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明與女性文學關係論析

文字 〖〗 ）內容提要：都市作為一種生存環境和文化背景，為女性的解放與發展提供了空間、創造了條件。都市舞台中旋轉的女性文學，不僅表現了女性閱讀都市的意識和立場，而且通過寫作進一步塑造和想像了都市的現狀與個性。都市作為現代最大的文化符號，其慾望化空間為女性慾望在文學中的表達提供了可能，而女性文學又使都市的慾望得到具體呈現。從某種程度上說，假如沒有都市，就不會有女權主義運動和女性主義寫作。都市作為一種生存環境和文化背景，為女性的解放與發展提供了空間、創造了條件。都市舞台中旋轉的女性文學，不僅表現了女性閱讀都市的意識和立場，而且通過寫作進一步塑造和想像了都市的現狀與個性。都市作為現代最大的文化符號，它對女性到底意味著什麼？都市與女性、都市語境與女性文學究竟是怎樣一種糾纏關係呢？一、都市與女性王安憶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過這麼一句話：「女人天生是屬於城市的。」的確，都市與女性的關係自現代以來就糾纏難解。所謂都市，是指現代社會工業化、科技化和商品化所逐漸產生的城市人的文化話語環境。都市作為城市的一種形態，代表了城市化的高級階段。溯源都市與女性的關係，首先涉及到城市化進程問題。因為，是城市化進程把女性從「閨房」的幽囚中解救出來，讓她們逃離了男耕女織的農業社會田園，步入了都市空間，實現「地理的突圍」，從而為她們進行性別突圍建構了基礎。自從以女性為中心的母系社會被以男性為中心的父系社會取代後，父系社會逐漸發展成它的完美形式——一個皇權、族權、父權合一的中央集權等級社會。由於父系社會的體制以先前的母系社會為文明之敵，對這一敗北敵手的控制、奴役、壓抑，已成為它的內在結構性特點。通過男性統治者與女性敗北者這對隱秘形象，可引申出這一秩序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壓抑／反壓抑、壓迫／反壓迫的對抗二項關係。中國自古以來都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歷史，其男耕女織的性別社會分工獨具一主一附的意味，暗示了男性在社會生產中的主導地位，以及女性在其間的附屬或輔助角色，並導致了一個結局，即生產資料和生產力上的父子相繼，也標誌了父系特徵社會的最終確立。從此，在經濟上，女人是寄食於人者，從誰便寄食於誰；在心理上，女人從誰便屈服於誰，經濟與人格兩方面都排除了女性對任何生產資料或生產力的占有權。從此，男女之「命」便有了天淵之別，他們一個「受命於朝」、一個「受命於家」，「受命於朝」的男性理所當然是社會生活的一份子，而「受命於家」的女性卻因生存於家庭之內而被拒斥於社會之外。這種分工或許有自然及男女生理特點的原因，但其內涵卻已遠遠超過了男女兩性生理差異，它成為男性家長佔有生產資料和生產力的依據，成為整個父系統治秩序中最基礎的一部分。[1](P5—7)女性作為一個性別，從此成為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檻外人。由於經濟上對男性的依附，女性為了生存必須取悅男性，只好將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制文化價值取向，內化為自己的行為準則，並安於男人指派給她們的地位，不去爭取自由。「她被教導，她必須取悅別人，她必須將自己變成『物』，人們才會喜歡；因此，她應該放棄自發性。人們對待她，像對待一具活娃娃，她得不到自由。一種惡性循環就此形成；因為她愈不運用她的自由去了解、捕捉與她周圍的世界，她的源泉便愈枯竭，而她也愈不敢將自己肯定為一有主見之自我。」[2](P36)然而，由於女性又是無法排除的，她們是父子關係以及一切社會關係存在的前提，於是，男性又用家庭或族氏系統這一符合統治原則的方式，把女性安插在自身秩序內，並將女性之異己、他性的本質盡數洗去，轉化為可接受的東西，如轉化為傳宗接代的工具或妻、母、婦等職能，從而納入秩序。所以在家庭中，她們也只是一種職能、工具而非主體，是女、是母、是妻、是婦、是媳，而非女性。[1](P5—7)顯而易見，農業文化是一種徹底的男權文化。整個農業文明時代，男性權威被強化、制度化、合法化，而女性權利則被剝奪、控制、奴役。可以說，大部分對女性造成壓迫，使她們喪失自由，淪為男性附庸的宗教、倫理和政治經濟制度，都是在這一時期建立並完善的。儘管農業文明時代，也有所謂的「城市」，但那只是一種依託著貴族的封邑、官長的衙門、教權或王權的駐在，而興起發展並突出城的意義的古典城堡，之於女性解放並無任何現實意義。然而，隨著工業文明的到來及進一步成熟，城市演變至今已不再是特權階級的城堡，父權文化在中國城市也發生了巨大變革，併產生了新的社會組織形式。現代意義上的都市的崛起，是以工業文明浪潮為基礎的現代化運動造就的，是「市」的充分發展。作為一種自由的、平民的生活空間，是中國最生動、普遍的現實，其工業文明實質越來越徹底地改變了女性作為男性附庸的事實。城市給了女性一個自由的生存空間，城市化進程加強了社會對女性權利和男女平等的認識，真正提高了婦女的地位。人們在社會和家庭中的地位，歸根到底由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決定，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因此，在社會中受壓制的婦女，要想改變自己的地位處境、生存現狀，就必須首先爭取經濟地位的平等，從經濟的依附狀態中解脫出來。只有經濟地位平等了，女性才能和男性一樣具有主體性，不再作為一種對象性而存在。只有當女性和男性一起從事公共的、為社會需要的勞動時，女性才能有穩定的經濟收入來源，女性才有可能與男子處於同等地位。「婦女走上社會，是婦女解放的必要社會前提。」[3](P47)工業文明的本質，就是讓人類日益擺脫對體力的依賴，在高技術含量的生產工具革命中，女性的體力弱勢和生理特點，已不再是她們就業的不利條件，女性的各種才能也被認可，她們的靈巧和智慧終於有了發揮天地。女性終於走出家庭、進入社會，與男性同工同酬。因此，在現代文明造就的都市中，男權統治對女性的各種貶低，已不再構成威脅，真正的男女平等已逐漸成為一種經濟現實、政治現實和文化現實。時至今日，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日益明顯。當全世界城市化進程的主導原則，由工業文明原則向另一更高階段過渡時，後工業文明和信息社會也悄然而至。此時，信息產業促使知識生產成為主要的生產形式。知識生產者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從而也導致了社會政治結構、組織結構、勞動方式和生產方式的變革。美國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在《2000年大趨勢——90年代十個新趨向》中指出：「假如產業工人的原型是男人，那麼信息個人的典型則是女人。」[4](P215)「婦女和頌揚腦力勝於體力的信息社會是一對天生的夥伴。哪裡信息社會繁榮發達，哪裡的婦女就投入勞動行列之中。無論什麼地方開展信息革命，婦女就彙集成一支勞動的大軍。」[4](P236)信息技術帶給女性就業機會的同時，也為女性帶來了受教育和參與社會生活的機會以及其他潛在機會，從而有效地提高了女性的綜合素質和競爭能力。而且，科學技術的發展，各種自動化、數字化的設備進入家庭，使家庭勞動自動化，也大大減輕了仍是家務勞動主要從事者的女性的負擔。恩格斯指出：「婦女的解放，只有在婦女可以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而家務勞動只佔她們極少的功夫的時候，才有可能。」[5](P158)同樣，以腦力為主導的信息經濟革命，也帶來了女作家生產力的一次徹底解放。「她們不必以柔軟的身軀與男性在體力上一爭高低，也不必局囿於家庭的一隅為男性作嫁，只需智慧的大腦、靈巧的手指就可在鍵盤上與男性並駕齊驅。」[6]再加上知識經濟時代的現實符碼幻象與女性思維的本質特徵不期而合，女性創作更是如魚得水。城市為女性的真正解放創造了條件、提供了可能，為女性文學創作開拓了空間。總之，工業化和城市化使父系文化受到強烈衝擊。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對比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了兩種文明中女性命運的天淵之別，看到了鄉村女人與城市女人生活的巨大反差。女性只有在都市，才能與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都市為她們開闢了廣泛的活動天地，給了她們機遇和舒展自身的舞台。在這一人造自然中，女性的個體意識日益突顯，女性的聰明才智得以發揮到調整她們的生存狀態、嘗試改變依賴男性的命運中去，從而確立了自身的社會地位，爭取到了作為個體人的自由和權利。同時，城市不斷提高的物質文明，也喚起了女性沉睡已久的性別意識。都市最主要的特徵就是消費文化，女性又是都市消費的主要承載體，她們在品嘗了作為個體的人的喜悅之後，開始了對女性自我的內心需求。她們逐步將自我形象的塑造恢復到不附屬於任何意識形態的本真樣態，將之提升到審美的高度，創造出一種在審美形態上極具女性魅力，在文化心理上指向人性復歸的都市女性文化。作為都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加速了都市文明的發展，又展示了都市文明中從未停歇過的女性話語的努力。從這個角度來看，女性不僅發展了自己，且一反以往的「她」者地位，成為都市的「精髓」與「靈魂」，而都市也在女性的文化心理及日常情緒的演變中亦步亦趨。可以說，都市使女性再生，女性則為都市注入了新的理解和詮釋。只有在都市中女性才有自己的舒展天地，而都市也因女性的揮舞更精彩。通過以上對都市與女性的關係探究，便可知都市的女性情結和女性的都市情結。社會轉型和城市現代化過程中，都市已不可避免地充滿女性的幻想和慾望，消費社會中的女性，也必須通過都市來實現自己的女性幻想和慾望。因此，所謂都市的女性情結和女性的都市情結是相融相通的。二、都市語境與女性文學我們也同樣可以說，都市文明與女性文學是一對糾纏不清的概念範疇，女性文學與都市文明的興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甚至有評論家將迄今為止的女性文學狀態概括為「只在都市的上空盤旋」[7]。可見，女性文學與都市語境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都市是高度現代化的物質景觀，在繁華的都市中，縱橫交錯的立交橋、閃爍不定的霓虹燈、高聳入雲的商業大廈、花樣百出的娛樂設施等物質形態，共同組成了都市繁榮的外在景觀。在這樣一個物慾橫流的都市慾望化空間里，在各種各樣的人與自然、個人與集體、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我的矛盾關係中，人的潛意識得到張揚，人被壓抑的慾望得到突顯，人性也不可避免地得到了重新模塑，人性的深刻、複雜也得到了極為真實的展現。就此意義上，都市已不再僅僅是一個生活空間、人類生活和工作的環境，它更預示著一種新的生存方式、社會形態和文化樣式。從此，擅長描摹和表現複雜人性的文學，也有了更自由、豐富的語境——更多的表現對象和更廣闊的表現空間。蔣述卓等在《城市與文學關係初探》一文中，就系統地分析了城市之於文學的重要性，主要表現為兩方面：在共時性的維度上，城市生存空間本身的獨特性，使城市生活方式與鄉村生活方式相比，更有利於文學對於複雜人性的展示；在歷時性的維度上，城市的發展隨歷史的變遷而發生的巨大變化更促進了文學的空前繁榮[8]。然而，女性與都市更有一種天然親近感，由於婚姻規定了女性空間的位移性，即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重新組成新家庭，因此，女性在進入都市空間時不會有一種漂泊感、流浪感，她們很容易融入都市中；男性則不然，他們有太多家的負擔，由於追求土地上的那種家園穩固性，使他們在進入都市後容易產生漂浮不定的無根感，所以他們不似女性那般容易融入都市。另外，女性還是都市文化消費的承擔者和製造者，同時也是都市文化的最好表現者。正是都市這一獨具包容性、公平性的文化空間，讓女作家獲得了自由抒發自我的寫作權利。在現代文學史上，就有許多女作家以都市為生存背景、城市文明為文化背景，寫下了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女作家之所以偏愛都市，因為她們大多都是生於斯長於斯的都市女性，講述城市的故事就是在講述她們自己的故事。女性主義可以說是都市化的產物，女性文學是依託都市文明而發展起來的。對此，文學史實已經予以證明。20世紀前期女性創作的異峰突起，就是最初的近代化都市文明在中國萌芽的結果，如現代史上三位最具女性意識的女作家丁玲、蕭紅和張愛玲，她們都是在上海這一最接近近代氣息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位置的。而20世紀末女性文學的勃興，女性創作明顯由以前的相對平寂轉為熱騰，也恰逢中國全面駛入都市化軌道之際，這絕非某種巧合或偶然，而是都市文明樹上結出的又一顆碩果。所以，女性文學的都市化也將是一種必然趨勢。毋庸諱言，「女性寫作」命名的凸起是20世紀90年代最突出的文學現象之一。當然，這裡指的是對這一現象的「命名」，而並非指女性寫作本身。因為，女性寫作並非從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而是溯源久遠。自從五四運動對「人」的解放的強調、喚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識以來，許多女性就以她們卓越的藝術才華和深邃的思想走在了時代創作的前列，獨領一代風騷。僅以小說領域來說，本世紀從老一代的丁玲、蕭紅、張愛玲起，到中年的張潔、諶容、宗璞等等，有許多女作家都以各自的文學實績，展現了女作家與男作家同樣卓越不凡的力度，而且在某些關於人性本質描寫的優美細膩方面，甚至令男性作家也稍遜一籌。但是，由於受「存天理、滅人慾」的「非性」文化傳統的制約，以及聲勢浩大的女權運動的缺乏，女性性別特質難以從國家、社會、階級和人倫宗族中剝離出來而獨立呈現。這樣一來，女性文學創作的特色，對城市文明的另一種性別體驗，也就被壓抑在歷史的地表下面沒有盡情顯露。在一種固有的文學社會批評標準的框定下，沒有人願意就她們的性別為「女」而發表看法，她們也以被當成無性別或准男性的「中性」作家解析。直至20世紀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這一情形才有了微妙變化，女作家們以女性視角直面人生的書寫更有力度，直抒胸臆的表白更加大膽。都市文化語境中，商業視野下的女性寫作有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大批以寫作為職業的都市女作家，從各種角度、各個層面將女性的性別體驗，用自己獨到的方式描繪出來，逐漸形成一股90年代的新女性寫作潮流。女作家們似乎對都市更有話可說，都市的故事激發了她們更多的發言興趣，這是90年代女性創作能夠與男性創作爭強的實質性背景。在都市文化背景中，許多女作家都恰到好處地找到了自己對世界、生命、社會情感體驗表達的契合點，以及自身獨特創作的生長點。而且，這些90年代的女作家，試圖以女性話語的「慾望之流」超越現存的性別秩序和文化秩序，重新發現和找回女性曾經丟失和被湮滅的自我。像王安憶與都市女性的歷史回思，殘雪與都市女性的夢魘分析，徐坤與都市女性的文化價值懷疑，陳染與都市女性的精神自戀，海男與都市女性的個性探秘，徐小斌與都市女性的內心迷宮，以及更年輕的衛慧、棉棉等所偏重的對都市女性在物化現實中對女性慾望人生的新體驗表現……如王安憶就以一曲《長恨歌》作了一次煌煌的女性發言，奠定了她在20世紀90年代女性文學中的地位。主人公王琦瑤一生都為之傷感的，就是一座在歲月長河中隕落了的魔都，她渴望的對象其實並不局限於某個人，而是整個上海這個巨大的慾望舞台。方方筆下的黃蘇子，《我的開始就是我的結束》中的主人公，同樣受過高等教育，一個優雅的白領麗人，由於長期的身心壓抑導致了精神和靈魂的極端變異，在追求一種個性化的人生方式中，也墮落為一個讓人不齒的妓女。都市知識女性王琦瑤和黃蘇子的人生悲劇警醒所有女性，面對多元化的世界與生活，在實現自我慾望時決不能失去「自我根基」。曾經在20世紀80年代一領風騷的鐵凝，90年代則以遒勁的力度、成熟的風姿，透視著這個正在勃興的商業社會，無情地拆解著遊戲規則。她筆下的小黃米，是一位農村小姑娘，面對金錢的誘惑，居然能坦然地在汽車旅店做暗娼而不覺羞恥，這是一種多麼讓人無奈的心傷。面對90年代市場經濟的衝擊，湧入都市的農村女孩，她們的出路究竟何在？同樣是一個關於女性在都市生存的問題，鐵凝時機恰當地提出來了。在打工潮奔涌的今天，我們不僅要關注都市女性的生存問題，同時也應關注從鄉村湧入都市的這類女性的生存，這是具有代表性和獨特意義的女性慾望問題。女作家徐小斌的中篇小說《雙魚星座》，是她大膽探幽都市女性隱秘心理的又一力作。女主人公卜零的精神生活，一直搖擺迷失於自身、丈夫和情人之間，同時她的肉身還要承受種種現存的物質外在壓力。卜零可以不為現實利益所動，卻能為虛無飄渺的愛情捨棄一切。當歲月將她遺忘，變質的家庭、外部世界的壓抑讓她窒息，她只渴望有一份真實的愛能打破生活的沉悶，拯救生命於無聲息的枯萎中。當情感及肉身得救的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慘遭失敗時，她選擇了自戀、自慰，選擇了逃回女性自我內心，或到荒僻的少數民族地區以求天人相接。這實在是女性向外部祈求失敗後的一種反向逃逸，也是都市女性自我拯救的一種方式，表達了徐小斌對都市女性在自我慾望實現遇難航程中進行自我救贖的獨到關注和深刻思考：除了女性自己，沒有任何人可以真正拯救女性。以「個人化」寫作凸起的陳染和林白，她們的創作也是20世紀90年代文壇有趣而又充滿爭議的話題。可以說，慾望是女性個人回憶中最深埋的內容，也是異己的歷史話語無法觸及的死角。正如陳染所說：「在父輩停止思索的地方，她將繼續思考。」陳染和林白分別用獨語的方式展示了自我的孤獨幽閉、個人身體以及與個人相關的慾望、夢幻、記憶和潛意識，用「我手寫我心」和「我手寫我身」，展現了曾經被男性遮蔽、擠兌的私人生活和私人領域，對女性慾望不加偽飾地進行了書寫。陳染和林白的字字句句，都浸透著撕裂自身的血淚和疼痛的憂傷，充滿了憤怒的決絕。同樣決絕的還有海男，「我們知道，拯救的慾望是人類諸多慾望中一種非常特殊的慾望，當人類面對終極、面對上帝、面對死亡的時候，拯救的慾望就特彆強烈，也特別虔誠」[9]。而海男的作品似乎總與「死亡」相關，如《坦言》、《私奔者》及《蝴蝶》等都具有「死亡情結」，通過夢境的真實和現實的虛幻以及對都市女性的個性探秘，探究了女性該如何找到自己位置，表達了她強烈而持久的女性自我拯救慾望。另外，「新寫實」派的女作家池莉，女性白領麗人寫作族中的張欣、張梅等，也從其他角度對都市女性的生存以及生活與精神進行了關照。在都市的舞台中，女性作家彷彿是一個永不疲憊的舞蹈家，一直在旋轉著優美舞姿，都市賦予她們源源不絕的文學靈感，給予了女性抒發慾望的機會，女性也讓城市的慾望得以展現。可以說，正是開放的都市文明帶來了女性文學的百花齊放，女作家終於不言忌諱地訴說自身的情感經歷、生命感受、內心體驗，真實呈現屬於女性自身的慾望表白。三、結語都市的女性慾望和女性的都市慾望糾纏不清地緊密聯繫著。都市的慾望化空間為女性慾望在文學中的表達提供了可能，而女性文學又使都市的慾望得到具體呈現。女性文學構成了20世紀90年代都市文化景觀中最具特色的一面。然而，如果女性文學對都市生存中女性慾望的剖析僅滯留於表層狀態，那麼它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將會大打折扣。作為一種精神性的存在，文學最終指向是對人類生存境遇的思考，都市文化語境中的女性文學，只有觸及到生命個體在都市沉浮中的生存痛苦、精神困惑時，才能顯示出其獨特的文學品質，它必須透過千奇百怪的慾望圖景，對女性生存的深層內涵進行重新審視，才能顯現出其理性深度和文化內涵。（艾尤）【參考文獻】[1]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的地表[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2]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3]李小江．夏娃的探索[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4]約翰·奈斯比特，帕特麗夏·阿伯丹．2000年大趨勢——90年代十個新趨向[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趙樹勤．自由的飛翔——知識經濟時代女性文學的發展趨勢[J].理論與創作，2001,(2).[7]荒林．世紀之交的中國女性文學[J].文藝爭鳴，1997,(1).[8]蔣述卓，王斌．城市與文學關係初探[J].廣東社會科學，2001,(1).[9]張鈞．蝴蝶的死亡與困惑——海男小說的死亡情結[J].當代作家評論，1998,(3).編輯：劉岩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