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
07-05
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的資源、技術與生業研究 發生產力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古代技術和經濟的發展對中華文明起源起著重要作用。為了探討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階段的歷史面貌，對當時的技術與生業的特點和發展演變規律展開研究是必要的。為此，國家科技支撐計劃「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四階段設立了「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的資源、技術與生業研究」子課題（課題號2013BAK08B03），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牽頭，聯合全國各省市文博考古單位和相關學術單位，共同開展研究。課題採用多學科交叉的方法，從重要資源、農業生產、家畜飼養、冶金技術、陶器製作、石器製作、玉器加工等幾個方面展開研究，對公元前3500 年~公元前1500 年期間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的技術和生業背景進行全面系統的探討，認識技術和生業在中華文明形成與早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揭示文明形成階段的技術與生業的指標性特徵。在課題組全體成員的共同努力之下，相關研究順利開展並取得豐碩成果，值此新年之際，特擇取其中部分精彩研究成果予以公布，以饗讀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趙志軍 呂鵬） 鹽業資源研究 鹽是一種看似普通但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的特殊物質。鹽是「生命的食糧」，是民生之必需，是國家財富的重要來源。正因為如此，鹽產業一直是世界上很多國家由政府專控的壟斷產業。曾有學者指出：「人類文化總是從產鹽的地方首先發展起來，並隨著食鹽的生產和運銷，擴展其文化領域。文化領域擴展的速度，殆與地理條件和社會條件是否有利於食鹽運銷的程度成正比。起碼，在十七世紀以前，整個世界歷史，都不能擺脫這三條基本規律」。此言看似誇張，卻不無道理。 縱觀人類歷史，圍繞鹽業資源的控制、開發和爭奪的事例層出不窮，鹽業的生產和貿易推動了社會複雜化進程，帶動了文明的傳播和區域文化的交互，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研究領域。自遠古起，鹽資源的開發就成為社會複雜化的推手和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基石。在人類發展史上，有效地控制鹽業資源、把持鹽業生產和貿易流通以獲取優勢地位的例子不勝枚舉。鹽業與相關貿易、運輸以及社會各層面有關鹽的禮儀風俗已成為中國歷史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因為鹽業關乎到國計民生、滲透到人類文明史的各個層面，因此成為世界各國考古學家的重要研究課題。 中國擁有豐富的鹽業資源和悠久的鹽業生產歷史。歷朝歷代更是保留了豐富的鹽業鹽政史料和製鹽典籍。但缺乏相關考古資料，鹽業考古研究在我國長期處於空白。近10 余年來，北京大學與美國、法國等國際研究機構合作，在中國各地展開了一系列的鹽業考古調查發掘，特別是參與了對重慶忠縣中壩遺址的發掘，採用多學科合作的方法和新理念，發掘出土一批早期製鹽遺迹及堆積豐厚的製鹽陶器，這一發現對深入了解我國4000 多年以來的鹽業生產歷史以及與中華文明形成的關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我們的近期研究成果集中發表在《中國鹽業考古（3）：長江上游古代鹽業與中壩遺址的考古研究》（科學出版社，2013 年）一書。長江上游地區的生態和地理自成體系，史前至歷史時期的人文景觀和考古學文化風貌獨特。特別是中壩這處著名的製鹽遺址出土的各類實物資料，展示了從距今4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至近現代西南地區的鹽業生產歷史，我們藉此深入探討了中壩遺址發現的各類製鹽遺迹的功能和特點、製鹽陶器的形態和容積反映的工藝流程變化和產業規模的擴張，以及鹽業生產組織、配套產業、動植物利用、宗教活動、燃料開採對環境的影響等內容。這些富有建設性的研究成果運用了多學科的方法，大大拓展了考古學的探索，體現出對長江上游盆地古代製鹽業的時間跨度、規模、技術和經濟重要性認識的巨大飛躍。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李水城） 農業生產研究 農業是人類基本生活資料的主要來源，是古代文明形成時期的重要物質生產部門，是當時社會生產力的代表，探討古代文明起源必須要了解同時期農業經濟的特點和發展，以及二者之間的相互關係。通過對所選擇的一系列考古遺址出土的植物遺存開展系統分析，再綜合前階段的研究成果，我們對公元前3500 年～公元前1500 年期間中國古代農業的發展模式得出了以下認識： 仰韶文化時期是中國古代農業經濟的形成時期。我們的研究揭示，農業起源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漸變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採集狩獵在人類經濟生活中的比重日漸衰落，農耕生產的比重逐步增強，直至公元前3500 年前後的仰韶文化晚期階段，農業生產終於取代了採集狩獵活動成為中國特別是北方地區的經濟生活主體。農耕經濟的建立標誌著古代社會生產力進入一個快速發展階段，社會財富不斷增加，生產關係出現變化，社會結構的大變革即將來臨。 龍山時代的農業發展主要表現在不同區域的種植制度的形成。種植制度是指一個區域內農業生產的作物布局和種植方式。在龍山時代形成了四個主要種植制度：西北地區和西遼河流域的以粟和黍兩種小米為代表的典型北方旱作農業傳統，長江中下游地區的以種植單一農作物水稻為特點的南方稻作農業傳統，黃河下游即海岱地區的水稻和粟、黍並重的稻旱混作種植制度，黃河中游即中原地區的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麥的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各區域之間不同的生態環境特點和農耕生產條件是造成農業生產多樣性的主要原因，但文化傳統的制約和農耕生產技術的進步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二里頭時期的農業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中原地區。早在龍山時代形成的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此時得到了進一步完善，中原地區的農業雖仍以粟和黍兩種小米為主，但水稻比重增加，大豆廣泛種植，小麥普遍出現。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有利於提高限定區域的農業的生產總值、減輕各種自然災害對農業經濟的影響、為引進農作物新品種提供先決條件，在當時是一種先進的農業生產模式。 商周時期的農業發展呈現出了「五穀豐登」式的農業生產特點。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麥的種植生產各有千秋，其中最突出的是小麥的迅速普及。小麥起源於西亞，後傳入中國。小麥傳入中國的時間和途徑是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我們對全國範圍考古遺址出土的早期小麥遺存開展統計和梳理，並擇要進行直接年代測定，結果顯示，大約在公元前2000 年前後小麥傳入黃河中下游地區，到商周時期小麥已經在中國北方普遍種植。小麥是高產旱地作物，傳入中國後必將促使北方旱作農業由種植小米為主向種植小麥為主的方向轉化。中國農業的「南稻北麥」生產格局在商周時期已現雛形。總之，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中國古代農業也在不斷地發展和變化，其中有三個時間節點最為關鍵，一是在仰韶文化晚期農耕經濟的建立，二是在龍山時代末期農業生產多樣性的出現，三是在商周時期「南稻北麥」生產格局的初露端倪。由此可見，中華文明的形成與中國古代農業的發展是同步的，而且是互動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趙志軍） 畜牧業研究 動物考古課題組通過對位於西遼河流域的內蒙古通遼市哈民忙哈、黃河上游地區的青海省民和縣喇家、甘肅省臨潭縣磨溝、廣河縣齊家坪、黃河中游地區的山西省襄汾市陶寺、河南省柘城市山台寺、禹州市瓦店、登封市王城崗、新密市新砦、鄧州市八里崗、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上海市廣富林、浙江省餘杭市良渚等12 處遺址進行動物考古研究，獲得了4 點認識： 1．家畜飼養狀況反映出各個地區生產力內涵各具特色。家養動物的種類和數量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可以作為一個生產力的要素來考量，從而認識生產管理狀況與文明化程度存在的關係。從馬家窯文化到齊家文化、從仰韶文化到龍山文化，以家豬為主的穩步發展，這是生產管理水平逐步提高的表現。齊家文化的個別遺址中，已經開始建立以飼養綿羊為主的家畜飼養模式，開啟牧業的先聲。中原地區在龍山文化時期家養動物的種類和數量始終保持以家豬為主、黃牛和綿羊各佔一定數量且持續發展的趨勢，從特定的方面為二里頭文化的出現奠定了經濟基礎。豫東地區山台寺遺址獲取動物資源的方式則更接近山東地區龍山文化的特徵，即家養動物雖然佔據多數、但未達到主導地位，這反映出該地區生產管理狀況與中原地區相比存在的差異。長江三角洲地區在崧澤文化時期一直以獲取野生動物為主，到良渚文化時期則出現變局，一是杭州地區家豬居多，二是上海和江蘇地區野生動物為主。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杭州地區作為良渚文化的中心區域，人口數量較為集中，漁獵方式已不能穩定地滿足居民肉需求。 2．古DNA 研究進一步揭示中國家養黃牛和綿羊的出現和傳播進程。 通過對東北地區、黃河上游和中游地區多個遺址出土的牛的DNA 研究結果證實，距今5000 多年前開始逐步出現在中國境內的黃牛屬於西亞起源的譜系T，沿黃河流域由西向東逐步傳播，在4000多年前已經到達黃河下游地區。但值得關注的是，東北地區的後套木嘎遺址在距今5000 多年前還存在原始牛（譜系C）與黃牛（譜系T）並存的現象，為我們探尋黃牛由北向南的傳播路線提供新的啟示。中國的野羊與家養綿羊（譜系A）沒有遺傳關係，這表明中國古代的家養綿羊也是由境外傳入的。 3．黃河上游地區與中原地區在家養動物的飼養方式上存在差異。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表明，多個遺址的豬和狗與這些遺址居民均以C4 類食物為主食，這與粟作農業經濟的生產與消費有關，綿羊以C3 類食物為主，說明其飼料以自然植被為主。但是，黃牛在黃河上游地區以C3 為主，而中原地區以C4 為主，反映出存在不同的飼養黃牛方式，對此應該結合自然生態狀況和考古學文化的變遷等因素進行深入思考。 4．對鍶同位素分析結果探討家養動物來源的思考。針對多個遺址家養動物的鍶同位素分析結果，均發現存在一些不是當地出生的黃牛和綿羊的個體，為何這些遺址都從外地引進黃牛和綿羊？ 這是一個需要從文化的角度和研究方法的思路上給予科學解釋的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袁靖） 冶金技術研究 冶金考古課題組秉持學術研究與科普並重的理念，積极參与、組織相關冶金考古調查、實驗室研究和相關科普工作，重點開展了長江中下游地區先秦時期銅冶金遺址的調查和發掘與實驗室研究；對新疆、甘肅等多地出土早期銅器和金銀器進行了檢測分析；將礦冶遺址與資源環境、金屬文物腐蝕與埋藏環境之間關係的調查和分析引入田野工作之中，開展了冶金遺存採樣和實驗室檢測分析的規範化研究；多次赴俄羅斯就早期冶金技術進行調研和分析工作。這些工作涉及國內外百餘處礦冶遺址和墓地，發表論文多篇，出版專著《中國古代金屬冶鑄文明新探》（科學出版社，2014年），並就有關成果進行了公眾推廣，研究成果簡要介紹如下： 1．冶金考古研究方法有新進展。本課題注重冶金考古田野和實驗室工作相結合，在冶金考古方法論方面有重要進展。通過各地區採礦、冶煉和鑄造遺址的調查及出土冶鑄遺物的綜合分析，從操作鏈的角度梳理了古代金屬生產的技術流程；根據遺址和墓葬出土金屬器物的檢測分析，結合景觀考古調查，探討了冶金活動的運營鏈問題；並以此為基礎，初步制定了行業標準「冶金考古樣品採集方法」。 2．早期冶金技術研究有新發現。本課題發現和認定了如湖北鄖縣李營和九江蕎麥嶺等數處夏商時期青銅冶鑄遺址，首次在安徽銅陵發現早期砷銅冶煉和熔煉遺物，在安徽樅陽發現西周時期冰銅冶煉遺物，初步揭示了長江中下游地區早期銅冶金活動的生產組織特徵；對甘肅玉門火燒溝等遺址出土金銀器的檢測，以及中國出土先秦時期金器的整理，進一步明確了中國早期金器使用和製作技術的區域特徵；通過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出土早期金屬器和冶鑄遺物的觀摩，以及中亞和西亞地區早期冶金遺物的考察，發現中國早期青銅、金銀以及鋼鐵技術應通過歐亞草原與中亞和西亞地區的冶金技術有密切聯繫。 3．冶金技術與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關係有新認識。本課題從中原及周邊地區文明發展的角度，探討了中原地區銅冶金技術的起源以及陶范鑄造技術發展的社會原因；從鑄銅、鑄鐵陶范的顯微結構等方面的綜合分析，論述了中國古代鑄造技術傳統形成的技術原因；從採礦和冶煉工具、金屬器的使用和製作技術等角度探討了東西方冶金技術的傳播與交流情況，指出中國古代冶金技術儘管可能傳自西方，但中原地區在自身文化和技術傳統的基礎上，通過引進－吸收－再創造的方式，創立了不同於西方的具有中華文化特質的金屬冶鑄技術傳統，中原地區所創立的這種金屬鑄造技術傳統，對周邊地區產生了強烈影響。正是中原地區具有這種吸收外來技術為自己所用，並在外來技術的基礎上進行再創造的能力，才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中起到核心作用。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陳建立） 陶製品研究 課題組對不同地區考古遺址出土陶器進行綜合測試與分析，探討白陶等特殊陶器的燒制技術及原料來源，研究制陶工藝及專業化程度，以及早期手工業專業化生產與文明形成的關係。取得主要成果如下： 1．陶器原料研究。通過對黃河流域多個遺址出土上百件陶器胎體的化學組成分析表明，一般日用陶器胎體原料中CaO 含量波動較大，主要是由於黃河流域黃土（古土壤） 中含有鈣質結核且分布不均勻。 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制陶原料可能跟古土壤有關，古土壤粘性好，鈣含量低，基本為1-2%，這與所測大多數陶器的鈣含量不高相符。所以古代制陶取土可能主要是採集粘性好、低鈣的古土壤，也可能混進一些高鈣的黃土。 2．白陶原料多樣性的研究。河南禹州瓦店遺址出土的白陶標本展現了原料的多樣化。一是高鋁型白陶，其中兩件泛紅色的白陶樣品礦物晶相中檢測出了高嶺石，推測它們的原料是含有鐵鈦等雜質的高嶺土。二是高硅型白陶，原料以石英為主同時含有少量長石。三是高鈣型，其原料主要是文石型碳酸鈣。由此可見，古人對白陶原料的選取主要基於感性認識，白度較高的原料都會被選取作為原料。另外，用文石作為器物原料被首次發現，這在古遺址當中實屬罕見，為科學認知白陶的原料特徵提供了更為豐富的資料。 3．陶器表面陶衣工藝研究。從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黑灰陶表面首次發現黑色陶衣以來，在山東桐林、河南瓦店等級別較高的遺址中又相繼發現。在黑灰陶胎表面裝飾一層黑色陶衣，符合龍山黑陶的時代特徵。黑色陶衣的發現既改變了以往所認為滲碳工藝是龍山陶器呈黑色的唯一因素，又填補了龍山文化陶衣技術的空白。這種陶衣是和胎體一起成型燒制的，表面與胎體結合度較高，不容易掉色，因此比滲碳工藝所製造的黑陶在實用性方面具有一定優越性。另外，在仰韶文化部分紅陶表面確證有深紅色陶衣的存在，無疑與龍山文化黑陶表面的黑色陶衣形成強烈對比，這些陶衣技術以及裝飾手法都極具特色，在陶胎上面施加相同顏色的陶衣，都沒有改變器物本身的時代特徵。這些研究結果為陶衣技術的傳承與發展提供了新的證據材料，同時也為陶衣向釉的轉變作了進一步的鋪墊。 4．陶器摻合料來源研究。對良渚古城陶器的分析發現，部分夾砂陶中摻和料為良渚玉器所包含的透閃石顆粒，由此提出對夾砂陶器摻和料的來源需要關注遺址中石器、玉器的加工。我們對河南靈寶西坡遺址陶器摻和料又進行了研究，將樣品所含砂粒和胎體分離，運用拉曼光譜對每顆砂粒進行無損礦物相鑒別，並且與遺址出土部分石料進行對比分析，結果再次印證了陶器摻和料可能主要來自遺址加工石器、玉器所剩廢料的推斷。古人採集的石料大部分應該是為了製作石器、工具等，加工剩下的廢料或者不適於加工器具的小石料就可能拿來用作制陶的摻和料，這樣既節約成本，又達到了「廢物利用」的效果。 （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魯曉珂） 玉器工藝技術研究 文明起源階段，玉器工藝技術在不同地區的發展有先後或快慢的差異，但整體而言，具有兩個明顯的特點：連續性發展和階段性變革。課題組採用微痕複製和掃描電鏡（簡稱SEM）微痕觀察方法準確地判斷技術類型。通過實驗考古和微痕對比分析，進一步判斷加工工具的材料性質、使用功能等技術要素。同時探討各地區玉器的使用程度和材料來源，為探索早期玉石之路等文化交流研究提供科技支撐。課題組在玉器工藝技術和礦物來源兩個方面取得了以下研究成果： 1．切割技術。新石器時期的玉器切割技術包括砂繩切割和鋸片切割，這兩種技術在距今8000 年的興隆窪文化中均已出現，後持續被應用於各地的玉器加工。砂繩切割技術一直是西遼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技術核心，被運用於開料和二次加工的多個環節。然而，在黃河流域自距今4000 年前後鋸片切割技術逐漸取代砂繩切割技術，玉器加工朝著大、平、薄的趨勢發展。到二里頭時期，長達66 厘米，厚僅幾毫米的大型玉兵器出現，砂繩切割技術完全消失。 2．鑽孔技術。鑽孔是各地早期玉器的常見技術之一，以往對該技術的認識主要是實心鑽、管鑽等技術類型或單向、對向等鑽孔方向的基本判斷。課題組通過對新石器時代鑽孔裝置的核心要素—轆轤軸承器的考察、實驗考古及SEM 對比分析，確認了此類石器在玉器鑽孔裝置中的使用方式和功能。此外，我們還開展了減地、打磨和陰刻等其他玉器技術研究。例如，龍山文化玉圭1：220 兩面均陰刻有獸面紋，SEM 分析該紋飾是由手持石質工具刻劃而成，工具材質可能是遺址所處地質環境中常見的石英岩、硅質岩等。 3．二里頭遺址綠松石器的礦源。通過對鄂豫陝綠松石礦脈進行的考察和採樣，就二里頭遺址出土樣品和典型礦點的樣品進行了SEM、X 射線粉晶衍射（XRD）、電子探針（EPMA）、紅外光譜（FTIR）及稀土元素（MC-ICP-MS）、銅同位素（MC-ICP-MS）分析。研究結果表明，二里頭遺址出土綠松石器物的礦源可能在鄂豫陝綠松石礦脈的北礦帶，雲蓋寺應是其產地之一。從測試結果看，銅同位素組成對於綠松石礦源研究具有明確性，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可作為重要參考。SEM、EPMA、XRD、FTIR 等分析方法在出土綠松石器物的礦源研究上難以提供直接證據，但在次生變化機理研究上存在潛力，有利於此類文物在出土之後的保護。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葉曉紅） (原文刊於：《中國文物報》2016年1月1日第5版 )
推薦閱讀：
推薦閱讀：
※中華詩文誦讀 第一章 中華詩詞
※中華商聖
※中國紀檢監察報圖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草案）》
※德耀中華·第六屆全國道德模範候選人事迹(下)
※中華傳統文化精粹集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