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與傳統禮儀

《尋根》-- 張崇琛作為孔門看家本領的中庸之道謂中庸之道為孔門的看家本領，其說來自宋代的大理學家程頤：程頤在為《中庸》第一章所作的提示」中說：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複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舍，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所請「心法」，是指口授心得的方法，非筆墨所能盡傳。而中庸之道便是孔門靠口授而傳於後代的一種心法，只是到了孔子的孫子子思那裡，擔心年代久了傳授會有差錯，所以才把它整理或書，並經子思的學生又傳給了孟子。程頤還認為，《中庸》一書意味無窮，都是實實在在的學問，：可用於實踐．而這種學問是人一輩子也用不完的。那麼，何謂中庸之道呢？所謂"口』，即正的意思；所謂「庸」，即常的意思（也有人釋「庸」為用），而所謂「中庸之道」即中三之常道．也就是人們經常遇到的、時時要遵守的一些普遍的道理。「中庸」既是孔門所創立的一種倫理道德學說，同時又是孔門處理一些大小事情的原則和方法論，故於孔門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又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可見，在孔子認為，中庸是一種最完美的道德，它甚至已成為區分君子與小人的標準。但能夠做到中庸的人卻實在太少了。在孔子心目中，只有遠古的聖君舜能做到這一點，_丕有孔子的高足顏回也能「擇乎中庸」（《中庸》）並時時服膺它。下面我們便來看看孔子所說的「中庸」即中正之常道的具體內涵。《論語·先進》記：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日：「然則師意與？」子日：「過猶不及。」這就是人們常說的「過猶不及」。而「過猶不及」便是孔子中庸思想的精髓。我們知道，人們在處理各種事情的時候，不然有三種情況：一是做過了頭，二是未能達到，三是恰到好處。而孔子的中庸之道便是要追求這種恰到好處的效果，要把握事物發展的最佳狀態。也就是說，處理任何事情都要把握一個「度」，既不能過分也不能達不到；只有「適度」了，才能叫「中庸」，事情也才能做得好。孔子便把這種最合適的「度」也就是處理各類事情的最佳做法稱作「中」。而這個「中」，當然不是正中間，不是半斤八兩（十六兩制），不是絕對平均，它應該是一個求得事物各方面平衡的平衡點。找到這個平衡點了，事物便能夠平衡與和諧。而如何才能達到「中庸」呢？孔子認為「叩其兩端而竭焉」，便是達到「中庸」的最佳途徑。而所謂「叩其兩端」，就是說在解決問題時，先要看它的首尾，或者說先研究它的正反兩個方面，先預計到它的兩個極端即「過」與「不及」，然後再由兩頭往中間靠，經過不斷調整，以求得一個最佳方案。為了能確保達到「中庸」，與「叩其兩端」相聯繫，孔子還提出了「攻乎異端」的主張。《論語·為政》記孔子的話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意思是說，批判那些不正確的議論，禍害就可以消滅了。在這裡，「異端」不是指不同的學說，因為孔子在時，諸子百家還沒有出現，所以「異端」只能是指那些不正確的議論，即在處理問題時那些「過」與「不及」的偏於兩端的議論。由於這些議論影響著人們的正確思維，妨礙「中庸」，所以必須先將其廓清。中庸之道的形成也是經歷了一個很長的過程的。早在五帝時期，堯、舜、禹就以「允執其中」作為治世的理念。《論語·堯日》記：堯日：「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堯告誡舜，讓舜「允執其中」，而舜也以同樣的話告誡禹。所謂「允執其中」，即誠實地保持著那正確的做法。據孔子說，舜後來的確是做到了。《中庸》記：子日：「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舜能把握過與不及這兩端，將正確的意見施行於民，這便是舜對「允執其中」的運用。到了周初，周公在《尚書·酒誥》中又提出了「作稽中德」的思想。「作」即行事，「稽」即訓合（《廣雅·釋詁》及三念孫《疏證》）；而「作稽中德」即行事正確，合於中德。周公的出發點雖意在告誡康叔不要飲酒過分，但實際上三成為「中庸」思想的濫觴，並影響到了此後的孔子。孔子的「中庸」思想到了他的孫子子思那裡又有所發展。《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意思是說，喜怒哀樂的情感尚未表現出來的時候叫「中」，表現出來而又合乎常理的叫「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的普遍原則。達到了「中和」的境界，—切便會處於和諧之中，天地萬物都能各得其所。顯然，子思已將孔子的「中庸」又發展為「中和」，由道德說與方法論又引申為宇宙觀了。由「允執其中」到「作稽中德」，再到「中庸3與「致中和」，這便是孔門「中庸之道」的淵源及其發展軌跡。而後世的孔氏家族便是靠了這樣的處世原則來應對他們所遇到的一切問題，從而使其家族在無數次的政權更迭中保持著自己的特權與地位。與此同時，中庸之道也滲透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婚姻．喪祭以及人際交往等禮儀中，都體現出中庸之道的精神。中庸之道與傳統婚禮在中國社會歷史進程中，自從父系社會建立之後，男尊女卑便不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也成為統治的思想了。不過也偶有例外，那就是貫穿於婚禮儀式中的尊坤意識。這種意識一方面是原始母系氏族社會習俗的遺存，同時更是中庸之道對男女地位與關係的一種有意調節。物極必反。女性被壓抑久了，自然會對整個社會的和諧不利，這就需要尋找一些適當的時機讓女性去表現自己的存在與追求，讓社會表現出對女性地位的某種程度的尊重與認可。而最集中、最有效的則莫過於婚禮了。首先，中國傳統婚禮中的每一個環節，如納彩、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都貫穿了對女性的尊崇。納彩即男方派媒人向女方表達求婚之意，問名即女方接受男方的禮物後再由男方去請問女方的姓名及生辰，納吉即男方卜得吉兆後復派使者往告女方，納徵即男方派人送彩禮至女方以表示婚姻的成立，請期即男方擇定婚期後備禮向女方徵求意見，親迎即結婚之日由男方親自帶人備禮至女方迎親。在這些禮儀環節中，男性與男方往往表現得十分周至、旦下，而女性與女方則高高在上，被尊崇著。這種對女子的可謂絕無僅有的禮遇，實際是對男權社會中男尊女卑思潮的一種糾偏，亦即中庸之道對兩性關係的雙向調節。其次，在婚禮時間的選定上，也體現出「陽下陰」的尊坤意識。黃昏為陰陽相交之時，婚姻為男女結合之禮。「陽下陰」即男下女。故古代規定於「陽下陰」的黃昏之時舉行婚禮，除了有對青年男女黃昏時分相親相愛的制度上的匿定外，實寓有「男下女」的含義。最後，古代婚姻對彩禮的規定，也體現出中庸之道「過猶不及」的內涵。彩禮是婚姻的見證，不能沒有；但過重的彩禮則不但會加重男方的負擔，還會傷及婚姻本身，既不能「過」，又不能「不及」，那麼究竟應該以多少為宜呢？《周禮·地官·媒氏》規定：「凡嫁子娶妻，八幣純帛無過五兩。」古者布帛二丈為一端，二端為匹，匹亦稱兩。故所謂五兩，即五匹（周代一匹約當今之9.2米）。這是朝廷規定的最高限額。至於「六禮」中男方每次所持禮物，則多為雁。可見，古人對彩禮的選擇，既考慮到一定的實用價值（如有限的布帛），又注重其象徵意義（如雁、儷皮），二者兼顧，可謂深得中庸之道合理、合情、和諧之旨。中庸之道與喪祭之禮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喪祭之禮作為生者對死者寄託哀思的禮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既要充分地寄託哀思，又不能傷及生者的身體，這就需要對喪祭時間的長短及表達方式，都要把握一個合適的度。而這也就是中庸之道在喪祭之禮中的運用了。先說喪禮。《禮記·雜記下》：「子貢問喪，子日："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禮記·喪服四制》亦云：「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這裡，已為服喪者規定了一條基本原則，那就是「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既要哀，又須「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而如何把握這其中的「度」呢？《禮記·喪服四制》明確提出：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子女為父母服三年之喪，既能充分地表達喪親之痛，又不至於毀傷身體，這便是喪禮中的中庸之道。故孔子說：「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禮記·三年司》還對此作了進一步的論述，並對三年之喪的具體時間也作了界定。所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禮記集說》引石樑王氏日：「二十四月再期，其月余日不數，為二十五月。」這實際上也是在盡量縮短服喪的時間。而且，即使在二十五月期間，服喪者倘有疾病，也還是可以變通的。《禮記·雜記下》記孔子的話說：「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既要服喪，又要愛護自己的身體，不可「毀瘠為病」，這不能不說是中庸之道的雙向調節機制在起作用。再看祭禮。《禮記-祭統》云：「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又云：「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而所謂「時」，即是指祭祀的次數既不能「數」，也不能「疏」，應該恰到好處。正如《禮記·祭義》所說：「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而如何才能做到不煩、不忘呢？這又需要把握一個合適的「度」。古弋所制定的春、夏、秋、冬「四時之祭」（《禮記·祭統》，後世改為春節、清明、七月之望、十月之朔），便是既不「數」又不「疏」，完全合乎「中庸之道」的祭祀之禮。而這一禮儀之所以被延續了兩干多年，不是沒有道理的。中庸之道與人際交往之禮中庸之道在處理人際關係方面，更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如何處哩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包括親情關係、友情關係、愛情關係，以及上下級司的關係．同事間的關係，鄰裡間的關係，實在是一門大學問。這一系列的關係對中國人來說，似乎又顯得格外重要。如果說西方文明所注重的是人與物之間的關係，阿拉伯文明所注重的是人與神之間的關係，那麼中國人所最注重的便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了。人與人相處，要保持一定的距離，那就是既不能太過疏遠，也不能太過親密，更不能搞零距離。太過親密是「過』，太過疏遠是不及」，「過猶不及」，兩者都不可取。與上下級和同事相處，也有這個問題。你表現得太強勢了，咄咄逼人，關係當然處不好。那麼謙虛一些呢？謙虛自然是好的，但有些人過於謙虛了、又變成虛偽，也會招致別人的反感。只有恰如其分，各方面的關係才能處得好。這便需要經過不斷地調整，最終使目己達到中庸的狀態，即自強與謙虛的和諧統一，亦即《易傳》上所說的「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的和諧統一。夫妻間的關係也是同樣。應該說，夫妻雙方各自都允許保留一定的空間甚至是一些隱私，但究竟以多大的「度」為適宜？空間和隱私保留多了，往往會被對方懷疑為不忠；而保留少了，讓對方一覽無餘，久而久之又容易產生審美疲勞，人們常說距離產生美，但夫妻間到底立保持多大的距離才能產生持久的美感．）這隻能靠「執其兩端」（夫妻各為一端）而不斷求其「中」，才能達到雙方都認可的最佳狀態。今人把這一過程稱作「磨合」，而所謂「磨合」，即是達到中庸的一種途徑。總之，中庸之道作為一門"實學」，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是廣泛而又深遠的。除禮儀外，它對中國古代曆法的制定（即「陰陽曆」），生態的平衡，社會的和諧發展，乃至海峽兩岸關係的處理，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甲庸之道絕不是消極的，更不是糟粕，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是古人留給我們的寶貴文化遺產。「極高明而道中庸。」要達到高明的境界，就必須通過中庸的途徑。《中庸》的這句話道出了中華民族不斷興旺發達的內在基因。 （蘭州大學 張崇琛）（來開好運轉自http://www.nongli.com/Doc/1207/241558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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