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澤諭吉是日本明治維新前後一位西方近代文明的啟蒙者和偉大的教育家

福澤諭吉是日本明治維新前後一位西方近代文明的啟蒙者和偉大的教育家。漢語拼音：Fú zé yù jí，中文詞條：福澤諭吉，日文假名：ふくざわゆきち。福澤諭吉(1835年1月10日至1901年2月3日)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明治時期傑出的教育家。他畢生從事著述和教育活動，形成了富有啟蒙意義的教育思想，對傳播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對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因而被日本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基本信息主要成就外文名ふくざわゆきち國籍日本出生地大坂出生日期1835年1月10日逝世日期1901年2月3日中文名福澤諭吉目錄家庭出身少年經歷留洋國外倡導西學各種著作學者雁奴展開編輯本段家庭出身他於天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元一八三五年一月十日），出生在大坂的藩邸。

父親福澤百助，是豐前中津（現今九州大分縣）奧平藩的士族。母親是同藩士族橋本濱右衛門的長女，名叫阿順。他的父母一共生了兩男三女，諭吉是最後一個兒子。取名當時，各藩都在金融中心地大坂和江戶（東京），設置「藏屋敷」，銷售藩地生產的糧谷雜物。百助受藩命，在大坂中津藩的「藏屋敷」，擔任會計的工作。他雖是一個俸祿微薄的低級藩士，但卻是一位廉潔自持、才學俊秀、德望頗高的漢學者。他最喜歡收藏中國的古書，恰巧在諭吉誕生那一天，得償夙願，購到了中國清代的上諭條例六十餘冊；晚上又逢麟兒出世，喜事重重，歡欣無比，於是給新生兒子取名「諭吉」。幼年但不幸終於降臨這個和樂的家庭。當諭吉十八個月大的時候，年僅四十五歲的父親就因病亡故。三十三歲的母親，不得不帶五個孩子，回到了背離十數年之久的故鄉中津。此地方語言風俗和大坂有些不同。孩子們無形中和故鄉的小朋友們起了一層隔閡，只好自家成為一個小天地，生活在其中。他們雖然過著寂寞窮苦的生活，家風倒是純直而和平的。

幼小時候的諭吉，飽受身份差別的屈辱，備嘗家計貧困的痛苦。但這些絲毫無損於他天生豁達的個性。舉例說：諭吉要上街購買酒、油、醬油時，不像其他小士族的子弟用手巾遮掩頭臉，在夜間出去購買。他不但不蒙面，腰間還帶著兩把刀，提著酒壺，白晝也昂然上街去買，而不以為恥。他認為一個人光明正大用自己的錢買東西，沒有什麼不該，也沒有甚麼羞辱可說。從這個小地方，我們可以窺見他日後倔強的精神。事件再說，諭吉十二、三歲的時候，有一天，走進屋裡，無意中踩住了他的大哥平鋪在室內的廢紙，引起大哥勃然大怒，挨受一頓教訓。原來廢紙上寫有藩主「奧平大膳太夫」的名字；殘踏主君的名字，有悖家臣之道。諭吉為了息事寧人，連忙謝罪，心裡卻頗不釋然。他暗忖著：臣民不小心踩踏了藩主的姓名是罪惡，必有果報；那麼踐踏寫有神名的神符，又當如何？為了試驗有什麼報應發生，他居然暗自踩踏神符，也拿到洗手間去。此外，他也暗中掉換神社供祭的神體，竊笑善男信女膜拜的無知，揭穿天譴冥罰的騙局。他對於迷信的厭惡，以及不關心神佛的態度，似乎受了母親的影響。他後來由對門閥制度的反感發展成為批判諸事的態度，絕不是偶然的。當他追念他的先父有生之年懷才不遇，慘作封建制度下的犧牲品，默默無聞終其一生，飲恨於九泉之下時，往往不禁黯然淚下。他認為「門閥制度是父親的仇敵」。由此可見，他對封建門閥制度痛心疾首的一斑。編輯本段少年經歷才華初露諭吉年少時居家，常製作手工藝品，換得糊口之資，貼補家用，無暇讀書識字。一直到了十四五歲，

才開始學習漢書（中文書籍）。從此以後，才華漸露，進步神速。他具有豪邁不羈的性格，愛好自由的生活，對事物的觀察又細密入微。他自幼生長在門閥觀念極為濃厚的社會環境里，十分厭惡這種生活，希望早日離開中津，擺脫門閥制度的枷鎖，另謀發展。二十一歲時，他如願以償，到長崎學習蘭學（荷蘭語文及學術）。外出發展他去長崎的那一年（安政元年，一八五四年），日本與美國締結了和約。在前一年（嘉永六年），美國海軍軍官柏里（M. C. Perry）率領艦隊，駛進日本的浦賀港，不但驚醒了德川幕府二百餘年的鎖國美夢，也啟開了明治維新王政復古的端倪。日本在厲行閉關自守政策的時代，只有長崎一地可和荷蘭通商。當時學習醫學或學術，都需要研讀蘭學原著。蘭學可說是日本人接觸西學、吸收西方文化的一個發端。諭吉在長崎修業期間，寄居於術家山本物次郎的家裡做食客，半工半讀，勤勉苦幹，學習蘭學也頗有心得，深獲山本的器重；山本甚至想收他作為養子。這是諭吉畢生事業活動的開端。但這樣一來，反而引起在那裡共同修業的同藩「家老」（家老是家臣之長，是日本封建時代的一個較高門閥階級）之子奧平壹岐的嫉妒，逼得諭吉不得不離開長崎。但諭吉並不因此而意氣用事，經過三思之後，決心到江戶去闖天下。在旅途中，他歷經了千辛萬苦才抵達大坂。那時，諭吉的大哥三之助承襲他先父的職司，在大坂中津藩的「藏屋敷」工作。諭吉雖向他的大哥表白遊學江戶的心愿，但終於聽從三之助的勸導，決定留在大坂，拜緒方洪庵為師，研習蘭學。蘭學當時，緒方洪庵（一八一〇～一八六三）是一位蘭學大家，也被尊為荷蘭醫學的專家，懸壺於大坂。他開設的家塾叫做適適齋塾（簡稱適塾），是當時日本首屈一指的蘭學塾。塾里經常有學生一百人左右，前後就讀於該塾的已超出千人以上。門生人才輩出，多有建樹。諭吉於安政二年（一八五五）三月，進入適塾就讀。這是他按部就班，正式從師學習蘭學的頭一遭。在這以前，從沒有固定的業師，多半單靠自己的努力，偶然獲得別人的指點而已。從此以後，一直到安政五年受聘到江戶擔任教職之前，焚膏繼晷，潛心鑽研，自不在話下。不久，他被擢升為塾長。嶄露頭角在緒方塾，學問上的切磋，使得諭吉大放異采，嶄露頭角。同時，在待人接物方面，他也得到磨練的大好機會。安政三年初春，諭吉因為看護一個學友，自己也不幸感染了傷寒。多虧洪庵先生親自按脈診病，另一位醫師處方，悉心照拂，使得很快康復如初。據說醫師診治自己子女的重病，往往拿不定主意。洪庵先生當時邀請另一位醫師會診，就是這種父母心腸的表露。洪庵先生對學生像父母對子女般的愛護和照顧，使諭吉深為感動，所以他日後開辦私塾時，也深愛他的門生，常以金錢物品接濟家境貧困的學生。遇到學生久病初愈回到學塾，其歡慰逾常的神態，有如迎接生還的己子一般。侍奉恩師諭吉侍奉恩師和師母，始終如一；洪庵夫婦作古之後也是如此。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他到大坂掃墓，一抵達大坂，便匆忙上緒方府的墓園，捲起褲腳，用草繩當作刷帚，婉謝隨行人員的幫忙，親手把墓碑洗刷乾淨才叩拜。從這一則小故事，我們可以知道洪庵先生為人師表的偉大，同時也可以看出福澤先生做人的態度。他祭掃父母的墳墓也一樣，從清掃至上香，完全親自料理，不假人手；在家裡，開啟佛龕的門扉和奉獻供物種種，都自己做－－這就是否定宗教的諭吉本人的行為－－只有注意到這一層，我們才能確切了解不關心宗教的他的生活。編輯本段留洋國外時代背景諭吉在適塾修業期間，德川幕府的封建體制，急轉直下，搖搖欲墜；列強的勢力步步緊逼；地方上的

各藩也紛紛以大藩為中心，斥責幕府的專政。他們認為政治的動搖，啟端於外國問題。這個問題是迫使時代變遷的基本動力。各藩為了自衛，為了準備應變，為了研究學術和了解國內外情勢，在在需要獎勵洋學的研究。江戶奧平藩也不例外。受聘安政五年（一八五八），諭吉二十五歲那一年，他接受奧平藩的徵聘，到江戶教授蘭學。江戶是幕府政治財經的樞要所在；處身其境，自然能夠密切觀察社會輿論的動向，注視局勢的演變。這對於諭吉的一生，具有劃時期的重要意義。這所初具規模的蘭學塾，設在江戶駐地的鐵炮洲地方。它就是後來諭吉所創的慶應義塾的肇始。執教諭吉認為大坂的學生在學問方面，所向無敵。這一次自己是以教師的身份來到江戶執教的，因此頗為自負。事實上，他曾經利用機會，試探過當地蘭學大家的學識，證實了平日所信的並不虛妄。誰知道，第二年（安政六年），他到橫濱觀光的體驗，對他無疑是一次殘酷的當頭棒喝，使他從自我陶醉中醒悟過來。當時橫濱依據日本與列強訂立的五國條約（安政六年），開闢為通商口岸之一，與外國人交易。他走遍街上各個角落所看到所聽到的，商店的招牌也好，瓶上的商標也好，或和別人交談也好，語言一竅不通。這對他好像是晴天的霹靂，覺得數年來苦讀蘭學的努力，盡付東流。他即刻猛省到，蘭學已不能迎合時代的潮流。此時要補偏救弊，唯有立志勤學英語一途而已。於是，他又開始廢寢忘餐，讀起英語來。因為多方求教適當的老師未果，不得不依靠僅有的蘭英對譯字典和蘭英會話等書，跟另一個朋友埋頭共讀。這樣開始學習之後僅歷半載，他有第一次極好的機會，隨幕府的使節前往美國。留洋赴美安政六年冬，德川幕府依據日美通商條約的規定，決定派遣軍艦咸臨號，護送使節到美國華盛頓，交換商約。這是日本開國以來空前的壯舉。諭吉經過朋友的推介，獲得艦長木村攝津守的准許，做為一個隨員，終於能夠成行，到了舊金山和夏威夷等地。但這一次放洋，隨員的職務繁忙，除對美國外表的文明感到愕然之外，沒有太多見聞的機會，未能引起思想上重大的變化，僅僅攜帶一部韋伯斯特大辭典回國而已。這是日本人輸入這種辭典的開始。歸國回國之後，諭吉接受木村攝津守的推薦，受雇於幕府「外國方」（即外交部），充任譯員，翻譯與外國往來的公文。當時，外國機關送達日本政府的公文，有添附荷蘭文的慣例，因此常有機會對照學習英蘭兩國文字，頗利於英文的研究。不久，諭吉廢除了家塾的蘭學，改授英文。學生人數與日俱增，但充為一所英文學塾，仍然微不足道。事件在這裡，為了便於了解諭吉的為人起見，諭吉對木村所持的態度，值得一述。這一次赴美，木村在名義上把諭吉當作一名隨員，要他隨從到美國；但除了公務之外，都以朋友對待諭吉。諭吉卻為了報答他的恩情，終生以從者的禮貌侍候他。例如，木村曾經請諭吉為他的著作寫序文。但諭吉在序文中，甚至謙稱自己為「木村前艦長的僕從福澤諭吉」。此外，呈函給木村，始終顧到文體是否得體。每逢年節，必定端正衣冠，親往致賀。由此可見，他崇敬尊長、重視禮節的態度，不失為世人的表率。編輯本段倡導西學婚姻與遊歷諭吉從美國回來之後第二年（文 久元年，一八六一），和藩士的女兒錦女士結縭。同年十二月，諭吉又得到了一次游歐的機會。當時日本的國內情勢，搖撼不定；因此，依據五國條約

開闢港市的規定，有些部分無法實施。為了要和各國直接交涉，幕府決定派遣使節到歐洲。諭吉被任為一名譯員，參加此行。這一次旅歐，對諭吉的思想生活具有重大的意義。他所以能夠洞察文明和國家社會的關係，固然得力於平日的學習，但更有賴於這次旅遊的經驗。貫徹他的思想的愛國精神，似乎也淵源於此。這一次赴歐，他對於社會經濟各種問題，諸如醫院的經營、銀行的業務、郵政、徵兵法規、政黨、輿論或選舉等問題，都能做比較深入的了解。旅行一年期間，所見所聞，沒有一樣不是新奇的。和上一次在美國只觀察到表面壯觀的情形不同，這一次諭吉已能留意到歐陸各國內部的觀察，並作詳盡的筆錄。這次幕府派遣使節訪歐，並沒有什麼收穫，但一行中偶然有諭吉參加，這對日本後來的發展，卻有非同小可的影響。回國之後，他根據這些筆記資料，另參考原書，撰寫了《西洋事情初編》（慶應二年，一八六六）。這部書好比一座警鐘，敲醒了民眾的矇聵，啟迪了無知的社會對先進文明國家的認識，甚至深刻地影響維新政府的政策。這部《西洋事情》共十卷（一八六六～一八七〇），發行部數約有二十五萬之譜。憂國愛民的人士，幾乎人人一部，把它當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但它的價值，不只在介紹歐西文物而已。此書是第一部諭吉嘔心的傑作，充滿著睿智的表現，顯示諭吉的思想體系初告成立。工作諭吉自歐洲歸國後，國內的情勢丕變，主張攘夷論者日趨猖獗。倡導開港論者被視為「神州的盜賊」，暗遭襲擊的事件，迭出不窮。為了避免惹禍，諭吉只好埋首於譯著工作。同時因時勢所趨，一般人對英語的需求日益殷切；諭吉所辦的家塾是江戶唯一的英文學塾，學生與日俱增。為了整頓蘭學塾紊亂的舊態，把它改設為學生的「修養所」，諭吉從故鄉邀請小幡篤次郎等數位青年到江戶，共同經營塾務；諭吉又不忍心讓這幾位青年虛擲寶貴的求學時光去抄錄蘭書以獲得生活的需要，只好自己勉為其難，用自己從事譯述所得的稿費養活他們。從這裡我們也可看出諭吉的為人。再度赴美慶應三年（一八六七），諭吉隨從幕府的軍艦採購委員，再度赴美，考察了美國東部各州的都市。這前後三次的國外旅行，使諭吉深切體認到日本在國際社會上所處的地位，痛斥當時幕府的壓制政策和陳腐的門閥制度。這種體驗，決定了他於幕府末期到明治維新的一段轉折期，在日本的文教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回國之後，他更致力於從事教學和譯著工作，積極倡導西學，作育英才。

偉大的事業開端諭吉的家塾原設在鐵炮洲。在慶應四年（一八六八）四月，遷到新錢座，同時取當時的年號，定名為慶應義塾。這是諭吉平生最偉大的事業的開端。他仿效歐西私立學校的常例，訂定塾則，規定學費，確立課程內容，設立財團法人，銳意革新塾務。教育方針諭吉主張義塾的教育方針應有兩方面：有形方面，以「數」「理」為基礎；無形方面，以培養「獨立心」為旨趣。易言之，論事以合理為準繩，言道德則以獨立自尊為立身行事的基本。如以東方的儒教主義和西洋的文明主義相比，這兩者都是日本所缺乏的；欲使日本能夠迎頭趕上歐美各強國，除鼓吹獨立精神及提倡實學之外，別無他途。塾里所用的教本，多數是諭吉從美國買回來的西學書刊。除各種辭典、地理、歷史等書以外，還有法律、經濟、數學等書，分發給學生研讀。這是日本其他學塾望塵莫及的措施。諭吉的教學精神，很令人敬佩。明治元年五月，上野發生戰爭，江戶頓時陷入混亂的狀態之中，市內的一切公共遊藝場所，全都收市，居民也紛紛避難。義塾所在地新錢座，距離上野約八公里，沒有飛來炮彈的危險。諭吉在遙聞炮聲而遠望硝煙的緊急情況下，依然從容地講授美國威氏的經濟學，一時傳為佳話。在兵荒馬亂當中，唯一能夠獨立其間，扶持泰西新學的命脈於不墜的，只有慶應義塾。諭吉堅忍不拔的辦學精神，於此可見。教學名言當時，諭吉曾有一段勉勵塾生們的話，十分動人。他說：「從前拿破崙稱霸於歐陸時，荷蘭國的命運，有如風前的殘燭，岌岌可危，不特自己的本國，連印度地方的屬地都被佔據，沒有一個地方可容它升揚國旗。但在世界上，還留著僅有的一個地方，那就是日本長崎的出島。出島是多年來荷蘭人在日本居留的地方。歐洲的兵亂影響不到日本。懸掛在出島的荷蘭國旗，常在百尺竿頭迎風飄揚，象徵著荷蘭王國從沒有淪亡過，這是荷蘭人一向引以自豪的。以此比喻慶應義塾提倡日本的西學，正如荷蘭的出島一樣，從沒有因為世間的任何騷動或變亂，而斷絕過西學的命脈！我們的慶應義塾沒有停歇過一天。只要這所學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國家！……」這是何等偉大的胸襟！他的高風亮節，誠足令人肅然起敬。苦心教學諭吉對於塾生品行的陶冶，也很用心。戰亂平定後，塾生人數急劇增加，但多數是身歷戰役，剛丟棄槍械退伍下來的青年；他們性情暴躁，面目猙獰，行為狂妄，時有拔刀相向的事情發生。為了要整頓學塾的風紀，變化他們的氣質，諭吉制定了簡單的塾則，一面要求他們嚴守，一面自己也以身作則，躬行實踐，期以導納他們的生活於正軌。經過一番苦心，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學塾才歸於井然有序，蔚為學術氣息濃郁的學園。明治四年（一八七一），義塾遷到景色秀麗的三田（今東京都港區三田），學塾地基比新錢座設塾時代，已擴充到三十倍之多；學校的諸般事業也一日千里，欣欣向榮。今天享譽於國際的慶應義塾大學，就是諭吉當年草創的家塾，經過積年累月慘淡經營所換來的輝煌成果。編輯本段各種著作福澤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偉大的著作家。他的多產的譯著作品，和他創辦的義塾教育事業，兩相輝映，成為啟發日本民智的兩大法寶。他的大量的著述，在啟導一般國民的新知和建設日本新文化方面，都已發揮到了極致。諭吉的著作浩瀚。他以犀銳的直觀，論述當時的日本國民熱衷追求的新知，加上文體平易、內容通俗，字裡行間洋溢著俠骨稜稜的氣概，使當時饑渴的知識份子如獲佳肴甘泉，爭相閱讀。這種平易通俗的文體，豪氣縱橫的筆調，正是諭吉文章的特色。他有這樣的造詣，固然由於辛勤耕耘而然，但他的老師緒方洪庵的翻譯法和蓮如上人的筆路，對他都有深邃的影響。洪庵……譯蘭文原書，很少一字一句毫不苟且地直譯。他憑著豪放的氣質，常取原書里的要旨來翻譯，省去晦澀難解的詞句，行文以淺近暢達為主，期能達到翻譯的目的。同時諭吉也十分欽仰蓮如上人平易的文章，以及插用「假名」（日語字母）的文體；諭吉的文章也夾雜著「片假名」，以收醒目易讀和加強語意的效果，創造了獨特的風格。諭吉的處女作華英通語，出版於萬延元年（一八六〇年）。這是一本英語的單字和會話的書，用「假名」注音，漢字釋義。接著出版西洋事情一書，介紹西方的文物制度、權利義務觀念、和文教政經的實況。此外，影響力比西洋事情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便是小冊子《勸學論》，共十七篇，在明治五年到九年（一八七二－七六）之間陸續出版。它闡釋人權平等的精義，新學問的真諦，以及法治國家的國民應盡的職分等等。這部書開宗明義宣稱：「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這句話好比神的啟示一樣，給封建桎梏下的大多數日本人，帶來無比的振奮。很多人因受這部書的啟導，恍然大悟個人的尊嚴，能在獨立自由的新天地間，獲得精神的解放。這部書，如以每篇銷行量二十萬冊計算，大約有三百四十萬冊傳佈於日本民間。如此盛況，誠可用「洛陽紙貴」一詞來形容。

在明治八年（一八七五）和十二年相繼問世的兩本書，文明論之概略和民情一新，探尋古今中外文明發展的原因和變遷，闡述日後日本國民處在文明世界之中應有的生活方式和昌隆國運之道。這些書是最適合於了解諭吉的哲學、思想、歷史觀和國家觀的名著。到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諭吉興辦了一種不偏不黨的日刊報紙，稱為《時事新報》。他親自撰寫社論，竭盡了領導輿論的天職。時事新報的社論，有下列數種特色：針對當時的國際情勢，倡言「東洋政略論」；關於國內政治，主張「官民調和論」；以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為主題，鼓吹「婦人論」等。他撰寫這些社論，都是站在公正的立場，以一個民權運動理論的領袖，積極推展啟蒙運動。他在晚年發表的《福翁自傳》和《福翁百話》，可說是他平生的閱歷和思想的總結算。除此以外，他譯著的書不勝枚舉，前後共有六十餘部，論冊數，計達一百數十冊。諸如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歷史地理、制度風俗等固不待說；就是天文、物理、化學，或是兒童讀物、習字範本、修養叢書等，甚至連簿記法、兵器操作法或攻城野戰法等，都包括在內，範圍之廣，有如百科全書。在今天，這些絕不可能是出於一個人之手的。主要著作總結：《西洋事情》《勸學篇》《日々のをしへ》《文明論概略》《通俗民權論》《通俗國權論》《民情一新》《時事小言》《福翁自傳》《福翁百話》《痩我慢之說》《丁丑公論》《脫亞論》編輯本段學者雁奴福澤諭吉生為日本的一個國民，無限地熱愛他的祖國。他遭遇到歷史上罕見的激變時期，本乎一己的忠貞與愛國的熱忱，挺身而出，肩負起時代的使命，企望完成書生報國捨我其誰的宿志。可是，他樂意做國民的一分子，和大眾同生活，在大眾中活動，對世上庸俗的榮華富貴卻不屑於一顧。維新政府為要借重他超倫的才識，曾再三請他出任政府的職位，但他澹泊名利，置若無聞，從不改變以一個平民終其一生的初衷。此外，為要表揚他畢生的豐功偉業，常有頒贈給他學位、勳章或爵位的倡議，但他總設法婉辭，始終沒有接受過。明治三十三年，日本朝廷特旨嘉獎，並賞金幣五萬元。諭吉把這筆款項，悉數轉贈給慶應義塾充作基金。他是何等徹底堅守獨立自由的精神，於此可見一斑。福澤諭吉目睹了歐美國家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堅船利炮、富國強兵和工商繁榮，也反思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封建主義的相繼沒落，遂萌生「脫亞入歐」的思想。福澤諭吉在其所著《文明論概略》中說：「如果想使日本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澤諭吉還在報紙上發表《脫亞論》文章，主張日本「所奉行的主義，惟在脫亞二字。我日本之國土雖居於亞細亞之東部，然其國民精神卻已脫離亞細亞之固陋，而轉向西洋文明」。他還呼籲說：「我國不可狐疑，與其坐等鄰邦之進，退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號稱明治三傑之一的福澤諭吉為日本選擇的振興之路，就是擺脫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進而使日本成為歐洲型的民族國家。剖視諭吉的一生，他真不愧為一位典型的學者，終生不失教育家的本色。引用他自己的譬喻，說他是一隻忠心耿耿的「雁奴」，絕非言過其實。他曾經倡導「學者雁奴論」，認為學者是雁奴。群雁夜宿於江湖沙渚中的時候，動輒有千百隻聚集在一起。其中較大的安居中央，較小的在外圍司掌警戒的工作，防禦狐或人類前來捕獲它們。這些從事警備的，稱為「雁奴」。學者也是如此。獨有學者能夠瞻前顧後，留神今生，展望來世；察人之所未察，言人之所未言；擇善而固執，為真理，絕不肯折腰；不因時勢的演變，隨波逐流，與世浮沉。其所發的言論，雖是逆耳的忠言多，卻有警世的餘韻縈迴。衡以諭吉生前的行宜，他似乎以一隻雁奴自任，引此以為榮。諭吉畢生對於日本文化，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第一，以著述教導全體社會；第二，創設學塾，造就人才；第三，創刊新報，普及新知，擁護公論；第四，提倡演說和辯論，鞏固民權政治。這些事業，諭吉莫不營運自如，一帆風順。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年）二月三日，諭吉終因宿疾－－腦溢血症複發，與世長辭，享年六十八。噩耗流傳所及，日本全國上下，不問識與不識，都惋悼這顆巨星的殞落。他的逝世，確是日本最大的損失；全國的報刊雜誌，齊聲哀痛不已。眾議院也破例對諭吉發布弔詞，使他身後備享哀榮。福澤諭吉是日本幕府末期到明治時代，一位新思想的先驅，領導日本文化的大功臣。他的英名在日本文化史上有口皆碑，流芳萬世。一位卓異的日本教師，在明治維新前後，日本史上空前的動蕩顛簸時期，如何竟其生涯？他的生活態度怎樣影響那個時代？時代的變遷又怎樣影響他的成長？時代和個人有什麼相互關係？能不能夠靈犀一點通，從這位人物畢生的言行中，領悟到我們個人應該有的作為和生活方式？這是一個很值得世人深思的重要問題。[1]參考資料：1．福澤諭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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