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知識與權力

糾錯分享瀏覽量康熙時代的西學傳播，是清代科學史上最饒有興味的篇章。科學不僅作為康熙皇帝的業餘愛好，而且也成為他政治生命的重要部分，在權力的運作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康熙勤奮學習西學，事必躬親，不僅因為他的確有此愛好，更是因為他試圖藉歐洲新知來達到控制漢人和洋人之目的。本文將根據宮廷官方文獻，結合漢族大臣的文集與歐洲所藏檔案，以1711年日影觀測為例，希冀從社會史、政治史、宗教史的視角，探討康熙皇帝、耶穌會士和文人在曆法改革中的不同作用，並闡釋康熙時代科學傳播，以及知識和權力交織的複雜背景。1 引子：晷影測量的歷史圭表是中國古代最古老的測量儀器，主要通過測量正午日影的長短來確定節氣，並測定方向。它由表、圭兩部分組成，立表用於投射日影，圭是水平安放的標尺，用於測量影長。由於太陽正午高度隨季節變化，日影長短也隨之變化，夏至時最短，冬至時最長。日影觀測已有悠久的歷史，傳說中周公在陽城(今河南登封)觀測日影，以定地中。《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元代郭守敬用四丈高表觀測，同時使用景符來調整，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重要、最精確的測量，屢為後世所稱道，還受到傳教士的讚揚，享譽歐洲。明清時期，欽天監設有晷影堂，用來觀測日影。明代在儀器方面因循守舊，在晷影觀測方面鮮有進步。①歐洲也有晷影觀測的傳統，或在教堂，或在天文台。日影觀測在歐洲之所以重要，教會之所以重視，是因為復活節的確定和計算，都需藉助日影觀測。[1]晚明耶穌會士來到中國之時，傳入了很多西方儀器，如自鳴鐘、三稜鏡、望遠鏡，還傳入了星晷(盤)、日晷等記時儀器，特別是日晷的製造，成為耶穌會士籠絡漢人士大夫的重要工具。耶穌會士因此翻譯了《渾蓋通憲圖說》、《簡平儀》等著作，國人陸仲玉也撰寫了《日月星晷式》。在鐘錶沒有普及的時代，相對於昂貴的鐘錶來說，這些簡單的記時和測量儀器比較價廉，滿足了一般人掌握時間的需求。萬曆年間，在欽天監工作的周子愚曾與利瑪竇談及「律呂之學」，覺得西學可以補中國傳統學問之缺，於是請其傳授，利氏「慨然許之」，但不久利氏故去，合作沒有成功。周子愚覺得中國古代雖有日影觀測，而沒有專書介紹，並注意到西方在圭表方面的成就，任意立表取景，「西國之法為盡善矣」，[2]於是向龍華民(Niccoló Longobardo，1559-1654年)、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年)等人學習，因此有《表度說》之作，詳細介紹了歐洲圭表觀測的方法。崇禎改歷時，介紹了不少新傳入的儀器(如望遠鏡，或稱窺筒)，也提到了西方測量日影的知識：三曰表臬者，即周禮匠人置槷之法，識日出入之景，參諸日中之景，以正方位，今法置小表於地平，午正前後累測日景，以求相等之兩長景，即為東西，因得中間最短之景，即為真子午，其術更為簡便也。([3]，50頁)在談到郭守敬用高表觀測日影后，《明史》引用梅文鼎之語，也談到了西方的方法：西洋之法又有進焉。謂地半徑居日天半徑千餘分之一，則地面所測太陽之高，必少於地心之實高，於是有地半徑差之加。近地有清蒙氣，能升卑為高，則晷影所推太陽之高，或多於天上之實高，於是又有清蒙差之減。是二差者，皆近地多而漸高漸減，以至於無，地半徑差至天頂而無，清蒙差至四十五度而無也。([4]，363頁)也就是考慮了地半徑差、蒙氣差等因素對日影觀測的影響，使得觀測精度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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