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 複數的中國文化傳統
07-05
【摘要】「三教合一」也許是歷史上的中國與歐洲相當不同的地方,也是古代中國政治和思想的一大特色。傳統中國社會中有很多複雜的思想、知識、信仰和習慣,這種豐富性和差異性,恰恰是歷史上,傳統文化可以在內部自我更新和不斷變化的動力。【關鍵詞】中國文化 複數 三教合一 一 近 年來,關注中國文化傳統的人越來越多,在很多不同的場合,都會有人提出一個既宏大又頗讓人困擾的問題來,這就是究竟什麽才是中國文化傳統?面對這樣的問 題,不同的學者可能有不同的回答方案,不過,我始終強調,中國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漢族中國的文化傳統,絕不應當是單數的傳統,而應當是一個複數的傳統,尤其 應當注意的是,在現代重新回顧和發掘古代中國文化傳統的時候,不應當僅僅關注儒家學說和經典知識,而應當注意到文化傳統的更複雜和更豐富的不同方面。最 簡單的問題之一就是,漢族中國的傳統除了要講精英和經典之外,也要講民衆社會和常識世界,除了要重視儒家學說和經典知識之外,還應當注意佛教和道教。衆所 周知,「三教合一」也許是歷史上的中國與歐洲相當不同的地方,也是古代中國政治和思想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的皇帝(如宋孝宗、明太祖、雍正皇帝),都知 道「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因此,回顧漢族中國的文化傳統時,如果僅僅關注儒家一系的思想和經典,恐怕是過於狹窄了。其實,即使是儒家,自身也 是包含了相當複雜和豐富的內容,比如偏重「良知」的孟子和偏重「禮制」的荀子,重視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視道德心性理氣的宋明儒家。我總覺得,在古 代中國,關注政治秩序和社會倫理的儒家、關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贖的佛教,關注生命永恆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別承擔著傳統中國的不同責任,共同構成了複數的 文化傳統。也許,更不僅僅是儒道佛,傳統中國社會中有很多複雜的思想、知識、信仰和習慣,這種豐富性和差異性,恰恰是歷史上,傳統文化可以 在內部自我更新和不斷變化的動力,它使得中國文化經歷千百年,始終是相對平穩的「在傳統中變」(Change within tradition),衹有在明清之後進入世界體系,被堅船利炮和西方文化入侵後,才出現顛覆性的「在傳統外變」(change without tradition)。隨著歷史記憶留傳下來的文化傳統,儘管歷經滄桑,漸漸淡化,但還是豐富而龐雜,可是,我們談論中國文化傳統時,卻常常忽略了很多複數的內容,無論是偏重對傳統進行批判的一方,還是堅決主張繼承傳統的一方,往往忽略了傳統是「複數」,繼承和批判卻常常衹選擇了「單數」。 二 不 僅如此,在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討論中,我總有一個感覺,就是在有關中國文化的論述中,被忽略的問題還有一個,那就是人們常常議論「中國文化」的傳統,卻不 注意討論究竟什麽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其實,現在討論中的很多文化傳統,往往是各個民族普遍共有的,因此我想,說明和拈出那些使我們和其他民族區別開 來,使得彼此不同的「傳統文化元素」,才是最重要的。我覺得,真正使得漢族中國人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傳統」,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第 一個是古代中國的「天下」觀念。從古代起,中國人以自我爲中心想像這個天下世界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是一個自足的天下,周邊衹不過是無關緊要的,或者應當是 依附於我的蠻夷。所以,他向來對他認爲是文明比他低的周邊地區,有一種天然的傲慢和鄙夷,也有一些居高臨下的寬容和接納。可是,如果一旦被他認爲是蠻夷的 小國,有點兒發達強大起來,中國人的心理會不那麽平衡。以自我爲中心想像天下,使得古代中國,在政治上形成朝貢體制,觀念上鑄造了天朝想像。至今中國人特 別喜歡議論天下大事,是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習慣,也許,好處是常常覺得自己對天下應該事事關心,不好處是他並不真正地平等地瞭解外面的世界,往往停留在自 我中心的想像中。可是自晚明以後,中國人雖然改變了自己是天下唯一天朝大國的想像,但是,仍然覺得西方和東方中,是中國代表了東方,至於周邊的國家和文 明,則不怎麽在乎和重視。第二個是中國人的家庭、家族,以及從家庭、家族倫理裡面發展出來的儒家政治和社會觀念,它對於古代到現代中國的政 治體制和觀念世界的形成,是至關重要的,古代到現代中國的「公」和「私」、「中央」與「地方」、「內」與「外」,以及感情的親和疏、身份的上和下,以及個 人和社會、國家的關係等等,都受制於這一傳統。正如費孝通和許烺光所說的,中國是以父子關係爲主軸的家族結構,而這種家族結構放大,就變成整個社會,甚至 是我們的「家國」。如果用很現代西方的觀點來看,家族、家庭的倫理和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儒家學說,缺乏近代的法律制度和意識,它是以人情和倫理來建立秩序 的;也缺乏個人自由和公民意識,人始終在等級結構和社會網路裏來界定自我的身份,也許,它可能不利於韋伯(Max Weber)說的,以計算爲基礎的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的發展,也不利於個人自由和權利爲基礎的現代制度的建設,但是,它卻是傳統「中國的」社會和文化的基 礎。第三個是信仰世界有所謂「三教合一」的說法。古代中國有一個多種宗教共存的信仰世界,各種宗教之所以可以互相妥協,主要是因爲都處在絕 對的皇權和主流的儒家意識形態控制下,它和政教合一、宗教擁有絕對控制力和影響力的伊斯蘭世界不一樣,和西方中世紀能和世俗政權相頡亢、成爲西方精神和文 化來源的基督教天主教也不一樣。我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文明的衝突」,就是因爲太相信自己的真理和自己的信仰是絕對的,是唯一的,這才會有衝突。可是, 中國卻不同,皇權是絕對唯一的,正如史華茲和林毓生所說的,它是普遍皇權(Universal Kingship),但宗教信仰卻不是,孔子、老子和佛陀是可以坐在一起的。所以,古代中國不太有神權和王權的激烈衝突,一般來說衝突很小,信仰世界的主 流還是神權跟王權的合作,而宗教和宗教之間也常常互相缺乏清晰的邊界,宗教在強大的政治權力控制下面,基本上是一個彼此妥協的狀況,所以,也不大可能有很 大的宗教戰爭。傳統中國文化的第四個方面,是有以陰陽五行爲基礎的觀念、技術和信仰。這個關於世界的觀念一直滲透到各個領域。包括像政治領 域,關於王朝輪替便講五德始終,風水要講陰陽調和、五行相配,中醫從《黃帝內經》以來就是建立在陰陽五行基礎上的,甚至音樂,五音也可以跟五行連在一起。 它不光是觀念,還可以發展出一套可以操作的技術,甚至也成了信仰,就連過去中國人起名字,都注意到它,在五行中缺什麽,就在名字上加點什麽或者減去什麽, 使得五行達到平衡。這一套是其他文化圈裡面沒有的。第五個是我們的漢字。大家都知道,漢字是世界上除了使用人數不多的納西族文字之外,唯一 至今通行而且有數以億計的人在用的,以象形文字爲基礎的文字,使用漢字使得使用者有一些思維和表達習慣,這是用其他文字的人沒有的。中國人很早就用漢字, 發展出一套套很有趣的東西。比如古代寫歷史有「春秋筆法」,正如孔子所說,「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就是涉及名分的詞和國家祭祀用的器,是不可以輕易借給人 的,因爲這背後是整個國家權力和社會秩序的基礎。單個的、獨立的漢字有很多衍生的意味,用漢字的人,在字面寫法上就可以表達各種各樣複雜的意義,胡適曾經 寫過一篇文章叫《名教》,什麽是名教?就是崇拜名詞的宗教。我想漢字和思維之間這種很密切的關係,影響中國文化非常大,當然也傳到了日本和朝鮮,所謂「漢 字文化圈」就說明,文字及語言能夠成爲文化共同體的基礎。三 以我的看法,這五個方面是最重要的「中國的」文化傳統。現在很多書都講中國文化、中國傳統,可是,我總覺得很少仔細地說明,什麽才是中國有而別國沒有的,我覺得這五個就是別的國家沒有的,是中國特有的。文 化傳統在不斷延續,至今我們看到,古代中國的文化傳統,仍然在影響著今天中國人的生活。這裡應當說明的是,在文化傳統上,中國跟歐洲很不一樣,也許,歐洲 歷史上文化曾經有過斷裂,中世紀神學的籠罩,使得希臘羅馬的一些傳統和知識被「遮斷」,所以才會有所謂通過重新整理發掘古典實現「文藝復興」的過程。但 是,中國古代的知識、思想、信仰以及文化的各個方面,是在歷史中不斷地延續的,在西潮進來之前,它沒有被打斷。爲什麽呢?這是因爲以下三個原因,第一,聖 賢和經典的權威很早確立,並且一直和政治彼此融洽,保證了文化和觀念的傳承,並不爲政治巨變而中斷;第二,藉助考試制度,讀書人始終要通過這些知識的考試 來進入上層,並且依靠它確立身份和位置,所以,讀書人會維護它的存在。第三,我們的官學和私學,像私塾、鄉校這些教育始終很強大,加上政治制度始終在支持 它。所以,古代中國文化傳統綿延不斷,它始終跟王朝、政治、貴族、身份、文化、教養相連,特別是,漢族中國,基本上這個空間是相對穩定的,因而中國文化的 延續性很強,就是因爲這一緣故,我一再地說,至今我們仍然在傳統、歷史和文化的延長綫上。不過,這些舊傳統能否成爲新文化?這在今天需要重 新發掘和重新檢討,用一句理論的話講,就是要有「創造性的轉化」,用我在《中國思想史》中的說法來講,從「舊傳統」到「新文化」,需要我們認識到,傳統並 不是空喊「繼承」就「繼承」了的,它需要我們清醒地認識到,首先,歷史上的文化傳統雖然如影隨形地影響當下,但並不是可以輕易擁有的東西,它更像是一個巨 大的資源倉庫,需要人到這個倉庫裡面去發掘和尋找。其次,今天的社會現實和生活環境,是啓動傳統的直接背景:它決定在那個倉庫裏尋找什麽傳統,以及傳統如 何再生和重建。再次,傳統在今天,是要被今天的生活和需要重新「解釋」的,它不可能「原汁原味」,像某些「原教旨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最後,經過重新解 釋和引申的「舊傳統」,能夠在今天的社會文化和生活世界中繼續起作用,它將使中國呈現出與其他民族色彩不同,但又可以交相輝映的「新文化」。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文史哲研究院)--------------------------------------------------------------------------------[1] 本文是在香港民政事務局主辦的「2007年文化合作論壇」上的演講稿,過去並未發表,應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黃樸民教授之約,匆匆呈上,需要説明的是,因爲目疾未愈之故,未能細改,特此向讀者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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