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7-1）成化中興

由於朱祁鈺的兒子早夭，無法解決繼承人問題。1457年，北京保衛戰之後8年，朱祁鈺生了重病，長期卧床不起。幾個政治投機分子趁機發動政變，重新擁立朱祁鎮當皇帝，史稱「奪門之變」。

朱祁鎮繼續當了七年皇帝以後死去，廟號明英宗。他的兒子朱見深繼位，這是明憲宗，年號成化，大明第八位皇帝。明朝總共16個皇帝，朱見深和他的兒子明孝宗朱佑樘在中間。

在父親朱祁鎮在蒙古當俘虜和回國當太上皇期間，朱見深待遇比較慘。太子身份被廢掉，另立朱祁鈺的兒子為太子。國家只安排了一個比他大十七歲的宮女叫萬貞兒的照顧他，幾乎所有人都生怕跟他沾邊。結果這個朱見深就和萬貞兒就產生了忘年戀。

朱見深當了皇帝以後就把這個宮女封為妃子，一直很受寵愛。因為皇后跟萬妃鬧矛盾，朱見深二話不說就把皇后廢了，後來也不再立皇后。這個萬貴妃就成了後宮之首。兩人後來同一年去世，感情一直很好。

這本來應該是一段美談。說明皇帝是個有良心的人，「患難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嘛，對不對？不過因為二人年齡相距太大，傳來傳去傳成了一個心理變態的故事。說什麼朱見深有戀母情結，缺乏安全感，是一個容易欺負的老實人云雲。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明朝那些事兒》裡面的描述。

這些看法完全錯誤。朱見深是一代雄主。在任二十三年，不斷發動戰爭，對內殘酷鎮壓農民起義，對外嚴厲打擊蒙古和女真部落；一方面大封爵位，獎勵武將，一方面設立西廠、整頓吏治，其功績與作風都與漢武帝相似，跟老實人一毛錢關係都沾不上。

他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甘肅總兵、遼東總兵、宣府總兵、延綏總兵、薊州總兵、大同副總兵、遼東右僉都御史、延綏右僉都御史、宣府左僉都御史等九人召回北京。因為這九人在邊境鎮守多年，卻沒有立下什麼軍功，於是盡數撤換。

換上的人，基本都是在北京保衛戰前後立下戰功，「奪門之變」後被朱祁鎮打壓的將領。

比如定襄伯郭登。土木堡之變發生時，郭登作為參將協助鎮守大同。當時大同守軍大部分在土木堡戰死，人心惶惶。郭登激勵將士，弔死問傷，親自為士卒裹創傅葯，說：「吾誓與此城共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在最危險的時刻守住了大同。

後來，蒙古人帶著被俘的朱祁鎮到大同城下要挾守將開門。郭登堅決拒絕開門，被朱祁鎮記恨。朱祁鎮復辟以後，將郭登判處死刑，在群臣的勸阻下，改為貶到甘肅充軍。朱見深一上台就恢復了郭登的爵位，讓他直接代替被撤掉的甘肅總兵王琮。

朱見深如此大規模的撤換邊防要塞的軍事主將，是要冒很大風險的。但他就這麼幹了，而且沒有引起任何問題。

第二件事，就是以貪贓枉法的罪名，把他父親最信任的錦衣衛首領斬首、抄家；

第三件事，就是為朱祁鈺恢復帝號——朱祁鎮第二次當上皇帝以後，宣布廢除朱祁鈺的皇帝地位，就像明成祖朱棣廢除朱允炆的帝號一樣。

然後，他又為北京保衛戰的首席功臣于謙平反——于謙在「奪門之變」後被以反對朱祁鎮復辟的虛假罪名被冤殺。朱見深承認了他在北京保衛戰中的功績，恢復太子少保的頭銜。此後數年間，大批受朱祁鈺和于謙案牽連的官員被重新啟用。

按照儒家思想的要求：「三年無改父之道，可謂孝矣」。十七歲的朱見深剛剛當上皇帝，就撤換他父親的將領、殺掉他父親的親信、平反他父親的仇敵和製造的冤案，其魄力可見一斑。

東宮太監王綸辛苦服侍他好多年，眼看朱見深當皇帝了，收了幾個投機政客的錢，想在朝臣裡面培養幾個自己的勢力，被內閣首輔李賢彈劾。朱見深立刻就把王綸貶到南京去做苦役。他對萬貴妃講良心，那是跟國家大事無關，對這種關係到政治是非的問題，處理起來一點不留情面。

把這些事情幹完之後，朱見深這才開始認真關心起來：如何收拾他父親留下的爛攤子。

明英宗朱祁鎮留下的攤子，確實是個爛攤子。

明朝前期的權力結構，主要由幾個部分的人組成：文官士大夫集團負責行政、武將勛貴集團主管軍事、宦官集團以及錦衣衛負責監察。

其中，武將勛貴集團的來源主要是開國元勛的後代，以及士兵中通過打仗陞官升上來的武將。有的武將以軍功封爵，這些爵位也可以傳給子孫。這些人專門負責打仗。文官集團基本不能插手軍權。

土木堡之變，朱祁鎮帶出去都是武將勛貴中的精英，這部分基本被蒙古一網打盡了。王振作為宦官集團的首領，對土木堡之變負主要責任，變得臭名昭著，其黨羽被誅殺殆盡。宦官集團的勢力也遭到嚴重打擊。以于謙為首的文官集團，在北京保衛戰中立下大功。新皇帝朱祁鈺以親王的身份入繼大統，對宮中的宦官不熟悉，而專門信任於謙等文臣。於是就出現文官集團一支獨大的局面。

受到排擠的宦官集團和武將集團對此非常不滿。司禮監太監曹吉祥、武將石亨，聯絡因為主張放棄北京遷都而受到打壓的文官徐有貞，擁立朱祁鎮復辟。所以這個「奪門之變」本質上，是宦官集團和武將集團從文官手中奪回權力的一次政變，有很深的政治背景。

朱祁鎮再次登基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于謙殺了。這是毫無必要的。于謙是儒家士大夫的典範，清正廉潔、一心為公。他擁立朱祁鈺，並且跟新皇帝一起保衛北京，然後又盡心儘力輔佐之。都是出於公心，而不是為朱祁鈺個人效忠。對於謙來說，誰當皇帝都一樣，關鍵是要把國家治理好。

但宦官集團和武將集團堅持必須要殺掉他，給他安了一個「準備迎立外地藩王繼承皇位」的虛假罪名，朱祁鎮為了證明奪門之變的必要性，也表示同意。此後幾年，他們又系統性的對北京保衛戰中立下大功的文臣進行迫害。這些都是經過危難考驗的棟樑之才。國家政治於是一片糜爛。

但是，政治投機的成功只能帶來短暫的勝利，實力的對比才是決定勝負的關鍵。武將勛貴和宦官集團的精英在土木堡被大量消滅。曹吉祥和石亨都是缺乏政治頭腦的庸才，手下也沒什麼得力幹將，唯一有點本事的徐有貞還是文官集團的一員。奪門之變的這三大巨頭，分屬三個利益集團，同盟關係也並不穩固。

文官集團中有頭腦的人物很快就發現了問題所在，通過巧妙的政治謀略，重新獲得朱祁鎮的信任，先後把石亨和徐有貞搞掉。曹吉祥一看勢頭不對，「奪門三巨頭」就剩他一個還沒事，扳著指頭都知道下一個肯定輪到自己倒霉了。情急之下，乾脆讓他的侄子曹欽起兵謀反，妄圖帶兵衝進皇宮，殺掉朱祁鎮另外立一個新皇帝——這個事情也可以旁證：胡惟庸和藍玉的謀反並不算違反常理。跟朱祁鎮相比，朱元璋嚴酷得多；而跟曹吉祥相比，胡惟庸和藍玉所掌握的力量又要強大的多。曹吉祥都敢謀反，胡惟庸和藍玉為啥不能謀反？

曹欽的叛亂只用了一個晚上就被撲滅。文官集團的地位更加不可動搖。由此衍生出來了一個新的制度：文官統兵。

在朱元璋的時代，練兵和管兵之權歸武將，統兵權歸親王，文官只負責錢糧後勤。朱棣登基以後，廢除了親王的統兵權。這樣，練兵和統兵權就都落到武將勛貴手裡。朱棣對此不能十分放心，就搞了一個「宦官監軍」制度。也就是在重要的軍事要地，或者出征打仗的過程中，都要安設一個宦官去當「監軍」，監督武將的行為，隨時向皇帝彙報。

土木堡之變後，一直到朱祁鎮去世這一段時間，武將勛貴集團人才凋零，文官就把領軍出征的權力拿了過來，逐漸成為定製。這就形成了明朝很有特點的軍事制度：文官為總指揮，負責制定戰略；武將當總兵，負責軍隊的訓練和日常管理，相當於副總指揮；太監當監軍，負責向皇帝彙報軍情，相當於督察員。「三駕馬車」互相配合、互相監督。每個重要的軍事據點，每次重要的軍隊出征，都要配齊這「三駕馬車」。

經過這一系列巨大的政治變故，帝國管理體制出現了嚴重的鬆動。政治鬥爭太厲害，皇帝也變得疑神疑鬼，地方上的局面很快就開始失控。在廣西出現了瑤民起義、四川爆發了趙鐸為首的農民起義、在湖南四川交界處的荊襄地區爆發了流民起義，在寧夏陝西一帶爆發了多個少數民族聯合起義。此外，北方的蒙古人不斷到河套地區搶掠，東北地區的建州女真叛亂……

農民起義是帝國的常態，都是可大可小的。盛世也有，一般鬧不大。由於土木堡之變後朝政混亂，朝臣們忙著搞政治鬥爭，各種折騰，沒人管這些事兒。小規模的起義就越搞越大。

等到朱祁鎮去世，各方面的報告像火山噴發一下報上來了。一時間看起來非常嚇人：廣西起義已經變成了兩廣起義，而且義軍已經進入湖南。荊襄流民起義軍正在攻打襄陽；四川、寧夏也有好幾萬人的起義，連破數個城池。對蒙古和建州女真的作戰連連失利，連經濟最發達的江浙地區都出現了小規模的暴動……

擺到剛剛登基的朱見深面前的，幾乎就是一個王朝快要亡國時候才能看到的局面：內憂外患、暴亂四起。比一百多年後崇禎皇帝登基時面臨的局面還要嚴峻——那時候李自成張獻忠都還沒有起義，蒙古已經衰落，只有建州女真在關外鬧事，但努爾哈赤已經去世，看起來並不那麼可怕。

朱見深首先要處理的，是最緊急的兩廣叛亂。朱棣時代征服的越南北部早在宣宗朱瞻基的時候就丟掉了。現在，緊靠越南的廣西也很危險。這個地方其實已經鬧了有幾十年，每次中央派軍征討，叛軍和變民就躲進大藤峽裡面。這個大藤峽方圓數千平方公里，裡面河流縱橫、高峽林立，大軍無法進入。只能在周圍燒殺搶掠一番之後退兵，然後叛軍又重新跑出來鬧事。

朱見深得到的最新彙報是：廣西幾乎全境失守，廣東和湖南受到波及，兩廣首府梧州也快要完蛋了。兩廣鎮守太監、巡撫、總兵全部待在梧州城內，僅僅七百叛軍竟能大搖大擺入城劫掠一夜而去，城中重兵無人敢與對抗。中國隨時可能像丟掉越南一樣丟掉廣西。

面對這種最緊急的軍情，首先要找到合適的統帥。他讓首輔李賢推薦人選，李賢說兵部尚書王竑比較懂軍事，可以讓他推薦。朱見深就去問王竑，王竑說：「要想平定兩廣叛亂，非韓雍不可。」

這個名字一提出來，朝堂一片嘩然。為什麼呢？因為這個韓雍剛剛捲入東宮太監王綸的案子。當時傳說，王綸打算任命某人取代李賢任內閣首輔、任命韓雍取代王紘任兵部尚書。李賢在彈劾王綸的奏章裡面，把韓雍也列為王綸一黨。朱見深就把韓雍一塊兒給貶到浙江去了。

剛剛貶走的官員，馬上就重新啟用，而且委以重任，皇帝和首輔大人豈不是都很沒有面子？

朱見深經過反覆考慮，決定同意王竑的意見，任命韓雍為總指揮，另外任命武將趙輔為總兵，太監盧永為監軍。「三駕馬車」組合完成，帶著十五萬軍隊就到廣西平叛去了。

平叛的路上，翰林院編修邱浚上書內閣首輔李賢，說大藤峽那個地方非常險峻，大軍無法進入，正確的方略應該是先逐步剿滅外圍的叛軍據點，然後把它的幾個出口堵住，封閉起來，讓裡面的亂兵缺乏糧食供應，圍它個一兩年。這樣既安全，又能保證勝利。

李賢看了覺得很有道理，就轉呈給朱見深。朱見深看了也覺得很有道理，下令轉發給還在路上的韓雍，建議他按照這個思路來平叛。

韓雍一接到摺子就回復了：「邱浚的那個方案不行。大藤峽綿延六百多里，有很多河流貫穿其中，地形非常複雜，要想把所有出口都封住需要耗費很多兵力，也未必能真的封得住。這麼多兵力耗在廣西一兩年，會耽誤國家其它地方的用兵。我建議直接衝進大藤峽，把裡面的叛軍全部消滅。沒有這個據點以後，其它地方的小股叛軍就很容易撲滅了。」

奏章到了北京以後，朝廷又是一片嘩然，馬上分成兩派開始大辯論。大部分人支持邱浚的方案，認為韓雍的方案過於冒險。大藤峽裡面有些什麼都不知道，幾百里長的山谷、河流，十幾萬大軍開進去，萬一中了機關埋伏，很有可能就全軍覆沒在裡邊。現在天下叛亂四起，國家承擔不起這樣的損失。土木堡之變的軍隊死亡人數，也就是十萬左右。

也有一部分人認為，韓雍說的有道理，把中央精銳部隊耗在廣西一兩年，對其它地區的平叛和北方的防守非常不利。速戰速決才是最佳選擇。

那麼，到底應該選擇哪一個方案呢？

最後，一切的一切，還是要由不滿18歲，高中沒畢業就當上皇帝的朱見深來拍板。

十幾萬人的生死，甚至整個帝國的興衰，就捏在了這個從未見識過戰爭的年輕人手裡。

朱見深日夜閱讀各種分析戰局利弊的奏章，陷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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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這個國家會好嗎》的前傳，目的在於重新解讀中國歷史，剩餘部分會在微博繼續連載。作者李曉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