全地評價上山下鄉,否定知青上山下鄉的主流,否定知青上山下鄉對中國社會的建設與發展的貢獻,全盤抹黑和否定上山下鄉,……他們用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來攻擊和否定上山下鄉的歷史,明顯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劍鋒所指就是為了全盤否定新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廣大知青也參加了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成就,為國際壟斷資本改變我們國家的政權性質和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張目。」

  此類話語在同類文章里似曾相識,不奇怪。這裡的問題是,上山下鄉最終為什麼會被終止,正好說明了確實存在許多問題。我們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不講問題怎麼來實事求是地講清楚?講了上山下鄉中存在的問題,居然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目的是劍指共產黨,是迎合國外勢力改變我們政權和顛覆社會主義?用這樣嚇人的大帽子來阻止別人嚴肅的研究,恰恰反映了這些人只會用「文革」中國常見的語言嚇唬人,恰恰說明了一種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睜著眼睛說瞎話,看著歷史的事實裝睡著了。

  這些不爭的事實,在類似那篇《正確評價上山下鄉,弘揚知青精神》一文里是絕對不會提及的。他們在迴避一個事實,就像劉小萌教授在「共識網」上發表的那篇《不要美化上山下鄉》一文里指出的——

  「從50年代中期到文革前,當時動員上山下鄉的理由還比較平實,就是說我們國家在經濟上遇到了困難,既然國家有困難,年輕人就應該分擔,所以有一部分人需要到農村去。當然也會給上山下鄉貼上一些絢麗的標籤,什麼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啊,做社會主義的新式農民啊,不過與後來的宣傳比還是比較平實。但是到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提法就不一樣了,因為毛澤東正提倡『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矛頭直接指向教育領域。他提出一個基本觀點,而且是一個非常荒謬的觀點,即他認為中共執政前十七年,即從1949年建國到1966年,這17年的教育是修正主義的,是資產階級在統治學校。所以對這個制度要徹底砸碎。對從事教育的工作者,從小學老師到大學老師,他的定性很簡單,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需要改造。至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教育出來的學生,他提出的任務就是進行『再教育』。所以毛澤東在1968年發動知青上山下鄉高潮時,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號召,從此上山下鄉運動就不單是一個經濟問題了,而是被高度的政治化,儘管在它的背後還是有就業的巨大壓力。因為毛髮動文化大革命之後,幾年之間,工廠不招工,學校不招生,像我們老三屆的400萬人在城市中根本就找不到出路,怎麼辦?現成的思路就是轟到農村去。所以儘管它的背景是就業壓力,可是從宣傳口號來看,卻是被高度政治化的,除了『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還用一些冠冕堂皇的政治口號進行動員,比如,既然過去的教育是修正主義的,那麼就要實現無產階級的教育革命,革命的途徑是什麼?就是把我們這些舊式的學生下放到農村去,在所謂三大革命(『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試驗』)中鍛煉自己、改造自己、培養自己,終極目的是把自己培養成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這些口號很冠冕堂皇,當時我們這代人都覺得自己要革命,要爭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怎麼才能成為接班人?只有上山下鄉。對知青來說,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只是任務的一方面,而通過到農村去,通過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把自己鍛煉成無產階級接班人,又是一個神聖的任務。可這還不是極端的表述,最極端的表述發生在70年代,隨著文化大革命肆虐全國,隨著毛澤東的思想理論愈發極端和昏聵,到70年代中期就把上山下鄉運動拔高為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一個重要措施。這些極端表述,跟當時的政治運動有關,跟毛澤東在1975——1976年發動的批判鄧小平的所謂復辟翻案風有關。那時候的上山下鄉運動就被進一步高度政治化。你上山下鄉以後,是不是堅持在農村,或者說,你願不願意在農村紮根一輩子,都被提到『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高度來認識。實際上在那個時代那種語境下,沒有任何人敢對上山下鄉運動有一點異議,因為它已經被高度政治化了。」

  我大段引用了劉教授的這番話,我想應該說明了這個問題。這樣的上山下鄉怎麼不會被終結呢!

  信寫長了,總感到還沒有說完,下次繼續吧。

  余傑

  2016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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