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爾轉型揭秘:如何讓利潤增速3倍於營收
品途網按
可以想像,一家傳統的工業製造企業要轉型為阿里巴巴一樣的平台企業,會引起多大爭議。有人認為海爾「管理大於戰略」,這恰恰是個誤區:其一,海爾所有在組織模式上的打造,都是在打造一種調動每個員工感知用戶、對接用戶、滿足用戶的平台,實際上都是一種「去管理」;其二,這個時代,市場的不確定性讓「制定戰略」大大讓位於「打造模式」,企業不可能再用精英主義的頂層指揮模式來應對市場上無限多元、個性極致、快速迭代的市場需求,實際上是一種「去戰略」。本文作者是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博士後,詳細解讀海爾轉型的秘訣及步驟。
文/穆勝
很難再有一個企業像海爾一樣吸引聚光燈,也許是「永遠自以為非」的文化DNA讓海爾習慣於「自我顛覆」。
每年,海爾總會發布一些極度超前的轉型舉措,也總會引發各界論戰。最新的「企業平台化,員工創客化,用戶個性化」更是引發了論戰的又一輪高潮。與此同時,2014年,海爾用業績交上了一份答卷:全球營業額實現2007億元,同比增長11%;實現凈利潤150億元,同比增長39%,利潤增幅是收入增幅的3倍!
科層改造的極限
1996年,意識到原有工廠制組織模式存在「大一統而不夠靈活」的張瑞敏,毅然啟動了事業部制改革;1997年,又採取「細胞分裂」的方式進行了組織模式調整,即分為總部、事業本部、事業部、生產工廠、班組五個層級,分別為戰略決策和投資中心、專業化經營發展中心、利潤中心、成本中心、質量中心。
顯然,事業部按其職能處室為「彙報線」,既接受事業本部的行政管理,又接受集團總部職能中心的行政管理。換句話說,雖然事業部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授權,但其若干行動都需要受到總部的制約。
這種組織模式的本質是從集權開始走向分權,允許各事業部各自為戰,但不允許各自為政,力圖調動各個事業部靈活性,但又忌憚失去控制。這種模式支持了海爾當時多元化戰略的高歌猛進。但是,也出現了事業部各自為戰而導致的混亂。
此外,事業部緊盯現有市場,也不利於集團開發、扶持有潛力的市場。隨著海爾的不斷擴張,大企業病也隨之襲來,這幾乎是企業做大之後必然走入的輪迴。事業部制看似一個有序的分權體系,卻存在「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固有問題。張瑞敏認識到,科層改造已經走到了極限。
初嘗內部市場化
海爾的事業部制改革之後僅僅兩年,就火速進入了下一個組織轉型階段。這次前行是一場孤獨者的探索,也開始飽受爭議。
1998年,海爾的營業收入達到168億元;次年,海爾開始國際化征程。但張瑞敏卻清醒地認識到海爾與優秀跨國公司的差距,他認為,如果依靠常規路徑,用時間和資金來填補市場空間,很難實現對於跨國公司的超越並成為全球品牌。
當時,企業內部相當於形成了一道封閉的牆,把市場的壓力隔絕在外面。張瑞敏從亞當·斯密處得到了靈感,想要運用市場這隻「無形的手」解決科層內的問題,隨即在高級經理人培訓會上提出了「模擬市場」這一概念,嘗試推倒企業的「牆」。
如何破局?企業內部各個環節真的可以用市場關係來連接嗎?如何解決資產專用性的問題?此時的海爾,又提出了創新——市場鏈。「市場鏈」的概念受到戰略管理之父邁克爾·波特「價值鏈」的啟發。
不同之處在於,價值鏈是指產業上下游企業之間的價值創造和流轉關係,而市場鏈則是把市場機制引入了科層組織,力圖把每個SBU(Strategy Business Unit,戰略業務單元)之間甚至每個人之間,用市場關係進行串聯。
為了實施市場鏈,海爾開啟了全面和系統的流程再造。張瑞敏說:「什麼是流程再造?說到底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滿足用戶的需求。」海爾希望通過流程再造,將職能變為流程,釐清一條內部市場交易的應有路徑,使得任何人都知道自己的用戶(下游)是誰,自己是誰(上游)的用戶。
其實,張瑞敏一直希望調動員工的積極性,海爾早期就曾經探索「自主班組管理」,但僅僅局限在一線操作層面,而且,當時還沒有想到要用市場機制來激活員工。SBU模式一方面將自主管理提升到事業部層面,另一方面明確提到了要使用市場的力量。
當然,這一階段中,海爾依然開始嘗試推動「人人成為經營者」,而具體做法並不是讓人人之間形成一種市場交易關係,而是在績效管理上採取了一種「擬市場化」的模式,讓員工進入經營者的角色,不僅關注績效的紙面結果,更關注其為企業帶來的價值。
兩種角色有本質的不同:如果是當老闆,一定會計算每種資源能夠帶來多少收益,維護品牌形象,並防止應收和庫存;但如果是當員工,肯定是只關心提成,至於瘋狂要貨、降價銷售、破壞品牌形象、留下一大堆應收和庫存則變成了老闆的燙手山芋。所以,必須把作為經營者關注的損失放到績效考核中。
這種經營者角色的下沉,正如張瑞敏認為的,「有點像一個人就是一個公司了」。但問題在於,海爾依然沒有解決科層組織內做市場化的「最大掣肘」——如何定價?或者說,如何確定每個員工應該達到的目標?如果是上級來定,豈不是依然回到了科層組織的老套路?
流程再造的痛點
2006-2012年是海爾的全球化戰略階段。「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環境,讓張瑞敏悟到了內部市場化的真諦—人單合一。
全球化戰略不同於國際化戰略,前者是以海爾的本地資源去打造國際品牌,後者是將全球的資源進行整合,創造本土化主流品牌。2005年,海爾的營業收入達到1034億元,已經是十足的巨頭。
但張瑞敏卻深深地憂慮。他認為,全球化的進程中就像跳高,從1米開始,上升很容易,但到了1.9米,看似離頂尖水平的2米距離不大,實際上卻是很大的水平差異。
如何能夠突圍而出?張瑞敏再次把「寶」押到了「人」身上。他說:「我們現在到全球創牌,是以一攻十。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必須每一個人頂十個人,每個人都要明確自己在全球的位置、全球的目標,然後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去實現它,也是創造一種資源。」
2007年4月26日,海爾提出「用1000天實現流程系統創新(processand system innovation,PSI),完成2000-25000個流程的構建」,被稱為「海爾1000天流程再造」。其實,海爾流程再造並不是單單動流程,而是基於信息系統的流程再造,更會涉及組織結構的調整,稱之為組織模式調整更合適。多次調整後,海爾的組織結構變成了著名的「倒三角」(如圖)。
文/穆勝
很難再有一個企業像海爾一樣吸引聚光燈,也許是「永遠自以為非」的文化DNA讓海爾習慣於「自我顛覆」。
每年,海爾總會發布一些極度超前的轉型舉措,也總會引發各界論戰。最新的「企業平台化,員工創客化,用戶個性化」更是引發了論戰的又一輪高潮。與此同時,2014年,海爾用業績交上了一份答卷:全球營業額實現2007億元,同比增長11%;實現凈利潤150億元,同比增長39%,利潤增幅是收入增幅的3倍!
科層改造的極限
1996年,意識到原有工廠制組織模式存在「大一統而不夠靈活」的張瑞敏,毅然啟動了事業部制改革;1997年,又採取「細胞分裂」的方式進行了組織模式調整,即分為總部、事業本部、事業部、生產工廠、班組五個層級,分別為戰略決策和投資中心、專業化經營發展中心、利潤中心、成本中心、質量中心。
顯然,事業部按其職能處室為「彙報線」,既接受事業本部的行政管理,又接受集團總部職能中心的行政管理。換句話說,雖然事業部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授權,但其若干行動都需要受到總部的制約。
這種組織模式的本質是從集權開始走向分權,允許各事業部各自為戰,但不允許各自為政,力圖調動各個事業部靈活性,但又忌憚失去控制。這種模式支持了海爾當時多元化戰略的高歌猛進。但是,也出現了事業部各自為戰而導致的混亂。
此外,事業部緊盯現有市場,也不利於集團開發、扶持有潛力的市場。隨著海爾的不斷擴張,大企業病也隨之襲來,這幾乎是企業做大之後必然走入的輪迴。事業部制看似一個有序的分權體系,卻存在「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固有問題。張瑞敏認識到,科層改造已經走到了極限。
初嘗內部市場化
海爾的事業部制改革之後僅僅兩年,就火速進入了下一個組織轉型階段。這次前行是一場孤獨者的探索,也開始飽受爭議。
1998年,海爾的營業收入達到168億元;次年,海爾開始國際化征程。但張瑞敏卻清醒地認識到海爾與優秀跨國公司的差距,他認為,如果依靠常規路徑,用時間和資金來填補市場空間,很難實現對於跨國公司的超越並成為全球品牌。
當時,企業內部相當於形成了一道封閉的牆,把市場的壓力隔絕在外面。張瑞敏從亞當·斯密處得到了靈感,想要運用市場這隻「無形的手」解決科層內的問題,隨即在高級經理人培訓會上提出了「模擬市場」這一概念,嘗試推倒企業的「牆」。
如何破局?企業內部各個環節真的可以用市場關係來連接嗎?如何解決資產專用性的問題?此時的海爾,又提出了創新——市場鏈。「市場鏈」的概念受到戰略管理之父邁克爾·波特「價值鏈」的啟發。
不同之處在於,價值鏈是指產業上下游企業之間的價值創造和流轉關係,而市場鏈則是把市場機制引入了科層組織,力圖把每個SBU(Strategy Business Unit,戰略業務單元)之間甚至每個人之間,用市場關係進行串聯。
為了實施市場鏈,海爾開啟了全面和系統的流程再造。張瑞敏說:「什麼是流程再造?說到底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滿足用戶的需求。」海爾希望通過流程再造,將職能變為流程,釐清一條內部市場交易的應有路徑,使得任何人都知道自己的用戶(下游)是誰,自己是誰(上游)的用戶。
其實,張瑞敏一直希望調動員工的積極性,海爾早期就曾經探索「自主班組管理」,但僅僅局限在一線操作層面,而且,當時還沒有想到要用市場機制來激活員工。SBU模式一方面將自主管理提升到事業部層面,另一方面明確提到了要使用市場的力量。
當然,這一階段中,海爾依然開始嘗試推動「人人成為經營者」,而具體做法並不是讓人人之間形成一種市場交易關係,而是在績效管理上採取了一種「擬市場化」的模式,讓員工進入經營者的角色,不僅關注績效的紙面結果,更關注其為企業帶來的價值。
兩種角色有本質的不同:如果是當老闆,一定會計算每種資源能夠帶來多少收益,維護品牌形象,並防止應收和庫存;但如果是當員工,肯定是只關心提成,至於瘋狂要貨、降價銷售、破壞品牌形象、留下一大堆應收和庫存則變成了老闆的燙手山芋。所以,必須把作為經營者關注的損失放到績效考核中。
這種經營者角色的下沉,正如張瑞敏認為的,「有點像一個人就是一個公司了」。但問題在於,海爾依然沒有解決科層組織內做市場化的「最大掣肘」——如何定價?或者說,如何確定每個員工應該達到的目標?如果是上級來定,豈不是依然回到了科層組織的老套路?
流程再造的痛點
2006-2012年是海爾的全球化戰略階段。「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環境,讓張瑞敏悟到了內部市場化的真諦—人單合一。
全球化戰略不同於國際化戰略,前者是以海爾的本地資源去打造國際品牌,後者是將全球的資源進行整合,創造本土化主流品牌。2005年,海爾的營業收入達到1034億元,已經是十足的巨頭。
但張瑞敏卻深深地憂慮。他認為,全球化的進程中就像跳高,從1米開始,上升很容易,但到了1.9米,看似離頂尖水平的2米距離不大,實際上卻是很大的水平差異。
如何能夠突圍而出?張瑞敏再次把「寶」押到了「人」身上。他說:「我們現在到全球創牌,是以一攻十。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必須每一個人頂十個人,每個人都要明確自己在全球的位置、全球的目標,然後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去實現它,也是創造一種資源。」
2007年4月26日,海爾提出「用1000天實現流程系統創新(processand system innovation,PSI),完成2000-25000個流程的構建」,被稱為「海爾1000天流程再造」。其實,海爾流程再造並不是單單動流程,而是基於信息系統的流程再造,更會涉及組織結構的調整,稱之為組織模式調整更合適。多次調整後,海爾的組織結構變成了著名的「倒三角」(如圖)。
組織結構的「倒三角」
最上邊的一級經營體主要包括研發、製造、營銷三類,提倡以員工為單位,直接面對用戶進行決策;中間的二級經營體又叫平台經營體,也被稱為FU平台(Functional Unit,功能單位),主要包括財務、戰略、企業文化、人力資源、供應鏈等,是由大幅精簡後的職能部門轉變而來,由下指令變成提供資源。
最下面的三級經營體又叫戰略經營體,是原來的高層管理者,同樣是由下指令變成了提供資源。這樣一來,就徹底顛覆了原來的「正三角組織」,組織的決策由一線員工與用戶零距離接觸後發起,原來的管理者則必須要提供資源進行匹配。
「倒三角」雖然將經營體分為三個層次,但三個層次之間的關係並不是行政管轄,而是一種以用戶為中心的服務關係,形成的是一種極度扁平化的組織。這讓中間管理層的職位大量減少,很多以前的管理者不得不交出手中的權力,甚至連自己的職位也沒有了,更有一些管理者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寶座,被迫到一線去組建經營體。
如果說上一個階段,SBU是市場的主體,這個階段,市場的主體則變成了「自主經營體」。可以發現,海爾的OEC管理並未隨著組織模式的演進而被拋棄,而是進入了一個空間,繼續發揮強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自主經營體內部也有競爭,「體長」必須通過競聘上崗,而評價主體是由橫向部門、利益相關者、員工、客戶共同組成。
而「體長」在上崗之後,又可以選擇進入經營體的成員。與此同時,當「體長」不能有效完成任務時,自主經營體的員工有權集體讓他「下課」,這就叫「官民互選」。另外,每個自主經營體內部也會設置一些有競爭力的個體作為體長的「後備」,這加速了成員的競爭,刺激了團隊的士氣,從而形成了獨特的「鯰魚機制」。
2010年被張瑞敏視為海爾組織戰略變革的一個分水嶺,具體來說,其圍繞「人單合一」的組織模式實現了兩個突破:
其一,終於確認企業可以引入市場機制。從海爾走向內部市場化開始,就一直有人質疑這違背科斯定理,交易成本過高。直到2010年3月的一次訪談中,張瑞敏才明確指出,「現在發現是可以做到的」。
海爾用三張表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計量體系,既考慮了現貨收益,又考慮增加企業價值帶來的期貨收益,通過經營表外資產實現表內資產的增值。這種內部市場制,不僅沒有減弱市場的力量,反而讓市場的力量在企業內部升級了(如圖)。
海爾三張表
其二,確認了「流程鏈條是『身』,動力機制是『魂』」。張瑞敏一直執著於「流程再造」,希望通過流程的塑造能夠形成規範的上下游連接關係,並快速響應市場。但過去流程再造等活動修補的成分大,所有事情不關聯,再造過程中為了信息化而信息化,結果變成不同部分的信息化,沒有形成系統。
流程做得再精密也是企業內部資源。最重要的是,流程變了,組織模式沒有變,兩者根本對接不起來。這就是流程再造的痛點,設計出來的流程裝不下天然的人性,所有人都沒有動力去執行流程,「因為領導難以直達終端」。
無論信息系統對於流程的支持達到什麼程度,人性都是發動機,沒有人性這台發動機,領導還是必須要「御駕親征」。這也正是自20世紀90年代掀起的企業流程再造熱潮中,有80%的企業都以失敗告終的原因。
「制定戰略」不如「去戰略」
倒三角的組織結構實現了極度扁平化,但本質上看依然不能實現各類資源(主要是人力資源)最大程度上的隨需調用。這個道理在張瑞敏與IBM前總裁郭士納交流時就曾受到後者的提醒。
郭士納談到他曾有意推進這樣的改革,但卻忌憚於兩個問題:其一,倒三角最頂端的人直接面對市場,但如果缺乏後方的支持,鏈條就會完全失效;其二,最頂端的人變成一個個經營體,就有可能只關注自己的用戶,而不去關心市場上的新機會,這就造成了整個企業的損失。
這兩個提醒一針見血地說出了「倒三角」的問題,表面上的扁平化,但仍然是有身份、有角色的設定,一級、二級、三級經營體本身就是一個身份。為何不能完全打破?
節點代替職位
其實,這樣的想法和凱文·凱利在《失控》中談到組織進化模式不謀而合。也許,過度正式的組織模式就是企業進化的羈絆。2012年,海爾推出了「人單合一2.0版本」,強調「自驅動」,換句話說,海爾要求員工不是「為了企業而做事」,一定是「為了自己而做事」。如此一來,自主經營體的角色一變,「倒三角」就轉變為「節點閉環的網狀組織」(如圖)。
海爾文化-海爾網格組織示意圖
「節點」和「職位」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節點存在的基礎是「契約」或者「單」,即目標。在海爾,節點既可以是一個自主經營體,也可能是一個單獨的個體。每一個節點都需要明確自己的用戶,把用戶的需求轉化為自己的「單」,然後根據「單」的完成情況拿到自己的薪酬,即人單酬。
節點自身是沒有角色界定的、平等的,網路對外是高度開放的,網路對內是高度動態的。所有的節點圍繞市場,並且讓所有資源隨需調用,甚至還納入了外部資源,也即典型的「雲組織」。
通過使用節點來代替職位,一旦發現了用戶需求,自主經營體就能夠迅速回應,並以節點的身份發動其他節點(合作方、分供方)共同組成一個網路化組織——利益共同體(利共體)。
「小微」當道
當組織內的資源呈現網路化結構,組織真正就變成了一個「平台」:一邊是開放的用戶交互,另一邊是開放的資源湧入。用戶方面,是打造「虛實交互平台」,通過海爾社區、微信平台、Facebook及海爾虛擬展廳等網路工具納入粉絲的體驗,聽取吐槽。
卡薩帝品牌、天樽空調等產品,都是與用戶交互出來的,而生產之前的交互,是這一時期的海爾最強調的。因為,你不能像工業經濟時代一樣去猜用戶的訴求,而應該聽用戶的聲音。資源方面,打造「開放式創新平台」,HOPE(Haier Open Partnership Ecosystem)就是海爾聯合全球創新資源的一個平台,其建立了一流的資源超市,可以對接全球專家和解決方案的資源,目前已經實現了與200多萬專家資源信息的無縫對接。
海爾究竟想變成什麼樣的組織呢?用張瑞敏的話來說,就是「企業平台化,員工創客化,用戶個性化」。他大膽提出,未來海爾將只有三類人:平台主、小微主和小微成員。此時,「小微」已經替代了利益共同體和自主經營體的概念,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是實實在在的企業,而後兩者則更像是一個模擬公司。
這種純市場關係的轉化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對於從無到有的創業小微,海爾基本放開任其發展。例如「車小微」,隸屬於海爾的日日順平台,在整合了海爾原來的6000多家服務商的送裝服務之後,還吸引了數萬社會車輛的加盟。它們通過互聯網自主進入、自主搶單,服務評價來自用戶,考核則靠信息系統。
可以想像的是,一家傳統的工業製造企業要轉型為阿里巴巴一樣的平台企業,會引起多大的爭議。有人誤讀海爾,認為其「管理大於戰略」,這恰恰是個誤區:
其一,海爾所有在組織模式上的打造,都是在打造一種調動每個員工感知用戶、對接用戶、滿足用戶的平台,實際上都是一種「去管理」;其二,這個時代,市場的不確定性讓「制定戰略」大大讓位於「打造模式」,企業不可能再用精英主義的頂層指揮模式來應對市場上無限多元、個性極致、快速迭代的市場需求,實際上是一種「去戰略」。
來源:中歐商業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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