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心理學視野中的思維方式

文化心理學視野中的思維方式

【摘要】 對東西方思維方式的研究是近十年以來文化心理學領域的一個熱點問題。該文以心理學關於思維方式的研究為主線，分析了隨著心理學研究的深入，學者們關於思維方式研究的思路轉變。重點探討了文化心理學關於東西方思維對比的研究以及對中國人思維方式的理論和實證分析。這些分析對理解中國人思維方式的影響以及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文章指出了關於思維方式研究的未來方向。

文化對人的心理和行為有著重要的影響是學者們的共識，但文化通過何種機制影響人的心理和行為卻是研究者一直在探索的問題。從嚴格意義上講，科學心理學從它誕生的那一天開始，就把文化的影響放在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馮特在創建實驗心理學的同時，也沒有忘記歷史和文化對人的影響，他認為實驗的個體心理學不能成為一門完整的心理學，人類的心理是種族長期發展的產物，對於這一過程，個體是一無所知的，要想了解人類心理的發展，就必須求助於歷史和文化[1]。可惜這樣的觀點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馮特之後的心理學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沒有人關注文化的影響。

心理學對文化影響的關注始於20世紀60年代，那時心理學家關心的問題是文化對人格的影響，Mead[2]、Hsu[3]從文化與社會教化方面理解文化的影響，發現個體的人格被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受這種觀點的影響，主流心理學看待文化的思路也發生了改變，心理學家不再拋開文化影響而純粹分析研究人的心理。在主流心理學的框架內，從重視「Etic」向重視「Emic」的轉變就體現了這種趨勢。傳統心理學關注文化中的「Etic」，即各種文化中行為的共性，常常通過比較這些共性來探討文化的差異。而文化心理學在關注「Etic」的同時，也強調「Emic」的價值，既強調各種文化中心理與行為的獨特性。認為在一種文化中，人們的行為、規範、習俗、傳統與這種特定文化相聯繫，要理解這些東西的含義，就必須從文化本身出發[4]。

興起於20世紀中葉的文化心理學，在過去的40多年中一直致力於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在心理學框架內，有幾個領域的研究為理解文化影響提供了最直接的證據。在這些領域之中，與中國文化影響關係密切的研究包括三大類：對中國人人格的研究，對中國人思維方式的研究以及對中國人自我概念的研究。本文將以心理學對思維方式的研究為主線，探討文化影響問題。

思維方式是人們用來處理信息和感知周圍世界的一種思維習慣，它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一種較為固定的元認知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講，思維方式體現著一個民族的文化特徵，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

對思維方式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榮格的人格類型說上，榮格從能量取向（內傾和外傾）和功能（感覺—知覺，思維—情感）兩個維度，把個體的人格分為8種類型，他的理論成為後來西方心理學家探討思維方式問題最直接的啟發者。阿德勒提出的「生活風格」也展現了個人在社會和文化影響下的思維特性，在阿德勒看來，個體所處的生活環境和文化環境的不同，使得每一個人都發展出了應對生活問題的獨特方式。20世紀60年代，「個人建構心理學」的創始人Kelly進一步強調了這種風格的影響，他認為個體與其生活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個人獨特的看待與處理問題的方式，這種方式很難改變[5]。

20世紀80年代，Myers和Briggs在研究管理者人格時提出了梅-比人格類型指標（Myers- Briggs Type Indicators簡稱MBTI））。從感受-直覺、思維-情感、判斷-知覺以及內向-外向4個方面來衡量管理者的認知風格，並從內向外向和感覺直覺兩個維度把認知風格分成16種，在管理實踐中受到了廣泛的關注[6,7]。

與Myers等人的工作相似，Fiona Beddoes-Jones把思維方式引入了管理諮詢，她把思維方式分成26種：4個以感覺為核心的維度（通過感覺獲得信息的方式）；8個以人為核心的維度（涉及與他人交往的方式）；14個以任務為核心的維度。Fiona Beddoes-Jones等人的工作在管理實踐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得心理學家認識到思維方式在理解自己和他人方面的價值。他們開始制定出越來越多的思維訓練計劃，為人們在組織中提高溝通技巧，發揮自己的創造力提供科學的指導。因為這類研究的廣泛應用價值，對思維方式的研究也成為美國神經語言計劃（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簡稱NLP）最前沿領域的課題[8]。

Sternberg 和Wagner 編製的思維方式測查表（The Thinking Styles Inventory）是心理學領域運用最廣泛的思維方式測量工具[9]。Sternberg把人的思維方式分成了13種，這13種思維方式又可以匯聚到功能、形式、水平、範圍和學習5個維度上[10]。作為一名職業教育心理學家，Sternberg的思維方式測查表主要是為提高學生的學習和教師的教學效果而設計的，所以在教學和職業管理以及人際關係等方面得到了廣泛的使用。香港大學Li-Fang Zhang 教授把它用於對華人的研究，發現Sternberg提出的13種思維方式中有7種對學校教育具有重要意義。這7種思維方式可分為兩類：一類與創新性的信息處理過程有關，強調挑戰和冒險性，包括計劃制定、判斷、整體和開放式的思維；另一類與常規性的信息處理過程有關，強調對規則的遵守和權威取向，包括執行、局部和保守的思維方式[11,12]。

儘管上述思維方式的研究和測量工具在管理或教育實踐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這些研究和工具依然面臨著許多問題：從一種文化中總結出來的結論能夠直接推廣到另外一種不同的文化中去嗎？人的思維方式如何受文化及歷史傳統的影響？這些問題顯然是上述研究無法回答的。直到20世紀90年代，伴隨著心理學模式的轉變，才真正有學者關心文化的影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對東西方思維方式的比較研究。

3 、文化心理學對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對比研究

從思維方式角度分析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源於Nisbett和Peng等人的工作。他們從東西方文化的不同起源出發，認為基於不同歷史傳統和地域文化的東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思維方式[13]。在他們看來，東方人的思維方式是整體性的：這種思維強調事物之間的聯繫，強調主體和環境之間的和諧以及環境的影響，強調承認矛盾以及學會用矛盾論的觀點看世界。而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是分析式的：它強調事物本身的特性，強調用邏輯的、非矛盾的觀點看待和分析問題。Peng進一步認為中國人辨證觀念包含3個原理：變化論、矛盾論及中和論。變化論認為世界永遠處於變化之中，沒有永恆的對與錯；矛盾論認為萬事萬物都是由對立面組成的矛盾統一體，沒有矛盾就沒有事物本身；中和論則體現在中庸之道上，認為任何事物都存在著適度的合理性。美國人更相信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思維，它強調的是世界的統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受這種思維方式影響的人相信一個命題不可能同時對或錯，要麼對，要麼錯，無中間性[14]。

Peng等人的關於東西方思維差異的研究在心理學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他們首次通過系統的實驗，證明了中國人和美國人在解決日常生活和科學問題時採用了不同的思維方式，並用思維方式的差異解釋了英國科學史學家Joseph Needham在研究科學史時的迷惑——中國人對「場」和「遠程作用力」的認識要比西方早1500年，但真正以這些概念為基礎的現代電磁學和量子力學卻最早產生於西方而不是中國，Capra把這種迷惑稱為「Needham』s paradox」[15]。Nisbett和Peng認為，中國人的樸素辯證法強調變化、矛盾和聯繫，不善於把某個作用力從一個整體中拿出來分析，而這種分析是現代科學產生的基礎。Nisbett在名為「文化和思維繫統：整體對分析認知」的論文中，系統地總結了以往關於東西方思維方式差異的研究結果，提出了一套解釋東西方思維方式差異的理論。他認為，文化差異不僅影響了人們關於世界的信念，而且也影響著人們的形而上學觀念、知識論系統、甚至認知過程特性[16]。

Nisbett關於東西方思維差異的理論也受到批評，主要集中在他對東西方人的劃分上。有人指出在Nisbett的理論中，東方人主要指中國、日本和韓國人，東方人和亞洲人被混為一談；西方人指歐洲人和美國人，包括除亞裔美國人以外的所有黑人、白人和拉美人。這種籠統分類忽視了同一地域內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的差異。比如中國和日本，在思維特性上就存在著巨大的差異[17]。

另一些學者則從其他層面加以質疑。Chan認為，Nisbett等人關於形式邏輯和辨證思維的區分，誤解了亞里士多德的3個思維定律。比如把同一性理解為在任何情境下的一致性，但在現代邏輯學中，如果離開了具體的前提，這個規律並不適用，對一個具有辯證思維的人而言，同時接受變化和同一性並不矛盾[18]。Ho則反對把辯證思維看作是東方特性的觀點，認為辯證思維既不是東方人的特性，也不是西方人的傳統，而是整個人類的思維取向之一。到目前為止，即使存在著不少爭論，文化心理學家對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是認可的，儘管對這種差異的解釋不一致[19]。

4、 對中國人思維方式的研究

上述研究表明，中國人和西方人的思維有著明顯的不同。要想真正理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就必須從中國文化本身出發，探討中國人思維方式的結構，以及這種思維方式對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有怎樣的影響。到目前為止，對中國人思維方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個方面：

4.1 關於中國人思維方式的理論分析

國內的文化學者認為，儒教思想中的「中庸」觀念和道教思想中「陰陽觀」是中國人思維方式最直接的體現。黃麗莉認為，天人合一是中國人追求和諧的思想基礎，這種和諧觀具有3個特點：一是辯證性：中國人相信宇宙的關聯性和有機性，認為宇宙是一個由所有存在於其中的物質組成的均衡體，它的存在和運作不是超自然權威的結果。二是調和性：這同中國人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有聯繫，中國人追求的境界就是天下大同，人和人之間沒有矛盾。如費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三是統治性：這與中國社會的政治結構有關，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大事，離開了穩定這個前提，一切都無法實現。

黃麗莉還指出，中國人的這3種辯證觀分別屬於宇宙觀層次、人倫觀層次和國家秩序層次[20]。這3個層次始終追求著一種和諧，並共同影響著人的心理與行為。宗白華更是對這種和諧加以讚美，他認為「這種和諧是宇宙式的美，也是人生美的基礎。達到這種美的道路，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就是『執中』『中庸』。但是中庸並不是庸俗一流，並不是依違兩可，苟且的折衷。乃是一種不偏不倚的毅力，綜合的意志……圓滿地實現個人的一切而得和諧。所以中庸是善的極峰，而不是善與惡的中間物」。中國人思維特性的取向在道教思想中也有所體現，從公元前1000年前的西周開始，中國人就開始用陰陽相互作用解釋宇宙中的各種現象，並視之為宇宙構成與運作的基本力量。上述理論分析為從本質上理解中國人思維方式提供了文化和哲學的基礎[21]。

4.2 對中國人思維方式的測量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不同於西方人的，要有效地衡量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就必須有一套好的測量工具。到目前為止，比較有代表性的測量工具有3個：

最早的測量工具是趙志裕和楊中芳對中庸思維的測量。他們認為中庸是中國人本質的思維特性，中庸的「功能是對具體的認知過程進行調整，以幫助一個人做出決定，完成行動目標。」 [22]。基於這樣的思路，趙志裕從3個方面考慮中庸思維量表的結構：首先，從目的方面考慮，中庸的目標就是要達到和諧的境界。楊國樞在談到中國人人際關係取向的時候就指出了這一點，他認為在中國人的人際關係模式中，和諧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國人強調天與人、人與人的和諧性甚至到了不求理由的地步，如果有人破壞了這種和諧，不論他是否有理，都是不對的。為了維持關係的和諧，每個人要去做符合他人期望的事情，並且在做人的時候要處處小心，注意給他人面子，並儘可能地避免衝突。其次，從對事物之間關係的認知上講，中庸思維強調要認清事物間的複雜關係，從整體上加以把握。因此，如果能夠領悟事物間的辯證關係，將事物間的表面矛盾統一起來，就能達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悖」的境界[23]。最後，從具體行為方式上講，中庸思維強調折中和辭讓，避免偏激，以達到「和」。這種「和」不僅是天地萬物和諧共處的狀態，也是通過調和事物間矛盾關係而達到和諧的手段[24]。以這3個假設為基礎，趙志裕和楊中芳編製了一個包括14個題目的中庸思維的量表，並回答了「中庸思維是否為華人所獨有，還是廣泛存在於其他文化中？」「經過西方文化洗禮的華人會不會放棄中庸思維？」「中庸思維對華人的社會適應有何影響？」等3個理論問題。他們所提供的工具是一個真正本土化的測量工具，對以後類似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第二個測量工具是由彭凱平等人編製的辯證思維量表。彭凱平等人用大量的實驗研究證明了中國人的思維是辯證思維，以此理論為基礎，編製了一個包含14個題目的辯證思維量表。在確定量表結構的時候，他們選取了3個樣本：中國人，美籍華人以及歐裔美國人。通過對3個樣本的分析，Rodgers和 Peng等人發現辯證思維有3個維度：矛盾（Contradiction）、認知變化（Cognitive Change）和行為變化（Behavioral Change）這3個因素在上述3個樣本中能夠解釋的變異分別為44％，48％和52％，辯證思維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在3個樣本上為0.68、0.73和0.82[25]。

第三個測量工具是侯玉波、朱瀅和彭凱平等人編製的中國人整體思維方式量表。該量表以中國文化的特點和東西方思維對比的結論為依據設計，最初的整體思維方式量表有5個維度，17個題目，分別從聯繫性、變化性、矛盾性、和諧性和折中性5個維度衡量了中國人的思維特性。隨著樣本量的擴大以及覆蓋面的寬泛性增加，5個維度又進一步聚合為3個維度：聯繫性、變化性和矛盾性。經過幾次修改，最終版本的量表是一個包含26個題目、3個維度的7點利克特量表。量表的信度、效度以及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都滿足了量表的基本要求，可以很好地衡量中國人的整體思維方式。在編製量表的過程中，還發現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具有年齡特性，青少年思維方式的3個維度是聚合式的，聯繫、變化和矛盾聚合成一個特性——辯證思維，而成人的思維方式則是分離式的，聯繫和矛盾聚合在一起體現了一定程度的辯證特性，而變化性則分離出來，反映了個體的內在一致性觀念[26]。

4.3 中國人思維方式的影響

了解了一個人的思維方式有什麼意義呢？思維方式對個體的心理和行為有何影響？為了弄清楚這些問題，彭凱平、侯玉波等人系統地研究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對心理與行為的影響。首先，思維方式影響著個體的社會認知過程。在一項涉及事件歸因的研究中，發現思維方式影響著人們對他人責任的評價，但是這種影響並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和意圖以及結果的嚴重性等因素結合在一起，思維方式的這種作用機制也證明了它的元認知特性。其次，思維方式對個體的健康觀念與行為有著重要影響。在相關的研究中發現，對正常人來說，思維方式和健康觀念以及健康行為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Rodgers、Peng、Wang和Hou等人探討辯證思維對個體幸福感的影響，發現辯證思維在自我評價和幸福感之間起中介作用。而對病人來說，他們關於疾病產生的原因歸類以及關於疾病康復的觀念都和思維方式有關聯。最後，思維方式作為指引個體行為的一種文化信念，也對領導者的心理與行為有著很大的影響，在一系列的研究中，思維方式在領導決策、人際衝突解決以及評價他人行為方面都有著影響。

5 、對未來研究的展望

作為文化心理學研究的一個核心領域，對思維方式的研究對我們理解文化的影響方式有著重要的價值。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們不僅從文化與認知的角度探討了思維方式的影響機制問題，而且也確定了中國人思維方式的結構，但對全面理解思維方式而言，這些工作僅僅是個開始。為了更好地理解東西方人的思維特性，我們還需要以西方人為對象，確定西方人的思維特性，並把這種特性和理論上的邏輯思維加以對照，從而驗證以往相關理論假設的正確性。為了從中國文化內部理解中國人的思維特性，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工作：

第一，研究思維方式通過什麼樣的機制影響個體的心理與行為，這類研究將能夠有效地證明我們所提出的思維通過認知過程影響行為選擇的觀點。通過進一步研究思維方式對健康行為，決策行為，人際行為等的影響，可以真正理解中國人的思維特性在行為產生和行為控制中的作用，從而為通過思維訓練改善行為提供理論的依據。

第二，研究思維和人格的關係問題。人格問題是心理學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通過研究人格和思維方式的關係，不僅可以為人格的文化特異性理論提供解釋，而且對思維方式研究本身也具有推動作用。到目前為止，心理學框架下有關中國人「大七」人格的理論已經有了相當多的證據，這些來自本土研究的數據所提供的人格結構，對我們理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有幫助的，尋找二者之間的關係，可以使我們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有更深入的理解[27,28]。

第三，研究思維方式與自我的關係以及在不同人際情境中的表現。中國人的自我和西方人的自我有著明顯的不同，中國人的自我概念和思維方式存在什麼樣的聯繫？他們在不同的人際情境中表現如何？這些問題都是很重要的問題[29]。以自我為例，西方的研究者用他們的工具發現中國人缺乏自尊，但基於中國人的研究發現，中國人的自尊表現具有很強的情境性[30]。基於這樣的原因，希望在考慮思維方式影響時，能考慮到情境和思維方式交互作用的問題。

第四，研究中國人思維方式的形成與發展特性。有關認知發展的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和我們關於中國人思維特性的研究相吻合，但是，中國人的思維特性是否具有階段性？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否可以像西方研究那樣分類？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如何形成的？等等這些問題都是進一步研究需要回答的。對於個體思維方式的形成問題，除了從文化和歷史角度去分析，我們能不能從個體的成長歷史去理解呢? 為了系統地回答這些問題，將有必要把對個體的自傳體記憶研究結合進來，從個體的自傳體記憶中尋找思維特性的痕迹。

最後，研究中國人思維方式對個體社會適應的影響。我們考慮問題的方式決定著我們用什麼樣的態度和行為去適應生活，研究思維方式對個體壓力應對方式的影響，對個體傳統性和現代性觀念的影響，都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適應社會。總之，儘管心理學家在過去的十年中對思維方式作了很多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僅僅是我們理解思維方式的開始。未來的研究將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理解中國人和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從而為東西方的有效交流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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