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時遠||中華民族: 從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的論述展開

【摘要】中華民族是一個現代民族概念，也是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歷史產物。對中華民族的認識和理解，經歷了晚清、民國時期的種種糾結，是中國共產黨作出了尊重歷史、符合國情、順應人心的科學解讀。這種解讀，不僅超越了西方國民成分單一性的「一族一國」觀念，也超越了前蘇聯缺失「國家－民族」的多「民族－國家」聯盟的實踐。中華民族是一個多元一體的大家庭。建設中華民族大家庭，需要努力縮小「大家庭」成員之間的發展差距，建立中華民族大家庭平等共享的物質生活田園; 需要切實尊重「大家庭」成員之間的文化差異，以中華文化認同為宗旨構築中華民族大家庭親情團結的精神生活家園，這是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兩把鑰匙」。本文以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的精神為主線，從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中華民族不等同漢族、中共對中華民族的詮釋、中華民族大家庭及其建設等五個方面，立足於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論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中華民族;多元一體; 大家庭; 「兩把鑰匙」; 中華文化認同

【作者簡介】郝時遠：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

【文章刊發】《黑龍江民族叢刊》2016年第1期。

在當代中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時代最強音。因為「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在中文話語中，雖然「中華民族」一詞出現於20 世紀初年，但是其形成和發展卻經歷了數千年的歷史過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 「中華民族具有5000 多年連綿不斷的文明歷史，創造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經過幾千年的滄桑歲月，把我們56 個民族、13 億多人緊緊凝聚在一起的，是我們共同經歷的非凡奮鬥，是我們共同創造的美好家園，是我們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貫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們共同堅守的理想信念。」在2014 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在報告中論述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歷史，特彆強調了「五方之民共天下」的「大一統」觀念，指出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因俗而治」的智慧，認為「這種維護統一而又重視差別的理念，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至關重要」。因此，從中國的歷史過程去認識中華民族形成的內源動力，從中國的現實去體會中華民族發展的整合機制，是深化研究中華民族作為中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命運共同體的根本立足點。

一、「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

在現代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歷史研究中，費孝通先生凝練概括的「多元一體」民族觀，無疑是深刻把握中國歷史「大道」最傑出的思想貢獻。先秦時代「天圓地方」的東、西、南、北、中之域，生活著「五方之民」的「夷」「戎」「蠻」「狄」「華夏」。而「五方之民」的互動關係，也因此成為中國形成「大一統」王朝的內在動能。如果說西周時期確立了以禮樂制度折服天下諸侯的「周禮」，那麼東周時期周天子之於諸侯「共主」的權威已被束之高閣，「五方之民」展開了春秋戰國爭「天下」的競爭。天下「萬邦」「萬國」的分立，中原「諸夏」的爭霸，「四夷」內化為「夏」的互動，孕育了「天下統一」的新格局。當時，所謂「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而「吳、楚、秦、越皆蠻夷之國」。雖然秦國是吸收了西戎成分的諸侯大國，但卻是中國「大一統」王朝的奠基者。

秦漢以後的中國，經歷了幾個世紀的群雄爭霸。從「三國演義」、到魏晉南北朝，以及「六朝」格局和五胡十六國，這些「五方之民」的後裔交相演繹的紛爭，無不以「爭天下」為目標。「天下」不是一個封疆裂土的地域空間，而是一個皇權統治的中原王朝。所謂「中原王朝」，代表著中國自秦漢統一以後的權力正統，但是誰來做皇帝則不再限於是「夏」是「夷」，或打著「漢室宗親」旗號的匈奴後裔是否血統純正。隋唐王朝的大統一，即是「一個接納、混合各方傳統的新王朝」。其皇室宗親中的「戎」「狄」血統無需贅言。在中國的歷史中，雖然有東晉時期道士顧歡毀誹佛教的所謂「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之說，但沒有發生過伏爾泰描述羅馬帝國解體後的那種現象:「優美的拉丁語被20 種蠻族的土語所取代。……各行省的競技場、圓形劇場換成了茅屋。」

在現代中國歷史的研究中，解構「大一統」的歷史觀點頗為流行，或者認為「大一統」掩蓋了地方史，或者認為「大一統」遮蔽了民族史，所謂「大一統」的「話語霸權」之說不脛而走。但是，「大一統」確實是中華文明傳承不懈、中原王朝存亡絕續的內在機理。翁獨健先生在中國民族關係史研究中，著重指出了秦漢、隋唐、元朝、清朝四次大統一，這無疑都是中國歷史最重要的節點。而且關鍵在於這些「大一統」的王朝，都包含了「五方之民」及其後裔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作出的歷史貢獻。正如中央民族工作會所論述的:「在中國歷史上，無論哪個民族建鼎稱尊，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國家，而且越是強盛的王朝吸納的民族就越多。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視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正統。」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元朝的統一，「領土之大，超過漢唐盛時，奠定了後來中國疆域的規模」。

對此，一位美國人類學家認為: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總是堅守一個難以實現的夢想，即「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國家，所有人民都在一個政府的統治之下」，這種「『中國』的觀念經久不衰」，而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將這個夢想變為了現實。雖然時至今日，源自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肢解、分裂中國時期的「滿蒙非中國」之論，依然通過學術話語發出歷史回聲，甚至質疑元朝是否屬於中國王朝的聲音，與美國「新清史」學派中質疑清朝是否屬於中國王朝的聲音交響。但是，認為「忽必烈帝國本身絕未成為中華王朝」的人，也不得不承認: 元朝之後，明朝的「『中華』以大元汗國為鏡，吸收了其他國家模式變身為『巨大中華』，以至明清及民國、當代」。其實，這是一個中國古人早已解決的問題，二十四史作為「大一統」王朝繼承性的編修傳統，揭示了中國古代的「王朝認同」。當代人們關注的所謂「全球化癥候」中的「認同」( identity)問題，其實「比我們對它的任何可能的表達都更深刻和更具多面性」。其中，不可忽略的是從來就存在的中國歷史上的認同。

這種歷史認同，基於對「大一統」的目標追求，這是一種「多元」對「一體」的認同。而且在所謂「四夷」具備的「爭天下」能力中，不僅在於他們的強弓勁弩，而且在於他們「稱中國位號，方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在這方面，生活在18 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對遙遠中國的歷史規律認知，可謂頗有見地。他認為，兵強將勇的游牧民族以武功爭得「天下」，但是實施統治「仍只得屈服於被他們奪取了皇位的國家的法律」。因為中國「大一統」的「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把這個幅員廣大的國家組成一個大家庭」。中國「多元一體」的歷史文化積澱，培育了中華民族維護國家統一的精神「基因」。所以，習近平指出: 「一個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傳的民族精神中來進行基因測序。」對中國「大一統」歷史傳承的「基因測序」，才能把握中國從哪裡來和走向哪裡去。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歷史的國家統一，並未因自始存在多民族而改變，元朝、清朝尚且如此，「更早的胡人入侵，非但不是分裂中國，事實上反而是導致中華帝國的重建與再統一。」「天下統一」之大道，「因俗而治」之方略，「和而不同」之目標，貫穿了中國的歷史，這是中華文明傳承不懈的內在邏輯。「五方之民」及其後裔共同建立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就是「五方之民」及其後裔構成的「多元一體」，即是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當然，就「中華民族」這一概念而言，它並非是一個具有原初意義的民族共同體，而是中國近代遭逢西方列強侵略，在救亡圖存中以西方民族－國家觀念凝聚和塑造的「國民」共同體。因此，如何認識和解讀這一概念，同樣是理解中國歷史與現實的關鍵詞。

二、中華民族不等同漢族

「民族」一詞，是中文古漢語固有的名詞。上文所引東晉時期顧歡所稱「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是指中原漢人的族屬未變卻改信佛教、「濫用夷禮」。而唐代皮日休所說「上自太古，粵有民族」則是因「見南蠻不賓天下」。其「夷夏之辨」的「民族」指稱無可爭辯，「化內」「化外」皆可稱為「民族」，這是超越古漢語「氏族」「宗族」「部族」「種族」局限的一種「民以族分」的泛稱。因此，所謂「民族」一詞不見於中文古漢語之說，或者「民族」一詞系由日本人用「民」和「族」兩字構造之論，都不符合歷史事實。中國古代文獻雖然沒有對「民族」一詞作出定義性解釋，但是對「夷夏」之別的群體差異之論卻比比皆是。源自先秦時期有關「五方之民」因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不同，他們的飲食、衣著、民居、器物、工具相異，「言語不通，嗜欲不同」等差異的論說］，即是對構成中國古代原初「民族」基本要素的解讀。至於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包括「民族」「種族」「革命」「政治」等大量的中文古漢語單詞，在日本人對譯西文時賦予了新的含義，並不等於泯滅了中文古漢語的原意，更不意味著要以日本人的定義來解釋古漢語的「民族」。所以，也不會有人愚蠢到把「粵有民族」理解為「廣東有民族( nation) 」。

在近現代中國的民族學研究中，解讀中文「民族」一詞引起的爭論一直沒有休止。其中糾結最多的問題，是如何對應以英文為代表的西方民族觀話語。清末梁啟超從日本引進西方民族觀時，以「中華」和「民族」的合一，概括了「中華民族」這一概念。其含義的指向是西方民族－國家(nation － state) 所構建的國家－民族( state － nation)，即中國步入現代國家的民族稱謂———中華民族( Chinese nation) 。不過，他所求助「東方道德、西方技藝」的日本「東學」，對現代民族的認知深受德國政治思想和國民成分單一性的種族觀影響。日本人認為: 「德意志語所謂民族者，謂相同種族之民眾。國民者，謂居住於同一國土內之民眾，故有一族之民分居數國者，亦有一國包含數種民族者。」因此，所謂「相同種族之民眾」的民族觀，對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尤為深刻。

在進入20 世紀之際，中國人對帝國主義列強帶來的屈辱，已經從1840 年鴉片戰爭失敗後國家「技不如人」的自卑，轉變為1900 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後皇家「種不如人」的怨憤。這種指向清朝滿族統治上層的激憤，使中國傳統的「種族」意識在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下，被賦予了西方通行的種族( race) 優劣意義。而中國「五方之民」及其後裔不具備種族「膚色」差別的典型特徵，則使血統意義上的「皇漢人種」成為了有別於「蠻夷戎狄」的種族想像。這種意識激發的社會精英響應，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種族－民族主義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礎。在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社會動員中，最重要的口號即是「排滿興漢」。雖然在辛亥革命進程中，孫中山意識到即便當時是漢族皇帝當政也要推翻。但是問題在於，辛亥革命解決了「排滿」的問題，但是沒有實現「興漢」的目標。孫中山的對手雖然不再是滿族貴族統治勢力，但卻是浸淫於封建王朝政治傳統中歷練幾十年的漢族官僚袁世凱，「興漢」成為「恢復帝制」的倒行逆施，以及軍閥林立的國家分裂。他一度倡導的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也以失敗告終。

在孫中山的政治思想中，所謂「五族共和」是政治妥協的產物。他對國民黨這一「根本錯誤」的反省，雖然包含了「我們國家何止五族呢」的質疑，但是他仍堅定地認為如果「不能真正獨立組一完全漢族底國家，……這就是本黨底民族主義沒有成功」。所以應「將漢族改為中華民族」，「務使滿、蒙、回、藏同化於我漢族，成為一大民族主義的國家。」遭逢革命失敗的孫中山，幾經磨礪的《三民主義》也在「參考之西籍數百種」之後，展開了重新出發的民族主義革命動員。他的目標是打造一個如同美國一樣的、將歐洲各種族的人「合一爐而冶之」為「一種新民族，可以叫做美利堅民族」。美國即是一個以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為核心建立的國家，其獨立建國的革命並不包括黑人、印第安人和其他非白人移民。「合一爐而冶之」的「熔爐」，是針對那些來自東歐、南歐的白人移民而言，美國革命的先賢沒有試圖把黑人等非白人「熔冶」為白人的意圖。即便廢奴之後，黑人也只能生活在滲透於社會各領域的「平等但隔離」之中，印第安人則置身於隔離同化的「保留地」( Ｒeservation System) ，白人的「熔爐」之門從未對黑人等有色人種開啟，直到20 世紀60 年代美國的民權運動終結了「熔爐」政策。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秉持了西方「一族一國」的立場，遵循了美國「合眾為一」的「熔爐」理念，「其始以一民族成一國家，其繼乃與他民族糅合博聚以成一大民族」。其中「糅合博聚」的思想，大都源自梁啟超等人的「大民族主義」，即「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共同對外，才能救國圖存］。「漢、滿、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漢、滿、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種」，國家變革「必使土地如故，人民如故，統治權如故」，三者缺一不可。從這個意義上說，孫中山雖然難以對中國「何止五族」作出類似美國多種族的體貌膚色區分，但卻大可作出美國白人包含了多種歐洲移民同化「熔冶」於一爐的比附，即將中國各少數民族視為「漢族的宗族」。事實上，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不僅有「參考之西籍數百種」的國際視野，也吸收了當時在中國紛然雜呈的民族觀、種族觀和國家觀，所以其內在的邏輯矛盾也比比皆是。不過，「無論其作品何等的含糊不清」，但是「它在中國政治中發揮了持久影響並被採納為國民黨的官方政策」則是事實。

孫中山以「興漢」民族主義為「法寶」，以建構類同「美利堅民族」為目標，目的是打造一枚「中華民族」的「硬幣」，一個面向是「排滿」，一個面向是「興漢」。推翻了清朝的「異族」統治，象徵解決了「驅逐韃虜」的歷史性問題，而主張「漢族自決」和少數民族「同化於我」，卻遮蔽了理應屬於他「民權」理念中的國內少數民族權利問題。他認為「除去民族間的不平等」屬於「消極的民族主義」，而「同化於我」則是「積極的民族主義」。所以，孫中山倡導的「天下為公」，雖然浸透著中國「治天下之道，至公而已爾」的觀念，但是他對歷史悠久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至公而已爾」的理解，卻陷入了西洋或東洋種族同一性的狹隘「一族一國」局限，缺失了「公則胡越一家，私則肝膽楚越，此古聖人所以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也」的政治胸懷。孫中山沒有能夠正確闡釋「中華民族」的「國家－民族」觀，這也是國民黨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因為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不能脫離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歷史。

三、中共闡釋的中華民族

在袁世凱迫使清帝退位和孫中山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後，辛亥革命所昭示的中國前途並未隨之明朗。雖然袁世凱重返「五族共和」，申明中華民國領土和國民包括「蒙、藏、回疆各地方」和「蒙、藏、回疆各民族」，並針對外蒙古地區的變局發出「外蒙同為中華民族，數百年來，儼如一家」的聲明。但是，袁世凱政府不能立足於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共和」，無論構建或模仿何種制度形式，都不可能建立一個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國民整合的現代中國。正如費正清所言: 「在中華民國的初期，外在世界的許多思想最終都被討論和試驗過，但是能站住腳的為數並不多。」孫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遺囑，及其必然包含的構建「中華民族」這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國家－民族，只能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的民族解放運動中實現。對此，列寧預見性地指出: 「在印度和中國，覺悟的無產者也只能走民族道路，因為他們的國家還沒有形成為民族國家。」

民族－國家不僅是「資本主義時期典型的正常的國家形式」，而且西方資本主義全球殖民擴張構建的世界體系，也「視民族國家為唯一合法的政體」。因此，無論是遭受侵略和殖民奴役的古老國家，還是資本主義產生的「掘墓人」———無產階級，都必須順應「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的覺醒，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民族國家的建立」的歷史趨勢。對中國這個古老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而言，「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包括了反對外來的帝國主義、內源的封建主義雙重民族壓迫。這兩種壓迫的實質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階級壓迫。因此，馬克思主義關於「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係就會隨之消失」的基本原理，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奮鬥目標。被孫中山視為「消極的民族主義」目標———「除去民族間的不平等」，恰恰成為中國共產黨超越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消滅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革命實踐，其核心是實現國內各民族的一律平等，這是各民族團結的基礎，也是熔鑄中華民族的必由之路。

歷史悠久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如何成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西方民族－國家的「一族一國」理念，怎樣在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建構中體現? 這是立足於中國國情還是亦步亦趨於西洋或東洋必須解決的問題。西方的現代民族( nation)觀，經歷了從城邦、帝國、民族君主國向現代民族－國家演變的歷史過程。英文的nation 一詞源於古代具有「異類」含義的拉丁文「natio」( 出生、出身)，中世紀演化為基督教世界共享的幾所大學中的學生團體，13 世紀晚期指稱「教會共和國」中「意見共同體」的派別，16 世紀在英國被用來表達英格蘭的全體居民，具有了人民( people)的含義。這一概念經歷了法國大革命的洗禮，使「第三等級」所代表的「民族取代了國王成為認同的來源、社會團結的焦點」，結果「民族成了國王」［37］195，西方的「一族一國」觀念由此形成。而且，西方在殖民侵襲全球的過程中，面對種族紛呈、民族多樣的古老社會，進一步強化了其民族「認同的來源、社會團結」，並在種族優劣的比較效應中遮蔽了其「民族」內部的差異性，諸如英格蘭人與蘇格蘭人都籠罩在了「日不落帝國」的認同光環之下一樣。這就是西方典型的「民族－國家」，不過列寧認為這種類型的民族－國家在整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具有「歷史相對性和暫時性」，而非必然的規律。

對步入近代的中國來說，在帝國主義列強的「炮艦—協議—割地—賠款」侵略模式下，面對著主權淪喪、領土肢解、國家分裂的危機。在這種形勢下，包括漢族在內的任何一個民族，都不可能孤立地實現驅逐帝國主義勢力、推翻封建主義壓迫的「民族自決」。尤其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後，只有團結、整合中國各民族的共同意志，才能擺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危難。代表和凝聚這一意志的共同體即是中華民族，中共對中華民族的闡釋解決了中國走民族－國家道路的國民統一問題，即「中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中華民族是代表中國境內各民族之總稱，四萬萬五千萬人民是共同祖國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命運共同體。中國境內各民族作為「共同祖國的同胞」構成了中華民族。這就是中共理解的「一族一國」，即中華民族為「一族」，中國為「一國」。中華民族觀的確立，賦予了中共政治綱領的中華民族性，即中共「不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代表民族的」。這個「民族」就是中華民族。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共對「一族一國」的認識，不僅超越了清末民初以來國內各界的種種論說，而且也超越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中華民族「成為認同的來源、社會團結的焦點」，實現了中華民族與國內各民族人民的對接。中共的國家觀，也隨之從建立「工農共和國」的政治主張轉變為建立「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目標，即「必須將分裂的中國變為統一的中國，這是中國人民的歷史任務」。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由此走出了與蘇聯不同的「立族」和建國道路。在蘇聯建立的過程中，沙俄帝國沒有為布爾什維克留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資源和凝聚力。在分崩離析的沙俄帝國廢墟上，列寧只能按照西方具有「歷史相對性和暫時性」特點的狹義「一族一國」模式，在無產階級政黨統一性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向集中統一過渡的眾多民族－國家的聯盟，所以，蘇聯也未能確立一個國家－民族的稱謂。中共立足於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國情，確立的中華民族觀和統一的人民國家觀，使中共放棄了早期政綱中顯現的「蘇維埃聯邦」國家影像，轉向了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少數民族「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的道路探索。在這一實踐中，中共並沒有放棄「民族自決」的政治理念，而是把早期倡導「各民族」的各自「自決」升華為中華民族的自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就是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自決」。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開啟了中國步入以民族－國家為行為主體的國際社會之門; 中華民族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民族，成為躋身於民族－國家時代世界民族之林的唯一代表。在對「民族－國家」的理解方面，糾結於「一族一國」理念中「一族」的成分單一性，是對現代民族( nation)概念的偏狹、僵化理解。民族－國家的實質是國家的主權獨立，所以它的另一種表述是「主權國家」。歷史性的中國「五方之民」及其後裔所構成的現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統一」意味著國家主權、領土、國民的統一，「多民族」是指構成中華民族( Chinese nation) 這個國家－民族的多樣性民族成分，其含義是中文話語中「粵有民族」的「民族」，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除了漢人之外，「還有蒙人、回人、藏人、維吾爾人、苗人、彝人、壯人、仲家人、朝鮮人等，共有數十種少數民族」意義上的「民族」，他們「雖然文化發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長久的歷史。中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因此，對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理解，首先要立足於中國的歷史國情和中國話語的理論闡釋，然後再去思考如何與其他國家的國情、概念比較，而非本末倒置的「削足適履」或「張冠李戴」。

四、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

在當代有關民族、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的學理性研究中，新近辭世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新範式———國家－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可謂具有經典意義。這一命題不僅在於它擺脫了對構成民族諸多要素的長期爭議，而且也在於揭示了當今時代民族－國家建構進程中的普遍困擾。建設國家－民族，是一個世界各國都未完成但程度有差的實踐。在中國古代歷史上，雖然「中華」概念歷久彌堅，但是見諸世界他國古代文獻的多是「秦」、「唐人」、「契丹」、「韃靼」、「大清」等，以及近世的「支那」。但是，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新的概念，並不意味著只是清末民初以來民族主義「想像」的現代產物，而是中國歷史的獨特過程和中國各民族人民的特殊經歷所成就的命運共同體。所以，中華民族既非原初意義的既成實體，也不是虛無縹緲的憑空想像，它積澱了中華文化傳承中根深蒂固的「天下統一」精神。這種精神力量產生的歷史認同，也就是前述推動法國大革命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所意識到的中國運勢———「把這個幅員廣大的國家組成一個大家庭」。

古代「中華」與現代「民族」結合所形成的「中華民族」，在中共詮釋的內涵中成為中國各民族人民「認同的來源、社會團結的焦點」。中共倡導的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中國各民族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艱苦卓絕鬥爭，注入了中華民族自決的動力。中共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政治主張，並率先在內蒙古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則為新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建立奠定了第一個基本政治制度，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提供了政治保證。中共歷來主張的各民族一律平等，是新中國實現「大家庭」成員之間團結互助、友愛合作的基礎。平等，首先意味著承認和尊重，建國初期展開的民族識別，既是賦予中華民族大家庭成員平等地位的實踐，也是建設中華民族的奠基工程。正如早期民族史學家江應樑論及「中華民族」時所說:「能對於中國領土中全部民族的各個分子均有一個徹底的明了認識，方能說得到了解我們自己，方能說復興中華民族之道。」也就是說，中華民族大家庭並非一個抽象的親情隱喻，而是一個由各個民族構成家庭成員的實體。

中國的民族識別，是實踐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則真實性、徹底性的集中體現，也是在當時科學研究條件下達成的最好成果。雖然時至今日，詬病「民族識別」的論說比比皆是，或者認為追隨了斯大林民族定義和蘇聯「命名民族」的建國地位，或者認為「人為構建」了「民族」，或者認為「錯誤歸類」，不一而足。但是，這些認識都缺失了對民族識別政治原則的基本認知。首先，對斯大林的民族定義，中共的認識是十分清楚: 「在我國，不能死套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義。那個定義指的是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民族，不能用它解釋前資本主義時代各個社會階段中發生的有關的複雜問題」 ; 其次，中國的民族識別，不以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的「先進」或「落後」為標準: 「科學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是政治上不要去區分哪個是民族，哪個是部族或部落」; 第三，中國的民族識別不是為了「分」，而是為了「合」: 「我國許多民族在解放前雖然沒有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但是它們的民族特徵都已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種歷史和現實的情況都應正視、研究和照顧，否則就不能合起來。」而且，「合」的目的也包括了有利於少數民族享有民族區域自治的地位和權利; 第四，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即便是近世移住中國的外國群體，也一視同仁。如民國初期移入中國新疆地區被冠之以「歸化族」的白俄群體，在民族識別過程中正名為俄羅斯族，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56 個成員中的平等一員，如果按照西方國家對待外來移民的理論和政策實踐，移入中國的俄羅斯人只能享有族群( ethnic group) 身份，而絕對不會成為一個國家法定的少數民族( national minority或nationlity) 。

中華民族之「一族」，是對中國「多民族」承認、包容、整合的「一族」。「多民族」作為「共同祖國的同胞」組成了中華民族大家庭，這個「大家庭」依託的國家，「不是哪一個民族所專有，而是我們五十多個民族所共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人民所共有」。中華民族在這個意義上體現了中國各民族共享的「人民主權」。這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最基本的國情，「統一」包含了中華民族的一體，「多民族」意味著「大家庭」中的成員多樣。或者說，中國56 個民族都姓中華民族，而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名字。因此，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專門就中華民族大家庭作出闡釋:「中華民族與各民族的關係，是一個大家庭與家庭成員的關係; 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大家庭里不同成員之間的關係。」其實，這並非一個複雜的關係，雖然其中包含了「統一」與「多樣」、「多元」與「一體」的辯證哲理。但是，為什麼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去闡釋這一關係? 問題在於黨內外、社會上存在著「把多民族當做『包袱』，把民族問題當做『麻煩』，把少數民族當做『外人』」的錯誤認識。

產生這類錯誤認識的原因是多樣的，一是在「大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中，人口占絕對多數的漢族與人口不足8． 5%的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最為普遍，是產生民族問題的主要層面; 二是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進程中，各種社會問題與民族關係的交織程度加深，民族問題呈現了多面向且敏感度增強的特點; 三是蘇聯解體後世界範圍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凸顯，近代帝國主義利用民族問題分裂中國留下的「遺產」開始發酵，並在西方一些勢力的支持下形成對中國的滲透和影響，引發了一系列騷亂、暴恐等極端性事態，危及著中國的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對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探究，最直接的路徑就是指向民族政策。其中，國家認定「多民族」的身份自然成為問題的焦點。也就是說，因為承認了「多」，才實行了差別化的政策———標註身份、特殊照顧、區域自治等。所以，在一些人的思維中「大家庭」變成了「大拼盤」，民族區域自治成為「蘇聯模式」，進而開出一系列學習美國、印度、巴西所謂「去政治化」的「大熔爐」經驗和「藥方」。［這類認識，無論立意於什麼願望，其實質就是重返西方經典的所謂「一族一國」理念。這也正是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給予嚴肅批評的觀念:「企圖通過取消民族身份、忽略民族存在來一勞永逸解決民族問題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歐美髮達國家，既是創建民族－國家模式的先行者，也是「想像」國家－民族的實踐者。不過，這種謀求國民成分單一性的「一族一國」實踐，大都「有過令人恐怖的種族清洗的歷史，但它們現在頗具諷刺意味地擁護多元文化主義，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這種轉變，以美國的「民權運動」為標誌，使多元文化主義的觀念率先在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這類典型的移民國家付諸實踐，並擴散到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特別是「在1990 年代以來，世界各國政府都在致力通過群體的政治、文化或經濟權利的再分配來防止或處理族群衝突」的實踐，即承認國民成分的「多樣化和集體權利」。這種從「想像」的「一體」轉向承認「多元」的實踐，使曾為「日不落帝國」籠罩的大不列顛認同，不僅在2014 年承認了康沃爾人( Cornish) 是英國與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人享有同等地位的少數民族( national minority) ，而且也經歷了蘇格蘭謀求獨立建國的全民公投。類似的現象在歐美髮達國家並非個案，謀求國家－民族地位的運動，在西班牙、比利時等國交相掀起，加拿大的魁北克獨立運動率先獲得了民族( nation) 的名分。

西方國家姍姍來遲的承認「多樣」及其所釋放的民族主義衝動，不僅挑戰著這些民族－國家的先行者，而且也使以西歐發達國家為核心構建的「超國家聯盟」理想———構建一個更高層級認同的「歐洲民族」( European nation) ———陷入了整合的困境。的確，歐洲文明引領了世界的民族－國家時代，而歐盟的建立也試圖在全球化進程中開創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新時代。然而，這種努力並沒有泯滅回歸「姆庇之家」的保守和「再度各自退縮到自己的洞穴中」的願望。在西歐，一些少數民族( national minority/nationality) 的政治訴求，推動著「高度自治」或「聯邦化」的「權利下放」，甚至獨立公投此伏彼起。而規模日大的外來移民族群( ethnic groups) 引發的多種社會問題、甚至本土「恐襲」等極端事件也呈現高潮，以致宣布主要針對外來移民融入的「多元文化主義失敗」，成為歐洲一些國家領導人的「口頭禪」。同樣，以亨廷頓為代表的重返「民權運動」前美國「核心價值」的政治主張，也伴隨著撻伐「多元文化主義」的思潮、挑戰「平權政策」的訟案、以及針對黑人等有色人種的暴力執法而交響。這些現象表明，老牌的歐美「現代國家尚未找到包容少數民族的方法」。

因此，雖然有人樂觀地認為「歐洲正在接近我所描繪的有數百年之久的、朝著經過種族清洗和民主化制度的民族－國家方向邁進的旅程的末尾階段。」但是，這個「末尾階段」顯然還沒有走出列寧指出的「歷史相對性和暫時性」局限，其前途依然遙遠。在國家－民族構建中，歐美髮達國家預設的國民成分單一性窠臼，在被迫轉向「承認的政治」民主、以及通過差別化政策解決少數民族平等權利，包括針對少數族裔( ethnic minority)的「平權」實踐中，走了一條從「想像」的「一體」轉向承認「多元」的道路，這與中國解決民族問題的理念和政策實踐正好相反。因為中國的理念和實踐，是承認「多元」、構建「一體」。

五、建設中華民族大家庭

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多元一體，是建立在尊重歷史基礎上的承認多元，構築符合國情、順應人心的「一體」。因此，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對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概括為「尊重歷史、符合國情、順應人心」的選擇。這種「多元」與「一體」的認知，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因為客觀存在「多元」、才要熔鑄「一體」，而非因為存在「一體」，人為製造「多元」。因此，對新中國來說，熔鑄一體就是建設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這一建設事業的奮鬥目標。這一建設進程，最根本的原則即是在多樣中鞏固統一，在差異中保障和諧。當然，這絕非易事。在這方面，歐美髮達國家經歷了幾百年的國家－民族建構，但是也沒有產生具有普遍意義的成功經驗。

中國在走一條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想信念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改革開放30 多年來的國家建設和發展，一方面使「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另一方面，又必須「清醒認識和正確把握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這一基本國情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突出反映，就是少數民族及其聚居地區普遍與內地、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存在的經濟社會發展差距問題。因此，最大限度地縮小歷史形成且受到自然地理等因素影響的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差距，始終是新中國民族政策的基本立足點之一。中國共產黨深刻地意識到: 「解決民族問題的基礎是經濟。要提高其生活水平，與我們一道前進。當經濟問題一天未解決，民族問題即未能解決。」少數民族及其聚居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是實現中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礎。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是從國家基本政治制度層面，保障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但是，政治要以經濟為基礎，沒有堅固的物質基礎支撐，上層建築的制度設計及其優越性就不可能得到發揮。

因此，實現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優越性，「最根本的問題是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生產，改善生活。如果少數民族在經濟上不發展，那就不是真正的平等。所以，要使各民族真正平等，就必須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同樣，「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解決好經濟權益問題。」這也正是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所強調的基本原則: 「落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關鍵是幫助自治地方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在這方面，新中國建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國家對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給予的特殊扶持，呈現了前所未有、不斷加強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的一系列組合政策，扶貧開發、對口支援、興邊富民、扶持人口較少民族、全國支援西藏、19 個省市支援新疆等差別化政策，長足地改變了西部地區、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經濟社會面貌，顯著地改善了少數民族和當地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些政策實踐表明，55 個少數民族雖然總人口不足全國人口8． 5%，但是作為56個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大家庭成員，則占家庭成員的98%。而且他們聚居分布的地區，以自治地方計算占國土面積的64%。因此，建設中華民族的意義，不僅在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一個民族也不能少」，而且在於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生存家園「一個地方也不能少」，消除貧困「一個人也不能少」。

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中華民族大家庭成員發展不平衡，是中國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要原因之一。這種發展差距是中國社會基本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在民族問題領域的集中體現。但是，最大限度地解決好區域、民族之間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2015 年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針對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執法檢查報告表明: 2014 年，民族8 省區生產總值加起來只比廣東省略高，全國30個自治州經濟總量加起來不及一個蘇州市。民族8 省區農村貧困人口為2205 萬，佔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的31． 4%;貧困發生率14． 7%，高於全國7． 5 個百分點。在未來5 年中，消除貧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性工程。而在「創新、協調、開放、綠色、共享」的發展理念引領下，提升西部地區、民族區域自治地方、邊疆地區的自我發展能力，則是加快縮小差距、建立開放發展優勢的新階段。

建設中華民族大家庭，是每一個家庭成員責無旁貸的家庭義務，每一個家庭成員都要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繁榮昌盛作貢獻。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持續的大力扶持、內地和東部地區對西部地區的無償支援，這在世界範圍都是罕見的「大家庭」建設，體現了「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力量。同樣，西氣東輸、北煤南運、西電東送、南水北調等重大國家建設工程，體現了西部地區、民族區域自治地方對內地、東部和整個國家發展的貢獻。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今天人們更多關注了國家對西部地區的投入和支持，但是少數民族地區同樣持續和增強著對「大家庭」的支持。對此，毛澤東曾深刻指出: 「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國防上，都對整個國家、整個中華民族有很大的幫助。那種以為只有漢族幫助了少數民族，少數民族沒有幫助漢族，以及那種幫助了一點少數民族，就自以為了不起的觀點，是錯誤的。」「中國沒有少數民族是不行的。中國有幾十種民族。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漢族居住的地方面積要寬，那裡蘊藏著的各種物質財富多得很。我們國民經濟沒有少數民族的經濟是不行的。」這是立足於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大家庭的正確結論。

在2014 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對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家底」作出了新的「盤點」，即資源富集、水系源頭、生態屏障、文化多樣、邊疆、貧困地區，並強調指出: 中國「多民族的大一統，各民族多元一體，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一筆重要財富，也是我們國家的重要優勢」。在實現「兩個百年」發展目標的戰略布局中，消除「家底」中的貧困現象已進入最後的攻堅戰，雖然任務艱巨，但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已指日可待; 邊疆地區作為傳統的發展邊緣，則將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內外聯通、對外開放發展中成為「拓展支撐國家發展的新空間」，在邁向第二個百年目標進程中，民族地區的發展優勢將得到全面和充分的發揮。當然，少數民族地區「地大物博」的優勢，並非少數民族所獨有或獨享，這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共同「家底」。但是，國家開發利用「地大物博」條件時，必須有利於少數民族及其聚居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這是加快和有效建設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必要條件，目的就是實現各民族人民真正平等的共享。

習近平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論述中指出: 「實現我們的發展目標，不僅要在物質上強大起來，而且要在精神上強大起來。」物質生活的平等共享，精神生活的認同共識，這是建設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兩把鑰匙」。如果說民族問題是一把鎖頭，那麼徹底開啟解決民族問題之鎖必須靠這「兩把鑰匙」。在加快物質生活提高的進程中，加強精神生活的整合與升華已成為迫切的任務。在民族－國家建構中，國旗、國徽、國歌、國慶節等主權國家的象徵物，都是整合國民認同的重要標誌。統一的教育體制、國家通用語言推廣使用、兵役制、社會福利制度等社會政策，都是體現公民權利和義務的重要保障，也是培育國家認同的重要支撐。對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建設中華民族大家庭首先面對著縮小家庭成員之間經濟社會發展差距問題，經濟生活的差距直接影響著社會發展政策的實現程度。這種差距和政策實現程度不足的現象不能得到有效解決，甚至持續拉大，「就會造成心理失衡乃至民族關係、地區關係失衡」。這種「心理失衡」就關係到精神層面的「認同」問題，成為影響民族團結的心理因素。因此，加快縮小差距的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性、關鍵性作用不容低估、不能放鬆。

存在決定意識，但是現實的「存在」不僅是數字化的差距，而是不斷在改變的「存在」。看不到這種持續不斷改變的現實存在，看不到國家主導下內地、東南沿海地區對西部地區不斷增強的支援及其成效，或者對大力支持西部地區、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政策措施缺乏「大家庭」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關係的深刻理解，產生排斥心理或疏離心理，不僅會折損縮小差距的發展成效，而且會造成民族之間的隔閡。因此，在解決物質生活差距的同時，加大力度培育精神生活的「大家庭」觀念，成為建設中華民族大家庭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現實任務。物質生活的平等共享，並不必然實現人心歸一的國民整合; 精神生活的團結共識，才能實現人心所向的「大家庭」認同。這正是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提出「構築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戰略任務所要實現的目標。這個「精神家園」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在「精神上強大起來」的標誌。它不僅是中華民族大家庭內部整合一體的精神歸一，而且是中華民族大家庭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面貌。

習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指出:「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認同問題解決了，對偉大祖國、對中華民族、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才能鞏固。」也才能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宏偉事業形成牢固的認同。這裡所強調的「文化認同」，即是「中華文化認同」。中華文化不等於漢文化，而是中國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這是歷史賦予中國的文化稟賦，因此「中華優秀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法和行為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華民族大家庭及其成員所擁有的優秀文化資源，都是滋養和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豐富源泉。所以，對「大家庭」各成員文化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欣賞、相互吸收，是實現各民族文化「多元」升華為中華民族文化「一體」的必由之路。

中華文化認同與56 個民族自我的文化認同並育不悖，將這兩種文化認同視為相互對立、相互折損是對中華文化包容品質的曲解。同樣，對構成中華民族大家庭的56 個家庭成員而言，只知道本民族的文化歸屬、不知曉中華文化的歸宿，則必然步入認同的誤區，甚至陷入狹隘的民族認同「陷阱。費孝通先生關於「多元一體」大家庭文化關係的概括———「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即是這個道理。因此，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觀念，是中華民族大家庭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關係的文化認同之道。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體」，是「多民族」、「多元」的整合。從民族因素來說，「統一」不是「同一」; 從文化因素而言，「一體」不是「單一」。「統一」和「一體」都是多樣性的整合，即「各個組成部分在共享和互利秩序中的協調」，使多民族及其承載的多樣性文化「建立彼此間更緊密和更共生的關係」。從而實現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整合、成就中華文化精神家園的共建和認同，展現中華民族大家庭成員之間和睦相處的交往、和衷共濟的交流、和諧發展的交融，是為中華民族大團結。

無論我們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關人類社會民族現象的長期性，或者怎樣認識毛澤東有關首先是階級消亡、然後是國家消亡、最後才是民族消亡的論斷，世界範圍的民族－國家建構時代並沒有到達所謂「末尾階段」，尤其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國家－民族地位並未穩固地確立，中國也依然面對著來自西方國家強勢的壓力和干預。因此，中華民族大家庭「團結如一人」的建設，依然任重道遠。如前所述，中國是在承認「多元」中構建「一體」，「多元」必須依託於「一體」而存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體」是「多民族」的唯一家庭歸宿。在中國話語與西方話語的對接轉換中，中國的「多民族」從來不是前蘇聯意義上的「多民族」( multi － nations)，當代中國只有一個中華民族( Chinese nation)。傳統上使用的「多民族」( multi － nationalities)，意為56 個民族都享有中華民族的「族籍」，即中國的國籍，雖然這在中西對話中有些差強人意。但是移民群體構成的「多族裔」( multi － ethnicgroups) ，則完全脫離中國的國情實際。中國的56 個民族享有的中華民族身份，是經過國家識別認定的「大家庭」成員。這個「大家庭」是中國唯一的國家－民族(nation) ，少數民族作為「大家庭」中的「少數」，也就是西文話語中的「nationalminority」，這是中西對話中彰顯中華民族意識和「大家庭」歸屬的規範表達。

綜上所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已經展示了「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的前景。在解決民族問題方面，縮小差距建設的「大家庭」物質田園、尊重差異建設的「大家庭」精神家園，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開創了「見物」的共享發展、「見人」的凝聚人心新局面。這是一條與西方發達國家、前蘇聯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在理論和實踐上迥然不同的國家－民族建設道路。正如習近平指出的: 「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必須知道自己是誰，是從哪裡來的，要到哪裡去，想明白了、想對了，就要堅定不移朝著目標前進。」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概括的「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及其所包含的制度、法律、政策，昭示了「尊重歷史、符合國情、順應人心」的「中國特色」，是「想明白了、想對了」的道路選擇和堅定自信的中國底氣，也是在建設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現實和未來進程中克服困難、應對挑戰、堅定不移前進的政治定力。

【注】出於閱讀方便，參考文獻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