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禁書題解(莊子)

《莊子》

　在中國數千年的古代思想文化發展過程之中，道家與儒家居於不可移易的重要地位，成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靈魂支柱。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莊子，代表作品乃為《莊子》，清代著名文學批評家金聖嘆稱《莊子》為「天下第一奇書」，居「六才子書」之首。可以說，正是由於一個「奇」字，使得它在中國哲學史、思想史、文化史，以及整個人類智慧的開始與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現存《莊子》，世人皆以為莊周所作。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莊子姓庄，名周，字子休。宋蒙縣人。曾任蒙漆園小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為戰國中期人。莊子才華橫溢，但終身不仕，「處窮閭厄巷，困窘識屨，槁項黃馘」（見《莊子·列禦寇》），一生清寒貧苦。著書十萬餘言，大多是寓言。莊周為戰國人，而現存《莊子》，是西晉惠帝時期郭象的定本。由莊周而至郭象，七百餘年的流變沿革，則要從《荀子》追溯而來，《荀子·解蔽》篇中這樣寫道：墨子蔽於用而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這是荀子對於墨翟、宋、慎到、申不害，惠施和莊周等六子學說缺陷的批評文字，荀子是戰國末期人，而上列六子都是戰國中期或初期人；荀子批評之依據，決不是直接的耳聞口授之言論，而是各家當時流傳的著作。由此而知，《莊子》早於戰國末期之前已經傳世。《莊子》一書，初載於《漢書·藝文志》，共五十二篇，是漢初劉安及其門客編定，後經劉向父子校訂的本子。漢以後到魏晉之初，曾有「數十家」注《庄》者，但都因不明姓氏，無具體年代，無流傳於後的具體文本，而無版可言。魏晉以來，才有崔、向秀、司馬彪、郭象等家的註疏。隋唐之後，最通行的是郭象注本。陸德明贊曰：「唯子玄所注，特會庄生之旨，故為世所貴。」 　　到了宋明時期，注《庄》者多重義理。至清代，從義理、詞章、校勘等多種角度研究《莊子》者，不乏其人。其中對《莊子》版本刊行方面有較大影響的是《四庫全書》和光緒年間黎度昌編輯的《古逸叢書》。《四庫全書》收錄了郭象《莊子注》（並選錄陸德明《音義》），王《南華真經新傳》，林希逸《莊子口義》，褚伯秀《南華真經義纂微》，焦《莊子翼》等。而《古逸叢書》則覆印宋本《南華真經註疏》，郭注、成疏並刊，此本多為後人依據。此外，還有郭慶藩《莊子集釋》和王先謙《莊子集解》。郭本收錄郭象注、成玄英疏、陸德明音義之全文，並且吸收王念孫、俞樾等人的訓詁成果，成為初步研究《莊子》的基本材料和必讀書目。成書於光緒二十年，由長沙思賢講舍刊行。 　　解放以後，王孝魚進行整理點校，196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如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曹礎基《莊子淺注》都是依據該書為底本。王先謙《集解》成書於清宣統元年（1909），全書簡明精當，較多反映清代研究《莊子》的學術成果，成為研究《莊子》的重要版本。近代，在《莊子》之各版本刊行與校勘方面做重要貢獻的，應首推張元濟先生的《四部叢刊》和《續古逸叢書》。《四部叢刊》是刊行涵芬樓藏明世德堂本《莊子》（郭象注與陸德明音義並收），卷末還附有孫毓修對照趙諫議宅本的《校記》。《續古逸叢書》是近人校勘《莊子》的重要依據，它影印了宋刊本《南華真經注》（卷一至卷六為南宋本，郭象注與陸德明音義並收；卷七至卷十為宋本，只收郭象注）成為現存最早的刊行本。 　　此外，在字句校勘方面頗見功力的，有馬敘倫《莊子校釋》，劉文典《莊子補正》，王叔岷《莊子校釋》，為校勘《莊子》所應特別重視的，還有敦煌唐寫本《莊子》殘卷。《莊子》分為內篇、外篇、雜篇三個部分：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其體例可稱為哲理書，同時又是文學書，還兼有相當數量的真真假假的歷史資料。這三者融而為一，成為《莊子》在表現形式上的主要特點，即「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近人張默生先生認為「『寓言』『重言』『卮言』，這三種言，就是《莊子》全書的唯一鎖鑰；想開鎖而得不到適合的鑰匙，可說是徒榮無功的。」（《先秦道家學說研究》） 　　所謂「寓言」，莊子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寓言》）意思是，「寓言」的表現形式在《莊子》中佔了十分之九，其要旨在於借外部之事物來論述本質真理。藉外論之，以「寓言」說真理，其效果遠好於直書己見。 　　「重言」又是什麼呢？莊子說：「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朝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就是說，「重言」者，是借重於「耆艾」之言。古時「五十曰艾」，「六十曰耆」；（《禮記·典禮上》）《荀子》言：「耆艾而信，可以為師。」所以，尊重「耆艾」之言是當時社會的普遍傾向。 　　「卮言」指的是什麼呢？莊子說：「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卮，是一種圓形的酒器。郭象注曰：「夫卮，滿則傾，空則仰，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由此可見，卮言乃隨物而變，非言者胸中所固有之物。既言出隨物，故亦合於自然之分，也就是所謂「和以天倪」。 　　綜上所述，「寓言」、「重言」、「卮言」正概括了《莊子》全書的表現形式。而在其材料運用方面，《莊子》之「內篇」自成體系，是整部《莊子》的核心。它組織嚴密，自成系統。所謂「內篇雖參差旁引，而意皆連屬」，各個部分都有內在聯繫；「內篇雖洋溢無方，而指歸則約」，說明其全部內容都聯繫於一個核心。《莊子》之「外篇」、「雜篇」，均以一定的模式或傾向來表現出與《內篇》的內在聯繫。 　　《莊子》內篇自成體系，各個部分具有內在的聯繫，雖然它的各個部分都有各自的中心思想，有各自的主題要意，但是它的部分之間都環繞著一個共同的核心。恩格斯曾指出：「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的關係問題」，乃是「全部哲學的最高問題」。「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則正是宇宙觀的實質所在。《莊子》對於這一問題的回答在於內篇《大宗師》：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為老。 　　莊子認為，「道」是最先存在的，它自身就是本原，在沒有天地之前道就存在了。它是「鬼」「帝」「天」「地」所賴以產生的原生體，是世界萬事萬物的本源。它超越了人的感知世界而存在。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莊子哲學的基本性質乃是十分鮮明的客觀唯心主義。《齊物論》也是內篇中一文，它的思想內容與《大宗師》互為表裡。《大宗師》的主題是宇宙觀，《齊物論》的主題是認識論。它系統、全面而又堅決地表述了莊周相對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它主張「齊彼是」。認為現實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所謂「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的「彼是方生之說」。於是，在「彼、是」的存在前提下，主張「齊是非」，「齊物我」。莊周認為，古人所知的最高境界是「未始有物」，其次是「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再次是「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有物」乃有「我」「物」之分，「有封」乃有「彼、是」之分，「有是非」乃有「是、非」之分。從「未始有物」到有是非，是對於「道」的一步步破壞，所謂「是非之彰也」，即「道之所虧也」。立足於道，就要否定「是非」與「彼是」的存在，大到「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物」「我」之齊。 　　齊彼是，齊物我，然彼是，物我不過是隨時變化之一瞬：「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死與生孰真孰假亦難分辨。便有了「生死」之齊。「齊物」之論，表達了莊子對外部客觀世界的強烈而徹底的懷疑，撐起的是不可知論的大旗。也就是說，承認物質世界的存在，必然要有物我，有彼是，有是非，有生死；否定這一切就是否定物質世界自身的存在。《齊物論》的實質正是「無物論」。《大宗師》之宇宙觀，表現為《齊物論》之認識論，《齊物論》之認識論，又歸結於《大宗師》之宇宙觀，二者互為依託，不可分離。 　　《莊子》內篇中的其他篇目，如《逍遙遊》、《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應帝王》，分別從人生觀，養生之道，處世哲學，道德觀，政治觀等多方面圍繞莊周的宇宙觀核心展開論述，各有特點。 　　魏晉時人本來在整理《莊子》時，認為雜、外諸篇是可有可無的。陸德明說「注者以意去取」，「或有外而無雜」，其隨意去取者，均在外、雜篇。成玄英亦有相似言論。在清人王夫之那裡是貶棄有加，因而其地位更無足輕重。近代學術研究的進展也逐漸證明，外、雜篇確實是追隨莊子或以莊子為旗幟的一個學派的著作總集，並非出自一人之手，顯得內容駁雜，風格水平迥異。但就其哲學思想來看，較之內篇是有所發展和進步的。 　　內篇所講之「道」，居於造物主地位。有明顯的本原性和濃重的神秘性，具有客觀唯心主義性質。到了外篇、雜篇，「道」在悄然無聲之中回到了現實的物質世界。它由高雅而神秘轉為低下而可御；由主宰一切到被人主宰掌握。在這一轉變流程之中，內篇的嚴謹思辨體系被打破的同時，面向現實，現向世界的認識發展卻不失為一種長足的進步。此外，關於「陰陽」「和生萬物」亦有發展。「陰陽」的概念，在內篇中是一般概念。但在外、雜篇中，陰陽之氣的地位作用就不是一般概念可以比擬的了。在《則陽》篇中：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 　　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 　　在肯定陰陽之氣的普遍意義的同時，也認定了它是「萬物之所生」的基本原因。 　　以上種種可以看出，《莊子》外、雜篇在哲學思想上，較之內篇有所拓展前進。它把內篇的虛無之「道」推到現實世界當中，對物質之「氣」予以高度重視，認定了陰陽二氣形成和以生萬物的命題，成為莊子後學向樸素唯物主義靠攏的標誌。同時，外、雜篇在政治思想方面也發生了較大變化。它立足於君主之治，要求從內篇的「游心於淡，合氣之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來達到渾沌而轉變為「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的君臣各守其職的無為中來。君主的「無為」與臣民的「有為」相合，達到用天地的自然之德，用天地的自然無為方式來穩定天下的目的，而《天道》等篇內容駁雜，是儒道、名、法糅合的產物。 　　《莊子》一書，既是一部思理宏富的哲學著作，同時也是一部文筆清新的文學著作。寓哲理於文學之中，形成哲學與文學的完美結合。形象選擇廣闊多樣，形象變化隨意而典型，描述真實和諧，感性與理性交織，使之成為中國學術思想史的宏篇巨置。 　　《莊子》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中國哲學史許多重要範疇均發源於此。它激發了魏晉玄學和禪宗的思辨，同時成為後代浪漫主義創作的思想源泉。不斷地啟迪一代又一代後學。

《莊子》

　在中國數千年的古代思想文化發展過程之中，道家與儒家居於不可移易的重要地位，成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靈魂支柱。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莊子，代表作品乃為《莊子》，清代著名文學批評家金聖嘆稱《莊子》為「天下第一奇書」，居「六才子書」之首。可以說，正是由於一個「奇」字，使得它在中國哲學史、思想史、文化史，以及整個人類智慧的開始與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現存《莊子》，世人皆以為莊周所作。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莊子姓庄，名周，字子休。宋蒙縣人。曾任蒙漆園小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為戰國中期人。莊子才華橫溢，但終身不仕，「處窮閭厄巷，困窘識屨，槁項黃馘」（見《莊子·列禦寇》），一生清寒貧苦。著書十萬餘言，大多是寓言。莊周為戰國人，而現存《莊子》，是西晉惠帝時期郭象的定本。由莊周而至郭象，七百餘年的流變沿革，則要從《荀子》追溯而來，《荀子·解蔽》篇中這樣寫道：墨子蔽於用而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這是荀子對於墨翟、宋、慎到、申不害，惠施和莊周等六子學說缺陷的批評文字，荀子是戰國末期人，而上列六子都是戰國中期或初期人；荀子批評之依據，決不是直接的耳聞口授之言論，而是各家當時流傳的著作。由此而知，《莊子》早於戰國末期之前已經傳世。《莊子》一書，初載於《漢書·藝文志》，共五十二篇，是漢初劉安及其門客編定，後經劉向父子校訂的本子。漢以後到魏晉之初，曾有「數十家」注《庄》者，但都因不明姓氏，無具體年代，無流傳於後的具體文本，而無版可言。魏晉以來，才有崔、向秀、司馬彪、郭象等家的註疏。隋唐之後，最通行的是郭象注本。陸德明贊曰：「唯子玄所注，特會庄生之旨，故為世所貴。」 　　到了宋明時期，注《庄》者多重義理。至清代，從義理、詞章、校勘等多種角度研究《莊子》者，不乏其人。其中對《莊子》版本刊行方面有較大影響的是《四庫全書》和光緒年間黎度昌編輯的《古逸叢書》。《四庫全書》收錄了郭象《莊子注》（並選錄陸德明《音義》），王《南華真經新傳》，林希逸《莊子口義》，褚伯秀《南華真經義纂微》，焦《莊子翼》等。而《古逸叢書》則覆印宋本《南華真經註疏》，郭注、成疏並刊，此本多為後人依據。此外，還有郭慶藩《莊子集釋》和王先謙《莊子集解》。郭本收錄郭象注、成玄英疏、陸德明音義之全文，並且吸收王念孫、俞樾等人的訓詁成果，成為初步研究《莊子》的基本材料和必讀書目。成書於光緒二十年，由長沙思賢講舍刊行。 　　解放以後，王孝魚進行整理點校，196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如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曹礎基《莊子淺注》都是依據該書為底本。王先謙《集解》成書於清宣統元年（1909），全書簡明精當，較多反映清代研究《莊子》的學術成果，成為研究《莊子》的重要版本。近代，在《莊子》之各版本刊行與校勘方面做重要貢獻的，應首推張元濟先生的《四部叢刊》和《續古逸叢書》。《四部叢刊》是刊行涵芬樓藏明世德堂本《莊子》（郭象注與陸德明音義並收），卷末還附有孫毓修對照趙諫議宅本的《校記》。《續古逸叢書》是近人校勘《莊子》的重要依據，它影印了宋刊本《南華真經注》（卷一至卷六為南宋本，郭象注與陸德明音義並收；卷七至卷十為宋本，只收郭象注）成為現存最早的刊行本。 　　此外，在字句校勘方面頗見功力的，有馬敘倫《莊子校釋》，劉文典《莊子補正》，王叔岷《莊子校釋》，為校勘《莊子》所應特別重視的，還有敦煌唐寫本《莊子》殘卷。《莊子》分為內篇、外篇、雜篇三個部分：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其體例可稱為哲理書，同時又是文學書，還兼有相當數量的真真假假的歷史資料。這三者融而為一，成為《莊子》在表現形式上的主要特點，即「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近人張默生先生認為「『寓言』『重言』『卮言』，這三種言，就是《莊子》全書的唯一鎖鑰；想開鎖而得不到適合的鑰匙，可說是徒榮無功的。」（《先秦道家學說研究》） 　　所謂「寓言」，莊子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寓言》）意思是，「寓言」的表現形式在《莊子》中佔了十分之九，其要旨在於借外部之事物來論述本質真理。藉外論之，以「寓言」說真理，其效果遠好於直書己見。 　　「重言」又是什麼呢？莊子說：「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朝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就是說，「重言」者，是借重於「耆艾」之言。古時「五十曰艾」，「六十曰耆」；（《禮記·典禮上》）《荀子》言：「耆艾而信，可以為師。」所以，尊重「耆艾」之言是當時社會的普遍傾向。 　　「卮言」指的是什麼呢？莊子說：「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卮，是一種圓形的酒器。郭象注曰：「夫卮，滿則傾，空則仰，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由此可見，卮言乃隨物而變，非言者胸中所固有之物。既言出隨物，故亦合於自然之分，也就是所謂「和以天倪」。 　　綜上所述，「寓言」、「重言」、「卮言」正概括了《莊子》全書的表現形式。而在其材料運用方面，《莊子》之「內篇」自成體系，是整部《莊子》的核心。它組織嚴密，自成系統。所謂「內篇雖參差旁引，而意皆連屬」，各個部分都有內在聯繫；「內篇雖洋溢無方，而指歸則約」，說明其全部內容都聯繫於一個核心。《莊子》之「外篇」、「雜篇」，均以一定的模式或傾向來表現出與《內篇》的內在聯繫。 　　《莊子》內篇自成體系，各個部分具有內在的聯繫，雖然它的各個部分都有各自的中心思想，有各自的主題要意，但是它的部分之間都環繞著一個共同的核心。恩格斯曾指出：「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的關係問題」，乃是「全部哲學的最高問題」。「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則正是宇宙觀的實質所在。《莊子》對於這一問題的回答在於內篇《大宗師》：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為老。 　　莊子認為，「道」是最先存在的，它自身就是本原，在沒有天地之前道就存在了。它是「鬼」「帝」「天」「地」所賴以產生的原生體，是世界萬事萬物的本源。它超越了人的感知世界而存在。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莊子哲學的基本性質乃是十分鮮明的客觀唯心主義。《齊物論》也是內篇中一文，它的思想內容與《大宗師》互為表裡。《大宗師》的主題是宇宙觀，《齊物論》的主題是認識論。它系統、全面而又堅決地表述了莊周相對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它主張「齊彼是」。認為現實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所謂「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的「彼是方生之說」。於是，在「彼、是」的存在前提下，主張「齊是非」，「齊物我」。莊周認為，古人所知的最高境界是「未始有物」，其次是「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再次是「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有物」乃有「我」「物」之分，「有封」乃有「彼、是」之分，「有是非」乃有「是、非」之分。從「未始有物」到有是非，是對於「道」的一步步破壞，所謂「是非之彰也」，即「道之所虧也」。立足於道，就要否定「是非」與「彼是」的存在，大到「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物」「我」之齊。 　　齊彼是，齊物我，然彼是，物我不過是隨時變化之一瞬：「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死與生孰真孰假亦難分辨。便有了「生死」之齊。「齊物」之論，表達了莊子對外部客觀世界的強烈而徹底的懷疑，撐起的是不可知論的大旗。也就是說，承認物質世界的存在，必然要有物我，有彼是，有是非，有生死；否定這一切就是否定物質世界自身的存在。《齊物論》的實質正是「無物論」。《大宗師》之宇宙觀，表現為《齊物論》之認識論，《齊物論》之認識論，又歸結於《大宗師》之宇宙觀，二者互為依託，不可分離。 　　《莊子》內篇中的其他篇目，如《逍遙遊》、《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應帝王》，分別從人生觀，養生之道，處世哲學，道德觀，政治觀等多方面圍繞莊周的宇宙觀核心展開論述，各有特點。 　　魏晉時人本來在整理《莊子》時，認為雜、外諸篇是可有可無的。陸德明說「注者以意去取」，「或有外而無雜」，其隨意去取者，均在外、雜篇。成玄英亦有相似言論。在清人王夫之那裡是貶棄有加，因而其地位更無足輕重。近代學術研究的進展也逐漸證明，外、雜篇確實是追隨莊子或以莊子為旗幟的一個學派的著作總集，並非出自一人之手，顯得內容駁雜，風格水平迥異。但就其哲學思想來看，較之內篇是有所發展和進步的。 　　內篇所講之「道」，居於造物主地位。有明顯的本原性和濃重的神秘性，具有客觀唯心主義性質。到了外篇、雜篇，「道」在悄然無聲之中回到了現實的物質世界。它由高雅而神秘轉為低下而可御；由主宰一切到被人主宰掌握。在這一轉變流程之中，內篇的嚴謹思辨體系被打破的同時，面向現實，現向世界的認識發展卻不失為一種長足的進步。此外，關於「陰陽」「和生萬物」亦有發展。「陰陽」的概念，在內篇中是一般概念。但在外、雜篇中，陰陽之氣的地位作用就不是一般概念可以比擬的了。在《則陽》篇中：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 　　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 　　在肯定陰陽之氣的普遍意義的同時，也認定了它是「萬物之所生」的基本原因。 　　以上種種可以看出，《莊子》外、雜篇在哲學思想上，較之內篇有所拓展前進。它把內篇的虛無之「道」推到現實世界當中，對物質之「氣」予以高度重視，認定了陰陽二氣形成和以生萬物的命題，成為莊子後學向樸素唯物主義靠攏的標誌。同時，外、雜篇在政治思想方面也發生了較大變化。它立足於君主之治，要求從內篇的「游心於淡，合氣之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來達到渾沌而轉變為「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的君臣各守其職的無為中來。君主的「無為」與臣民的「有為」相合，達到用天地的自然之德，用天地的自然無為方式來穩定天下的目的，而《天道》等篇內容駁雜，是儒道、名、法糅合的產物。 　　《莊子》一書，既是一部思理宏富的哲學著作，同時也是一部文筆清新的文學著作。寓哲理於文學之中，形成哲學與文學的完美結合。形象選擇廣闊多樣，形象變化隨意而典型，描述真實和諧，感性與理性交織，使之成為中國學術思想史的宏篇巨置。 　　《莊子》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中國哲學史許多重要範疇均發源於此。它激發了魏晉玄學和禪宗的思辨，同時成為後代浪漫主義創作的思想源泉。不斷地啟迪一代又一代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