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編次與《毛詩》的形成 | 徐建委

《詩》的編次與《毛詩》的形成

徐建委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來源：《復旦學報（社科版）》2017年第2期

孔子二五六八年丁酉十月十一日庚申

耶穌2017年11月29日

內容提要：據《毛詩序·六月序》、《儀禮·鄉飲酒禮》、《漢書·谷永傳》、鄭玄《毛詩譜》等文獻的記載，可發現周禮演樂的詩次、《詩序》詩次、《毛傳》詩次和三家詩次略有不同。以《左傳》所載季札論《詩》材料、《爾雅·釋訓》與《毛傳》關係、《毛傳》上源等問題為基礎，亦可判斷《毛傳》內部埋藏了孔子時代之前的《詩》文本特徵。據此可推知，孔子重構了三百篇的序列和結構，使之更符合周代禮樂制度。子夏時代，受《春秋》學之陶冶，子夏或其後學又對調了《大雅》和《小雅》的部分詩篇，使二《雅》皆有美刺。這兩次重編，在《詩》文本的寫定過程中大概是最具革命意義的，時在戰國初年以前。第二次重編之時，仿效《春秋》精神的《詩小序》基本形成，然《小雅》篇目依然遵循了周禮之詩次，毛公作《毛詩故訓傳》才調整為今本詩次。

關鍵詞：毛傳/後注簡省/禮樂詩次/《春秋》詩次

《毛傳》是一部依附於《詩》的訓詁著作，《詩》中難解的古字、古詞多重出，故《毛傳》必然面臨重複注釋的問題。它如何避免重複?只要稍稍熟悉注釋過程的就會知道，在一個字(或詞)第一次出現的時候注釋，之後為了簡潔，往往不必再注，我們可以稱之為後注簡省原則。此非絕對，有時因為經文浩瀚，某一字前後相隔較遠，後文往往也會作注。但一般而言，前文已注者，後文往往不注。讀古書，發現這一基本做法是很容易的。那麼《毛傳》是否整體上遵循後注簡省原則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般而言，《毛傳》重複出現的字詞，《國風》若有注，《雅》、《頌》一般不注。如「施」見於《葛覃》、《兔罝》、《碩人》、《東山》、《頍弁》、《旱麓》，僅於《葛覃》有注。如果重複出現的字詞與通俗意義有別，對其意義的理解特別容易出錯，同時初次的解釋又與後來的篇章離得較遠，這時往往出現重複注釋，如「言」字見於《葛覃》至《駉》等二十餘首詩，《毛傳》分別於《葛覃》、《彤弓》、《文王》三首作注，三注分別見《國風》、《小雅》和《大雅》。

還有一些重複出現的字、詞，《風》不注，《雅》、《頌》出注，或《風》的注釋以《雅》、《頌》的注釋為基礎。此種類型數量雖不佔優勢，卻也不少，其數量約在一兩百條間，這足以說明問題了。僅舉數例：

(1)「以」字見於《谷風》、《大東》、《載芟》，《載芟》出注。即《周頌》有注，而《國風》、《小雅》未注。

(2)《王風·黍離》「彼黍離離」，「離離」《毛傳》未注。而《小雅·湛露》「其實離離」，《毛傳》曰：「離，垂也。」

(3)《邶風·擊鼓》「平陳與宋」，「平」字《毛傳》未注，《大雅·綿》「虞芮質厥成」，《毛傳》曰：「質，成也。成，平也。」此訓又見《爾雅·釋詁》：「質，平，成也。」

(4)《淇奧》「赫兮咺兮」，《毛傳》曰：「赫，有明德赫赫然。」但對「赫赫」並未進一步作注，因「赫赫」之義已見於《小雅》之《傳》。《出車傳》曰：「赫赫，盛貌。」《節南山傳》亦曰：「赫赫，顯盛貌。」

(5)《氓》「其葉沃若」，沃若，《毛傳》曰：「猶沃沃然。」但「沃」字何義，此處未言。而《小雅·隰桑》「其葉有沃」一句，《毛傳》曰：「沃，柔也。」

(6)《芄蘭》「芄蘭之葉，童子佩韘」，《毛傳》曰：「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但「玦」是什麼?《小雅·車攻》「決拾既佽，弓矢既調」，《毛傳》曰：「決，鉤弦也。」決即玦也。

同時，今本編次極為相近的詩篇之間，有一些重複字詞有注、無注的先後順序，竟也會與今本詩篇順序不同，如上文之「言」字。「言」在今本《小雅》中出現於編排相近的《出車》和《彤弓》中，《出車》在《彤弓》之前，但《毛傳》於《彤弓》注之，而於《出車》則未注。又如「願」字，先後出現於《終風》、《二子乘舟》和《伯兮》，其義均為「每」，《毛傳》於《二子乘舟》作注，而非首見於《終風》。

上述有異於今本《毛傳》編次的注或不注，及有注、無注順序的現象，若納入今本《毛詩》編纂次序中觀察，則顯得錯亂而無序，亦不可理解。如果我們聯想到《毛傳》可能有古老的《詩》學淵藪的話，則此種無序與錯亂，頓然顯現出不可估量的學術價值。

從注釋順序觀察，《毛傳》字、詞訓詁之中，也許埋藏的是一種不同於其表面次序的詩篇編次，這種結構一定是早於毛公的時代的。《毛詩》由漢初毛公寫定，此後其文本次序與結構得以確立，即今日所見之本。《毛傳》本為毛公所作，為何能夠傳遞早期《詩》文本的信息呢?漢人經說非獨立創製，有其師承和上源，即所謂先師說，這是常識。故《毛傳》這部西漢文獻是否學有師承，或者，是否存在先秦的《詩傳》就是此問題的關鍵了。

《爾雅》與《毛傳》有大量重文，其中卷三《釋訓》一卷幾乎全與《毛詩》相關，正是解決《毛傳》是否存在上源的關鍵文本。

《爾雅》成書於何時，古來多有異說，①考張揖《上廣雅表》引《禮·三朝記》曰：

哀公曰：「寡人慾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②

《三朝記》乃古《禮記》，見於《漢書·藝文志》，《三國志》裴松之注引《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③故知《三朝記》雖非孔子言行實錄，然亦為源出戰國的文獻。其中引及《爾雅》，知其戰國時期或已有流傳。趙岐《孟子章句》稱漢文帝置《爾雅》博士，此時《毛詩》尚未名世，漢武帝時犍為舍人又為之作注，《爾雅》主體為先秦書亦可得知。故即便最為保守的學者，也會判斷《爾雅》中最古的《釋詁》、《釋言》、《釋訓》三篇成書於先秦。或者更為穩妥地說，戰國時代前三卷的主體部分業已出現。④

《釋訓》一卷與《詩》關係最密切。其一百多條訓詁中，只有7條未見今本《毛詩》，其餘110條均為釋《詩》之文，有數十條更是顯然據《詩》之某篇、某句而訓。如：

顒顒、卬卬，君之德也。⑤

此見《大雅·卷阿》：「顒顒卬卬，如圭如璋。」此句正是形容「君之德」。《毛傳》則曰：「顒顒，溫貌；卬卬，盛貌。」與《釋訓》不同，再如：

丁丁、嚶嚶，相切直也。⑥

此見《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又如：

藹藹、萋萋，臣儘力也。噰噰、喈喈，民協服也。⑦

此見《卷阿》：「藹藹王多吉士……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毛傳》曰：「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皇樂德。」⑧正是民協服之義。

「如切如磋，道學也」一條之後，則更是直接訓解《詩》文。如此一整篇全與《詩》相關，若非錄自古老《詩傳》，則絕難想還有其他來源。

那麼，《釋訓》是否錄自今本《毛傳》?整體而言，可能性極低。原因在於，因二者解釋雖多相同或相近，但其取義方式多有不同。《釋訓》多從詩句甚至詩篇取義，故其解釋頗類《毛詩序》，而不類《毛傳》。前引三條，「君之德也」、「相切直也」、「民協服也」、「臣儘力也」，均是對整章或整句的意義的截取，而非直接訓詁詞義。比如「顒顒」、「卬卬」，《毛傳》分別訓為「溫貌」、「盛貌」，取兩詞之基本意義，而《釋訓》所謂「君之德」的取義，乃來自「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一句，亦為《卷阿》第六章之主題。《詩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⑨全篇均為對吉士的讚美，此正為「君之德」的體現。故《釋訓》此條取義，亦取全篇之旨。再如：

晏晏、旦旦，悔爽忒也。⑩

此條訓釋據《衛風·氓》「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一句。晏晏、旦旦，《毛傳》曰：「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然。」(11)所謂「悔爽忒」，乃《氓》全篇之義也。《釋訓》「如切如磋」一條之後，始多具體字義之訓詁，但畢竟數量不多。

故《釋訓》並非拘於字義、詞義之訓，而是多取句義、篇義，整體的取義更近《詩序》。退一步說，雖然《釋訓》很可能並非一次性文獻，而是曆數代而成，或有西漢人據《毛傳》而補入者(如「如切如磋」一條之後的文字就很像後來補入)，但《釋訓》全據《詩》而訓，則其原始必亦釋《詩》。既然如此，《釋訓》一篇就不可能摘自今本之《毛傳》，不然不會與《毛傳》有「方向性」的差異。換句話說，《釋訓》應有更古老的訓詁來源。《釋訓》寫定年代並不可考，但不會晚於漢初。它與《毛傳》均有早期《詩》學淵源，但又不相互轉抄，則二者之上源必為先秦《詩》之《傳》、《說》一類文獻。

相較於《釋訓》，《釋詁》一篇更加古老。內藤湖南《爾雅新研究》謂《釋言》、《釋訓》仿效《釋詁》之體，成篇乃在《釋詁》之後，其論平實可從。《釋詁》、《釋言》中與《詩》相關的文字不少，但難以判斷是否據《詩》而為，故可不論其先後。不過，《毛傳》訓詁之取義方式，卻與《釋詁》一致，這是深可注意的。《釋詁》或春秋時代就已存在，此篇若據《詩傳》而成，則其所據《詩傳》則更加古老，甚或在孔子之前。鑒於《毛傳》與《釋詁》的互見，及其與《釋訓》的疏離，可知《毛傳》上源的確為一部《詩傳》，甚至是一部《春秋》時代的傳。

即使不考慮《毛傳》、《爾雅》的關係，僅就《毛傳》與《禮記》的互見亦可保守地見其戰國上源。如《禮記·大學》載曰：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諠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12)

此條亦見《爾雅·釋訓》，與《毛傳》相同。此訓詁互見於三種不同經學體系、不同流傳路徑中的古老文獻，那麼它必非西漢人之作，此可確知。又《樂記》載魏文侯、子夏論樂，子夏曰：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13)

《釋訓》曰：「穆穆、肅肅，敬也。」(14)又曰：「廱廱、優優，和也。」(15)《思齊傳》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16)三者亦互見。可見戰國時代之《詩》，已有與今本《毛傳》極相類之訓詁。

另外，就常理而言，《詩》既為春秋時代貴族子弟教育之基礎文本，初編之時，自當有關於疑難字句的簡單解釋。待其作為周文化經典為孔子所重，並用作講授之時，亦當有字句、名物之訓詁。這些應該是後世字、句訓詁的源頭。《毛傳》及三家《詩》說，個別訓詁有古老上源，是可判斷的。

要之，《毛傳》雖為漢初寫定，但其中多有古老訓詁，尤其是字、詞訓詁多同《爾雅》，二者之間又無轉抄之關係，可知其源出某古老的《詩》學淵藪。這是一個長久以來被忽視的問題，卻事關《毛詩》文本諸問題的根本，甚至關乎整個《詩經》學之早期歷史。

先秦《詩》的編次的問題就是《毛傳》文本中潛藏的重要問題之一。自然，《毛詩》詩次並不是一個新問題。今日《毛詩》三百篇之次序與《毛詩序》、三家《詩》之詩次本有不同。這諸家詩篇次序的差異，就已經隱約透露出漢初以前《詩》文本在不同闡釋體系下的不同樣貌，以及其背後的思想痕迹了。

先看三家《詩》與《毛詩》文本編次的差異。四家編次的最大不同在《小雅》部分，即《毛詩·小雅》無厲王詩。孔穎達《毛詩正義》錄鄭玄《毛詩譜》曰：

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師所以然者，《六月》之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下句言『《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宣王北伐之詩，當承《菁菁者莪》後，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詩也。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17)

《十月之交》鄭《箋》又曰：

當為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艷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是以知然(18)。

《詩譜》中鄭玄論及《小雅》何以無厲王詩，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首詩本屬刺厲王之作，漢代初年，經師移其篇第於《六月》之後。個中緣由，乃是《六月序》為總說《小雅》興廢之事，《六月》之前為正經，故《六月》應承《菁菁者莪》之後，經師以此移其位置。據此，鄭玄以為《十月之交》四篇原在《六月》之前。移之者誰?鄭玄曰「師」，《正義》疏之曰「毛公」，《十月之交》《箋》文曰「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故知此「師」正為毛公。毛公移之，則三家《詩》未移。即三家以此四篇為刺厲王的作品。(19)

《漢書·谷永傳》載其對策曰：

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20)。

褒姒用國，乃《正月》經文所述。閻妻驕扇，乃《十月》經文所述。兩者分而言之，當指兩代君主，前者為幽王無疑，後者自當為厲王。故顏師古注曰：「《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於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為之食，為不善也。」(21)可知三家《詩》中，《十月》四篇確屬刺厲王之作，當在《六月》前。

《毛詩譜》中鄭玄言詩次「亂甚焉」，乃由《毛詩》之《小雅》無厲王詩而發，此為《毛詩》之一大疑問，鄭玄不得其解，故據三家而謂《毛詩》「亂甚」。然《雨無正》、《小旻》、《小宛》雖不好確定，但《十月之交》為周幽王六年十月之後的作品，此則可以考實。詩中詠及的日食，「梁虞、隋張胄元、唐傅仁均、一行、元郭守敬並推定此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建酉辛卯朔日入食限」(22)。

據現代學者所編天文日食表，可知公元前776年9月6日上午8點52分前後，黃河流域可見一次日環食。此年正為幽王六年。若以周曆建子推算，則其十月為夏曆八月，約為今日公曆之九月。故《十月之交》所記日食與現代天文演算結果一致。而厲王時期卻沒有符合「十月」的可見日食，此其一。

其二，詩云「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與《國語·周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的記載一致，故《十月之交》為幽王時期之詩幾無疑義。三家《小雅》之詩序反為錯亂。《毛詩》《十月之交》處《節南山》之後，《節》所述與《十月》相似，因此《毛詩》之《小雅》次序並無大錯，它很可能保留了戰國早期的詩次，而三家詩則改動了《小雅》詩次，以確保《小雅》中有厲王詩。

問題之二，乃《小雅》正經與《毛詩序·六月序》之詩次何以不同?除了《十月之交》四篇時代及編次問題，《小雅》還存在另外一個詩次的變動，如治《詩》者所知，此問題隱藏於《六月》之《序》中：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採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眾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台》廢則為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23)

《六月序》綜述《小雅》正經廢則如何如何，涉及《小雅》前二十二首詩。其中自然有《毛詩序》所依據的《小雅》編次，此編次與今本有異。《六月序》所展現的詩次，首先是《六月》接於《菁菁者莪》之後，與三家《詩》確乎不同。其次，《華黍》之下先後為《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台》、《由儀》，而今本《毛詩》則是《南有嘉魚》、《南山有台》、《由庚》、《崇丘》和《由儀》。

鄭《箋》和《毛詩譜》未對此作出解釋，陸德明《經典釋文》認為《由庚》、《崇丘》、《由儀》三篇與《南陔》、《白華》、《華黍》三篇均存其目而亡其辭，故今本《毛詩》因其亡，而合併編於《南山有台》之下。(24)這種解釋其實不通，若因俱亡而合編，為何不將六篇合編，而分隔兩處，以《南陔》三首處《南有嘉魚》之前，而以《由庚》三首處《南山有台》之後?這恐怕還是《詩序》詩次與《毛傳》詩次的差異所導致的。鄭玄釋《南陔》三首之序曰：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雲。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25)

《釋文》亦持相似意見：

此三篇，蓋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26)

此兩處材料可說明《詩序》與《毛詩》本為兩編，漢初毛公將其合併，將序冠於每篇之首。如此，則今本《毛詩》詩篇先後為《毛傳》之次，而非《詩序》之次也。鄭玄明確說《毛詩》《華黍》以下非孔子之舊，當為毛公改動之，而《六月序》則未經毛公改動，故《序》、《傳》詩次之不同得以浮現。

《鄉飲酒禮》、《燕禮》中保留了周禮演樂的詩次，與《六月序》之詩次接近：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眾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乃閑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儀》(27)。(《儀禮·鄉飲酒禮》，《燕禮》次序與之同)

周禮之詩次，《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台》、《由儀》六篇，應是先後相次的。《六月序》中，除了《魚麗》和《由庚》之間夾著《南陔》三篇，其他的次序與周禮詩次相同，故知《詩序》《小雅》部分很可能也是按照周禮之禮樂程序來編排的。朱熹《詩集傳》就改變了《毛詩》的編次，將《南陔》三篇至於《魚麗》之前，《魚麗》至《由儀》則按周禮之次序編排，似乎是一種更為合理的安排。對於這種調整，朱熹解釋說：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二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28)

當然，上述討論的重心，不是《魚麗》諸篇該如何編排，而是在於闡明《詩》之文本，在戰國至西漢之間，其編次有不同版本，《毛詩》相較於其戰國上源文本，或也發生了變化。在編次上，《詩序》與《毛傳》有所不同，三家與《毛詩》也有所不同。

緊跟著的問題是，西漢初年的《詩》的編纂次序是如何形成的?因外圍文獻無足徵引，只能從《毛詩序》的敘述中窺其彷彿了。《毛詩序》之所以成為辨析漢初《詩》之編次的關鍵文獻，乃因《毛詩》、《毛詩序》、三家《詩》所顯示的詩次雖小有差異，但是它們總體上還是屬於同一種編纂體系。畢竟除了《小雅》數首外，它們有著共同的文本順序。三家《詩》對每首詩旨的解釋，與《毛詩序》相比，亦相異者寡，而相同或相近者眾。

可以說，西漢初年諸家《詩》學，有著共同的戰國《詩》學上源，屬於同一種解釋體系，只因流傳中的變化而微有歧異。它們應當有大體相近的編纂意旨，但三家《詩》或殘缺或散佚，只能從《毛詩序》窺其大概。據《毛詩序》以討論四家編纂義理之整體概貌，相對於三家《詩》學，雖然可能有偏差或訛誤，但整體上應無大錯。

那麼，我們能從《毛詩序》中看出什麼義理呢?就其大者而言，《詩序》之整體思想與《春秋》非常相似。是《詩序》影響了《春秋》，或是《春秋》影響了《詩》的解釋體系，抑或二者是共生關係呢?

孔子論《詩》並無《春秋》之義。雖然《詩》中不乏頌美與怨刺之作，其古義從《左傳》所載春秋時代人的引述亦隱約可見，且多同於《毛詩》之說，然而，將三百零五篇視為一個與周王朝興衰相關的整體文本，並從中解讀出歷史大義，在孔子論《詩》，以及其所論禮樂遺文中，卻難窺痕迹。《論語》載孔子論《詩》實與士人日常倫理言行及其政治事功相關，總體上歸於禮、樂之域，《泰伯》篇謂「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者，是也。

綜觀《論語》、《禮記》之孔子(或託名於孔子)言論的記載，其引《詩》論《詩》，罕見《春秋》大義。上海博物館所藏《孔子詩論》，亦僅就《詩》文本之義而言。故戰國早期之前文本所記孔子論《詩》，幾乎不見歷史大局的視野，也沒有美刺興衰的《春秋》之義。

至遲於孟子之時代，《詩》與《春秋》開始建立了獨特關聯，兩個文本之間被賦予一以貫之的精神傳統。《孟子·離婁下》載：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29)

《淮南子·泛論》篇亦曰：

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30)

《孟子》與《淮南子》所論主旨基本相同，孟子謂《詩》乃王者之跡，而《淮南子》則將《詩》之作歸之於「王道缺」，實則亦王道之跡也，只不過是「王道」衰敗之跡。以上論述所表達的與《詩序》基本思想基本相同，即以美刺正得失，故有「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之論。由此可知，《詩序》與孟子所謂「王者之跡」屬一脈相承之說。

《孟子》中的論說實非突出《詩》的意義和價值，而是為《春秋》的合法性尋找傳統資源。孟子眼中的《詩》，雖具備美刺興衰的意味，但孟子所言，其特彆強調的卻是《春秋》之意義，即其「王者之事」的重量。如前所述，孔子時代並無關於《詩》的歷史意義的整體性理解，可以推斷，孟子時代《詩》的意旨，是在《春秋》大義被充分闡發的背景下出現的，屬於《春秋》學發展的結果。《詩》被賦予的意義，成為了《春秋》的前統，並使得《春秋》意義的合法性有了更長久的依託。因此，《詩》被描述成為周王道之跡，此種解釋意圖，體現了《春秋》學為自我建構傳統的用心。

以今本《詩序》觀詩，會發現《詩》以歌詠的方式，完美地呈現了周王朝由興起到衰落的過程。所謂「正風」、「正雅」以及《周頌》，無論其經文還是《小序》，向我們展開的是周初武王、成王時期的禮樂製作與演行。此中所見，正是周承天之命，奄有四海的王道與大德。而「變雅」，則是幽厲之後，周德既衰的怨刺之詩。「變風」則主要是東周初年王城、諸侯亂季之作品。(31)此雖《詩序》之說，實則暗含編詩之旨。此種編詩意與《春秋》之筆意正相應和。

由此，《詩序》總體上遵循著《春秋》的維度，以孔子《春秋》所秉持的歷史哲學來解《詩》。雖然其中多有古義，但將三百篇作為一個整體來營造的《詩序》，所用的絕非周、魯太師之義，而是源出孔子、子夏之學。就大局而言，毛公自道遠承子夏之學，則不吾欺也。故可下一推論，《詩序》乃是《春秋》學影響下的產物。因此，齊、魯、韓、毛四家《詩》所繼承的戰國《詩》，其整體結構的完成，應在孔子之後、孟子之前，當為七十子之徒發揮《春秋》精神以治《詩》的結果。聯繫孔門學術之發展，謂子夏或其後學所為，似為允當。

《詩序》上源於孔子、子夏之學，由此觀察子夏時代《詩》之編次，似與漢初四家在整體結構上有重大差異。此種判斷，基於對《左傳》所保留吳公子季札赴魯觀周樂之材料。表面上看，這則材料保留了另外一個與今本大體相同的次序，但細細推敲，恐是不然。

魯襄公二十九年，《左傳》載季札赴魯觀周樂之事，並著重錄其論《詩》之語。治《詩》者將其作為孔子之前《詩》已初步編成的證據，以此否定《太史公書》孔子刪詩之說。而治《左傳》者，則往往從季札之語，推斷此章的寫作年代，由此作為《左傳》成書於公元前四世紀的預言材料之一。《左傳》年代研究諸發現說明，這段記載不能作為孔子之前《詩》文本編纂的證據，因為此段論述雖出季札之口，且載錄於魯襄公二十九年，卻未必是當時材料，亦未必為實錄，而很可能是後人補述。故只能粗略地將其定為春秋戰國之際，即公元前五、六世紀之交的材料。

不管季札觀樂的故事是虛擬抑或實錄，季札所觀必非全樂，今本《毛詩》三百一十一首，必非一時一日所能盡，故魯樂工當擇其要者而歌之，所選或為每一部分的首篇。即非如此，亦當為每部分之代表詩篇。因此，季札進行評論，當據某一篇或某數篇而言。而其評論範圍，卻當為每一部分的整帙整卷。原因在於，季札論樂並非就樂論樂，而是一種外交辭令(或擬外交辭令)，此段對話的目的，在於顯示季札的知識修養。

故季札所論，必為每一部分詩篇的主旨或大概，其內容也是當時貴族階層知識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此段記錄可能是春秋時代的(公元前六世紀)，也可能是戰國早期的(公元前五世紀)，時代難以準確判斷。然《左傳》之主體材料形成於戰國初，且多據魯國史料，因此，即便此段文字寫定於戰國初年，其主體材料還是可以反映春秋末年的編《詩》情況，尤其是與列國無關的《雅》、《頌》及古樂材料。唯其列國讚辭，如《魏風》之讚辭，則恐有後人潤色。

季札論樂與《詩》文本之關係，最可注意者為《小雅》、《大雅》。季札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此其對《小雅》之評價。又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此其對《大雅》之評價。若魯工所歌為今本大、小《雅》之首篇，則當為《鹿鳴》和《文王》，後者符合季札對《大雅》之評價，但前者不符。(32)

若兩句評價是分別針對《小雅》、《大雅》，則均不符合。原因何在?據《毛詩序》及鄭玄《毛詩譜》，《小雅》《鹿鳴》至《菁菁者莪》為頌美之詩，乃文王、武王時期之作品，其氣質、語辭亦頗相符。而《六月》之後，則為宣王、幽王時期作品，所謂「變小雅」，才是蘊含「周德之衰」的作品。《大雅》《文王》至《卷阿》，確在彰顯「文王之德」，但《民勞》之後，主要為怨刺幽、厲之作。當然，二編之中，尚有頌美宣王之作，屬於「變雅」。總之，今本《小雅》不全是憂思「周德之衰」，而《大雅》亦非全為頌美「文王之德」。

若魯工僅歌一首，而季札僅評一首，則彼時《小雅》與今本《小雅》編次不同。此種可能相對較低。若魯工歌一首，而季札評全編，則彼時《小雅》、《大雅》與今本編次皆不同。此種可能性較高。若季札確就全編立論，則當時《大雅》主要載錄周初作品，而《小雅》載錄厲王之後作品。《小雅》《鹿鳴》至《菁菁者莪》計十六首，《大雅》《民勞》至《召旻》為十三首，二者相當。以季札對二《雅》的評價推測，前者十六首在春秋戰國之際似不屬《小雅》而屬《大雅》，而後者十三首似不屬《大雅》而屬《小雅》。

據此，在公元前六世紀、五世紀之時，《詩》文本或至少有一個重要的版本與今本編次不同。這個本子中的《大雅》全部是周初作品，而《小雅》則全部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季札論《詩》編入《左傳》，可知此本為當日通行之本或重要傳本。

據季札評語推測，相較春秋戰國之際的《詩》文本，今本有兩處重要的變化：其一，《豳風》移於《國風》之末，介於《風》、《雅》之間，此為可確證之事；其二，古本《大雅》十六篇，今本移至《小雅》，作為《小雅》的起始部分；古本《小雅》十三篇，今本移至《大雅》，作為《大雅》的後半部分。至於原本《大雅》和《小雅》的詩次，則不可推知。

譬如，今本《大雅》之「變雅」部分包括厲王、宣王、幽王三王之詩，若徑將今本《大雅》後半部分移至《小雅》《菁菁者莪》和《六月》之間，則《瞻卬》、《召旻》兩首幽王詩在《六月》等十四首宣王詩之前，詩的時代次序是錯亂的，因此大、小《雅》對調之前，二《雅》的文本次序未知，其對調詩篇的截取不可能是「切塊」式的，而是有所挑揀。

當然，上述判斷乃基於《大雅》、《小雅》的以時代為序的編纂思路而言，並不排除部分詩篇本不按時代順序編入的「錯亂」。今本《小雅》之文王、武王、成王、宣王、幽王詩，亦未必真文王、武王、成王、宣王、幽王之詩也，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這四首前後相次的詩篇，均詠及農事相關活動，與《七月》所述密切相關，《詩序》定為幽王詩頗為牽強，此足見今本《大雅》、《小雅》雖然大體按時代編纂，但內中亦有錯亂之次也。然就整體而言，《大雅》、《小雅》卷內的詩次還是以時代順序為主，故部分的「亂篇」並不影響基於整體編纂思想而來的論斷。

以《豳風》作為《國風》之末，將其置於《風》、《雅》之間，這種變化實有深意。《毛詩正義》引《鄭志》曰：

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專為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為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在於《雅》分，周公不得專之。」(33)

《詩序》雲《風》言一國之事，《雅》言天下之事，故《風》系諸侯，《雅》維天子。周公之於西周，地位之重，實高於諸侯，魯國獨有天子禮樂，亦其證也。然周公畢竟不是天子，詩繫於周公，則不能為《雅》。故以周公之詩與《七月》合編，「使周公專為一國，故並為《豳風》」。《正義》曰：「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詩，故周公之德系先公之業，於是周公為優矣。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為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為《雅》，使周公專有此著也。」此種安排正是《春秋》學之演繹。

《大雅》與《小雅》部分詩篇的互換，則更具《春秋》學之色彩。二者互換的結果是大、小《雅》均兼有西周初和西周末之詩，即兼王道之興與王道之衰，頌美與怨刺並存，形成完整的美刺體系。這種對稱式結構的編排，也見於二《南》。《詩序》述《周南》、《召南》二卷主旨，即遵循了「對稱性思維」。《周南》中《麟趾》是《關雎》之應，而《召南》中《騶虞》是《鵲巢》之應；二《南》皆始於「鳥」而終於「獸」。

這種對稱性思維不僅凸顯出《毛詩》詮解體系的「人為的完美」，更提示我們，這種理論的內在結構至少經過一次後期的「整體統合」。因此，整體來看，二《雅》的互換、二《南》對稱結構的出現、《豳風》位置的移動，均體現了一種《春秋》學的思維，三種變動應同時完成，而其時限，當在春秋末戰國初之後不久。

此種變動應在《春秋》學興起之後，故非孔子所為。聯繫季札論詩之時，此種改動尚未出現，故二《雅》對調，應當是子夏之後的事了。然其完成，必在孟子之前。《詩序》體現的正是這種改動過的編次，以及其中的歷史理論。因此原始《詩序》的出現，應在古本《詩》的篇次變動之時。其中雖有周太師、魯太師奏樂之古義，但整體結構體現的是一種《春秋》路徑。

我們再回到《毛傳》部分字詞訓詁的「失序」問題上來。聯繫上文的論述，特別是《爾雅·釋訓》與《毛傳》的關係，戰國秦漢之際三家《詩》、《毛詩序》、《毛傳》、周禮演樂之間不同的《詩》的編次，季札論《詩》與春秋戰國之際《詩》文本結構的調整諸問題，我們或可推測《毛傳》中部分訓詁的失序，說明《風》、《雅》、《頌》之傳在最原初的時候，很可能是先後撰述的，即《風》、《雅》最初並非並行編排於一書。

這恐怕與二《雅》的經典化較早有關。《左傳》所載春秋時代人引《詩》本以二《雅》為主。《爾雅·釋詁》一篇所錄古字，與二《雅》相關者兩百條左右，與《周頌》相關者四五十條，而與十五《國風》相關者不足九十條。故最早對《詩》作注，應該開始於《雅》和《頌》。待《風》詩編成之後，始有對《風》作注，而二《南》、三《衛》等較早成熟的部分，作注也早。因此《釋詁》中與《國風》有關的八十餘條文字，這五國之《風》就佔五十餘條，《左傳》所引風詩，也以這五卷為主。

因此，不排除其中有一些風詩本與《雅》、《頌》相混。如《大戴禮記·投壺》篇曰：「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狸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朱東潤先生云：「今《鵲巢》、《采蘩》、《采蘋》、《騶虞》諸篇在《二南》，《伐檀》在《魏》，皆與《小雅》無涉。然則，《風》中固有盡可稱《雅》者。」(34)故總體而言，今本《雅》、《頌》的注出現得相對更早。

《風》詩編成之後，最開始很可能是附在《雅》、《頌》之後的。這就是為什麼今本有許多字、詞訓詁不見於《風》而見於《雅》。《風》的訓詁本就是參考《雅》、《頌》而為的。這在今本《毛傳》中依然可見。以此可推斷，《雅》原來可能編於《風》前。當然，《風》、《雅》也許在春秋時代有過分別流傳之階段，但今已不可考。

季札論《詩》，順序是《國風》、《小雅》、《大雅》、《周頌》以及六代之樂，大體與今本一致。但是《毛傳》相對古老的注釋卻顯示，《毛詩》的原始文本順序應該是《雅》在《風》前，三《頌》的次序未知。從春秋以來流傳的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之樂，確為《雅》在《風》前。《論語·泰伯》：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35)

《論語駢枝》釋之曰：

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36)

孔子所謂「師摯之始」，即師摯演樂之始；「《關雎》之亂」，即《關雎》作為樂終之歌，「洋洋乎盈耳」者正是。檢《儀禮》之《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諸篇，可知這幾個相沿至漢的古禮，有固定的演樂程序：工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亥》、《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儀》；合樂《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此禮樂程序中，《詩》樂乃是自《小雅》而至二《南》，所謂「《關雎》之亂」者，即以二《南》六篇合樂。可見《毛傳》所反映的古《詩》編次，與古禮演樂順序相近。這是一種早於季札論《詩》時代的編次。

另外，《毛傳》某些訓詁所顯示的《詩》之編次，不管是《風》還是《雅》，與今本大異。若以今本為據，其編次則錯亂不堪。尤其是一些在今本中排列很近的詩篇，如上文所舉「願」字之例。《終風》、《二子乘舟》均編於《邶風》，《終風》編在《二子乘舟》之前，然《毛傳》於《二子乘舟》作注。一卷之內，出現如此次序之顛倒，是難以理解的。可知最古老的《詩傳》出現之時，《詩》的編次與《毛詩》及三家《詩》，是兩種不同的編纂邏輯。

我們知道，今本很可能源出孔子編纂之本，所謂歸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者也。孔子之後，《詩》雖有大小《雅》的對調及《六月序》所記具體篇目的變動，但整體上還是延續了孔子編《詩》的結構。因此，《毛傳》所體現細部的詩次的無序，反而更像是《雅》、《頌》各得其所之前的狀態。據此故大膽推測，最原始的《詩傳》極可能是孔子之前的遺產。

《毛詩》古本顯示了由天子到諸侯的順序，而今本則是由四方到天子的順序。首天子而次諸侯，也是《春秋》學之特點，即首言「王正月」之意。此種次序已見於季札論《詩》，故三百篇《風》、《雅》、《頌》的文本大局也當由孔子論定。故孔子之前的《詩》，與孔子之後的《詩》，文本編次當有很大的不同。

孔子之《詩》重構了三百篇的序列和結構，使之更符合周之禮樂制度和歷史情實，並確立了《風》、《雅》、《頌》的順序。子夏或其後學，又依據《春秋》精神，對調了《大雅》和《小雅》的部分詩篇，使二《雅》皆有美刺。這大概是《詩》文本至戰國初年所發生的最具革命意義的兩次重編。可以說，子夏時代之前的《詩》文本，乃是一種禮樂編次；而子夏時代之後，《詩》乃是一種《春秋》學編次。

《詩序》所體現的正是《詩》的《春秋》學編次，這種解釋體系的出現，與子夏時代《詩》文本內部結構的調整關係非常密切。因二者解釋路徑一致，可以認為它們是伴生關係。換句話說，《詩》文本內部結構的調整、《詩序》(《小序》)解釋學的出現，應大體同時。

至戰國秦漢之際，出現了不同的《詩》的傳本。這正是《六月序》以及鄭玄《詩譜》中浮現出的問題。特別是《小雅》無厲王詩之問題，個中緣由，實如前文所述，因戰國初年《大雅》、《小雅》部分詩篇的互換造成。原本《小雅》中《六月》之前為刺周厲王而作，無頌美文王、武王、成王者。而《大雅》中無厲王、宣王、幽王時期作品。

大約在戰國初，《小雅》有十幾首詩被劃入《大雅》，而《大雅》一部分文、武之篇則劃入《小雅》，形成二《雅》皆有美刺之格局。同時以春秋以來的《詩》旨為依據，出現統一編纂的《詩序》，其統一之處便是強化《詩》整體歷史批判色彩，即依據《春秋》學思想而進行的重新建構。雖然今本《毛詩》多與春秋時代所用的詩旨相近，但其整體解釋上的《春秋》學風格，卻應是《春秋》學發達之後的結果。

若我們假定《毛傳》總體上是遵循後注簡省原則的——這從文本內部也可作判斷，那麼，《毛傳》中必然保存了一部分古老的訓詁材料。它們的存在，使得春秋時代《詩》文本的編次問題浮出文本表層，讓我們意識到春秋時代就很可能存在漢人意義上的《詩傳》了。而那時的《詩》文本之編纂結構與次序，與漢代四家《詩》迥異，可知戰國秦漢之《詩》確實經過了孔子的重編，使之更具禮樂精神。

從季札論《詩》，又知子夏時代，受《春秋》學之影響，二《雅》出現了對調，《詩》之文本結構發生變化，《詩小序》亦隨之產生，《詩》文本史上第二次革命性的變化發生了。戰國末年《詩》的一個或幾個文本調整了《小雅》的詩序，使之有周厲王時期的作品，這種改動在漢代為三家《詩》所延續。同時，漢初毛公調整了《小雅》笙詩的位置，以足篇什之數。此漢前《詩》文本變遷之大概，以期有資於《詩》學史諸問題的研究與理解。

或謂此篇文獻不足，推論居多，恐不足憑。然上古學術本在極少文獻上做功夫，其魅力恰在於依靠零星的信息，還原那些最具「決定性」的時刻，亦朴亦玄，此其妙處。況且，長久以來，漢前諸文本多被作為「理解」的對象，而非「研究」的客體而存在，使我們對其文本內部的歧錄、無序、矛盾往往視而不見，甚或刻意彌合，研究的可能性與豐富性終被遮蔽，上古學術、思想與文學的色彩亦隨之單一或弱化。當下及未來，已到深入文本、發掘其中埋藏的「秘密」之時，此或為周秦漢研究新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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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如鄭玄曰「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旨」，鄭玄距漢初未久，且著有《毛詩譜》與《毛詩箋》，所謂「孔子門人所作」之語，當為漢代相沿之舊說。若《爾雅》據《毛傳》而成，鄭玄豈能不知?故鄭玄此語雖不能全尊，但《爾雅》主體乃戰國以來之舊，則可大膽斷定。張揖《上廣雅表》稱周公作，陸德明《經典釋文》據張揖《表》，斷《釋詁》周公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四庫提要》，據《毛傳》、《鄭箋》謂《爾雅》成書乃在《毛傳》之後。內藤虎次郎(即內藤湖南)《爾雅之新研究》(見江俠庵編《先秦經籍考》)藉助細密的文本考證，發現《爾雅》中最古老的部分《釋詁》成書時，《堯典》、《春秋》尚未成立，故判斷《爾雅》深有古源。周祖謨《爾雅校箋序》則曰：「《爾雅》這部書大約是戰國至西漢之間的學者累積編寫而成的。」此乃採擇眾家之說的平允之論。

②阮元校刻：《爾雅註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影印嘉靖二十年刊本，第4頁上欄。

③然因《大戴記》散佚嚴重，張揖所引並不在今本之中。

④詳參內藤湖南：《爾雅之新研究》，江俠庵編：《先秦經籍考》中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據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影印，第162～184頁。

⑤⑥⑦阮元校刻：《爾雅註疏》，第57頁下欄。

⑧⑨(11)(16)《毛詩註疏》，第629頁上下欄、626頁上欄、136頁下欄、562頁下欄。

⑩(14)(15)《爾雅註疏》，第58頁上欄、55頁上欄、55頁上欄。

(12)阮元校刻：《禮記註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影印嘉靖二十年刊本，第983頁下欄。

(13)《禮記註疏》，第692頁下欄。

(17)阮元校刻：《毛詩註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影印嘉慶二十年刊本，第313頁上欄。此段《詩譜》文字與《正義》文字相混，「師所以然者」至「使次《正月》之詩也」多被當作《疏》文，據馮浩菲《鄭氏詩譜訂考》之考訂，可以斷定此六十餘字本屬譜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6～170頁)，故從之。

(18)《毛詩註疏》，第405頁上欄。

(19)除此四篇外，三家《詩》在文本次序上亦微有不同。《困學紀聞》卷三引曹粹中《詩說》云：「《齊詩》先《采蘋》後《草蟲》。」陳喬樅《詩經四家異文考》亦據《儀禮》演樂之次，謂古《詩》《采蘋》先《草蟲》。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據迭壓墨跡推斷阜陽簡《詩》之編次，亦與《毛詩》不同，但就目前文獻分析，各家《詩》雖各有編次，互有差異，但總體次序應大體一致。

(20)《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444頁。

(21)據《隋書·經籍志》，《魯詩》亡於西晉，顏師古何以引之?顏師古注乃據西晉臣瓚(其名當為薛瓚)《漢書集解音義》、東晉蔡謨《漢書注》等文獻而成，主要的做法是依據《漢書集解音義》補充糾正蔡謨《漢書注》，據敦煌本蔡謨《漢書注》知其注文多漏署注家之名，若此注文為顏師古《漢書注》因襲，且未改動，則多被補上「師古曰」，這種誤補前人或被以為是顏師古抄襲舊注(參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七《漢書敘例》條)，實則未必是顏師古剽竊，因參對李善《文選注》敦煌本與宋刻本，此類情況也存在，故或為宋刻所補。無論如何，此條師古曰為師古所不能曰，乃是舊註失其姓名者。《漢書集解音義》除晉灼、臣瓚兩家為西晉人外，其他十餘家如應劭、服虔、孟康、文穎、蘇林、李奇等均為漢魏間人，漢末《魯詩》仍為流行之學，故此條當為漢末某家之注也。

(21)阮元：《揅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83、84頁。

(23)(24)(25)(26)《毛詩註疏》，第357頁上欄、418頁上欄、482頁下欄、483頁上欄、483頁上欄。

(27)阮元校刻：《儀禮註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影印嘉慶二十年刊本，第92頁上欄、93頁上下欄。

(28)朱熹：《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109頁。

(29)阮元校刻：《孟子註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影印嘉靖二十年刊本，第146頁下欄。

(30)劉安撰，何寧集釋：《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922頁。

(31)《豳風》、《魏風》、《檜風》除外。

(32)據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八引蔡邕《琴操》，均以《鹿鳴》為刺詩，與毛、齊、韓諸家說異。王氏已辯，漢代三家詩學者亦不從之。

(33)《毛詩註疏》，第277頁上欄。

(34)朱東潤：《詩大小雅說臆》，見《詩三百篇探故》，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49頁。

(35)《論語註疏》，第72頁上欄。

(36)劉台拱：《論語駢枝》卷一，《續修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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