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樣的軍隊容易叛變 | 大象公會

07-05

二戰期間，中國是叛變投敵軍人最多的國家嗎？一旦被俘，哪國軍人最容易叛變？

文 | 唐元鵬

由於中國人民近幾年在浙江橫店艱苦抗日，經常能在橫店看見日本兵和八路軍蹲在一起吃盒飯，但偶爾還有一些身披黃色軍裝，歪戴軍帽，衣領敞開的軍人，他們在抗戰劇中，通常叼著煙，唱著小曲，酷愛抓雞，欺負中國百姓比日軍積極，打仗貪生怕死，沒錯，他們是偽軍。

▍《地道戰》中偽軍湯司令奉承「皇軍」：「高，實在是高！」

偽軍是八年抗戰中，無法迴避的現象。據說投敵的偽軍有百萬之眾，姑且不論這個數字是否真實，它在今天已成為某種政治暗喻，意指國民革命軍在這場戰爭中不光彩的一面，另外，抗戰時的偽軍現象，也是批評家們常用的素材——為什麼只有中國人會在外敵入侵時，才會有這麼多人叛變。

問題是，抗戰時的中國是叛變投敵最多的國家嗎？

為納粹德國死戰的異鄉人

柏林戰役打到最後時刻，蘇聯士兵沖入國會大廈時，驚奇地發現一些戰死的黨衛軍用鐵鏈將自己捆在機槍上，翻看他們屍體，軍服上的標誌卻是由丹麥、挪威、瑞典等北歐人組成的黨衛軍第十一裝甲擲彈兵師（諾德蘭）。

▍第十一裝甲擲彈兵師徽章

丹麥是納粹德國在二戰中征服的第二個國家，卻有國民為納粹德國而戰。這並不是孤例，二戰中，有30個不同國家200萬人參加了德國陸海空軍和武裝黨衛軍，與之並肩作戰。

▍其他國家參加德軍人員分布

抗戰時期中國的偽軍並不直接隸屬於日軍，而是分屬於不同的偽政權，如偽滿軍、偽蒙古軍、華北治安軍、汪偽政權軍隊，以及更小的偽地方政權雜牌偽軍。而投效納粹德國為其作戰的外國人，則多是直接被編入納粹黨衛軍。

納粹黨格外強調種族觀念，但徵召其他外國人入伍，卻由黨衛軍始，其原因倒也簡單：二戰初期，由於德國國防軍抵制，黨衛軍在國內招不到人，只能變相從外籍德裔開始徵召，但後期因為人員有限，於是徵召目標又轉向非德裔日耳曼人，最後甚至擴展到斯拉夫人、土耳其人、南歐穆斯林、印度人。

反布爾什維克是納粹德國忽悠不同民族入伍的重要口號，譬如黨衛軍在荷蘭的徵兵海報如是說：「為了你的榮譽和良心！對抗布爾什維克主義，SS在召喚你！」

▍「為了你的榮譽和良心！對抗布爾什維克主義，SS在召喚你！」

除了這些在民族上很相近的國家，還有諸如英法這樣的死敵國家的公民替德國賣命。法國志願者加入反布爾什維克法國志願軍團、法國旅、查理曼師等單位。其中以反布爾什維克法國志願軍團最為著名。

法國志願軍團是個創設於1941年7月8日的法國非正規軍事組織，其成員大多來自法國不同的右翼團體和通敵黨派。這得益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納粹浪潮在歐洲蔓延，參加的就是一幫法國憤青。

納粹德國還組織了一支由英國人組成的英國自由軍團BFK。按最初想法，這支部隊應有2千人，但實際上只有不到300人與納粹合作。這些英國人與30年代英國法西斯運動有重要關係，戰爭爆發後，一些被俘記者參加了納粹宣傳系統，一些被俘英軍和英裔法西斯分子參加了BFK，雖然這支部隊最終只招募了50名合格士兵，連一個連都夠不上。但這支部隊中的某些人也參加了柏林最後的戰鬥，並為之犧牲。

叛變投敵最多的國家

二戰期間的為德國作戰的叛變者遍及歐洲，但為德國貢獻人力最多的，卻是納粹德國的死敵蘇聯。

德國入侵蘇聯後，利用蘇聯烏克蘭、波羅的海地區居民對蘇維埃政權的仇恨，以反布爾什維克口號，動員大批非俄羅斯人調轉槍口替德國效力，這些非俄羅斯人雖然處於納粹德國的種族歧視鏈底端，但卻甘願與之合作。

由於對蘇聯的仇恨，納粹德國並未主動從蘇聯戰俘中挑選炮灰。二戰期間，計有500餘萬蘇聯士兵被德軍俘虜。納粹借口蘇聯不承認1929年7月27日關於戰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對蘇聯戰俘迥異於與美英等國戰俘，蘇聯戰俘絕大部分未能倖存。

▍蘇聯戰俘與德軍軍官

雖然納粹德國歧視、仇恨俄羅斯人，甚至反感自己的隊伍中有俄羅斯人，仍有大批俄羅斯人加入叛變行列。影響最大的就是紅軍高級將領弗拉索夫被俘後的主動叛變。

弗拉索夫在戰爭初期表現出色，從師長干到集團軍司令，並成為著名戰爭英雄，但1942年7月被俘後卻迅速叛變投敵，他起草了一份備忘錄表示：大部分俄羅斯人願意參與一場推翻布爾什維克暴政的運動。但德國人不認為弗拉索夫有價值，他只是被拉去參與佔領區的維穩宣傳工作，並且取得一定成效。

1942年12月，弗拉索夫又擬了一份《斯摩棱斯克宣言》，公開表示要在布爾什維克手裡解放俄羅斯人民。《斯摩棱斯克宣言》發表後，不僅引發大量蘇軍士兵叛逃，還導致德佔區的居民心理發生變化，對蘇聯當局不滿的居民把他當作屬於俄羅斯人自己的力量。

看到弗拉索夫巨大能量的佔領區官員同意弗拉索夫的請求：率領一支由蘇聯人組成的軍隊與斯大林作戰，但被希特勒否決。1944年戰爭形勢對德國不利，弗拉索夫這才被啟用，當年年末組建了由俄羅斯志願軍組成的俄羅斯解放軍，由原蘇軍降將布尼亞琴科、維茲列夫等出任師長，總兵力約5萬人，其中有數十人曾是蘇聯著名的英雄飛行員。

▍弗拉索夫檢閱俄羅斯解放軍

儘管蘇聯公民始終被納粹德國認為「政治不可靠」，但戰爭中卻有近百萬人叛變。其情形較中國抗戰期間效力於地方偽政權的偽軍要嚴重得多，畢竟日本不像德國那樣，赤裸裸地宣稱要毀滅俄羅斯。

德國軍史學家約·霍夫曼在1986年出版的《弗拉索夫軍史》一書中認為：但截至1943年中期，德國軍隊中有90個俄羅斯營、140個人數上相當於團的分隊、90個野戰營和其他一些小分隊，它們主要被用來對付游擊隊員。另有統計，到了1942年秋天，大約有90萬蘇聯人在與德軍並肩作戰，你沒看錯，是90萬。

二戰期間，蘇聯公民叛變到納粹德國一方的總數有多少，迄今難於統計。不過，以斯大林標準，蘇聯的叛變者數字恐怕要遠多於德國的統計。

1941年8月16日發布的《蘇聯國防人民委員270號命令》中，將被俘和叛變混為一談，第一條就規定：「在戰鬥中丟掉、撕掉徽章逃往後方或投降的指揮官和政治工作者將被視為逃兵，他們的家庭成員將作為違背誓言者、叛徒和逃兵的親屬而被逮捕。」

二戰期間，蘇聯大規模的叛變投敵行為，除了其過去殘酷的集體化和大清洗外，對俘虜的嚴酷政策和懲罰措施同樣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以人口比例計，蘇聯或許才是二戰期間叛變投敵最多的國家。

日本人最不願叛變投敵？

人們印象中，二戰時日本人是最頑固的，他們甚至在戰場上很難被俘獲。

日本人將戰俘視為軍人恥辱，被俘往往意味著叛國，而西方國家則不認為無力繼續抵抗時，放棄武器被俘是不名譽的事。

不同的戰俘觀導致完全不同的陣亡和被俘比。20世紀的戰爭中，西方軍隊被俘者與陣亡者比率大約是4比1，而日軍在二戰初期的被俘與陣亡比例約為1比120，只在太平洋的霍蘭迪亞島上出現過1比5的數字。

但是，放下武器的日軍的表現會迥異於西方軍隊。西方軍隊放下武器後，會按照日內瓦公約的要求自報身份，以獲取應有的權利保護，他們依然視自己為軍人，不會為敵方效力。而日軍則不然，一旦被俘，便很容易轉向敵人一方。

抗戰期間，國共雙方都俘虜了少量日軍，除被很快釋放的戰俘，被拘押的日軍戰俘在攻心戰術教育下，多被改造成反戰宣傳員，譬如共產黨一方就組建了一個「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八路軍在圍攻碉堡不克時，有時就會有反戰同盟的成員喊話。

▍1940年元旦，日俘在晉察冀支部表演棒球競賽（圖片來自騰訊新聞《短史記》文章——《八年抗戰共俘虜了多少日軍？》）

1945年日本投降後，留在中國的日軍部分被徵召參與國共內戰。參加共產黨一方的日本人主要集中在東北的四野，據日本「回想四野會」會長中村義光從日本厚生省得到的資料，遣返日本人中，參加過解放軍的有4000人左右。而據當時東北9省14個市的調查統計，共計有31030人到33000人被分配到衛生部、軍工部、軍需部等部門。

除後勤部門，少數日本人還被編入戰鬥單位，如幅敬信因為會使用擲彈筒，被直接編入戰鬥部隊。他的戰友舞田岩男原為日軍機槍手，從戰俘營徵用，編入機槍連。野田明17歲參加解放軍，編入獨立二師三團機槍連，後來屢立戰功甚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一些特殊軍種，如炮兵、空軍里也任用了許多日本教官，如東北航校建立，原日本關東軍第二航空軍團第四練成大隊的林彌一郎部被俘後全部加入東北民主聯軍，計有飛行員20名、機械師24名、機械員72名以及其他各類地面保障人員近300人。東北航校成為中共空軍的搖籃，培養了劉玉堤、張積慧等朝鮮戰爭的王牌飛行員。

▍林彌一郎，參與了中國空軍的創建

日軍不僅為解放軍效力，在山西，也有2000多日本兵留下來組成了第十總隊為閻錫山賣命。這使得國共戰場上，出現了日本人同時為交戰雙方效力的狀況。

日軍俘虜的馴服不分對手。

太平洋戰場，美軍深為日軍拚死作戰震驚，但日軍一旦被俘，除了一些人會繼續頑強抵抗外，多數俘迥異於西方戰俘的態度同樣讓他們震驚，因為日軍戰俘往往會主動與盟軍合作，這種劇烈的變化讓美軍難以想像。

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中就提到：直到戰爭快要結束的前幾個月，才有極少數人要求回國，不論戰爭結局如何。有些人要求處決自己，說：「如果你們的習慣不允許這麼做，那麼我就做一個模範戰俘。」他們比模範戰俘還要好。有些老兵和多年的極端國家主義者給我們指出彈藥庫的位置，仔細說明日軍兵力的配置，為我軍寫宣傳品，與我軍飛行員同乘轟炸機指點軍事目標。好象他們在生命中翻開了新的一頁，其內容與舊的一頁完全相反，但他們卻表現出同樣的忠誠。

在蘇聯戰俘營中的日俘同樣如此。蘇聯因為德國入侵造成了巨大傷亡，為彌補勞動力不足，擄獲大批日軍戰俘後長期羈押，但並未積極對其思想改造，不過一些被俘日軍的回憶錄中提到，某些日本官兵突然變得很有覺悟，積極配合蘇聯看守，指控戰友偷懶、不積極，並且很願意接受蘇聯觀念影響。

▍日俘在蘇聯

與盟軍戰俘和德軍戰俘經常會組織越獄逃跑不同，日軍戰俘具有良好的服從性。一旦被俘，之前「寧死不屈」的日本兵便老實起來。就如關內向國軍投降的日本軍隊，即使只有幾個看守，幾百名日本俘虜仍然老老實實修路，根本不逃跑。而蘇軍檔案也顯示，關押在遠東的德軍戰俘逃亡現象要明顯高於日軍。

在戰爭中讓中美蘇都付出很大犧牲的日本軍人，為何在被俘後體現出如此順從的合作精神？

特殊的榮譽觀或許是最重要因素。認為被俘就意味著喪失了做人的尊嚴和資格，是背叛了國家。被俘後卻活了下來，就意味著對國家的忠誠再不可能被接納。而日本人普遍有強烈的集體認同感，既然被舊集體拋棄，就會迅速選擇倒向一個新集體，哪怕這個集體是自己曾經的敵人。

另外，日本人易於臣服強者也會促其轉變。蘇聯轉給中國一些日軍戰俘，一開始對改造比較拒絕，但他們知道朝鮮戰爭志願軍頂住美軍攻勢後，態度很快轉變，戰俘富永正三說：「曾幾何時，被誇耀為精英的日本軍隊，卻在美軍的打擊下，不是玉碎，就是大退卻……誰能想到，中國人民志願軍竟能在這樣短的時間內戰勝了美軍。他們的力量來自何處？」

三八線上的戰俘較量

朝鮮戰爭中上百萬人的廝殺給雙方帶來了幾十萬人的死亡，也產生了數萬俘虜，那麼中美雙方俘虜的表現又是如何呢？

據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公報，志願軍總共俘虜了7218名美國軍人，其中150名為投降；朝鮮人民軍俘虜了大約2000多名美國軍人，共約接近9500名被俘美軍人員，活著走出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集中營的人數有3767人，加上火線釋放的近700人，總共有4439人回了家。

對美軍俘虜的管理或者用中方所說的改造，就沒那麼容易了，這些美軍俘虜被俘後通常都只重複自己的姓名與軍銜，拒絕透露己方軍事情報。

▍志願軍押送中的美軍俘虜，大多數俘虜都是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

志願軍1952年敵軍工作報告承認：「我們對民族隔閡，沒有足夠的估計，把各個民族生活習慣與敵人的反動性質混為一談。例如，不准他們唱爵士音樂，不准他們說美國鞋子好，不准他們歪戴帽子，強給他們喝他們不願喝的雞蛋湯，對土耳其俘虜也只準星期天祈禱，不準在別的時間祈禱等等。往往因為這些小事，引起反感，影響到大的方面也不和我們『合作』。」

中方戰俘管理沿用對付國民黨俘虜的一套，如幾個小時的政治課、小組討論，要求普遍發言之類，都事倍功半，直到發生集體拒絕上課。中方總結：「介紹蘇聯與新中國等的課程，在廣大戰俘中造成我們要他們推翻政府、背叛國家的印象。」

直到戰爭後期，中方轉而為俘虜提供更有營養的膳食，發動俘虜從事文體活動，才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對立。最終有20餘名美俘、1名英俘拒絕遣返。

何為拒絕遣返？這場戰爭中雙方俘虜的去向和往常不同，最終根據美方提出的自願遣返原則進行，也就是戰俘可以自己選擇回國或者去別的地方。

▍詹姆斯·喬治·溫納瑞斯（James George Veneris），朝鮮戰爭美軍戰俘，戰後拒絕返回美國，定居中國並加入了中國國籍

志願軍一方在戰爭期間有2萬餘人被俘，最終有6000餘人通過戰俘交換返回大陸，而14000餘人運往台灣，少數人去了其他中立國。

如此多人去台灣跟國民黨政權的動員有關，許多來自台灣的國民黨人員以私人身份到韓國，以看戲、看電影為幌子吸引戰俘，並藉機發放宣傳材料，然後演講，告訴戰俘們到了台灣可以讓他們安頓、定居、提供教育等，最後發放申請表格。

一些政治宣傳也頗為有效，譬如1941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譚興東，用共產黨軍隊對己方人員被俘政策為突破口，恐嚇戰俘，讓戰俘掂量著回國後可能的遭遇，以至於有戰俘說：「不怕挨打，就怕聽譚興東的課」。

除了軟的手段，也來硬的，比如主動投敵的李大安進入戰俘營，他組織戰俘紋身，在身上紋下反共口號，甚至殺害某些想回中國的戰俘。為了對抗，戰俘營中的回國力量，同樣也以暗殺的方式對付反回國力量。

志願軍戰俘中原國民黨軍降兵就佔到70%，軟硬兼施之下便有14000餘人去了台灣，最後回國的6000餘人，卻被譚某不幸言中。

回國戰俘說是按「熱情關懷，耐心教育，嚴格審查，慎重處理，妥善安置」的二十字方針辦，但執行起來卻又是另一回事，90%的黨員被取消了黨籍，連長以下的人都被安置回原籍。所有人都被扣上了右傾怕死的帽子，終生無法翻身。

朝鮮戰爭結束後，美國研究機構曾花費大量人力研究朝鮮戰俘問題，他們試圖從戰俘身份的統計中發現問題，因為美國人只遇到過兩次戰俘拒絕回國的情形：一次是被美軍解放的蘇聯戰俘拒絕回國，另一次便是志願軍戰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