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森：未來中國經濟增長與市場化改革進程

　　2008年下半年以來，世界經濟經歷一場自1929－1933年大危機以來前所未有的一場經濟衰退，中國經濟也隨之經歷了一場多年來未見的宏觀經濟增速下滑和「經濟困難時期」（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2月28日在做客「新浪網」時答網友語）。作為一個在中國經濟改革和宏觀經濟波動風口浪尖上的中國最好大學的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教授自然對這場經濟衰退和中國的宏觀經濟波動發出了聲音，並做了自己的一些獨到解釋。非常難得是，與世界各國決策層和大多數經濟學家從凱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論來解釋這場世界經濟衰退的原因並制訂相應的政府干預經濟的「宏觀救市」政策主張不同，維迎（2009）大聲疾呼地呼喊要「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並從奧地利學派--尤其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商業周期對這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做了自己的解讀。一如既往，維迎呼籲，在中國要進一步深化市場化改革，與其讓政府通過增加信貸和擴大需求的辦法把經濟從蕭條當中挽救出來，不如減稅富民、減少政府對市場的「調控」和干預，釋放民間活力，讓市場（經濟）自發地復甦（頁292－294）。維迎的上述主張無疑是值得贊同的，這些也是近年來筆者在平面和網路媒體上發表的文章中一再呼籲和堅持的觀點。

　　值得注意是，儘管維迎在近年來從真正信奉市場運行的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的理論分析視角對目前這場世界經濟衰退的原因及其復甦的前景做了自己的解讀，並對世界各國包括我們的決策層所採取的凱恩斯主義的刺激經濟的計劃做了尖銳的批評，但是，在最後一篇「把脈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制度變革」一文中，維迎對中國未來數十年經濟增長的前景還是表示非常樂觀，並預計21世紀將是亞洲的世紀或言「中國世紀」（頁324）。

　　為什麼張維迎教授對未來數十年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仍保持比較樂觀的預期？他在文章中給出的主要理由是，2008年下半年以來隨著西方國家陷入衰退後的緩慢復甦期，因而中國過去一二十年來出口推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不可持續，儘管如此，國內市場的拓展和地區貿易壁壘的消除還是能為未來中國經濟提供巨大增長空間的。用維迎自己的話來說，「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全球"」，因為許多省從人口規模和土地面積就相當於世界一些不小的國家。只要今後進一步擴大市場自由，激發企業家精神，打破地區間貿易壁壘，實實在在地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和需求，逐漸消除東西部之間的差距，中國經濟仍有巨大的內需增長空間，從而容納得了未來3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巨大經濟增長。

　　如果以上這些問題都能得以解決以及所有上述設想都能兌現，在未來數十年中國經濟將仍有巨大的經濟增長空間，這應該是沒問題的，至少從理論上來看這是可能的。然而，在這世界經濟的「後危機時期」，若把脈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與其從技術層面上（包括資源稟賦和市場空間等）來展望中國未來增長的空間可能，毋寧從制度和體制上反思可能制約中國長期和可持續增長的一些障礙和問題。這也是今年上半年在復旦大學舉行的一次學術報告會上，作為張維迎教授主題學術報告的一個評論人，我提出來要進一步思考和補充的問題。

　　從資源稟賦和中國經濟發展的技術面來看，中國巨大的人口稟賦，東、中、西部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以及中國的城市化率還不高，這無疑會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留有巨大的增長空間，這一點應該是毋庸質疑的。在這樣一個態勢中，只要中國國內市場分工不斷深化，「內需」能夠不斷啟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就不會因為「出口增長恢復」的「遲滯」而熄火，因而我們仍然可以認為中國經濟有著巨大的增長潛力。但是，問題並不這樣簡單。試問：巨大人口資源稟賦、地區間差異以及城市化率不高，在文革後期的「計劃經濟時代」不也存在么？那個時候中國的一個低度發展階段不同樣給經濟增長預留出巨大的增長空間和可能？為什麼那個時候沒有像20年代中後期尤其是2010年中國加入WTO之後十年期間有這樣高速的經濟增長？有巨大的經濟增長空間並不一定就必然孕生高速經濟增長，這不但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學理論推理問題，而且也是被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史所反覆證明了的。然而，過去十幾乃至二十幾年依靠外貿高速增長所拉動的中國經濟快速起飛的增長模式，能否自動和自發地就能轉變為一種以靠「國內需求」所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並不完全在於上述技術稟賦和中國經濟的內部發展水平和格局是否存在著繼續增長空間和可能。因為，任何一個社會的長期經濟增長，都有著非常複雜的綜合因素在其中，而技術和資源稟賦及其增長的空間只是提供了一個可能性。事實上，我國經濟未來持久和可持續增長問題，關鍵還是在於我們到底是否演化生成了一種能夠孕生並容納一個靠內需所推動的快速經濟增長的合宜制度，而不僅僅是一個政策選擇和政府發展決策導向的問題。精確一點說，我們目前的政治與經濟體制是否能夠促成並引致中國經濟從過去那種主要依靠出口的增長模式向主要依靠內需的增長模式的轉變？這才是當今中國經濟學界所要思考的首要問題。

　　從這種分析問題的視角來反思我們目前的制度安排、體制運作及其與之相關聯的政府的宏觀經濟決策導向，就會發現，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就可能不會如單從技術和資源稟賦的增長可能性來分析問題那樣樂觀了。試問這樣一些問題：過去那種高度依靠外貿出口的中國經濟增長方式是否與中國的政治與經濟體制的當下安排有關？自2008年世界經濟的衰退、中國宏觀經濟增速下滑和波動以來，政府的巨大投資和刺激經濟的計劃，到底又是怎樣操作的？從資金投入和資源配置方向來看，這數萬億財政投入乃至十幾萬億的信貸資金大都流入到政府的融資平台和國有部門去了，因而實際上壯大了國有部門而不是支持和激勵了民營企業的成長，並且只有很少一部分真正用於增加居民收入和刺激消費。另一方面，政府的稅收和其它財政收入則仍然快速增長，尤其是消費類稅收的收入在2009年下半年以來增長几乎是最快的，有的月份增幅達甚至高達60％以上。2008年下半年之後的所謂「4萬億投資計劃」，並沒有多少用在民營企業發展和刺激消費上，而主要是發展了國有企業，投在了鐵（路）、公（路）、基（建）上，並且進一步強化了政府控制和掌控經濟和社會的能力。這種種宏觀政策措施，從任何一種視角來看，都是某種「反市場化」的操作，而顯然不是旨在促進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成長和發育。這些反市場化操作的「宏觀政策」，儘管能維持短期的GDP增速，但能長期啟動內需並有利於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完成從出口拉動的增長模式向主要依靠內需的增長模式的轉變？單憑把恢復和刺激經濟的巨大資金和資源投到鐵、公、基上，甚至投在中西部地區，就能真正縮小東中西部的地區差異？就能加速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如果回顧一下我們共和國的當代經濟史，也會知道，這些向中西部資源配置傾斜的政府發展導向，在計劃經濟時期乃至在更早在20世紀50年代蘇聯的援建時期，都發生並實施過。但為什麼在計劃經濟時期，這種東西部的差距也存在？由此來看，這種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的增長模式，能否真正消除東中西部的地區差異，從而保持未來中國經濟的繼續高速增長的勢頭，現在看來甚為值得懷疑。

　　2010年第二季度以來，標識中國宏觀經濟增長動態的各種指標都顯示，中國的宏觀經濟增速已經呈現出一種下滑的跡象，甚至有的經濟學家認為目前中國宏觀經濟的格局和走勢與2008年下半年的情形非常像。這種跡象說明，我們現有的政府主導型增長的經濟社會體制模式有可能正越來越變成了中國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或至少可以認為其階段性合理性開始值得懷疑。從目前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和各種社會問題不斷出現的中國現狀來看，目前中國的政府財稅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十多年來不斷攀高，政府掌握越來越多資源，整個經濟越來越靠投資來推動GDP的增長，且在全社會投資中政府和國有部門的投資比例越來越高，國有部門增長越來越快等一些反市場化的政府操作和政策導向，且先不從資源運用和資源浪費的視角來評估其效率，到底在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段中是促進我國長期經濟增長，還是扭曲並最終窒礙長期經濟增長，目前我們還很難有一個較清楚的認識。

　　還有一個值得中國經濟學家們所要特別思考和關注的問題是：經歷了改革開放以來30年的快速經濟增長，尤其是經過在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後國家財政收入十多年的高速增長，目前政府和國有部門所掌控的巨大資源已是過去計劃經濟時代所無法比擬的了。從某種程度上來，中國政府目前所掌握的資源和財力以及政府對社會經濟運作的控制，不但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幾乎沒有任何時期的任何國家的政府可以與之相比。但問題是，在這種超強政府的靠巨額投資來維持一定經濟發展速度的模式，與過去20世紀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那種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模式，有什麼實質性的區別么？因而，這種新一輪的「大規模建設」就能縮小中國的東中西部地區差異？就能加速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就能確保在未來二三十年間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很顯然，這種預期和展望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前景的思路本身就不符合「市場的發展邏輯」。

　　公正地說，當張維迎教授在2010年初談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和可能時，中國的宏觀經濟動態還沒有像半年後的今天這樣又昭顯出增速下滑的種種跡象，並且當維迎預期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前景時，他提出了要完成「三個轉變」最為關鍵：一是從主要依靠出口推動的增長，到國內、國外兩個市場更為平衡的增長；二是從低成本、廉價資源、廉價勞動力支撐的增長，到基於創新、更高附加值式的增長；三是從企業的自然型增長，到產業整合型增長。更為可貴的是，維迎還認為，要完成這三個轉變，又依賴於中國進一步的體制改革，包括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沿著這條思路，維迎預計，如果說在過去30年中中國經濟與社會改革的主軸是引入市場機制的話，那麼，在未來30年中，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與法治建設將成為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旋律。

　　對於民主與法治對於一個良序市場經濟運行乃至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必要條件這一點，中國經濟學界的同仁到目前為止討論的還不多，而較多地還是政治學、法學（尤其是憲法學）界研究者的一個課題。但是，處於大轉型時期的中國經濟社會的演變發展路徑越來越清楚地昭明，如果沒有一個真正良序運作的現代民主政制，如果政府的權力--尤其是徵稅權--不受任何限制，政府的財政支出不透明，政府的財政收入和政府投資規模及其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例必定會越來越大。在政府的規模越來越大、國有部門越來越強的同時，自由市場機制的空間和範圍必定會越來越小，政府投資的效率也會遞減，並肯定會出現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瑟o奧肯（ArthurM.Okun，1975）在《平等與效率》一書中所發現的那種政府配置資源方面的「漏桶現象」（theleakedbarreleffect），使政府官員腐敗成為一個堵不勝堵、防不勝防的痼疾。這種體制自我演化下去，可能使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最終難能跳出中國歷史上王朝興衰更替的歷史怪圈。從此意義上來看，現在不能僅僅把法治與民主僅僅視作為經濟發展水平到一定階段上人民社會生活的一種「奢侈品」，而應把它理解為一個良序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條件以及一個國家經濟長期繁榮和社會長治久安的一個必要條件。

　　民主與法治是一個國家經濟長期繁榮和社會長治久安的一個必要條件，這一點儘管在法學界和政治學界已經基本上成了大家的共識，但對中國經濟學界的大多數人而言，似乎還是件新鮮事，甚至反過來在中國經濟學界有許多人是「新權威主義」和「發展主義大政府」的信奉者。這裡的問題還是出在人們對現代民主政治本質的認識問題上。由於我國經濟學界對民主政治和法治問題探討的比較少，因而大多數人還只是認為，所謂民主政治，就是選民一人一票普選國家領導人的制度。但現在看來，這種普選制只是形式，且在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後才逐漸成熟的非常晚近的事情。事實上，現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預算民主，是限制政府的權力，使政府的權力不是無限的，而是受選民選出的代表所制約的。這正是政治學界和憲法學界的論者所常說的「憲政就是"限政"」的意思。記得法國啟蒙時期的哲學家孟德斯鳩（CharlesdeS.BarondeMontesquieu）在《論法的精神》（1748/1989，中譯本，上冊，154頁）中曾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從孟德斯鳩的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知道，如果政府中掌權人的權力沒有任何限制，他會傾向於無限制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無限制的權力，就是絕對的權力。絕對的權力，按英國阿克頓勛爵（LordActon）的看法，就「絕對會產生腐敗」。即使出於掌權者的自我道德約束和維護自己長期統治的考量，在權力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治中，絕對權力所產生「腐敗」不時會自我收斂，絕對權力也可會設置一定的自我「反腐」糾錯機制，但這種擁有絕對權力的政府卻顯然也不能保證自己不做錯事和壞事。當然，從政治學上來看，任何一種政制形式--包括民主政治本身，往往都不能確保政府只做好事，不做壞事和錯事，但是一個現代良序市場運行的最低要求是：政府不幹太多壞事和錯事就是好政府。而現代民主政制的主要功用，恰恰在於通過限制政府的權力，通過一定的制衡機制（checksandbalance），來避免政府幹太多的錯事和壞事。這是應該一個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最低要求。民主政治的合理性，恰恰就在這裡。

　　限制住了政府在資源配置方面的權力，使政府公務員手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權--尤其是徵稅權和財政支出--內在於憲法和種種行政法規所明確限定的範圍之內，是一個良序法治和民主政治下市場經濟運作的基本條件，這一點應該成為全社會的常識，更應該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共識。正如維迎在這部著作的最後一部分所反覆強調的那樣，要使政府權力是受限的和有限的，政府官員經濟與社會決策的自由裁量權是在明確的憲政規則劃定的範圍之內，中國的法律制度才能良序運作，中國的企業家才不必時時用行賄的手段去從政府官員那裡去贖回自己進行市場交易和企業創新活動的權力，企業家的創新精神才不會枯竭和衰微下去，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繁榮才是可持續的和長久的。

　　對於法治與民主是一個良序市場經濟運行的最基本的制度基礎這一點，從目前中國的宏觀經濟增長動態中也可能看出一些端倪。從民主政治下有限政府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來看待目前「後危機時代」中國宏觀經濟格局及其未來走勢，會發現一些單從一些經濟變數為中國經濟「把脈」所覺察不到的問題。最近，2010年下半年之後中國宏觀經濟增速可能持續下滑已經幾乎成為中國的經濟學家們的共識。對於中國宏觀經濟增速將要下滑的原因，目前國內經濟學界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但目前我們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擔憂，並不在於在4萬億投資計划過去後全社會投資動力的衰減，也不是中國的出口的訂單到目前仍然只是恢復性的增長，而在於企業家出於對中國社會長期穩定不確定因素的增加和對自己財產不安全的擔憂所導致的擴大自己工商企業的動力在衰退。單從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來看，一些民營企業家並不缺少進一步擴大自己企業和公司集團的資金。相反，不少民營企業家有著巨額資金，但不知如何用。由於政府政策多變和不可預測，社會不安定因素不斷發生和積累，以致每個中國人都有一種社會大變局之前的那種不安和惶恐，這實際上已經導致一些民營企業家們不再去發展實業，去增加自己企業新生產能力和發展自己的商業帝國，甚至也不去「炒房地產」和「炒股」，而是把自己的資產「變現化」，並設法移居國外和把資產轉移到國外。在過去30多年中，在市場化改革大潮中，尤其是在中國加入WTO之後千載難逢的出口貿易發財的機會中，中國一大批的企業家的崛起，他們由小到大，由弱變強，不斷地擴張自己的企業和集團，這才是過去30年中國經濟奇蹟的最終動力源。如果未來中國企業家創生和擴大自己工商企業和企業集團的衝動衰減了，任何刺激經濟的計劃，包括中國經濟貨幣化的加速（極度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一級市場源源不斷的IPO，都將最終會是無效的，或者說就根本達不到預期的目的與效果。由此看來，儘早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憲政民主政治，使全社會有一個安全感，使企業家有一個光明和穩定的預期，已經是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要求所刻不容緩的了。

　　最後要指出的是，儘管對現代民主政治的實質及其經濟和社會的合理性討論已經超出了這篇書評的任務範圍，但我覺得這裡還有必要指出，正如過去30多年中國市場經濟是通過一種漸進性的試錯過程一步步走過來從而漸進性生成一樣，未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民主建設，恐怕還是要走一種漸進性生成和發展的路徑。現在的關鍵問題是，是要通過理論各界以及社會各界之間的對話，逐漸形成某種「重疊共識」。要讓全社會絕大多數人認識到，在中國社會已經過了經濟的「市場化」這第一條河之後，我們遲早要過政治的民主化這「第二條河」。事實上，回顧一下我們過去30多年的經濟社會改革歷程，也會記得，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初的經濟改革過程中，我們也是先通過放出一點市場機制而嘗到甜頭，並逐步確立了過「經濟的市場化」這「第一條河」的目標，然後，再一步步走了過來，「摸著石頭過河」，最後取得了中國經濟的輝煌成就。現在，一旦我們把要過「政治的民主化」這第二條河的目標確立大致下來，恐怕還得要「摸著石頭過河」。未來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目前看來很難採取一個整體設計的進路。我們只能像前30年市場化改革一樣，我們只能先大致逐漸確定要過這第二條河的整體目標，再慢慢汲取世界各國已經走過的現代化轉型的經驗和教訓，一步一步地朝前走，漸進性地建立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配套的「法治民主」（「法制民主」是鄧小平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曾經使用過的一個提法，後來在我們執政黨的綱領性文件中，「法制」一詞逐漸被「法治」所取代了，故不少政治學者提議使用「法治民主」這個概念，並把它作為我們下一步政治體制建設的整體目標。而我們理解，「法治民主」，也就是政治學界和憲法學界所說的「憲政民主」。）政制。記得以前中國南方有一個很老的俗語，叫做「草鞋無樣，越打越像」。我們未來的政治體制改革，我們未來的法治民主建設，也可能像從前的南方人打草鞋一樣。一旦要確定「打草鞋」了，開始只大致知道要打成個「腳套」的形狀，打著，打著，就會打出個樣子來了，最後會形成一個「中國式的民主政制模式」。當務之急，是現在就要「搓好繩子」，試著開始「打」民主政制的這雙適合「現代市場經濟」走路的「草鞋」。

　　餘論

　　2010年7月中下旬，美國科斯研究所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召開了為期一周的「生產的產業結構國際理論討論會」，多位中國經濟學家應邀參加了這次學術討論會。7月23晚，在芝加哥中國城的鳳凰餐館舉辦該理論討論會的結束晚宴上，筆者曾非常榮幸地受邀坐在百歲老人羅納德·科斯先生旁邊。當我輕聲問及科斯教授對未來經濟理論發展的展望時，這位當今世界「經濟學聖人」般的大師怕我聽不清，靠近我耳旁，慢吞吞地、但卻言之鑿鑿地重複了兩遍這麼一句話：「我寄希望於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希望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在未來能為經濟理論的發展做出新的貢獻」。說實在的，在以前每讀到科斯老人的類似說法，我常常狐疑滿腹，覺得甚為不大可能。因為，以前我總是考慮，我們中國的經濟學家們現在太忙，根本坐不下來讀書和思考嚴肅的經濟學理論問題。但是，當我從上海往返芝加哥的飛機上讀完張維迎教授的這本《市場的邏輯》後，我才深感到科斯這句話的份量，也覺得他的期盼是有道理的。中國經濟學家們是忙，因而難能像西方大學教授們那樣在理論的象牙塔中靜下心來思考經濟學的純理論問題；另外，中國本土經濟學家的理論分析技術在整體上還有待提高，但是，中國經濟學家們也有自己的「比較優勢」。其比較優勢之一就是，中國的經濟學家們是在中國經濟改革社會轉型的大潮中泛舟，置身其中做「真實世界」的理論思考，且不缺乏思想的創造性。近些年來，儘管筆者對中國經濟社會的運作中所出現的問題有不少批評性的分析和評論，但是在心底里對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的光明前景卻始終充滿信心。筆者之所以對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前景一直保持一絲樂觀，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在當今中國還有一批像張維迎這樣扎紮實實地思考中國經濟社會真問題的經濟思想家。這些經濟思想家不但親身參與中國的經濟改革，不斷思考著中國經濟社會中所出現的新問題，還不斷創生新的經濟學理論和思想，並不斷地把自己的思想傳播給知識界和全社會。

　　筆者感謝張維迎、張軍、黃有光教授以及方欽、郝延偉、席天揚、梁捷、黃雄、陳剛、張志華、竇莉梅、邵明波、王勇、童乙倫等諸位博士的評論和修改意見。當然文章中任何現存的錯誤、問題和紕漏均由作者自己負責。

　　韋森為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