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顧問評價志願軍：戰鬥素質好 存在「恐美症」

蘇聯顧問評價志願軍：戰鬥素質好 存在「恐美症」

沈志華

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和朝鮮戰爭期間，有大批蘇聯軍事顧問和專家來到中國，其數量之多，範圍之廣，大概是空前絕後的。但是，對於這樣一個歷史現象，至今還缺少專門的研究和詳細的考察。本文擬利用目前可以找到的中俄雙方的史料，對1950至1953年來華蘇聯軍事顧問的情況及其與朝鮮戰爭的關係，作一個簡要的說明。

駐華蘇聯軍事專家知多少

朝鮮戰爭期間，最早來的一批蘇聯軍事專家是空軍顧問和教官，根據1949年8月空軍司令員劉亞樓訪蘇達成的協議，由蘇聯幫助中國建立六所航校，出售各型飛機434架，派遣專家878名。10月19日，第一批空軍專家來華，即分赴各地考察和選擇校址。11月中旬以後，包括從校長、教官直到地勤保障人員的大批專家陸續到達，並立即分配到各航校參加建校工作。接著是海軍聘請的以克洛契柯夫為首的84人，於1949年10月25日到達瀋陽，隨即被送往大連海校，幫助建校辦學。11月，華東海軍司令員張愛萍訪蘇回國又帶來6人。到12月，更有621名海軍顧問來華。儘管這批顧問和專家在華工作期限一般是1至2年(此間朝鮮戰爭已經爆發)，但他們只是幫助培養軍事院校的教員、訓練飛行人員和其他技術兵種，與朝鮮戰爭沒有直接關係。目前有關資料記載，到朝鮮戰爭結束前夕，在中國陸軍系統的顧問共294人，輔助人員79人，在海軍系統的顧問103人，輔助人員12人，總計488人。蘇聯顧問在空軍系統的人數不詳，估計不會超過海軍系統。那麼，大體說來，朝鮮戰爭期間在華蘇聯軍事顧問總數至少應在2000人以上，大大超過了同期在華經濟專家的人數。

蘇聯在中國設有軍事總顧問團，領導在中國各總部、軍兵種、大軍區和軍事院校的蘇聯顧問和專家。軍事總顧問最初是由蘇聯首任駐華使館武官科托夫中將兼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作戰後，斯大林派蘇軍副總參謀長扎哈羅夫大將作為其私人代表來到中國，不久便接任了軍事總顧問的職務，科托夫為副總顧問。1951年4月中旬扎哈羅夫奉命回國後，由空軍上將克拉索夫斯基接任。1952年7月克拉索夫斯基回國，繼續由科托夫兼任總顧問。1953年7月科托夫任職到期，原華東軍區首席軍事顧問彼得魯舍夫斯基上將接任總顧問。1957年7月彼得魯舍夫斯基回國，由杜魯方諾夫上將接任，直至1960年7月回國。

蘇聯軍事顧問和專家在業務和技術上負有對中國軍隊全面指導的職責，其中包括：一、軍委領導機關、各總部、各軍兵種和大軍區機關的領導業務；二、各技術兵種部隊有關日常訓練、軍事工程建設、常規和尖端武器的使用以及裝備、測試場地、基地維護的技術傳授和指導業務；三、軍事指揮學校的教學和學術研究業務；四、軍事工程技術院校的專業知識傳授業務。與在中國政府部門的顧問和經濟技術專家不同，蘇聯軍事顧問和專家不屬蘇聯駐華使館和總顧問領導，而是直接受命於蘇聯軍方。

他們直接受命於斯大林

筆者在查閱檔案和其他資料時發現，在斯大林時期，有關蘇聯軍事顧問來華的問題，幾乎都是由毛澤東或周恩來親自出面與蘇聯領導人聯繫或協商的。例如，1950年2月11日毛澤東致函斯大林，請求為空軍司令部和氣象部門派遣12名顧問。2月25日毛澤東再次要求派遣205名顧問，用以擴大航空學校和組織空軍陸戰師。3月22日，周恩來致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布爾加寧，對蘇聯政府準備照軍事訂貨單給中國空海軍以所需的顧問人員及器材表示感謝，同時請求提早運交所訂物資和設備，還特別提出因擴充航校新生，需新增教員和指導員，並希望這批教員和指導員能在5月1日開學前到達中國。經與科托夫商定，4月13日又要求為新編成的空軍團、師指揮部和技術服務隊聘請43名軍事顧問。6月23日周恩來得到通知，蘇方答應再派炮兵顧問8人至瀋陽，幫助中國辦炮兵學校。

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領導人更是頻繁地向斯大林提出派遣軍事顧問的請求。這既是為援助朝鮮對美作戰，也是為改善中國軍隊的素質，蘇聯基本上滿足了這些要求。8月22日，周恩來與蘇聯軍事總顧問商議並向毛澤東及中央軍委報告，需要為軍委和各大軍區及軍隊院校增加顧問208名。23日又致函布爾加寧，請蘇聯派遣10名裝甲兵顧問，於9月來華工作。8月27日，針對中國要求向華東軍區和東北軍區派遣防空專家和空軍專家的電報，斯大林告訴周恩來：38名顧問，其中10名為防空專家，28名為空軍專家，即將派出。至於派遣其餘26名顧問的問題，蘇聯的意見是，這些顧問的工作可由已派往中國的如下一些顧問來擔任：防空兵參謀長顧問可負責軍區防空作戰處和情報處處長的顧問工作；空軍參謀長顧問可負責軍區空軍司令部作戰處處長的顧問工作。或許是因為這些顧問尚不能滿足需要，10月8日毛澤東以中央政府名義寫信給斯大林，再次請求擴大蘇聯顧問和教官的數量。1951年2月12日周恩來致電斯大林：中國正在組建一個空軍集團軍，將用於參加朝鮮作戰，為幫助該集團軍制訂計劃和領導作戰，希望蘇聯能派15名有關顧問，並於2月來華。17日收到斯大林回電，同意滿足中國的要求，即派遣既了解中國又同朝鮮空戰有關係的顧問來華，並指定由戈盧諾夫少將擔任空軍司令部的顧問。10月24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再次要求加派訓練飛行員的空軍專家。11月13日斯大林答覆：「如果需要進一步派遣我方飛行員訓練米格－9飛機的中國飛行員，可以使用在安東、唐山和公主嶺駐紮的三個殲擊機航空兵師的教練員，為期三個月；對於一個強擊機航空兵師的訓練，我們的軍事專家認為，作為中方第五和第十一強擊機航空兵師顧問的在中國的蘇聯飛行員，可以成功地完成這項任務；為了訓練中國的偵察團，我們將從在中國的洛博夫將軍部隊的偵察團中派遣教練員。」斯大林答應，將為中國的圖－2轟炸機航空師和米格－9航空兵團派遣19名顧問。直到戰爭接近尾聲，1953年1月7日，毛澤東還要求蘇聯派遣海軍航空兵顧問和教官12名，斯大林1月27日答覆，擬再補派三位海軍航空兵方面的顧問，而其他專家則從目前已在中國的蘇聯海軍顧問中派出。

中國國防現代化的啟蒙者

蘇聯軍事顧問最早幫助創建的是六所空軍航校。根據中方儘快培訓出350到400名飛行員的要求，蘇聯空軍建議組建四所殲擊航校，每所學校配備100名專家，六所轟炸航校，每所學校配備120名專家，此外還有地勤人員、理論教員、航空醫生、後勤保障人員，及少量派駐空軍司令部的專家，共計878名。按這個設計，就相當於兩個專家培訓一名飛行員。1949年12月2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航空學校正式成立時，第一批學員編有速成班110人，一期甲班677名，學制分別為六個月和一年。即使增加了學員，也差不多是一名專家培訓一名飛行員。蘇聯專家按照學制和培養目標，制訂出學員航空理論教育和飛行訓練的全套計劃，並負責具體組織實施，從課程設置、教學計劃、教材內容、教學制度到課堂授課、教學考核等，都由專家負責。上課時由蘇聯教官帶著翻譯去講課。蘇聯專家教學非常認真，對學員也非常熱情、耐心。在飛行訓練階段，全部組織實施和機務保障，也由專家負責。蘇聯飛行教員手把手地教授學員，儘管語言不通，學員文化程度又低，但這些蘇聯專家工作勤勤懇懇，認真負責，嚴格要求。在蘇聯專家的嚴密組織和精心教學下，經過學員的努力，首批速成班和一期甲班學員終於按計劃完成了訓練任務，速成班於1950年5月畢業，一期甲班於1951年1月畢業。截止1951年5月1日，航校培訓畢業的飛行人員，保證空軍連續組建了17個航空兵師、34個航空兵團。

航空部隊組建以後，作戰訓練同樣是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進行的。1950年春天以後，有幾十個蘇聯空軍師陸續來到中國擔任防空保衛。於是，新組建的中國空軍部隊經過短期預科教育後，便成建制地駐紮在蘇聯軍隊營地，採取了「專家包教、我們保學、突擊速成」的培訓方法。從空中飛行、作戰指揮到地勤服務和飛機維護保養，「一級帶一級，一套教一套」，兵對兵、將對將地進行培訓。這樣經過幾個月的突擊訓練，達到大隊編隊水平後，中國部隊便接管了全部裝備，只留下少數蘇聯顧問繼續幫助訓練或改裝。1952年以前，大多數空軍部隊都是採取這種方式進行戰鬥訓練的。

海軍兵種複雜，技術含量高，對蘇聯專家的需求最為迫切。從1949年10月，就不斷有蘇聯專家和顧問來到海軍領導機關及各部門、各個部隊和院校，他們對中國海軍的組織建設、作戰、訓練、裝備建設、工程建設、後勤保障、學校建設等各方面進行了全面幫助。不過，顧問和專家最集中的地方還是在海軍的院校。

1950年2月創建的大連海校（後分為海軍大連艦艇學院和海軍工程學院）是新中國第一所正規的海軍學校。蘇聯專家早在1949年10月就來到了瀋陽，首先沿渤海和黃海岸邊進行考察，並選定了校址，以後又幫助學校制定了教學計劃，編寫了各科教學大綱和教材，建立了一套較完整的教學制度，使學校教學工作一開始就能走上正規的道路。位於南京的華東海校1950年4月改為海軍聯合學校後，也來了蘇聯顧問組。在海軍學校創辦初期，蘇聯顧問和專家的影響是相當廣泛的。從制訂教育計劃和教學大鋼，編譯教材，培養教員，研究教學方法，籌辦教學設備，建設實驗室，到教學的組織領導，建立各種規章制度和培養學員的正規生活習慣等各方面，都得到了蘇聯專家熱情的幫助和指導。直到1953年，由於海軍各學校提高了獨立辦學能力，教學工作已逐步走上了軌道，蘇聯專家數量才逐年減少。

這一時期來華的軍事顧問還有一項任務，就是幫助組建特種兵部隊。例如，中國的第一支空降兵部隊就是蘇聯顧問幫助建立的。經過與蘇聯軍方商談，1949年11月中央軍委決定成立空降兵部隊，並於1950年2月15日與蘇方談定，聘請41名顧問，訂購300具降落傘。4月17日中央軍委正式發布命令，成立了空軍陸戰第一旅。到7月底，以沙別里車夫上校為首的蘇聯顧問團先後到達北京和開封營區。一個旅配備41名顧問，可以說是面面俱到了。從旅長、政委、參謀長，到旅機關的炮兵、作戰、傘降、通信、工兵和後勤、醫務等部門，都安排有蘇聯顧問，同時還為下屬七個營的營長、傘兵科科長乃至疊傘員都配備了顧問。顧問團負責幫助進行軍事訓練和加強行政管理，並對各項工作實施全面督促檢查和提出建議。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全旅於1951年3月勝利完成了跳傘訓練，並於6月28日參加了南京軍事學院組織的河川進攻聯合演習。

蘇聯培訓中國軍隊的特殊兵種還有一種方式，即將中國部隊整建制地編入蘇聯軍隊中，在專門教官的指導下，與蘇軍官兵一起進行訓練。海軍第一支潛艇部隊就是這樣誕生的。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希望蘇聯派來潛艇全套艇員，「以便有效地幫助訓練，待完成任務後返回蘇聯」。1951年2月7日，蘇聯同意於1951年5月至1953年6月（後延長一年），在旅順基地為中國培訓四艘潛艇的艇員，並撥出兩艘潛水艇供培訓使用，訓練完畢再移交給中國。1951年4月20日至5月初，由傅繼澤、李克明等275人組成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潛水艇學習隊，先後到達蘇聯紅海軍太平洋艦隊潛水艇分隊。5月14日正式開始學習和訓練，蘇軍指派十名教官和兩艘潛艇艇員負責學習隊教育和訓練。潛艇學習隊是一支由四艘潛艇艇員組成的大隊，作為一個完整的建制單位，歸中國海軍直接領導，但生活在蘇聯潛艇部隊中，學習和行政均由蘇軍領導。全體人員身著蘇聯海軍服裝，伙食按蘇軍潛艇標準，與蘇軍潛艇官兵一同進餐，執行的是蘇軍條令條例。黨的關係、政治工作由旅大市委領導。1954年6月19日，旅順潛艇學習隊結業，並獨立操縱著從蘇聯購買的兩艘潛艇，於6月29日駛抵青島。7月22日，組建了海軍獨立潛水艇大隊。從此，中國海軍有了自己的潛艇部隊。

扎哈羅夫與聶榮臻的爭論

對於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戰略決策和作戰方針，蘇聯的確是有極為重要的影響的，但那只是最高層領導人之間的事情，而筆者所見的史料表明，軍事顧問們幾乎沒有直接發揮作用。關於蘇聯顧問直接參与戰略決策的事例，的確有過一次，但結局令人很不愉快。

當志願軍勝利地結束了兩次戰役，將戰線推至三八線附近後，作為戰地指揮官，彭德懷考慮到戰場的實際情況，要求部隊進行休整。但毛澤東出於政治方面的原因，強令志願軍立即發動第三次戰役，越過三八線。不過在軍事策略上，毛澤東還是贊成彭德懷提出的長期打算、穩步前進的戰役部署，同意越過三八線打一仗後就收兵，全軍主力（包括人民軍）退後幾十公里進行休整。戰局發展正如彭德懷所料，第三次戰役雖然突破三八線並攻佔了漢城，但聯合國軍是有計劃撤退的，中朝聯軍除佔領了一些地盤外，沒有對敵人有生力量造成什麼創傷。1951年1月3日彭德懷電告金日成：敵人在防線被突破後迅速逃跑，故戰果不大，只俘虜3000餘人。如敵繼續南逃，即跟蹤追擊至水原待命。此役以佔領漢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後即停止前進，準備休整補充。如敵以重兵防守漢城，則我暫不強攻，因各種條件均不成熟。毛澤東也把這一決定轉告了斯大林。1月8日彭德懷命令部隊停止進攻，全軍休整。此舉引起朝鮮方面和蘇聯顧問的強烈不滿和反對。

由於前期作戰失敗的教訓和壓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過三八線後休整兩個月的部署，但就在停止進攻的當天，金日成向中國駐朝鮮武官柴成文表示，部隊休整不宜過長，有一個月足矣；若時間過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後，將增加部隊運動困難，且敵人企圖拖長時間，以利補充裝備和部隊喘息。金還擬赴彭處面談。彭即將金的意見電告毛澤東，但堅持部隊必須休整補充的決定。蘇聯新任駐朝鮮大使拉祖瓦耶夫也通過朝鮮外務相朴憲永轉達了反對意見，彭德懷仍不為所動。1月9日上午，駐華軍事總顧問扎哈羅夫得知在朝部隊已經停止前進後表示堅決反對。他來到軍委作戰部不滿地說，世界上哪有打勝仗的軍隊不追擊敵人、不發展勝利成果的呢？這將給敵人以喘息機會，犯下喪失戰機的錯誤。雙方發生了激烈爭吵，雖經代總參謀長聶榮臻耐心解釋，扎哈羅夫仍然堅持己見。

恰在此時，斯大林來電稱，為避免國際上對中國的責難，建議由志願軍控制三八線以北及其兩側海岸，而朝鮮人民軍可以繼續南進追擊。毛澤東隨即將此電轉發彭德懷。人民軍當然無力單獨作戰，蘇聯顧問和朝鮮方面不得不聽從彭德懷的意見，同意部隊轉入休整。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間在軍事指揮上的爭論後，曾在一封電報中說，「中國志願軍的領導是正確的」，「毫無疑義，真理在彭德懷同志手裡」，稱讚彭以那樣劣勢的裝備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帝國主義，是當代天才的軍事家。斯大林還批評蘇聯駐朝大使不懂軍事，不准他再干擾彭德懷的指揮。

這件事發生以後，在朝鮮作戰問題上，蘇聯顧問就不再多發表意見，而將主要工作放在為志願軍幹部講課和培訓方面。1951年1月13日，東北軍區通知志願軍總部說，蘇聯軍事顧問建議利用休整時間，為志願軍部分師以上幹部在瀋陽辦短期（兩個星期）集訓班，由蘇聯顧問講授蘇德戰爭各大戰役中的反攻和進攻經驗，以及介紹現代戰爭的知識。彭德懷接受了這個意見，決定從西線各軍抽調部分師以上幹部去瀋陽參加集訓。

科切爾金給莫斯科的報告

從中俄雙方公布的大量有關朝鮮戰爭的檔案文獻中可以看出，蘇聯軍事顧問在有關戰爭方面的主要任務就是為雙方領導人轉交函電、傳遞信息及協助商談武器援助和派遣專家等問題。筆者在俄國檔案中發現了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在華軍事顧問科切爾金少將1951年6月16日給蘇軍總參作戰部長的報告，其中特別講到對志願軍的看法及蘇聯顧問與志願軍作戰指揮的關係，現摘錄如下：

現在我報告1950年11月至1951年6月我在中國工作期間形成的對某些問題的看法。

一、中國人民軍的戰鬥素質

我看過的許多文件以及同有機會接觸過中國人民軍的中國同志和我們的同志的座談都表明，這支軍隊有很好的戰鬥素質。

廣大指戰員堅忍不拔，戰鬥勇敢頑強，不怕流血犧牲，勇於克服一切艱難險阻。

部隊善於在山地作戰，能廣泛利用夜間和惡劣天氣。與此同時，中國軍隊不適應在冬季條件下作戰，因為棉衣不足，有時甚至完全沒有禦寒衣物，同時還缺少禦寒的經驗。

部隊優秀的戰鬥素質和高昂的士氣是由堅強的政治工作來保障的。這說明了為什麼部隊有時雖然傷亡慘重，但仍有戰鬥力並準備迅速由防禦轉入進攻。開始存在的「恐美症」經過幾次勝仗之後基本上消除了。的確，在春季戰役中「恐美症」又有所複發。這表現在迴避攻擊美國人所守衛的戰線地段。如果必須進攻這些地段，則常表現出不堅定，戰鬥不是都進行到底。在很多情況下都沒有堅決消滅被合圍的美軍部隊、分隊。甚至有時給被合圍的美軍部隊提供逃跑的機會，以免遭受大的傷亡和浪費不多的彈藥儲備。

二、對朝鮮戰鬥行動的評價

下面兩種基本情況給中國軍隊在朝鮮的戰鬥行動特點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1 與美國人相比，部隊技術裝備差；

2 後勤組織薄弱。雖說糧食、彈藥儲備充足，但滿足增長需求不超過40－50％。前線部隊吃不飽，有不少時候簡直挨餓。因此部隊不僅沒有能力把順利開始的戰役進行到底，甚至不能守住已奪取的土地。不能充分保障前線部隊給養的原因是：

1 由於美航空兵對交通線的轟炸，火車和其他交通工具只能晚上運行；

2 汽車和馬車數量不足；

3 整個後勤系統組織不得力。

……

三、中國人民軍總參謀部（總部）的作用和地位

儘管形式上有總參謀部，但至今它沒有找到自己的恰當位置，在指揮武裝力量和軍事行動時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總參謀部有作戰部（也稱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作戰部），它是由10至12名軍官編成的一個小組，為政府和中共中央領導人起草報告。

研究形勢和制定提案不是作戰部的職能。它只滿足於被動地收取情報，並不考慮哪些應該核實或查明。可以認為，如果沒有接到什麼情報，彭德懷司令部里也不會有情報。

對提出的戰役計劃不給予研究，也不提出自己對戰役計劃的看法。認為彭德懷清楚該怎麼辦。另外，他是副總司令，由於朱德總司令有病或者其他原因離開了部隊指揮，實際上給彭德懷什麼指示的只有毛澤東同志一人。但毛澤東同志認為不需要干預彭德懷的計劃，認為彭德懷親臨現場最清楚該怎麼辦。

履行總參謀長之職的聶榮臻同志在軍隊領導人之中是比較年輕的，由於中國墨守成規的傳統，他避免了許多可能損害他和其他軍事領導人關係的行動。

因此，作為總參謀長，他猶豫不決，甚至不想提出關於確定總參謀部在軍隊指揮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問題。

四、關於我軍事顧問的作用

中國的同志對我軍事顧問的態度很好。他們認真聽取我們顧問的所有意見和考慮，但對他們非常謹慎。尤其是涉及到朝鮮戰爭問題。在朝鮮戰爭問題上，中國的同志怕我們把不符合中國軍隊發展水平和技術裝備水平的戰法強加給他們。當他們感覺到這一點的時候，就不客氣地說：「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同你們觀點不同」（聶榮臻語）。一次彭德懷說，他甚至還考慮把部隊開到鴨綠江邊，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依靠這麼近的距離，他將有更好的機會消滅美國人。

中國的同志擔心敵人在自己背後登陸，所以把很多部隊部署在沿海地區，不想深入南朝鮮。他們半開玩笑地說，要在朝鮮打十年戰爭，要在這種持久戰中消耗敵人的力量，認為短時間內消滅敵人是不可能的。

他們以十分謹慎的方式表示，他們對不給他們現代化的技術裝備不滿（100毫米高射炮，以及各種不亞於美國人的自動武器）。……

我們的顧問在幫助中國同志克服在組織部隊和戰術方面存在的不正確觀點上，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堅定性，遇到中國同志的推辭（等一等，不著急），常常妥協退讓。

現在感覺不到中國人民軍運用我們的作戰經驗。這特別涉及戰鬥的指揮、組織問題及炮兵、坦克和其他兵種的使用問題。

在外省工作的顧問更是聽其自便。我在中國期間，軍事總顧問只去外地一次（瀋陽），此外，只開過一次會交流工作經驗。

儘管科切爾金把中國人民志願軍誤寫為「中國人民軍」，但據筆者看到的中國材料以及與當事人的交談，這個報告所講的情況大體是準確的。從中可以得出肯定的結論：在朝鮮戰場的作戰問題上，中國軍方領導人與蘇聯顧問之間很少進行認真的討論，中方在聽取蘇方意見時非常謹慎，而蘇方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時也是小心翼翼。很可能是受到科切爾金報告的影響，斯大林在向志願軍部隊派遣軍事顧問的問題上，未能滿足毛澤東的要求。

在志願軍總部的蘇聯顧問

戰爭進入僵持階段以後，1951年8月27日和9月8日，毛澤東連續兩次給斯大林發電，要求蘇聯派遣軍事顧問到志願軍總部和各部隊中工作。毛澤東在電報中說：經過研究並與克拉索夫斯基協商後，中國方面認為必須派出83名顧問，其中包括派往志願軍司令部的顧問10人，派往五個兵團的顧問10人，派往21個軍的顧問63人。毛澤東要求「上述顧問最好於1951年9至10月取道北京前往朝鮮」。毛澤東對此作何考慮不甚清楚，或許是因為中國軍隊不善陣地戰，或許是因為大量蘇式武器已運抵朝鮮戰場，總之此時志願軍需要加強蘇聯顧問的幫助和指導。不過，斯大林的答覆是很明白的。

9月10日斯大林回電稱，同意派遣以陸軍大將扎哈羅夫為首席軍事顧問的一個軍事專家小組作為在朝鮮志願軍司令部的軍事顧問。關於是否向軍或兵團司令部派遣軍事顧問的問題，將在首席軍事顧問進入實地熟悉情況並提出自己的看法後，合理地加以解決。兩天以後，未等毛澤東答覆，斯大林再次來電說，「我們認為，有五名軍事顧問就足夠了。關於向軍和兵團派遣軍事顧問的問題，我們認為，按照朝鮮的實際情況看是不適宜的，我們不同意向軍和兵團派遣軍事顧問。」

斯大林不願向朝鮮戰場派遣蘇聯顧問，固然是出於蘇聯在朝鮮戰爭中一貫堅持的原則，即蘇聯不能公開參戰，特別是不能造成蘇聯軍人有可能在戰場被俘的機會。為此，斯大林曾規定，派往朝鮮人民軍的蘇聯顧問只能以《真理報》記者的身份出現；蘇聯空軍參加戰鬥只能在中朝軍隊的後方上空活動。但另一方面，根據科切爾金報告的情況，蘇聯顧問即使呆在戰場上，大概也不會起多大作用，又何必多此一舉。

後來的事實證明，來到朝鮮戰場的蘇聯顧問，其職責主要是了解戰場敵我雙方的情況。據在志願軍總部負責接待蘇聯顧問的作戰處副處長楊迪回憶，後來陸軍大將扎哈羅夫並未到志願軍總部，顧問團團長是蘇軍總參謀部的一位炮兵中將，另外還有一名少將和二名上校，以及一名文職翻譯人員。鄧華副司令員交待：顧問團的主要任務就是了解情況，可指定人專門與他們聯繫，只談敵我戰場情況，其他與我無關的事就不要說了。另據彭德懷的作戰參謀王亞志回憶，於1951年10月到志願軍總部的蘇聯顧問都是搞情報工作的，他們的任務就是定期向莫斯科傳遞戰局發展的情況。這些顧問在司令部只聽不說，從不發表不同意見。正是由於蘇聯顧問在朝鮮作用不大，1953年1月17日國防部長華西列夫斯基和總參謀長索科洛夫斯基向斯大林請示，召回在志願軍總部的顧問組，因為彭德懷已經回國，與志願軍司令部的聯繫可以由在華軍事總顧問負責，而有關朝鮮前線形勢的情報，則繼續由駐朝鮮大使拉祖瓦耶夫和在華軍事總顧問負責。於是，這些蘇聯顧問在3月斯大林去世後全部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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