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關係二百年

習近平主席於2015年10月19日至23日首次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在英國議會發表演講時，他引用了莎士比亞的名言：「凡是過去，皆為序章。（What"s past is prologue）」並指出，「中英關係發展的源泉來自兩國人民的互相理解、支持、友誼。」行程結束後，外交部部長王毅說，這次國事訪問「全面推動中英關係發展，開啟中英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黃金時代。」英國及歐洲人士表示，「習主席對英中關係的定位和展望令人鼓舞，相信英中關係發展將獲得歷史性機遇。」中英關係「黃金時代」的到來，是歷史與現實合力推動的結果，回顧200多年中英關係發展演變的「序章」，從歷史淵源中挖掘推動中英關係發展的動力源泉，必將使我們更加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黃金時代」。

鄧小平會見撒切爾夫人

初識與爭執—鴉片戰爭前難以彌補的歷史縫隙

中英兩國關係的最早歷史記錄可以追溯到13世紀，但在馬嘎爾尼使華之前，沒有實質性進展。1576年，以海盜馬丁·傅洛比雪耳為首組成的倫敦商人探險隊，曾試圖尋找一條通往古老中國的西北通道，但未成功；1583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交給英國商人約翰·紐伯萊兩封信，其中一封是致中國皇帝的，但此人被葡萄牙人捕獲，信件沒有送達中國；1596年，本亞明·伍德作為伊麗莎白女王的使臣，隨商人里查·阿倫等前往中國，途中被葡萄牙人攔截，信件終未送達。

中英兩國真正的對話當從馬嘎爾尼使華說起。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9月2日，馬嘎爾尼勛爵和他的使團以及中國的陪同人員一起從北京出發來到熱河參加乾隆皇帝83歲慶典。對英國人來說，此行最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與中國的商務往來；對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他們要怎麼才能說服這些外國人對天子下跪，行叩頭禮。9月14日，在熱河行宮避暑山莊萬樹園內的華麗帳幄里，乾隆皇帝接受了馬嘎爾尼勛爵等英使的覲見，行過覲見禮後，勛爵將裝有喬治三世國王信函的嵌寶石金匣子舉過頭頂呈給了乾隆皇帝，皇帝單手接過匣子，表達了「對英國國王派遣使團呈交信件、贈送厚禮表示出的敬意和友善感到滿意，同時對英國君主也懷有同樣的感情，希望雙方之間能夠永遠和諧相處」。隨後取出一柄象徵吉祥、太平的如意贈予英王，囑英使轉呈。又賞給英使另一柄玉如意，馬嘎爾尼勛爵以兩枚鑲鑽金錶相贈。在英國使團的主要成員一一覲見之後，乾隆皇帝設宴款待眾人。但是，馬嘎爾尼提出的想要在北京派駐使節這一要求，令乾隆皇帝甚為不悅，他認為「天朝禮法與該國（指英國）風俗迥不相同」，「異言異服，逗留京城，既非天朝禮制，於該國亦殊屬無謂，或其心懷窺測，其事斷不可行。」馬嘎爾尼在返回北京後又提出想在廣州之外的浙江、寧波、珠山及天津等地自由貿易，以及在京城設立商行，收貯貨物等請求，均被乾隆皇帝拒絕。至此，中英兩國之間的正式對話拉開了帷幕，但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在馬嘎爾尼使華20年後，英國政府派遣阿美士德勛爵率領的使團第二次前往北京，目的是商討中、英貿易事宜，以期打開中國的門戶。但是雙方在覲見禮儀問題上又出現分歧，最終使阿美士德使團的任務未能完成。貿易問題無法解決，市場無法開拓，致使英國商人的走私活動更加頻繁，尤其是鴉片貿易成為英商走私貿易的大宗。從1760年至1800年的40年里，中英貿易發展特別快，貿易額翻了10倍，主要依靠東印度公司在其間運輸。東印度公司暗中支持鴉片貿易，1730年中國進口鴉片15噸，1773年增長到75噸，到1820年升至900噸。一方面英國政府對打開中國市場的急迫，另一方面是清朝政府對鴉片弱國害民的反感以及林則徐發起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最終使中英兩國爭議遂漸升溫，裂縫無法彌補，於是英國決定發動鴉片戰爭，將一切問題訴諸武力來解決。

衝突與抗爭—鴉片戰爭後，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與中國人民的反抗

19世紀初，英國建立了「日不落」帝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而同期的清王朝已呈江河日下的趨勢，吏治敗壞，封建專制達到了極點，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嚴重阻礙著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1840年6月，英軍統帥兼全權代表懿律率艦船40餘艘、士兵4000人組成的機動艦隊，從印度出發駛進廣東海面，封鎖廣州、廈門出海口，進行挑釁，鴉片戰爭爆發。8月，英軍沿海岸線北犯，到達天津大沽口。1841年1月7日，英軍擴大侵略戰爭，攻佔虎門的大角、沙角炮台，佔領香港島及中國東南的一些城市。鴉片戰爭期間中國軍民奮勇抵抗，5月29日，盤踞廣州四方炮台的英軍闖入三元里騷擾搶劫，三元里人民奮起抗擊，打死英軍數名，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次自發的人民反侵略鬥爭。1842年8月，英國艦船駛達南京下關海面，在英軍堅船利炮的威懾下，清政府屈服求和，與英國簽訂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

然而，侵略者慾壑難填。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相繼入侵中國，蓄意進一步擴大中國市場。1856年10月，英國以「亞羅號事件」為借口，會同法國一起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1857年12月28日，英法聯軍炮擊廣州城，軍民頑強抵禦，次日失守，侵略者在廣州成立聯軍委員會，在廣州維持殖民統治達4年之久。1858年5月，英法聯軍佔領天津，6月中英簽訂《天津條約》。1860年10月，英法聯軍佔領北京，搶劫並焚毀圓明園，在北京燒殺搶掠近50天，並以焚毀紫禁城相威脅，迫使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作為《天津條約》的補充。

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嚴重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完整，兩次鴉片戰爭是英帝國主義武力打開中國大門的侵略戰爭，對中英兩國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戰前，中英政治往來甚少，戰後，中國被迫打開國門 ，並開始與英國打交道。中國的國家主權開始逐步喪失，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也由反對本國封建統治轉為反對外國帝國主義侵略和本國封建統治的雙重任務；中國社會自此進入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鴉片戰爭也因此成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在經濟層面上，中英的聯繫更加緊密，中國傳統的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開始捲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並逐漸淪為英國等列強的原料產地和商品銷售市場。

兩次鴉片戰爭對英國的發展也同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英國在中國的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不斷擴大，還獲取了大量的財富和權利。從把持清末海關近半個世紀的英國人赫德及其任職的總稅務司的活動可見一斑。赫德自1861年起代理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之後近50年時間，建立了對總稅務司的絕對統治，同時他還插手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及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他參與侵奪中國港口的引水權，擴大對海關案件的審判權，控制中國的郵政權，並企圖進一步改變中國的幣制，直接干涉清政府舉借外債的活動，利用與洋務派官僚的關係參與海軍建制、軍火購買及工礦交通等活動。他還在台前幕後插手清廷的外交活動，如1885年中法和約草案，1887年中葡里斯本會議草約，19世紀80年代的中緬交涉和印藏交涉，都由他一手促成。赫德派駐倫敦的代理人可直接代表清廷與他國商議條約草案，其地位和作用遠遠超過了清政府駐英使節。在文教事業上，京師同文館作為中國的首個新式學校，校長就是由總稅務司推薦的，經費也來自於海關稅收。甚至清政府封疆大吏等高級官員的任免背後也都少不了赫德的身影。

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前夕，英國在華擁有的商貿利益和政治利益，遠遠高於其他列強。列強迫使清政府簽訂各項不平等條約，開放的通商口岸達69處之多，其中英國佔28處，居於首位。英國在1911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中與通商口岸中所佔的總值，均高於日、德、法、美諸國所佔的總值，還長期把持我國沿海和內河航運。出於在華權益的考慮，英國粗暴干涉辛亥革命，通過國際銀行團的巨額貸款扶植袁世凱，脅迫清帝退位，逼迫革命派向袁世凱妥協，最終幫助袁竊取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

隨著英國侵華勢力的擴張，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方面干涉中國內政，鞏固了本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其綜合國力更加強盛。

融入與調整—清朝末年中國開始融入世界，引進西方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經營管理方式

隨著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中國一些港口被迫開埠，客觀上也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的進程，中國經濟開始逐漸走上外向化、市場化的發展軌道。曾國藩曾說，西方列強在中國「廣設埠頭，販運百貨，亦欲逞彼黠削職詭謀，隘我商民之生計。」中國近代城市化進程就與被迫開埠通商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以上海、天津一南一北兩個經濟中心的形成為例，開埠前的上海，在江南的地位遠不及蘇州、杭州、南京等城市。1843年開埠之後，上海內外貿易規模迅速擴大，長三角地區的中心城市也由蘇州變成上海，使其迅速成為遠東地區最繁華的港口和經濟金融中心、近代亞洲屈指可數的國際化大都市之一。天津在1860年後，成為繼營口、煙台之後北方地區的第三個通商口岸。開埠前，天津進口商品貿易增長速度緩慢；開埠後，大批洋貨通過這裡運往華北各地，天津一舉成為中國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和近代工業中心，迅速融入到世界市場之中。1870年，李鴻章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駐守天津，他與奕等洋務派代表依託天津等沿海城市，建立了近代軍工、採礦、航運、鐵路等洋務企業，掀起了洋務運動，也因此奠定了天津近代工業發展的基礎。同時天津開埠通商也促使中國北方地區與國際市場接軌，天津開埠前，中國北方地區整體依然是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發展緩慢；天津被迫開埠後，華北地區成為了外國列強傾銷工業品及搜刮原材料的主要對象之一，中國北方地區由自給自足的家庭手工業逐步走向為滿足市場需求而生產的近代工業。

而此時的清政府已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為挽救其統治而啟動了改革新政，並主動引進西方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經營管理理念，開辦了一批民用機械企業。這個時期英國商人在華開辦的公司企業，客觀上推進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袁世凱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期間，大力發展北洋實業，借鑒西方經營管理方式，為北方經濟發展提供了較好的政策環境支持。袁世凱到任天津時，因《辛丑條約》中有「20里內不準駐紮中國軍隊」的規定，袁借用西法變通，將巡兵編為巡警，直隸也因此成為我國最早設置警察的省份。1902年他籌辦北洋銀圓局，為改變錢莊票號「濫發錢帖」之狀況，袁下令「殷實行號，有五家連環擔保，准發行兌換銀圓紙幣。」這一系列舉措有效整飭了八國聯軍侵入後天津的金融市場。在此期間，他還積極發展北洋工礦企業、修築鐵路、開辦新式學堂等。開平礦務局在八國聯軍侵華時曾淪入英商之手，直隸官府為收回開平礦權進行了一系列的努力，但終因英商依託不平等條約的庇護而失敗，只得先行收回了開平礦屬下的北洋洋灰公司。為限制英商發展，袁採取「以灤制開」的策略，成立了北洋灤州官礦有限公司，並公開聲明「此礦係為北洋官家用煤便益而設，與他礦事體不同，其礦界特為展寬，嗣後他礦不得援以為例」。又根據農工商部「外國礦商不能充地面業主」的規定，成立了灤州礦地有限公司，至此控制了開平礦的地面權。因雙方均無法壓倒對方，因此共建了中英合資的開灤煤礦。原北洋洋灰公司迅速發展為一度居中國洋灰（水泥）業首位的啟新洋灰公司。

合作與共贏—新中國成立後，中英關係在曲折中走向正常化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臨著複雜的國際環境，美蘇兩大陣營尖銳對立。1949年初，毛澤東提出「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方針，這些外交方針就是處理中英關係的基本前提。1950年1月6日英國政府宣布承認新中國為「中國法律上之政府」，並「準備與中央人民政府互派使節」，但丘吉爾也聲稱「承認一個人的存在並不一定是一種贊同之舉。……建立外交關係並不是表示恭維，而是要獲取便利。」可見這種「承認」是基於歷史與現實、經濟與政治的多種因素的考慮，但畢竟是對事實的承認。中國政府主動保護英國僑民，發展同英國的貿易，以擱置的態度對待香港問題，同時也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與之進行堅決的鬥爭。這一時期中英關係發展仍然曲折緩慢，缺乏必要的了解和溝通。

1950年3月之後中英正式開始建交談判，不久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而中斷，兩國關係陷入低潮。1954年4月日內瓦會議期間，中英達成互派代辦的協議，兩國代辦級外交關係持續了18年。期間兩國原則性分歧依然存在，如台灣問題、香港紛爭等。直到上世紀60年代末，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中英關係走向正常化。1972年3月，兩國將代辦級外交關係提升為大使級，正式建立邦交，兩國關係得到較快發展，但也時有反覆，平淡之中偶現波折。

香港問題的成功解決，成為中英關係史上新的里程碑。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北京條約》，英國開始了對香港的殖民統治。1898年清政府與英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規定「將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230塊大小島嶼總計975.1平方公里的土地租借給英國，並將租借地稱為『新界』，租期為99年。從1898年7月1日開始，至1997年6月30日期滿。」從此英國佔領香港全境。1981年初，鄧小平同志指出：「香港問題已提上日程，我們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方針和態度。」1982年9月，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在談及香港前途的時候，鄧小平針對撒切爾夫人所堅持的三個不平等條約有效論，堅定地指出，關於收回香港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時機已經成熟，應該明確肯定「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可以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一國兩制）」的方案解決。英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將香港的主權歸還中國，但同時希望維持英國在港利益。雙方經過多達22輪談判，最後達成共識。1984年12月19日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決定從1997年7月1日起，中國在香港成立特別行政區，開始對香港島、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新界等土地重新行使主權和治權。」香港問題的順利解決是中英兩國共同譜寫的新篇章，是中英關係史上新的里程碑。

以史為鑒，鑒古知今，要深入理解今天的中英關係，就要深入地了解兩國關係的過去。儘管兩國歷史文化背景不同，有過碰撞傷痛，但近200年來，中英兩國人民不斷努力，互相理解、支持，結下了深厚友誼。在中英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步入第二個十年之際，習近平主席的訪英之旅開啟了兩國交往的新時代，確立了中英關係的新定位，中英兩國昂首邁入持久、開放、共贏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