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供狀」揭示日本蓄意侵華罪責

本報首席記者　鄭蔚

80年前的7月7日，「這天晚上，完全無風，天空晴朗而沒有月亮，星空下面僅僅可以看到遠處若隱若現的盧溝橋的城牆……」

這是宛平城下日軍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第一聯隊第三大隊八中隊中隊長清水節郎在日記中寫下的話，講述的並非當晚宛平城的夏夜美景，而是一場大戰開啟前短暫的沉寂，以及日軍對宛平城貪婪的「惦記」。

「當時，北平城的東、南、北三面，都有日軍駐紮，惟有西南面的宛平城與盧溝橋是平漢鐵路通往內地的要道，」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所研究員、《日本侵華密電·七七事變》　主編湯重南告訴記者說，「如果宛平城落入日軍手中，北平就成了孤城。而平津一旦陷落，則整個華北將陷於敵手。」

8日凌晨5點左右，宛平城外響起了侵略者蓄謀已久的槍聲。「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製造的震驚中外的重大歷史事件，是繼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企圖武力征服全中國而採取的有預謀、有計劃的重要步驟。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七七事變」，又是自「九一八事變」開始的中國抗戰走向全民族舉國抗戰的開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國開闢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

為紀念全民族抗戰爆發80周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組織完成了　《日本侵華密電·七七事變》　這一國家出版重大項目。該書將這些侵略者的自供狀展示在世人面前，以全面揭示「七七事變」前後日本侵華的罪惡歷史。

毋庸抵賴日本法西斯犯下反人類罪行

《日本侵華密電·七七事變》　共有51冊、1000餘萬字。整理、出版這部文獻資料集的意義何在？記者就此採訪了中國日本史學會名譽會長、該書主編湯重南先生。

「史料的收集，是歷史研究的基礎。文獻資料對歷史研究和還原歷史真相的重要價值是舉世公認的：文獻資料是一切研究的依據、根據和基礎，是提出問題、研究問題的前提和出發點。」他說。

「怎麼深入開展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研究？　在2015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資料收集和整理這一基礎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國各地抗戰檔案、照片、資料、實物等，同時要面向全球徵集影像資料、圖書報刊、日記信件、實物等。要做好戰爭親歷者頭腦中活資料的收集工作，抓緊組織開展實地考察和尋訪，盡量掌握第一手材料。』這為我們做好抗日戰爭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就是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我們彙編這部文獻資料集，就是踐行總書記用事實發言，讓檔案、資料、當事人證詞說話的相關重要論述和精神。」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館員李慶輝博士告訴記者，《日本侵華密電·七七事變》　所選編的資料，是由美軍佔領日本後運回美國的，絕大部分是日本戰時的密電和密件。密電中多署有發報人和收報人的簽字，相關機關的印戳、電報的具體文號和收發時間。雖然，這些密電和密件後來歸還了日本，但美國研究機構留下了2000多卷微縮膠捲。編委會從2000多捲縮微膠捲中反覆遴選出2萬多頁與日本發動「七七事變」，挑起全面侵華戰爭有關的內容，然後分門別類地加以整理、編輯、影印，其真實性、確鑿性，毋庸置疑。

湯重南指出，這本資料彙編不僅有著很高的學術價值，還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眾所周知，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中犯下的一系列暴行，如南京大屠殺、七三一細菌部隊、實行『三光政策』、強征『慰安婦』等，都是滅絕人性的反人類罪行。日本法西斯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敵人，還是亞洲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敵人。但是，近年來，尤其是2012年安倍晉三上台執政以來，日本右翼勢力甚囂塵上，極力否定『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對華侵略戰爭，否定南京大屠殺和強征『慰安婦』，審核通過右翼篡改歷史的教科書。一些右翼學者為推脫抵賴日本發動侵略的罪責，在『七七事變』的起因上製造謎團，散布各種『陰謀論』，將『七七事變』以及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的責任推到中國身上。」

這種歪曲和美化日本殖民侵略暴行的「史觀」，還充分體現在靖國神社游就館的展示中。湯重南說：「在游就館內不斷地放映著一部50分鐘長的紀錄片　《我們不會忘記》。這部紀錄片對『七七事變』做了如下的描寫：是中國軍隊開了第一槍，而日本不希望開戰，但中國拒絕了日方的和平意願。甚至污衊說『七七事變』的背後是『共產國際和共產黨的陰謀』。那裡，還陳列著二戰中日本海軍每艘軍艦的模型。這

些日本戰艦在侵華戰爭和與美軍爭奪太平洋的戰爭中，都犯下了戰爭罪，但這些軍國主義的戰爭工具依然得到供奉，我們不能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陰魂保持高度警惕，不能不問：『現在的安倍政權究竟想幹什麼？』」

6000封密電來自陸軍省外務省特務機關

《日本侵華密電·七七事變》由線裝書局正式出版。策劃人王長林向記者介紹了這部文獻彙編集的資料具體來源等有關情況。

該書收入了日本策劃「七七事變」及發動、進行全面侵華戰爭期間，日本軍部和外務省等內閣主要部門及日本駐外使領館的6000餘件秘密電報、秘密文件。這些密件絕大部分是當時日本加有秘密、機密、絕密字樣的文件。還有極少日本外務省編纂的涉及「七七事變」的內部報告、文件等，因其有重要參考價值，亦特予適當收入。

王長林說，本書收錄的密電、密件的時限上起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下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要說明的是，對於「七七事變」的時限的劃分一般都基於學界公認的較為狹義的事變概念。而本書將事變的下限劃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是基於下述考慮：「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全民族舉國抗戰開始分階段進行，從1939年1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正是日本侵華戰爭與中國抗戰的戰略相持時期，由此我們可以從更為廣闊的角度來觀察「七七事變」的全過程，能更全面和系統地揭露日本秘密策劃和逐步擴大侵華戰爭的陰謀活動，從而更有力地證實「七七事變」是日本企圖征服中國而採取的有預謀、有計劃的重要步驟。

眾所周知，「七七事變」前後這一時期，日本軍國主義瘋狂地推行其制定的《帝國國防方針》《用兵綱領》和《國策基準》等侵略方略，在中國攻城略地，對正面戰場發動猛烈進攻，在敵後戰場則對抗日根據地展開「大掃蕩」；同時扶植傀儡政權。這一時期的日本軍國主義可謂得意忘形，犯下罄竹難書的侵略罪行。這一時期也是中國抗戰最為艱難、極其殘酷的時期。中國人民殊死抵抗，將日本侵略軍拖在中國大陸，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巨大犧牲和偉大貢獻。

「因此，我們將這一時期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王長林介紹說，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至1937年「七七事變」前，這是日本陰謀發動「七七事變」的準備時期，為第一階段；從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至日本侵略軍佔領武漢、廣州後的1938年12月，這是「七七事變」爆發後，日軍瘋狂進攻期和中國抗戰的戰略防禦階段，此為第二階段；從1939年1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這是日本侵華戰爭與中國抗戰的戰略相持時期，故以此作為第三階段。

依據上述三個階段的劃分，《日本侵華密電·七七事變》將收錄的密電、密件也相應地分為三編：第一編，收錄日本發

動「七七事變」準備過程的密電、密件(共10冊)。起止時間為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主要包括天津事變　(天津事件)；第一次上海事變　(「一·二八事變」)；日軍侵佔熱河、察哈爾及冀東地區；華北事變等內容。

第二編，主要收錄「七七事變」爆發初期的密電及密件　(共13冊)，起止時間為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主要收錄自「七七事變」到武漢會戰結束，日本在全面侵華戰爭的戰略進攻階段的密電、密件。其中以日本內閣會議、外務省和陸軍省的密電、密件為主，也涉及御前會議、五相會議、情報委員會等樞要機構往來的密電和密件，具有很高的原始史料價值。

第三編，收錄1939年1月至1941年　12月的密電、密件　(共27冊)。主要收錄日本侵佔海南島、南沙群島和汕頭等地、侵佔南寧及侵佔香港期間的密電、密件。其中包括日軍對晉東南抗日根據地進行的九路圍攻、對重慶大轟炸以及策劃扶持汪偽傀儡政權等內容，充分反映了日本既兇惡殘忍又陰險毒辣兩手並用的鬼蜮伎倆；也從另一側面顯示中國抗戰的艱苦卓絕、堅忍不拔，充分證明中國抗戰的偉大貢獻。

盧溝橋槍響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步驟

長年從事中日關係史研究的資深出版人王長林說，日本史學界歷來強調史學研究的「實證性」，但他到日本有關研究機構去查閱「七七事變」的檔案文獻，發現能查閱的數量非常少，凡能查閱的文獻都經過了日方的「精挑細選」，而更多的內容無法查閱。日方不公開的原因，毋庸贅言。《日本侵華密電·七七事變》　中絕大部分密電、密件，在日本仍未公開，是查閱不到的。其稀缺性、珍貴性也不言自明。

歷史文獻資料最重要的是「原汁原味」。湯重南告訴記者，「《日本侵華密電·七七事變》　沒有對任何一份密電、密件做任何加工，而是全部影印刊出，只是為便於閱讀、使用，對原件中已經有題目的，則譯出；對原件沒有題目的，則在中文目錄中根據該密電、密件的內容概括擬出比較準確的標題。因此，本書是最可靠、最有力的原始檔案，具有極強的說服力。真實性，這是本書最大的特點，它構成了本書的基礎；而稀缺性，則是本書獨特的價值所在。」

本書披露的文獻資料，從日本侵華的時間、步驟和指揮部署上看，既能看到從「華北事變」、「天津事變」等一系列陰謀活動的策劃，又能看到對北京、上海、南京、武漢和廣州等地的武力侵佔。從戰爭的決策及作戰指令來看，既能看到大本營和御前會議的決

議，也能看到陸軍省和陸軍參謀本部貫徹、執行昭和天皇和大本營全面侵華戰爭決策及作戰指令。因此，這些文獻資料較為全面地、系統地記述了日本發動「七七事變」，挑起全面侵華戰爭，擴大對華侵略的全過程。

王長林說：「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日本學者在研究『七七事變』時，認為事變的發生具有很大的偶然因素。他們多拘泥於駐地部隊作戰計劃等所謂『實證研究』，著眼於『第一槍』戰術動作的煩瑣考據，而不能夠跨越事件『偶發論』的認識局限。這部文獻資料集的出版，有助於以確鑿的事實為依據，批駁日本右翼赤裸裸的公然歪曲歷史、否認和美化侵略戰爭的言論。以充分的史實，證實『七七事變』是日本企圖滅亡中國而採取的有預謀、有計劃的重要步驟。」

湯重南指出，縱觀日本史，我們就會發現日本對外擴張侵略的思想由來已久。早在16世紀，曾擔任太政大臣的豐臣秀吉就提出過先侵略朝鮮，後侵略中國，讓日本天皇到北京來做皇帝，而他要從中國一直打到天竺　(印度)，可謂是日本軍國主義之前的侵略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日本明治維新的前期，佐藤信淵曾寫過　《宇內混同密策》，他提出的「國策」，就是先佔領堪察加半島，再佔領朝鮮，然後佔領台灣，最後佔領中國大陸。明治維新後，日本就提出所謂「大陸政策」，將對外擴張和侵略作為其基本國策。日本明治天皇在　《宸翰》　中也宣布要「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如果說在1894年之前，日本政府的重心還是學習西方，趕上世界發展的步伐；但在1895年之後，其就將國家的重心轉移到對外擴張和侵略之上。到1931年，日本就將其軍事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整個日本坐上軍國主義的戰車。而到了1936年，其國內還發生了一場「二二六事件」，日本軍隊內的「皇道派」法西斯分子發動了兵變。雖然兵變被鎮壓，但從此日本變本加厲地走上了法西斯主義道路。縱觀整個二戰中日本的侵略行徑，與豐臣秀吉、佐藤信淵的侵略思想一脈相承。

史料記載，早在「七七事變」發生之前，在東京的高層人士中就流傳著「不久華北要發生什麼事」的流言。當時在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任職的今井武夫在其回憶錄中寫道，「東京政界的消息靈通人士之間私下傳著這樣的消息：『七·七』晚上，華北將重演柳條溝一樣的事件。」這從一個側面證明，日本關東軍通過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我東三省，已經成為刺激日本侵略野心的一個惡例。希望通過再次製造事端，從而藉機佔領華北，以亡我中華，在日軍中已早有圖謀，蠢蠢欲動者大有人在。

「七七事變」7年之後，當年進攻宛平城的日本駐屯旅團第1聯隊長牟田

口廉也大佐，因侵略有功，已升任中將、擔任侵緬第15軍司令官。他親口承認：「大東亞戰爭，要說起來的話，是我的責任，因為在盧溝橋射出第一顆子彈引起戰爭的就是我。」這個日本軍國主義戰爭機器中的馬前卒，只能承擔侵華戰爭罪責的一部分，但「七七事變」是日軍故意挑起，並立即得到日本軍國主義當局全力發動、迅速發展為全面侵華戰爭的真相，已昭然若揭。

湯重南強調指出，無論是從日本侵略擴張思想發展的歷史脈絡，還是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路徑選擇，以及當事人的供述，這些史料都充分證明，「七七事變」是日本國家戰略和軍事戰略的必然結果，是日本軍國主義貫徹其「大陸政策」、實現其侵略野心的必然步驟。

自供其罪侵略罪行鐵證如山

王長林指出，收入本書的密電、密件，除當事人以外，當時很少有人能接觸到它們。因此，這些密電和密件是坐實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罪行的鐵證。

參與　《日本侵華密電·七七事變》　編輯工作的李慶輝，對書中相當部分日方密電進行了研究。他告訴記者，「七七事變」後，侵華日軍雖然佔領了平津等地，但與此同時，中國長期抗戰的局面已初見端倪，日軍妄圖「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已經破產。國共兩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迅速建立，以及中國人民全民族抗戰的局面，是日本當局始料未及的。

在《日本侵華密電·七七事變》　第12冊第5頁日本陸軍省的極密文件　《中國長期抵抗局面下的形勢判斷》　中，透露了其對中國戰場和國際局勢的看法：「雖然堅持長期抵抗的南京國民政府經濟困窘、戰力和戰意消磨，瀕臨國內分裂的危險，但是，該政府仍依仗實際控制區域進行持久抵抗，以此來消耗帝國的軍事力量，並且趁國內聲音不一之際，希冀於各國的調停。只要南京政府存在，列國特別是英國，就會聯合法國、蘇聯展開對華支援，但不會有積極的軍事支援。而美國較為特殊，極力迴避對日集體壓迫，基於自身立場，努力促成紛爭停止。德國、義大利雖對帝國一直進行善意的支援，但對歐美列強的集體干涉無動於衷，也在等待調停時機。」

日本陸軍省在這份密件中還提出了對策：在中國長期抗戰的局面下，首先是竭盡全力使中國放棄長期抵抗的決心。為此，要對華經濟封鎖，佔據中國沿海主要港口；對中國的軍需工廠、倉庫和交通進行徹底的破壞；激化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扶持地方傀儡政權，促使中國陷入分裂；進攻山東，佔領黃河以北地區，確保華北後方穩定；強化華北統治政權，迅速對華北地區經濟開發；如有與中國或第三國和平談判之際，捕捉機遇，對談判內容加以干涉並時刻保持警惕等等。由此可見，為佔領中國，日本軍國主義可以說是處心積慮，陰謀重重，無所不用其極。

李慶輝說，在該極密文件中，日軍還強調了對我中華資源的掠奪：日本、滿洲及中國華北地區的天然資源用量僅次於美、蘇兩國，除石油、橡膠和其它幾種關鍵的金屬原料外，都能自給自足。但是，縱觀開發利用這些天然資源的產業情況來看，多數產業是偏向於民用的所謂的和平產業，在軍需產業即重工業方面反而十分薄弱。因此，非常有必要擴充加強軍需產業。

該書的有關密件，還道出了日本對中國文化侵略的實質和策略。李慶輝說，刊於該書第12冊第250頁的日本陸軍省第二課的極密電文　《戰爭指導上應儘速徹底確立的根本方針》，其中說道：「中日兩國，以東洋文化的再建為共同目標，進而將之置於相互的善鄰友好關係中。而在東亞，日本又是先覺指導者。」「本次事變(全面侵華戰爭)，消極地看，不過是『九一八事變』的最後一戰；積極地看，卻有東亞解放序幕戰的意義。確立皇國一貫國是的道義日本和進行東洋文化的再建設，是歷史上的兩個階段……通過這次事變，進而將華北納入日滿國防圈中的一環，並成為具有可以實現的基礎。而進行東洋文化再建設這個第二個目標之前，先要把東洋從依附歐美的狀態中解放出來」。這份密電赤裸裸地表明，日本所謂的「東洋文化再建設」，就是以日本文化來排斥和取代中華文化和歐美文化!

從此可見，《日本侵華密電·七七事變》　全方位、多角度地記述了侵華戰爭中日本在各個領域、各個部門的侵略策略、罪惡行徑以及軍部、外務省以及其他內閣官僚機構等的侵略活動和往來。這種全方位、多角度的文獻資料，為深入了解和揭露日本侵華戰爭以及日本國家機器的各個部門在侵略戰爭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提供了一把難得的鑰匙。

湯重南說，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地位和歷史意義相比，同這場戰爭對中華民族和世界的影響相比，我們的抗戰研究還遠遠不夠，要繼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作為本書的編者期待並堅信：這部由日本戰爭時期檔案中的密電、密件所編成的文獻資料集，將進一步推進和深化國內外對「七七事變」史、日本侵華史、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研究。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