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植根大地寫作的精神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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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植根大地寫作的精神向度發布時間:2012-11-05 10:20 作者:李伯勇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235次

　　——關於「大地寫作」的話題

　　9月12日文藝報以大篇幅刊載了韓少功與劉亮程對話的《植根於大地的寫作》，他們圍繞「大地寫作」展開對話，我稱之為「大地寫作三人談」，並用心「傾聽」。我對「大地寫作」話題的持續關注，不僅基於我自己的鄉土書寫，基於對這兩位作家寫作的基本熟悉，也基於新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新時期文學發展到今天，重新討論「大地寫作」的現實感，以及大地寫作自身的現實感。　　「現實感」的第一個層面，就是探究作家與大地的關係--大地寫作的精神向度。韓少功「長期生活居住在鄉間」，劉亮程則是「從鄉土走出的」，南北兩位作家正好成了相關的例子。韓、劉屬於植根大地的寫作。　　一　　毫無疑問，鄉土離「大地」最近，在城市化人心浮躁的今天，鄉土就是大地，植根鄉土就是植根大地，大地是人類的源泉，談大地寫作不能不談到鄉土。韓少功有知青下放經歷和鄉土寫作經歷，有此作「內心的呼喚」，13年前決意回到湖南汩羅縣，他當年做知青的地方。「我的選擇是農耕式的，待在一個地方，守住一畝三分地，埋頭苦創。」他只是提到職業化寫作的苦衷，雖沒有細說，其實還包含他在中心城市現代生活（如「三陪」式）的複雜感受。應該說，正是在海南城市，韓少功完成了由一個鄉土作家到學者型現代作家的過渡，頻頻參與了學府講壇上的現代公共話題，這後者構成了他由城返鄉的精神背景，他新的寫作基礎和方向的自我把握。　　當年出去的跟現在回來的是同一個人卻是兩副面孔。他退隱山鄉的君子自白，表明他雖置身鄉土，但跟鄉土不再是血肉心靈交融的聯繫。因此，他鄉居生活的重心在於他個人修養（對抗現代繁囂和增加相關知識），某種程度表明他對抗城市文明的一種政治姿態。他對鄉村是感受性、體驗性、實驗性的，「鄉村」是他現代思想的一個切入口，或一個比照。13年他雖在鄉村，也看到了鄉村的許多細部，但始終沒有能動地深入到鄉村的內部--變動中的鄉村靈魂，對鄉村--大地由歷史演變產生的內在顫動缺乏真切的感受。當年有人對他的「歸隱」做了大肆宣染，放大他歸隱的意義，他對此是認可的，客觀上還做了一定的配合。彷彿是一個事關現代流向富有指標性的文化事件似的，當時對此作派我就有些不以為然。如此事態決定了他保持著在城裡形成的、俯瞰式的「現代關懷」，重返鄉間對鄉間風物有著諸般挑選，而不是全身心沉浸於鄉土--大地（他雖然也涉及到了諸如鄉村大雨斷電一類現實）。因而，他只是換了一種生活方式，置身鄉間而繼續深化其「現代思考」（比如「三人對話」結束時他的著眼點仍是思想學術意義上的「進步主義觀念」，仍是「聯合國」、「人類食品安全和生存質量」的宏觀課題）。這與劉亮程的大地寫作很不一樣，仍是疏隔型，也可稱為外注型，即把一個外在的主題注入鄉土的腠理當中，是不是屬於那一種「學者型寫作」呢？　　韓少功的精神成長和成熟決定了他與鄉土持續地處在於一種相隔情狀。　　其實，他的跟鄉土相隔在他的早年生活經歷和鄉土寫作中已有所顯示。早先他在鄉村6年縣城4年，是集體形式的知青，這就決定了他對鄉村生活有一定的體察和體驗，但未能進入鄉村的深處或底部。那麼，又如何理解他早年寫的《西望茅草地》《爸爸爸》《歸去來兮》和他在《我的根》的「文學尋根」名言，以及他的《馬橋詞典》？須知，這在當時有個「國民性批判」--民族性格發現和重鑄這一文學思潮，而他對主流時代精神及其變化有著敏銳的感覺，而且能迅捷地內化為自己的寫作主題，熟悉的生活--「鄉土及其人事」就成了他寫作的佐料。簡言之，他是「由外而內」，「外注型」的，《爸爸爸》是當時文學思潮（國民性批判）的產物，「文學尋根」也未能深入到鄉村--大地的內在形態，而停留在與直接鄉土生存即根性生存相疏離的文化（外在）形態，當時他意識到了文化作為主流意識形態之重要構成的趨勢，卻沒有持續地深入進去。這在當時受到嘉許是應當的，但也反映出當時「文化覺醒」的局限（當時普遍認為鄉土是封閉落後的）。《馬橋詞典》同樣是90年代初中期文化成為社會思潮的主流話題的產物，而且借鑒了外國的語典形式，而此著是他歸隱汩羅前，在城裡寫就的（同時期的《白鹿原》因展示鄉村--大地活的靈魂而超過了一般的文化定義）。在我看來，此著是一部長篇隨筆，倒顯現了作者與鄉土疏隔的漫不經心和力不從心。　　但《馬橋詞典》及他的寫作同樣昭示了他文學植根大地的一個方向一種姿態，大地寫作的一個層面。　　閻晶明在對話中提及有關《馬橋詞典》的特點：用一種故事的語言對鄉村的生活方式、方言、歷史、倫理關係等方面的細節化闡釋，接著他問道：「當您再次回到鄉村時，您是想試圖去尋找更新的東西，還是您認為這裡面仍有您認識不到的東西？」閻晶明提示兩種不同的精神向度，一就是《馬橋詞典》已體現了一個地方的鄉村文化形態，二就是這次長住鄉村是不是想尋找與《馬橋詞典》不同的「更新的東西」，或在《馬橋詞典》中已出現但被作者所忽視的東西。這實際上還揭示了韓少功跟鄉土事實上的隔膜狀態。韓少功回答說：「我倒沒有具體的規劃和設計，只是覺得換一種生活方式」，在社會維度和個人維度上「有收穫」。他繼續著眼於諸如社會維度和個人維度的現代性主題，也就成為他在鄉土「尋找更新的東西」--鄉村深入即大地深入的阻礙。質言之，於鄉土「尋找更新的東西」，韓並沒有強烈地感覺到，他欠缺一種植根鄉土本能的精神律動。果然，鄉土只是給他「充電、補血、提供資源」，調整他的（城市人）心態，鄉土給他提供功能性作用，而繼續進行的寫作可以與鄉土無關。如他所說，「像我今年所寫的長篇，就和方言沒有什麼關係，和地域文化沒有什麼關係。」身處熟悉的鄉土卻明確要擺脫地域文化的影響，也許成了他不想在城裡繼續的文學實踐。　　而這，正是劉亮程所具備的。劉亮程在大地寫作上亮出了另一種精神向度，也就是「內髮型」大地寫作。這方面劉亮程談得比較內在、準確和從容。　　二　　不同於「天很小山很多」的南方鄉土，劉亮程長期沉浸於新疆這片廣漠的鄉土，當然也遠離文壇中心--政治文化中心，沒有那種「社會-文學主潮引導創新」的壓力和誘惑，「它的乾燥、遼闊、偏遠、地廣人稀，以及多民族的文化生活背景，又顯得它與別處不同……任何一種思想文化到達這個地方都變弱了。相反自然的勢力更大。在這片土地上你更能感受到天地帶給你的東西，草木風雨帶給你的東西，這些反而能被一個人更真切地感受到。」因而他的《一個人的村莊》，同樣是散文隨筆，在當時趕風趨浪的文壇是個寂寞而獨特的存在。他也像他所關注的新疆年輕作家李娟說的那樣，「在寂寞的成長中單獨地感受一種生活，單獨地想了一些事情。然後用文字單獨地呈現出來。」這樣的寫作，心靈和思想更接近大地，「彷彿作家被單獨地放在地老天荒中去獨立面對整個自然與人世。有『孤懸』的意味。」還寫出了新疆（大地）的乾爽味和游牧精神。它屬於另一種寫作路子或叫寫作姿態，而那種「外注型」的大地寫作肯定抵達不了這樣的思想藝術境界。將劉亮程這樣的介入生活方式與那種採風和掛職相比，韓少功肯定了前者。其實，他自己的退隱方式，其介入生活的力度，也遜於劉亮程這樣的鄉土--大地知覺（認知）。　　十年前我讀了他的《一個人的村莊》，認為在鄉土的廣度、深度和細部上都充溢著生命感，大地--鄉土上的人，牲畜和莊稼消失了一茬又一茬，甚至城市也可能消失，但大地鄉土仍在，這就是永恆的力量，就是永恆。「我沒騎馬奔跑過，我保持著自己的速度……另一些年月人們回過頭，朝相反的方面跑，我仍舊慢慢悠悠，遠遠地走在他的前頭。」這類句子只能從鄉土的內里流淌出來。在新疆（大地）這樣的廣漠之地，作家的氣息和大地是連接的相通的，通過「歷史的學習，把我的情感和祖先銜接在一塊」。有人則通過「歷史的學習」而把鄉村（大地）道具化、客體化、異我化，認知的分野也是明顯的。劉亮程們的大地寫作，是原發性寫作，他們有著真切的生命感悟歷史感悟大地感悟，因而又是洞察性頓悟性從容性寫作，這樣的「洞察」、「頓悟」和「從容」是原發的、內在的，從乾燥土裡長出來的。　　更給人身心一動的，是劉亮程一句「隨著在新疆的遊走和觀察，不知不覺中與一個地方的現實相遇」。我以為這是大地寫作精神高度的一個指標。　　與現實相遇正是大地寫作的歸宿，大地寫作的價值所在。至此，在經過細心耐心地與鄉土打成一氣，作家精氣神的觸覺延伸到鄉土的天空和土地，環境和心靈，神性和人心，歷史和現實，這個地方的現實就不再囿於一隅，而是與現代都市--全人類相連相通，是新疆的這一個，也是大地的這一個，人類的這一個。這樣的現實是實在的、細密的、生活的，也是升華的、宏大的、精神的。我比先前更加強烈地認定，這種植根大地的寫作是能夠出真正的大作品的。劉亮程們悉心寫的「個人的惶恐感和個人的虛無感、孤懸感」不正與現代人的精神狀態--現實相遇嗎？他強烈感覺到的「自然力」問題不正是與人類--現實相遇的價值命題？況且他們還寫出了這塊土地在自然力下的簡單卻是從容不迫，雖是游牧卻是有歷史有根--有強大心靈的生活。這在一些「南方鄉土」的寫作（包括韓少功）里是欠缺的，或者說較為稀薄。對韓少功而言，就存在以全球化現代理性壓過或取代鄉土（大地）感性的缺限。　　雖然如劉亮程所說，這類作品對內地讀者有閱讀障礙，跟內地都市化大眾化生活「有隔膜感」，它太遠，但同樣有一個「原創獨創作品創造讀者」即文學「化」大眾的過程。植根鄉土與現實相遇同樣有一個作家的主體精神建構問題，這方面，真正植根鄉土（大地）的作家優勢也是明顯的，不過，也存在因作家（包括劉亮程）主體意識不強大而與現實相遇的力度不夠的問題。　　應該說，對劉亮程們大地寫作的「隔膜」，也與我們功利化的批評狀態有關。90年代以來我們的批評生態呈功利--劣化之勢；我早就察覺，以鄉土寫作為例，對那些成名早成了一方諸侯的文壇精英，他們的作品一出來，評論界一轟而上慷慨褒評，不憚做過度解釋，很快將其歸入「引領潮流」的名作經典陣列，彷彿此作品此作家是此類寫作的最佳方式最高水平，而對一些沉潛鄉土深處獨特性原創性又離文壇中心「太遠」的作品，評論界就沒那個耐心了。這既有時代性浮躁的因素，恐怕也包含批評家「師出有名」的功利考慮，還有著批評家自身大地意識狹限和偏頗的因素。　　三　　大西北與南方鄉土有可比性和不可比性，可是任何地方的鄉土大地都有著自性--原鄉性（包括自然力），只是作家所感覺到的多寡高下。什麼叫鄉土自性？就是鄉土在自在、自為、自主、本原、自治狀態下所彰顯的鄉土主體性，它當然包括自然力，包括歷史的和文化的積澱。同樣是鄉土的自性，南方以住守（重土輕遷）為顯著特點，村居意識較明顯，而新疆（北方）以牧游為顯著特點，其村莊是流動的，村莊意識較為泛化，更能與廣袤大地相重疊。劉亮程筆下的「一個人的村莊」，他筆下的大西北牧游精神，人與自然力的融合，都流露豐沛的鄉土（大地）自性。顯然，作家和學者所關注的現代後現代的「熱題」並不是衡量大地寫作重要的參照指標。被「現代後現代」攆得氣喘吁吁的人們（包括作家）對鄉土自性已經久違了。鄉土傳導著大地的基本旋律，因而南北山鄉又有共同的一面，這就是長時段、長計劃、從容、樂觀與和諧。　　又一次發現鄉土，文學表現鄉土（大地）自性還剛剛開始，鄉土（大地）寫作「不知不覺中與一個地方的現實相遇」，就是與全球化城市化的「現實」相遇，與一個民族走向現代化的「現實」相遇，它也就有著時代張力和活力，有著廣闊的前景。　　即便進入了現代化語境，鄉土自性及其文學表達是現代化有機的構成。隨著生活的展開，人類會意識到「大地」的不可或缺。因而，大地寫作仍是生長性的，充滿生機。「大地寫作三人談」就呈現了這樣的精神流向。　　（作者賜稿，此文載於2012年10月29日文藝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