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公風雲錄】引領中國近代啟蒙思潮

葉麗琴

梁啟超1899年攝於日本

梁啟超創辦和主編的《清議報》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開啟了他作為啟蒙思想家最具影響力的時期。在日本期間，他先後創辦了《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三大報刊，介紹和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學，宣揚西方先進科學文化，繼而提出影響深遠的新民思想，倡導聲勢浩大的文學革命，對近代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提出新民思想

1898年，梁啟超流亡日本，隨著見聞益廣，他深刻地認識到「民弱者國弱，民強者國強」，國民素質高低決定了國家的優劣，正是由於中國國民的落後性，致使中國積貧積弱甚至有亡國危險。

於是，他以《清議報》、《新民叢報》為陣地，撰寫了《國民十大元氣論》、《中國積弱溯源論》、《呵旁觀者文》和《新民說》等文，針砭落後的國民性、奴隸性，提出要改造「國民性」，造就「新民」。他在《新民叢報》上連載了長達10萬餘字的《新民說》，形成了綜合系統的新民思想。

梁啟超的思想核心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貫穿於他所提倡的每個道德品質之中。他在《新民說》中提出了中華民族精神的論點，強調「國家思想」、「救亡圖存」。並且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具有「獨立自主、進取冒險、利國愛群」的新民形象，指出新民應該具備「私德公德、獨立合群、權利義務、自由服從、利己利群、進取冒險、尚武、毅力」等道德品質。

對於如何造就新民，梁啟超提出：「新民雲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梁啟超之新民是中西兼備之新民，他既反對完全拋棄傳統，全盤西化，也不贊同死抱傳統，不向西方學習，而是主張在繼承和發揚民主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學習西方的優勢和長處，改造國民思想。

梁啟超在提出「新民」的口號下所作的「開民智」啟蒙宣傳，對中國近代社會的貢獻極大，不但對當時思想界產生深遠、廣泛的影響，而且在許多方面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聲。無論是胡適、魯迅，還是李大釗、毛澤東，在青年時代都曾受過新民思想洗禮。

宣揚西方文化

在日本期間，梁啟超閱讀了大量西方思想文化著作，他意識到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存在巨大差距，認為要想促進中國社會的變革和發展，就必須在繼承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同時，大力引進西方文化，實現中西融合。

為此，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對亞里斯多德、霍布斯、孟德斯鳩、盧梭等人的學術思想觀點都進行了系統的介紹和點評。他還發表《各國立憲史論》，宣傳和剖析立憲政體，解釋國會、內閣等近代民主政治術語，「使一國中大多數人知立憲，希望立憲，且相率以求立憲」。

1902年，梁啟超撰寫了《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他在文中提到的「麥喀士」即馬克思，稱讚馬克思為「社會主義之泰斗」。梁啟超是第一個在著述中提到馬克思名字的中國人。

同時，梁啟超向國人介紹宣傳了托爾斯泰、哥白尼、瓦特、笛卡爾等諸多文化、科學領域的西方名人，使當時的國人得以初步系統地了解西方文化。他還系統介紹西方經濟學說史，研究其歷史作用及存在問題，提出了許多有益的見解。

當時，革命派中不少人正是由於梁啟超的「啟蒙」，才開始接觸西方社會政治學說，一些革命派人士在著文鼓吹革命時，甚至大段大段地抄錄梁啟超的文章，深受梁啟超影響。

倡導文學革命

梁啟超在力圖通過傳播西方文化來推動中國變革的同時，又認為很有必要發揮文學的功用，因此，在19、20世紀之交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學革命運動，創新了文學載體和形式，為廣泛傳播啟蒙思想提供了有利的支持。

1899年，梁啟超首次提出了「詩界革命」的主張。1902年至1907年間，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刊載《飲冰室詩話》，進一步闡述了「詩界革命」的理論。為推動詩界革命的發展，他還在其主編的《清議報》、《新民叢報》和《新小說》等刊物刊登了許多具有新意境、新精神和新語句的詩。他自己也寫了好些時代性很強的詩詞。

在倡導「詩界革命」同時，梁啟超還致力於「文界革命」，即散文革命。梁啟超認為，文言文過於刻板和艱澀，難以表達思想感情，不能很好地反映越來越複雜的社會現實生活，不利於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思想啟蒙。因此，梁啟超提出「今宜用俚語，廣著群書」，以此開啟民眾思想智力。在「文界革命」過程中，梁啟超獨創的「新文體」形成一代新文風，併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繼倡導「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後，梁啟超又於1902年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提倡「小說界革命」，一反小說在傳統文學中只屬「下九流」的看法，主張小說在文學中是最重要的。同年，梁啟超還創辦了中國第一份專門刊登小說的雜誌《新小說》，為「小說界革命」開闢了陣地。

由此可見，梁啟超為我國文學從古典過渡到現代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