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成功的道路上最大的困難是自己

潘石屹:成功的道路上最大的困難是自己2011年08月08日16:23騰訊讀書[微博]我要評論(0) 字型大小:T|T   文章摘自:《問道》  作者:賈樟柯 趙靜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版次:2011年6月第一版  本書簡介:本書為導演賈樟柯最新電影計劃《語路》的圖書衍生品。《語路》旨在通過展示堅持夢想,在不同的人生角色中完成志向的代表人物的話語,鼓勵一代人思考並分享自己的激情和夢想,點燃每個人的奮鬥之路並向前進發。《語路》由賈樟柯和六位中國年輕導演執導,選取十二位分布在財經、藝術、公益、創業等領域,實現自我夢想的成功人物作為拍攝對象。本書收錄了《語路》對十二位人物的深度訪談,這十二位人物都曾經是有夢想的人,都已經通過執著堅持實現了夢想,又都仍在路上繼續前行……[連載內容]

我叫潘石屹,甘肅天水人,今年四十七歲。在甘肅天水生活了十四年半,這十四年半基本上沒有離開過這個山溝,一個很大的山溝。然後從山溝裡面走出來,走過好多地方,最後落腳到北京。現在在給北京蓋房子。

導演手記/賈樟柯

和《封神榜》里的人物一樣,數碼時代的潘石屹也有自己的兩件護身法寶:一是照相機,二是APIC。

約好在他辦公樓下面的日本餐廳見面,我進去的時候他已經跟兩個同事坐在那裡。大家起來握手,落座後老潘笑眯眯地望著我,手裡卻始終握著一台新款的萊卡相機。他一邊聊天一邊時不時端起相機"瞄準"我取景拍攝,這時候的老潘不像坐擁萬金的上市公司老總,倒更像剛出道的記者。照相機對於潘石屹就象青冥寶劍對於李慕白一樣重要,如果他生在《卧虎藏龍》的時代,相信也一定會是人中龍虎。

我們的成長經歷極其相似,都是從一個封閉的地方出發,先縣城再省會,之後是北京,然後四海為家。老潘六十年代出生,完整地經歷了"文革"、"改革開放"、直到"市場經濟"。 就像他自己說的,如果要在中國找一個四十年變遷的代表,潘石屹應該是首選。

而此時此地,在外闖蕩了這麼久,潘石屹的普通話仍然不標準。他一說到激動處就會不停地冒出甘肅口音,還沒等我解釋完拍片子的事,他已經滔滔不絕地回憶起了過去的生活。老潘說他到現在都不吃紅薯,因為小的時候糧食不夠吃,傷胃的紅薯便成了主食。這一點我跟他有深刻的共鳴,小時候我老家山西一到冬天也只能把紅薯土豆當主食吃。土豆還好,紅薯卻徹底壞了我的胃,直到現在我都對紅薯敬而遠之。我突然發現在中國,經過相同歷史階段的人們,原來連胃都一樣。

影片在他的新盤銀河SOHO正式開拍,他驕傲地解釋:這是英國女設計師扎哈的作品,將來一定是北京的地標。這一剎那從他的眼神里,我好象捕捉到了蓋房子的成就感。一到拍攝間隙,他就會抱著APIC奮筆疾書。潘石屹的微博粉絲已經將近300萬人,看他一個人躲在遠處發微博,我就想是不是封閉世界出來的人都愛新媒體?

收工以後我的一個同事告訴我,剛才潘總發了一條微博:我和賈樟柯在冷風裡拍電影,可我不知道電影叫什麼名兒。

每天都吃不飽

賈樟柯:我們回到你在天水的生活,你是60年代生人,1963年,對吧?

潘石屹:對。

賈樟柯:我是1970年出生的,對於那個時代還有一些記憶。我想知道,在成長的過程中,你所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環境,什麼樣的憧憬、什麼樣的家庭?

潘石屹:在我出生的那個年代好像全中國都非常貧窮,西部比沿海城市還要偏窮一些,單就西部來說城鄉之間的差別也很大,而我正好是在農村出生的。因為父親錯劃成右派,全家都到鄉下去了。小時候這十四年,在我記憶還比較清晰的幾年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疾病,因為我母親長年有病。我當時覺得疾病是一個特別大的壓力,也是特別大的災難。其次就是飢餓。我記得在我出生之後,有好幾年時間都是吃不上飯。70年代初,1970、1971這兩年基本上都是靠吃救濟糧,還很難吃飽。最後父親母親就做了一個決定,現在回想起來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決定。因為沒有糧食吃,就把我的一個妹妹送給別人家。送出去唯一的條件就是只要家裡有個奶羊,能夠讓我妹妹吃上羊奶,妹妹送出去之後一直到高中畢業才回來。大概過了半年時間,另外一個妹妹也被送出去,比送第一個妹妹還要痛苦。我記得第一個妹妹送出去的時候才兩三個月大,第二個妹妹送出去的時候已經三歲,會說話了,只能無奈送出去。

在我們甘肅有一個說法,最富裕的地方就是陝西的八百里秦川,能到陝西生活是一個特別幸福的事情,所以就把我的第二個妹妹送到陝西去。我們家的人心裏面也很難受,我妹妹年紀比較大了,在陌生人家會很痛苦,所以待了一年多時間我就把她背回來了。我有生以來走過的最為漫長最為痛苦的一段路,就是把我妹妹從陝西背回來的這段路。記得當時我父親來村口接我們,一家人都非常高興。

賈樟柯:你是隻身一個人去陝西接妹妹嗎?

潘石屹:我的家鄉在甘肅和陝西的交界處。我不是到陝西背的,而是別人坐火車把我妹妹帶到離我們村子還有二十里的一個村子。我是到這個村子去背的。

賈樟柯:那麼久沒見妹妹了,再次見面的時候是一種什麼感受?

潘石屹:小孩三四歲的時候變化很快。甘肅話跟陝西話是不一樣的。我妹妹走的時候還講我們方言,再次見到她的時候就發現她講的話跟我們完全不一樣了,她一開口,我就覺得,哎喲,好像不一樣了。但還是有一種特別親熱的感覺。到了這一家人里,他們就給我們吃飯。吃完飯以後我們就開始走,走著走著,走不動了,我就背著她走一段,然後我們倆再一起走一段。大概十幾二十幾里的山路吧,我們走了整整一上午。然後到了村口的時候,我父親就從工地跑下來接我們。接我們那時候,我記得我穿著兩隻鞋,其中一隻鞋沒有鞋底了。然後父親說,哎喲,怎麼沒有鞋底了呢?我說,路不好走,一個鞋底掉了。然後父親說了一句話,我是做夢都沒想到的,他說,不要著急,完了我到街上去給你買上一雙鞋。如果街上沒有你能夠穿的鞋,我哪怕給你買上一雙皮鞋。當時穿皮鞋對我來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鄉下人怎麼可能穿皮鞋呢?於是父親給我開了個空頭支票,之後從來沒給我買過皮鞋。但當時我還是挺高興的。我想可能是父親看到我把妹妹背回來比較感動吧。

賈樟柯:最初你生活在這麼一個貧窮的世界裡面,你是什麼時候對物質、對財富開始有了渴望呢?

潘石屹:從小的時候吧。小時候我就覺得一定要有錢,哪怕從地上撿一分錢都能高興半天。因為有了錢,我的妹妹就可以不用送到別人家去,我母親病就能治好,讓她可以走下病床,我就能穿上一身漂亮的衣服。所以很小的時候就特別渴望有錢。這對我以後的影響都是很大的。其次就是對糧食,對於我來說它不僅僅是腦子裡的一個想法,更是肚子裡面的感覺。當你飢餓的時候,對糧食非常的渴望。所以每一年生產隊要分糧食的時候,我都要去背糧食,儘管特別累,心裡卻是一種特別幸福的感覺。我記得有一年,可能是1971年,我們那邊鬧旱災,然後政府就給我們分救濟糧。所謂救濟糧其實就是紅薯片,河南的紅薯片,而且基本都發霉了。大概有幾個月的時間就吃這個紅薯片,吃得我到現在一吃紅薯胃裡就直冒酸水,應該就是那時候吃紅薯片吃傷了。

有一次我去分紅薯片的時候,我們這個生產小隊的隊長就不給我分了。他說因為你們家是地主,按照現在的政策來說的話,不能給你們家分。我就特別沮喪。因為別的小孩去了都分了,就我一個人沒分。回去以後我就跟我爸說,生產隊的隊長不給我們家分,說因為我們家是地主。我記得我爸說了一句,地主也不能餓死人啊。結果我媽說,千萬不要說,千萬不要說,說完了以後就把你抓走了,就給你辦學習班去了。然後我爸也沒吭聲。過了一段時間,我媽說你還是去求求別人吧,讓我去求求別人。我去的話,又跟他們說,我都忘了說了一些什麼東西。最後生產隊長就說是政策搞清楚了,原來沒搞清楚。不是不分給地主家,是不分給地主分子家,這個還是有一個嚴格的區別的。他說地主分子家不分的話,我想到我奶奶家就不能分了。因為我奶奶是屬於地主分子,我們家的家庭成分是屬於地主,就是地主分子的家屬。所以每一次當我看到糧食,都有一個特別大的渴望。到現在為止,我只要看到飯桌上面有剩下的飯,我都覺得心裏面特別不舒服。正因為這種不舒服,老就吃多,所以自己也發胖了。

賈樟柯:我們了解到,你的爺爺也是黃埔烈士,雖然是在一個貧窮的地區,但是像你們家還是有一個傳統,比如說好讀書、好學。你給我們介紹一下你們家庭吧。

潘石屹:我們的家族,我的祖先干過什麼事情,對我來說是特別模糊的。而且在小的時候,家長特別不願意讓小孩知道這些事情,怕出去闖禍。我記得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就跟一個同學打了一架。這個同學一定說我爺爺是被共產黨拉到河畔,就是渭河的河畔給槍斃了。當時我也不敢狡辯,我就回去問我奶奶,我奶奶就堅持說,你爺爺不是拉到河畔槍斃的,是病死的,餓死的,是自然死亡的。所以我回去以後就找那個同學,我覺得這是對我很大的侮辱。我爺爺明明沒有被槍斃,他非得說是槍斃了的。然後就跟那個小孩打了一架。後來我搞清楚,就是我爺爺真不是槍斃的,是因為得了一個腸梗塞的病死的。可是我跟那個同學打了一架之後,所有的老師不向著我,都向著貧下中農家的孩子,又給我開批鬥會,又不讓我回家。所以我回家之後就覺得特別委屈。我就跟我奶奶說了,我奶奶就特彆氣憤,她說這一家的孩子是你姑姑送給他們家的,應該跟我們家還是親戚,應該知道我們家的情況。你爺爺確實不是共產黨槍斃的,是餓死的。所以我奶奶帶著我又到他們家去,評理去了。我記得去以後他們家的人特別熱情,讓我們喝茶,還讓我們吃了飯。然後我們就高高興興地回來了。

賈樟柯:那個時候在農村應該都過有務農的經歷,你做過農活嗎?

潘石屹:基本上所有的農活我都干過,除了扶犁,就是前面兩個牛拉著,後面扶犁。除了這個技術活沒幹過之外,其他所有的活我都干過。我當時還在想,能夠扶上犁,自己也就長大了。但扶犁的事情我到現在都沒做過,也是一個遺憾吧。

賈樟柯:後來你父親平反,生活應該有所改變吧?

潘石屹: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時我大概十四歲吧,全家又從鄉下搬到城裡去了。一輛解放牌的卡車,拉著我們一家人。我記得當時家裡唯一的傢具就是一把椅子,走的時候,全村的人都出動了,什麼地富反壞右、貧下中農,全都出動了。而且都哭。我記得我奶奶就沒有出來,她說她怕哭,一哭就覺得特別難受。我母親還癱瘓,沒擔架,就拿了兩個木頭條子,然後把我們家的一塊帆布,拿了個繩子綁到上面,做了一個擔架,把我母親抬上了車。我們特別高興,就覺得進了城了從此以後就是城裡人了。可到了縣城,到了清水縣,我的第一個感覺特別不好。我記得我們下了汽車,又來到一個衚衕,汽車開不到裡面去。我的弟弟當時大概四歲多,不到五歲,一隻鞋也丟了。我弟弟扶著擔架,我的兩個手抬著母親,父親在後面。就經過這個街道,一路走下來,沒有一個人來幫助我們,所有的人都看著,都在門口看著我們。我們穿的衣服也不好看,就跟逃難的一樣,實際上是已經平反了的。前面有我弟弟,還有兩個妹妹。我對城裡生活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和人之間的距離特別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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