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兒童文學的發展思潮與創作演變

六十年兒童文學的發展思潮與創作演變 王泉根

  從加強革命傳統教育,表現英雄主義、集體主義、理想主義、愛國主義的「十七年」兒童文學,到向成人文學的「中心任務」「階級鬥爭」的範式不斷靠攏的「文革」中兒童文學,再到兒童文學作家主體意識逐漸覺醒、並走向「強調」的改革開放三十年兒童文學,最後到新世紀多元共生的兒童文學新格局,新中國六十年兒 童文學走過一條不尋常的路。

  王泉根,浙江上虞人。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兒童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員會副主任。著有《王泉根論兒童文學》、《現代中國兒童文學主潮》、《中國姓氏的文化解析》等十餘種著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六十年了,六十年中國兒童文學是與中國社會文化、中國當代文學同步發展演進的,同時又有其自身的獨特性與藝術規律。概括地說,六十年兒童文學前三十年折騰多,後三十年成效大,六十年兒童文學在不斷探索中積聚了十分豐富的內涵與十分寶貴的經驗,限於篇幅,本文擬就六十年兒童文學的發展思潮與觀念、作家原創與出版兩個方面作一透視,以期探折六十年兒童文學的深層次變化。 思潮與觀念:成人中心主義到兒童本位

  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根本區別是:成人文學是成年人之間的文學活動與精神對話,而「兒童文學則是大人寫給小孩看的文學」,即兒童文學的創作、傳播(包括編輯出版、批評研究、推廣應用等)主體是成年人,而其接受、消費主體是處於啟蒙、成長年齡階段的少年兒童。兒童文學從根子上說是由成年人主宰、生產、指導的文學,從根本上說是體現成年人目的、目標、意志與理念的文學,因而這種文學與成年人如何理解、對待兒童的觀念與行動也即「兒童觀」緊密相關。有什麼樣的兒童觀,就有什麼樣的兒童地位、權利、生存狀況,也就有什麼樣的兒童文學的價值取向、文化選擇、審美追求與藝術章法。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在一切兒童文學現象背後,有一雙無形的手在掌控、規範著兒童文學,這就是成人社會的「兒童觀」。進入20世紀以來,中國人的兒童觀經歷了傳統社會視兒童為「縮小的成人」——五四新文化時期的「救救孩子」「兒童本位」——共和國成立後的「紅色兒童」「革命接班人」——新時期的「兒童權利」「兒童生存、保護和發展」等階段。六十年兒童文學的發展思潮與理論觀念的演變、更新,正是圍繞著「兒童觀」這一核心問題而展開的,同時在歷時性的軸線上經歷了三方面的挑戰。

  首先是成人中心主義的挑戰。共和國建國伊始的「十七年」(1949—1966),由於方方面面對兒童和兒童文學的重視,當代兒童文學曾迎來了第一個「黃金時期」(主要是1950年代)。作家團隊中既有葉聖陶、冰心、張天翼、陳伯吹、嚴文井、金近、賀宜、包蕾、郭風等一直關心兒童的現代兒童文學老作家,又有魯兵、聖野、洪汎濤、葛翠琳、任大星、任大霖、任溶溶、邱勛、蕭平、袁鷹、柯岩、徐光耀、孫幼軍、金波等一大批中青年作家。50年代為兒童文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態環境,創作基調青春、樂觀、清新、向上。張天翼提出的兒童文學要對兒童「有益」和「有味」的兩個標準,陳伯吹提出的著名的「童心說」,代表了這一時期兒童文學的主體觀念與審美走向。

  但從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隨著當代文學政治挂帥、「中心任務配合論」尤其是「階級鬥爭工具論」等思潮的急劇膨脹與干擾,兒童文學被迫突出成人中心主義,向成人文學的「中心任務」「階級鬥爭」的範式不斷靠攏,消解以至剷平為兒童服務的根本藝術屬性,造成如同茅盾在60年代初所批評的那種「政治掛了帥,藝術脫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語言乾巴巴」的尷尬局面。「兒童文學是教育兒童的文學」,正是當時工具論文學觀在兒童文學理論的突出反映。這一尷尬局面的徹底化解一直要等到改革開放的新時期。

  「以兒童為主體」,這是改革開放三十年兒童文學觀念的根本轉變。將兒童文學從以成人意志、成人功利目的論為中心轉移到以兒童為中心,貼近兒童,走向兒童,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變革。正是在「兒童本位」的旗幟下,後三十年兒童文學才能出現「兒童文學作家是未來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兒童文學要為兒童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礎」、「兒童文學的三個層次」、「兒童文學的童年情結」、「兒童文學的成長主題」、「兒童文學的閱讀推廣」等等一系列執著於兒童文學自身本體精神的學術話語與基本觀念的探討和建設。從整體上說,改革開放以來,後三十年兒童文學經歷了回歸文學——回歸兒童——回歸(作家創作)藝術個性的三個階段,但其核心則是回歸兒童,讓文學真正走向兒童並參與少兒精神生命世界的建設。「走向兒童」是後三十年兒童文學高揚的美學旗幟,由此極大地提升了兒童文學的價值功能,增強了作家的使命意識、人文擔當與社會責任感。

  進入世紀之交尤其是新世紀以後,中國兒童文學面對的是全球化時代市場經濟、網路時代傳媒多元的雙重挑戰。這一挑戰至今依然檢驗和考驗著兒童文學的現實姿態與未來走向。關於「藝術的兒童文學」與「大眾的兒童文學」的討論,關於兒童文學的典型化與類型化創作應面對不同年齡層次兒童的觀念,關於兒童文學閱讀推廣中的經典閱讀、分級閱讀、親子閱讀、班級閱讀的策略,關於兒童文學利用語文教學改革多渠道(課程資源、課外閱讀、校園文化建設)進入校園的舉措,關於兒童文學對接兒童影視、動漫、圖畫書、網路文學等多媒體形式的探討,以及知名作家配合出版社紛紛走向孩子們中間簽名售書、演講兒童文學等方式,正是兒童文學應對市場經濟、傳媒多元的雙重衝擊和挑戰所採取的積極策略與冷靜理路。事實證明,兒童文學界的這些舉措和行動都是實事求是、行之有效的,誠如曹文軒在前不久「全國兒童文學理論研討會」上所指出的那樣:商業化、網路化也可以成就兒童文學,「巨大的發行數,不正是憑藉商業化而得以實現的嗎?憑藉或是利用商業化,不是也能將優秀的兒童文學送到更多的讀者手中嗎?」孫建江說得更為透徹:「無論你願意還是不願意,兒童文學無法迴避市場:對於創作者,市場意味著讀者;對於出版者,市場意味著可持續發展。市場本身並不可怕,市場可以催生一批又一批的低檔次作品,市場同樣可以孕育高品質的兒童文學作品。關鍵在於,是無條件一味迎合市場,還是按照客觀規律積極引導市場。」顯然,在今天市場經濟、傳媒多元的環境下,兒童文學工作者需要承擔起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複雜、更為艱巨的真正對兒童負責、對民族和人類下一代負責的文化擔當和美學責任,需要更為清醒地把握和堅守先進的科學的符合時代潮流的「兒童觀」。 原創出版:「五代同堂」與「多元共生」

  六十年兒童文學的突出成就體現在作家原創的大面積豐收和出版傳播的超越式發展上。作家隊伍建設是發展文學事業的重中之重,沒有作家原創就沒有文學系統工程的一切。

  六十年間,中國兒童文學曾在長時期內擁有過「五代同堂」的鼎盛局面:第一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文學啟蒙的一代,代表人物有葉聖陶、冰心、茅盾、鄭振鐸等,第一代主要是開創之功、奠基之功,而且一開局就是大手筆。第二代是三四十年代戰爭環境中革命和救亡的一代,代表人物有張天翼、陳伯吹、嚴文井、賀宜等,他們用文學直接切入現代中國的社會形態和革命救亡等時代命題。第三代是共和國「十七年」運動語境中的一代,代表人物有金近、任大霖、任大星、葛翠琳、洪汛濤、魯兵、任溶溶以及孫幼軍、金波等,他們創造了當代中國兒童文學原創生產的第一個黃金時期,同時在文學配合「中心」、「運動」的複雜背景下進行著痛苦的探索與民族化追求。第四代是經歷過「文革」「上山下鄉」終於迎來改革開放的一代,代表人物有曹文軒、秦文君、張之路、沈石溪、班馬、董宏猷、周銳、冰波、鄭春華等,他們的特殊人生經歷鑄就了他們對兒童文學的文化擔當與美學品格的執著堅守,努力踐行用文學塑造未來民族性格,打造少年兒童良好的人性基礎。第五代作家大致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逐漸成名,如今正在成為中國兒童文學最具創造力、影響力與號召力的群體,代表人物有楊紅櫻、湯素蘭、彭學軍、薛濤、殷健靈、郁秀等。今天,更為年輕的「80後」、「90後」中的一部分文學新秀也在積極加盟兒童文學,這是使人十分欣慰的現象。

  從總體上說,六十年兒童文學原創在不斷開拓進取,擴大藝術版圖,兒童文學的題材、內容、創作手法、文體等,都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五六十年代的兒童文學小說、詩歌創作大致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革命歷史題材,二是少先隊校園內外生活題材;加強革命傳統教育,表現英雄主義、集體主義、理想主義、愛國主義,是這一時期創作的主脈。前者影響較大的作品有:徐光耀的《小兵張嘎》,管樺的《小英雄雨來》,劉真的《我和小榮》,楊大群的《小礦工》等。後者如袁鷹的《丁丁遊歷北京城》,郭風的《葉笛集》,金近的《小隊長的苦惱》,任大霖的《蟋蟀》,任大星的《呂小鋼和他的妹妹》,胡奇的《五彩路》,柯岩的《小兵的故事》,蕭平的《海濱的孩子》,邱勛的《微山湖上》等。這一時期的童話創作注重張揚幻想空間,同時也吸收民間文學的營養。張天翼的《寶葫蘆的秘密》、嚴文井的《「下次開船」港》、陳伯吹的《一隻想飛的貓》、賀宜的《小公雞歷險記》、金近的《小鯉魚跳龍門》、洪汛濤的《神筆馬良》、包蕾的《豬八戒新傳》、葛翠琳的《野葡萄》、任溶溶的《「沒頭腦」和「不高興」》、孫幼軍的《小布頭奇遇記》等,以及金江的寓言《烏鴉兄弟》,是「十七年」幻想文學創作的重要收穫。

  進入改革開放的後三十年,兒童文學的「創作思想顯得十分活躍,兒童文學作家的主體意識也逐漸由覺醒走向強調,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美學』,探索適於自己個性的創作方法。」(蔣風《八九十年代中國兒童文學的走向》)一個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多元共榮的兒童文學新格局就此形成,進入新世紀顯得更為生動而清晰。於是這就有了:曹文軒堅守古典、追求永恆的《草房子》,秦文君貼近現實、感動當下的《男生賈里》,張之路集校園、成長於一體的《第三軍團》,董宏猷跨文體寫作的《一百個中國孩子的夢》,沈石溪全新的動物小說《斑羚飛渡》,楊紅櫻、鄭春華獨創品牌的《淘氣包馬小跳》《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孫雲曉的報告文學《十六歲的思索》,高洪波、金波、樊發稼、王宜振、徐魯等擁抱童真、獨創詩藝的兒童詩《我喜歡你,狐狸》、《我們去看海》、《小娃娃的歌》、《笛王的故事》、《我們這個年紀的夢》……才有了金波的詩體童話、鄭淵潔的熱鬧型童話、周銳的哲思型童話、冰波的抒情型童話、張秋林的小巴掌童話,以及成長小說、動物小說、雙媒互動小說……才能出現旗號林立、新潮迭出的創作景象,高舉起大幻想文學、幽默兒童文學、大自然探險文學、少年環境文學、生命狀態文學、自畫青春文學等一面面創新旗幟。

  多元共生的兒童文學新格局,需要我們的作家踐行多種藝術創作手法,多樣文學門類的審美創造,為小讀者們提供豐富的而不是單一的藝術作品。新世紀兒童文學在這方面已經表現出了積極的作為。這具體體現在:追求深度閱讀體驗的精品性兒童文學(如曹文軒的長篇小說新作《青銅葵花》,黃蓓佳的《親親我的媽媽》,金波的童話新作《追蹤小綠人》,張品成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十五歲的長征》,黑鶴的長篇動物小說《黑焰》,彭學軍的詩性文化成長小說《腰門》,李建樹的校園情感小說《真情少年》等)與注重當下閱讀效應的類型性兒童文學(如楊紅櫻的「馬小跳系列」、「笑貓日記系列」,楊鵬的科幻《校園三劍客》,葛競的《貓眼小子包達達》系列等),直面現實、書寫少年嚴峻生存狀態的現實性兒童文學(如薛濤、董恆波、劉冬等的《遼寧小虎隊兒童文學叢書》,韓青辰的長篇報告文學《飛翔,哪怕翅膀斷了心》,邱易東的長篇農村題材報告文學《留守中學生的成長故事》等)與張揚幻想、重在幻想世界建構的幻想性兒童文學(如曹文軒的多卷本幻想小說《大王書》,殷健靈的長篇《風中之櫻》,薛濤的《精衛鳥與女娃》等),交相輝映,互補共榮,出現了一批有影響的作品,為新世紀原創兒童文學注入了一股深刻、飛翔、靈動的多樣元素。

  五六十年代,我國只有北京的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上海的少年兒童出版社兩家少兒社,出版品種甚為有限。今天我們不但有34家專業少兒讀物出版社(這是兒童文學的出版主力軍),同時國內570多家出版社中有520多家也爭相出版少兒讀物,還有多家民營企業的加盟。我國少兒圖書的年出版品種已由過去的200多種發展到每年一萬多種,年總印數由3000萬冊發展到6億多冊,優秀圖書的重版率達到50%以上。2006—2007年,我們還出版了囊括百年精萃的《百年百部中國兒童文學經典書系》,2008年又出版了《改革開放30年中國兒童文學金品30部》,今年即將出版檢閱新中國六十年兒童文學成就的《中國兒童文學典藏》書系、《共和國兒童文學金獎文庫》等,這是何等使人鼓舞的業績!今日中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兒童文學、兒童讀物出版大國,並正在向強國邁進。承續著百年現代中國兒童文學血脈、六十年共和國兒童文學傳統,尤其是改革開放三十年兒童文學精神的新世紀兒童文學,必將為滋養、引領未來一代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長作出更大的貢獻,而新一代作家的崛起以及他們走向更為深廣的審美世界的追求,則讓人們看到了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繁榮的可能。

原載:《中華讀書報》2009-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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