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寅：朱彝尊的明詩研究

　　 明清之交的學林，儘管淵博之士輩出，朱彝尊(1629-1709)仍屬於最淵博的學者之一。文士中屬他的經史功底最為深厚，而作為學者，他的詩古文詞都迥出流輩之上，才能最全面。故王士禛序其文集，稱「四十年來，浙西言文獻者，必首朱氏」。朱彝尊的文學創作近代以來一直受到關注，但對其詩學作深入研究則晚至上世紀末，探討較多的是他對唐宋詩之爭的態度和立場①；近年開始注意其明詩批評②，不過涉及的還只是一些表面問題，有不少可深入挖掘的餘地。治朱彝尊詩學，最根本的是要把握其學術史特徵。因為朱彝尊的學術最典型地代表了清初學術帶有總結意義的學術史趨向，由博綜兼取而臻潔凈精微的境地③。他無論治經學還是治文學，都由考據入手，代表性著作分別是《經義考》和《明詩綜》。朱彝尊畢生學術雖不以文學稱最，但對於研究文學的我們來說，《明詩綜》當然是最重要的，它在文獻輯考和詩歌評論兩方面都顯示出濃厚的實證學風和學術史意識，對清代的詩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明詩綜》與明詩文獻

　　 關於《明詩綜》的編纂動機，姚祖恩編《靜志居詩話》冠首的兩篇序言，都聯繫朱彝尊入史館的經歷作了揭示。曾燠序云：「竹垞先生以博學鴻詞應舉入翰林，充明史纂修官，嘗以書上史館總裁，議其體例，惜未竟事而以他故罷職。於是輯《明詩綜》，附以詩話，考事務核，持論悉平，足以備一朝之掌故，而補史乘所不及。」④趙慎畛序更強調此書「一切以史法行之，於是首十帝，本紀也；次宗潢，重本支也；次樂章，祀郊廟以告成功也；次為諸臣，曰家數，列傳之體也；中為黨錮，為節義，為隱逸之士，書獨行也；次屬國，大無外之規也；次宮閨，理陰教也；又其次為釋子，為道流，為工，為賈，為青衣，雜流也；而以神怪、雜歌、謠辭終焉，志五行也。前為小傳，末綴以詩話，蒐采多以其軼補正史之未備也」。朱彝尊入史館的失意經歷，很容易讓人得出這種解釋，趙慎畛看到《明詩綜》體例與正史結構的對應，不用說是有理由的。事實上，朱彝尊自己也屢對友人談到這一點，如與陳廷敬書云：「近來抄撮明人詩而沙汰之，題曰《詩綜》，約計百卷。募化開雕，先以樣本一十八卷呈覽，餘俟續寄。詩體雖雜陳，然亦足以針砭時習。附以詩話，頗可訂國史之訛。」與趙吉士書云：「近又選明人詩，其材比虞山功倍。自念國史纂修未竟，藉以訂其繆訛。」⑤《明詩綜》不光在體例上論、述分開，而且諸帝悉書生平、廟號，宗潢列於諸帝後，樂章另設一門，都較錢書更合史體；再看王司彩傳記對宮官制度的考述，足見朱彝尊同樣也有以詩存史的情結。不過儘管如此，我覺得還是不必在這方面多作考慮，試想在封建時代編一朝之詩，除非分體，若以作者為綱，除了按尊卑和時序還能有什麼別的方式呢？我們還是應該從朱彝尊編選明詩的宗旨及其實踐結果去評價他的詩學貢獻。

　　 朱彝尊選明詩的宗旨，尤其是他對明詩的取捨，在答王士禛書中其實已說得很明白：

　　 明自萬曆後，作者散而無紀。常熟錢氏不加審擇，甄綜寥寥。當嘉靖七子後，朝野附和，萬舌同聲，隆慶巨公稍變而歸於和雅。定陵初禩，北有於無垢、馮用韞、於念東、公孝與暨季木先生，南有歐楨伯、黎惟敬、李伯遠、區用孺、徐惟和、鄭允升、歸季思、謝在杭、曹能始，是皆大雅不群。即先文恪公不以詩名，而諸體悉合。竊謂正、嘉而後，於斯為盛。又若高景之恬雅，大類柴桑，且人倫規矩。乃錢氏概為抹殺，止推松圓一老，似非公論矣。故彝尊於公安、竟陵之前，詮次稍詳，意在補《列朝詩》選本之闕漏；若啟、禎死事諸臣，復社文章之士，亦當力為表揚之，非寬於近代也。⑥

　　 由此可知，他編《明詩綜》，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錢謙益《列朝詩集》的不滿。我對比兩書所收的作者，結果可以同他的自述相印證。據楊松年先生統計，《列朝詩集》收作者1392人，詩21897首；《明詩綜》收作者3306人，詩10172首，比前者多收一倍還多。新見的作者多集中在萬曆以後，有不少甚至是朱彝尊的朋輩。除了不按時序編列的卷一、二帝室和卷八十四以後雜流外，作者與錢書的重合情況以卷五十六即姚祖恩所編《靜志居詩話》卷十五為明顯的界線，此前的作者大部分見於錢書，此後漸少。⑦而《靜志居詩話》卷十五所見著名作家只有湯顯祖、邢侗、鄒迪光、余繼登、馮夢禎，遠不如卷十四有王世懋、李維楨、胡應麟、屠隆、徐渭、王稚登、黃省曾等眾星璀璨，這正是朱彝尊說錢謙益「甄錄寥寥」的晚明詩壇的開始。

　　 編這麼一部大書，並且對錢書作了大幅度的補充，當然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晨風閣刊本《明詩綜採摭書目》列總集、選集、方誌計283種，朱彝尊自己在《成周卜詩序》里還提到「予近錄明三百年詩，閱集不下四千部」⑧，其浸淫之久、用功之勤，不難想見。《明詩綜》的正式編纂，據朱彝尊致韓菼書推斷，應該是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男昆田卒後。⑨其搜集資料始於何時尚不清楚，但晚年一直黽勉不輟則是無疑的。卷八張《西湖竹枝詞》所附詩話追憶順治十八年(1661)西湖之游，感嘆「回思舊事，四十年矣」，應該是康熙四十年(1701)所作；答王漁洋書作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朱彝尊已七十五歲。《明詩綜》顯然是他晚年的一大寄託，就像錢謙益編《列朝詩集》一樣。正因為兩者有著這樣的關係，人們對《明詩綜》的評論往往離不開與《列朝詩集》相比較，而比較又不外乎在資料運用和詩歌評論兩個方面。⑩

　　 從資料運用方面看，錢謙益固然有以詩證史的傾向，而朱彝尊也不是沒有以詩征史的興趣。瀏覽姚祖恩輯《靜志居詩話》，如卷一王司條考宮中女官之制，卷二蘇伯衡條載元進賀表文所忌167字，卷三孫作條載徐一夔與王禕論修日曆書，揭軌條考金陵十六樓記載之異，卷七錢復亨條載西湖船制名目，卷七柯潛條述翰林院建置，卷十一張治條辨洞庭之誤，卷十四葉春及條論日本高麗百篇尚書，卷二十一孫淳條述明季社事始末，卷二十二朱茂暉條載萬曆間為魏璫建生祠者名姓，值此際朱彝尊彷彿就回到他翰林太史的身份，專註於以詩考史了。偶爾也寓史論於詩話，如卷二十論鼎革之際死事之臣，確乎如答王士禛書所說的「力為表揚之」。這些記載不用說都是獨出心裁的，但《明詩綜》對《列朝詩集》的補充主要不在這方面。

　　 作為後續之書，且以訂補錢書為目標，《明詩綜》對《列朝詩集》偶有因襲，是可以預料的。將兩書對讀，朱書因襲的痕迹宛然可見。如卷一朱元璋條附錄解縉語即本自錢書乾集朱元璋傳，卷二危素條述其偷生修元史事也本自錢書甲集危素傳。有些條目還不如錢書的記載詳盡，比如卷二劉崧傳：「劉崧字子高，泰和人。明初以人材舉授兵部職方郎中，遷北平按察司副使。坐事輸作京師，尋放還。征拜禮部侍郎，署吏部尚書。請老，許之。復召為國子司業。有《槎翁集》。」(上冊第37頁)而錢書作：「崧字子高，初名楚，泰和人。七歲能賦詩，洪武三年以人材舉職方郎中，遷北平按察副使。坐事輸作京師，還鄉。十三年，手敕召為禮部侍郎，署吏部尚書，請老。十四年，召為國子司業，卒於位。」除了沒有提到《槎翁集》，錢謙益的記載要比朱彝尊細緻得多。容庚先生也曾舉胡儼、張泰、陸治三人為例，論定《明詩綜》雖後出，「而小傳每嫌於刻板與簡略」。(11)這應該是傳記體例的問題——朱彝尊對作者履歷的敘述都取簡明，不求詳致，而其他方面，則多對錢書有所充實。如明初李曄，錢書只載「字宗表，號草閣，錢塘人」，而朱彝尊不僅補充了「洪武初國子助教，有《草閣集》」的記載，還增加一段詩話：「草閣得詩法於李季和，然季和猶為廉夫薰染。草閣歌行，則一氣孤行，獨開生面。正如淮陰之師，多多益善，囊沙拔幟，辟易萬人。當時四傑、十友、二肅、二玄，各有標榜。如此逸氣高格，顧詩家月旦不及焉，信夫知音者之難也！」(上冊第100頁)作為詩總集，《明詩綜》在這一點上明顯勝出《列朝詩集》不少。

　　 《明詩綜》還補充了不少人物，如常熟李傑，朱彝尊很奇怪：「錢氏《列朝詩集》搜羅鄉曲先進靡遺，獨不及文安，何哉？」(上冊第215頁)為此他很下了一番拾遺補闕的功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區大相。這位詩人不見於錢書，但朱彝尊給了他很高評價：

　　 海目持律既嚴，鑄詞必煉。其五言近體，上自「初唐四傑」，下至「大曆十子」，無所不仿，亦無所不合。嶺南山川之秀，鍾此國琛，非特白金水銀丹砂石英已也。又云：海目五言律詩，如純鉤初出，拂鐘無聲，切玉如泥；又如鐃吹平江，秋空清響。顧虞山氏置而不錄，予特為表出，取之稍溢焉。(下冊第472頁)

　　 《明詩綜》卷六十一共選區大相詩48首，在選詩最多的作者中列第十位(12)，可見是他心目中的重要作家。指出這一點並不是說他逢人即錄，實則他的採錄增補是有原則的。玩味其取予，足見其間寓有微義。比如嚴元照曾注意到入黃宗炎而不入黃宗羲，以為「《明詩綜》入晦木而置梨洲，其去取固甚審矣」。(13)

　　 從保存文獻的角度說，朱彝尊採摭稀見資料和輯存遺佚的心思遠過於錢謙益。見於《靜志居詩話》的，如王鏞條云：

　　 予年十七，避兵練浦。歲己丑，萑苻四起，乃移家梅會裡。里在大彭、嘉會二都之間，市名王店。或曰石晉時鎮遏使逵居此故名，或曰宋尚書居正之宅，或曰元學士昶家於是，或曰元學士正編也，傳聞各異。己亥十月，訪蔣布衣之翹於射襄城，蔣語余曰：「子知王店之所由名乎？洪武中孝廉鏞及弟鈞之所居也。」因出所輯《槜李詩乘》，則二王詩俱在焉。並出二王合刊詩稿舊本，共一冊，燈下讀未竟，客至轟飲而罷。甲辰四月，再過之不值。又數年而蔣逝，無子，遺書盡失，可嘆也。後見《水竹居詩》一卷，中載二王題詠各一首，因亟錄之。(上冊第44頁)

　　 此外如莫士安條：「士安集不傳，僅見於《湖海耆英詩集》。其《湖山圖長歌》則從吾鄉郁氏書畫題跋中錄之。永樂初，以助教治水江南，遂僑居無錫。自稱柏林居士，又號是庵，載縣誌流寓門。今人罕有知者。」(上冊第99頁)張時條：「張君《自怡集》，鄉里罕傳。康熙戊寅，客福州，從林秀才侗借觀鈔本，錄其二首。歸詢之武林耆舊，未有知其姓氏者矣。」(上冊第120頁)錢仲益條：「長史詩格爽朗，惜遺集罕傳。予從秦對岩前輩購得，亟錄其八首，猶未盡其蘊也。」(上冊第154頁)崔銑條：「《洹詞》不載詩篇，其見錄於選家亦少。予得公手跡，寄張子醇方伯者，有《上陵》《下陵》諸作，錄《秋風》一首，存豹半斑。」(上冊第256頁)朱彝尊格外留意圖卷題跋中的詩詠，因往往是孤篇單傳，世所罕見，所以凡有經眼都予記錄。如李鐸條云：「吳人徐達左良夫，司訓建寧，游乎武夷，寫《九曲棹歌圖》，書昔賢吟詠於前，自紀其後，復屬同人題句卷後。題者隴西李鐸、臨川劉廉、浚儀趙友士、西甌馮回、括蒼張思齊、鉅鹿林熙、樵川蕭子和、龍伯章、隴右李裕、三山周□、甌寧葉俊、建安楊恭、葉季原、蘇垶、葉銘、葉勝、李佑、龍虎山人梁鵠，凡一十八人，續題者良夫兄子徐濟及青城王璲也。良夫居太湖之濱光福市，辟耕漁軒以延名士，集其詩文為《金蘭集》。其好事亞於顧仲瑛雲。」(上冊第125頁)類似這樣的記載留下了許多沒有名氣的作者姓名。

　　 除了補充資料之外，朱彝尊在《靜志居詩話》中還訂正了錢謙益的一些錯誤，容庚先生列舉有27處，然而像姚編本卷五鄭真條辨其非洪武三年進士，卷六趙迪條辨趙迪的山人身份，卷十辨蔡經為趙文華所劾之冤之類，尚有未盡。其中卷二徐尊生條訂正錢引《睦州志》謂曾授翰林待制之誤，卷五謝林條辨《列朝詩集》復見，同卷高遜志條辨錢氏據《鶴林集》所署年月職銜所作的錯誤推斷，卷七姚綬條辨錢氏誤載其出知永寧縣為永寧府，卷十一辨錢書「神鬼門」載桃花門仕女詩為邢參詩，卷十四辨清溪社集倡自隆慶辛未而非萬曆初年，都屬於釐正錢書記載之訛。若卷九張鳳翔條舉李夢陽評張集多所貶斥、不假辭色，斷言錢氏說李夢陽黨護鳳翔而為作傳殊無道理，卷十一引姚淶送文徵明序，駁錢謙益輕信何良俊語，不錄姚淶詩之失，卷十四陳芹條辨錢氏論青溪社之誤，卷十三謂錢氏詆訶汪道昆未免太過，卷十四謂錢氏以胡應麟《詩藪》羽翼王世貞《藝苑卮言》而詬之過甚，則是對錢謙益一些論斷的駁正。朱彝尊雖無須靠這些成果來標榜《明詩綜》的文獻價值，但這些辯駁確實保證了它記載和論述的準確程度，提升了全書的學術水準。

　　 但即便如此，朱彝尊的工作在文獻上也未能倖免於後人的批評。首先遭到指責的是擅自刪改前人文字，如張為儒《蟲獲軒筆記》指出：「朱竹垞先生選《明詩綜》，喜刪改前人之句，然有大失作者之旨者。即如亭林集中《禹陵二十韻》，前半『大禹南巡守，相傳此地崩』十韻敘禹陵，後半『往者三光降，江干一障乘』八韻敘乙酉魯王監國事，而末四句總結之，曰：『望古頻搔首，嗟今更拊膺。會稽山色好，凄惻獨攀登。』《詩綜》殳去中間『往者』十六句，則所謂『嗟今更拊膺』者，竟不知何所指。竹垞選此書，意欲備一代文獻，宜其持擇矜慎。況生平又與亭林交好，沒後錄其遺詩，似不應鹵莽至此。」(14)容庚先生更舉出王璲《和高季迪將進酒》、《題采菱圖》，李東陽《淮陰嘆》，蕭鎡《樂隱為尹克俊賦》，薛瑄《游君山詩》，萬表《閔黎吟》諸例，說明朱彝尊編纂中隨意改竄、挪移前人文字。這實在是明人擅改古書的積習，到乾嘉學風嚴謹以後基本杜絕，但清初學者還不太在意，錢謙益編《列朝詩集》、方苞選唐宋八家文都有這種習氣，所以朱彝尊也不忌諱這一點。卷十二選沈貞詩十首，附詩話云：「集五十卷，惜不傳。從陳編中搜得《樂神曲》一十三首，不無冗長，且多闕文，因汰其六，稍為刪易補綴，頗覺奇古。」(上冊第83頁)從保存一代文獻的角度說，這無疑是不能容許的缺點。其次是記載偶有疏誤，如全祖望《書明詩綜後》所說：「竹垞選《明詩綜》，網羅固多，訛錯亦甚不少。即以吾鄉前輩言之，屠辰州本畯並未嘗為福建運司，蓋因其曾任運同而訛。陸大行符，東林復社名士，有《環堵集》傳世，乃訛其名為彪。以此推之，必尚有為我輩所不及考者。」(15)後來張宗泰六篇跋續舉《明詩綜》各種疏失(16)，閔豐論文臚列《靜志居詩話》引文和記述的各種疏誤(17)，都證明全祖望的推斷是不錯的。此外，書後附載的高麗人詩，從韓國學者的立場看，起碼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一是入選標準不明確，未載李奎報、李齊賢、陳等主要文人詩。二是人名及時代混亂，如金時習號梅月堂，李達號蓀谷，書中均作二人；李仁老為高麗朝人，書中列於壬辰之亂後期。三是詩題與文字多誤。四是主題狹隘，僅限於漢江、太平館等少數題材。(18)這些缺陷應與當時兩國文學交流的欠缺和不對等有關。中國士大夫的天朝心態使他們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始終以優位自居，一向疏於了解和吸取異民族的文化。加上李朝夙奉明正朔，明清易代之後，對清朝始終抱有敵意，兩國交往也遠不如明代頻繁。朱彝尊當時搜集朝鮮詩歌大概是要難於以往任何時代的。

　　 二、《靜志居詩話》與明詩史研究

　　 像歷史上所有的文學選本一樣，《明詩綜》在保存文獻之餘，也承擔著文學批評的功能。尤其是它出自朱彝尊這樣一位熱衷於批評——這從他為人撰詩序，內容從來離不開針砭詩壇風氣即能感覺——的詩人之手，更具有總結一代詩史的意義。書中所附的《靜志居詩話》，嘉慶間曾燠作序就肯定了它「所以正錢牧齋之謬」的功績，到今天我們是否還能認可這一結論呢？

　　 《列朝詩集》和《明詩綜》的比較，顯然是個很有趣的課題，而兩書批評學的對照又比文獻學更有意思。楊松年先生曾統計兩書選詩最多的詩人，結果如下：

　　 這兩個排行榜只重合了高啟、劉基、李東陽、楊基四人，可見評判標準是相去甚遠的。但再看楊先生對王夫之《明詩選評》、陳子龍等《皇明詩選》與沈德潛《明詩別裁》的統計，見於上面兩榜的詩人是劉基、高啟、楊慎、王稚登、李攀龍、何景明、李夢陽、徐禎卿，朱榜只比錢榜多一名，則兩人所選為其他選家認可的程度又不相上下。容庚先生從選詩數量、小傳詳略、文字刪改、選詩標準四個方面對比兩書，結論是「錢氏之優於朱氏可得而定」。但若以《列朝詩集小傳》與《靜志居詩話》相比較，則我更傾向於認為朱書高於錢書，這主要是著眼於它的批評史價值。

　　 由於體例不同，小傳主要是敘述生平，而詩話則更多地著眼於詩歌評論和有關詩學的內容，這是不難想見的。比如吳中四傑小傳，錢謙益主要是記載生平事迹，高啟和張羽傳略引前人評論，而楊基和徐賁傳都不論其詩；朱彝尊則分別評論了四人的創作，楊基條摘句證實王世貞謂其詩句柔弱似詞之說，張羽條論其「五古微嫌郁轖，近體亦非所長，至於歌行雄放，駸駸欲度季迪前，固當含超幼文，跨躡孟載」，徐賁條謂其「才氣方之高、楊、張三君，稍為未逮，然詩法砉然，森有紀律，長篇險韻，極其熨帖，頗有類皮、陸者」(上冊第67頁)，這都比錢書更具批評色彩和批評價值。再看公鼐，錢氏小傳作：

　　 鼐字孝與，蒙陰人。萬曆癸丑進士，選庶吉士，除編修，官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孝與家世詞館，與臨朐馮文敏同學，在公車時已有宿名齊魯間，博學多聞，為詩好徵引故實，如昔人所謂獺祭魚者。一時館閣之士，無以尚也。神廟中年，儲位未定，內寵耦嫡，群小因以植援媚奧，關通鉤黨。天啟之初，流蔓未已，議論紛呶。孝與以宮端入朝，曉暢舊事，抗疏別白，指陳其所以然。群小惡其害己，儘力擊排，遂引疾以去，不得大用。然至今三十餘年，國論咸取衷焉。有集三十卷行世。

　　 這裡除了提到公鼐「為詩好徵引故實」，為一時館閣之首外，主要內容是敘述其政治活動。而朱彝尊在小傳簡述履歷之外，更有大段詩話：

　　 言詩於萬曆，則三齊之彥，吾必以公文介為巨擘焉。即其論詩，大指云：「風雅之後有樂府，如唐詩之後有詞曲。聲聽之變，有所必趨，情詞之遷，有所必至。古樂之不可復久矣，後人之不能漢魏，猶漢魏之不能風雅，勢使然也。如漢《朱鷺》、《翁離》之作，魏晉諸臣擬之，以鳴其一代之事，易名別調，當極其長，豈以古今同異為病哉？後世文士如李太白，則沿其目而革其詞；杜子美、白樂天之倫，則創為意而不襲其目，皆卓然作者，後世有述焉。近乃有擬古樂府者，遂顓以擬名，其說但取漢魏所傳之詞，句模而字合之，中間豈無陶陰之誤、夏五之脫？悉所不較。或假藉以付益，或因文而增損，跼蹐床屋之下，探胠縢篋之間，乃藝林之根蟊，學人之路阱矣。以此語於作者之門，不亦恧乎？夫才有長短，學有通塞，取古今之人，一一強同，則千里之謬，不容秋毫，肖貌之形，難為覿面。若曰樂府則樂府矣，盡人而能為樂府也；若曰必此為古樂府，使與古人同曹而並奏之，其何以自容哉？李於鱗曰：『擬議以成其變化。』噫，擬議將以變化也，不能變化，而擬議奚取焉？」又云：「律詩出於古詩而難於古詩，七言後於五言而難於五言。故七律於諸體中最不易工，古今長技惟杜氏耳。杜氏之長，則《秋興》《懷古》《諸將》數篇而已。近世擬作甚多，大率淺率牽合，觀者厭焉。」又《贈邢子願長歌》云：「為君歷代選宗工，前稱弘正後嘉隆。北地雄渾真大雅，步趨盡出少陵下。汝南俊逸誠天然，邊幅姿態未全捐。濟南匠心奇且麗，藻繢無乃傷辭意。武昌才美謝諸君，節制之師獨出群。東吳囊括靡不有，利鈍未能免人口。大抵明興只數家，瑜者從來不掩瑕。餘子紛紛未易說，擬議原非吾所悅。丈夫樹立自有真，何為效彼西家顰？」蓋力攻摹擬之非。然觀其七律，仍以歷下為宗，故有「文章一代李滄溟」之句。同時名家者，馮用韞、於念東、王季木皆拔萃者也。(下冊第490—491頁)

　　 他首先肯定公鼐是萬曆間山東有代表性的詩人，然後摘引兩段詩論以見其反對摹擬，主張自抒真情的詩學觀及對明代最盛行的七律一體的看法；再錄贈邢侗長歌以見公鼐對前輩詩人的評價及瓣香所在；最後提到幾位同時的山東詩人，隱然以見山東詩人自張一幟。對照錢書的小傳，這段詩話非但純然著眼於詩歌批評，而且用翔實的材料為我們勾畫出萬曆間一位不隨波逐流、有立場有見識的詩人形象，讓我們看到格調派自身發展出的反思摹擬之弊的意識，這無疑是明代詩歌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線索。

　　 朱彝尊的詩人評論，興趣都集中在詩歌本身，只論詩才高下和創作得失，略不涉及政治。由此可以清楚地將他和錢謙益區別開來，上面提到的楊基就是很典型的一個例子。更重要的是，朱彝尊審視明詩的立場完全不同於錢謙益：錢謙益基本是站在本朝的立場上總結教訓，因此更多地是抨擊詩風的墮落，而朱彝尊則站在新朝的立場上，與對象拉開了歷史距離，於是更近於客觀評判。錢謙益很少作詩人之間的比較和品第，而這在朱彝尊乃是家常便飯，那些齊名並稱的詩人如後七子輩，他都認真地一一加以評騭，顯出濃厚的文學批評興趣。對比一下兩人對李夢陽的批評，是非常有趣的。錢謙益小傳，記述履歷之外，從三個方面論述李夢陽詩歌創作的影響。一是鼓盪起有明一代的復古風氣：「獻吉生休明之代，負雄鷙之才，然謂漢後無文，唐後無詩，以復古為己任。信陽何仲默起而應之。自時厥後，齊吳代興，江楚特起，北地之壇坫不改。」二是開模擬之風：「獻吉以復古自命，曰古詩必漢魏，必三謝，今體必初盛唐，必杜，舍是無詩焉。牽率模擬，剽賊於聲句字之間，如嬰兒之學語，如桐子之洛誦，字則字，句則句，篇則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三是貽鄙陋不學之弊：「獻吉曰不讀唐以後書，獻吉之詩文引據唐以前書，紕繆掛漏，不一而足，又何說也？國家當日中月滿，盛極孽衰，粗才笨伯，乘運而起，雄霸詞盟，流傳訛種。二百年以來，正始淪亡，榛蕪塞路，先輩讀書種子，從此斷絕，豈細故哉？」(20)與錢謙益的全面指斥相對，朱彝尊則具體分析了李夢陽詩作的得失：

　　 成弘間，詩道旁落，雜而多端。台閣諸公，白草黃茅，紛蕪靡蔓。其可披沙而揀金者，李文正、楊文襄也。理學諸公，「擊壤」「打油」，筋斗樣子，其可識曲而聽真者，陳白沙也。北地一呼，豪傑四應，信陽角之，迪功犄之，律以高廷禮《詩品》，浚川、華泉、東橋等為之羽翼，夢澤、西園等為之接武，正變則有少谷、太初，旁流則有子畏，霞蔚雲蒸，忽焉丕變，嗚呼盛哉！獻吉五古，源本陳王、謝客，初不以杜為師，所云杜體者，乃其摹仿之作，中多生吞語，偶附集中，非得意詩也。至效盧、駱、張、王諸體，特遊戲耳；惟七古及近體，專仿少陵，七絕則學供奉，蓋多師以為師者。其謂「唐以後書不必讀，唐以後事不必使」，此英雄欺人之言。如「江湖陸務觀」、「司馬今年相宋朝」、「秦相何緣怨岳飛」等句，非唐以後事乎？(上冊第260頁)

　　 錢謙益一味地抨擊李夢陽的復古，似乎那只是出於他個人的趣味，朱彝尊卻揭示了復古思潮產生的詩學語境；錢謙益以模擬二字概括李夢陽的創作，全面否定其成就和價值，朱彝尊則辨析李夢陽不同體裁作品與唐詩的關係；錢謙益僅指責李夢陽倡言不讀唐以後書所造成的惡劣影響，朱彝尊更令人信服地說明這只是個口號，實際李夢陽本人也做不到。類似的例子也見於對尹耕的批評。相比之下，朱彝尊的詩話較錢謙益小傳更具有詩歌批評和詩歌史研究的性質，是可以肯定的。

　　 因為專註於詩歌藝術的批評，朱彝尊看來更堅持藝術的標準，對詩人成就的判斷更嚴於錢謙益，不僅帶有唯藝術傾向，也更具獨到的見解。如評石寶云：「少保爰立，在永陵初年。是時諸臣以議禮忤旨，帝初欲援以自助，而鯁直自守，至三封內批，帝心弗善也。故雖位列中台，其詩多蹇產而不釋。(中略)蓋當日綸扉之間，未盡和衷之雅，一傅眾咻，誰與為善。乃知人生不得行胸懷，雖作相，與不遇等也。近見東南文士，有推少保詩為北方之冠者，又或謂得長沙之指授，俱未盡然。其詩頗類明初西江一派。」(上冊第228頁)朱彝尊雖頗重石寶節操，但並不附和當時東南文士的評價，而是獨到地揭示了他的風格淵源。

　　 《靜志居詩話》的唯藝術傾向，還表現為堅持詩歌的審美特徵，旗幟鮮明地反對專言心性的理學詩。這隻要看看他對湛若水、庄昶的評論就知道了。庄昶詩話云：

　　 自堯夫《擊壤》而後，講學毋復言《詩》，言詩輒主堯夫，遂若理學、風雅不並立者然。一峰、康齋、白沙、定山，咸本《擊壤》，而定山尤甚。所謂「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等句，不一而足。以是為詩，其去張打油、胡釘鉸無幾矣。甘泉從而輯之，以詔學者，謂非此則與道學遠也。然則打油、釘鉸反為近道之言，而《詩》三百篇春女秋士之思，皆可置勿錄也。竊為理學諸先生不取也。(上冊第212頁)

　　 朱彝尊的語氣較錢謙益論庄氏為平和，但對庄詩藝術價值的否定卻更徹底。論薛瑄詩也提到：「予嘗謂宋之晦庵，明之敬軒，其詩皆不墮宋人理趣，未見有礙於講學，又何苦而必師《擊壤》派也？」(上冊第165頁)所以，他稱讚倪光詩，則說「其學蓋本於邵氏，《觀梅》數詩，特娟秀，不襲《擊壤》惡派」(上冊第208頁)；肯定張弼詩，則說「與定山輩專效《擊壤》者不同」(上冊第214頁)；又許羅洪先「近仿白沙、定山，然爽氣尚存，未墮塵霧」(上冊第330頁)；而於說詩「率本堯夫之餘唾」，好作大言的桑悅則痛斥其狂悖(上冊第210頁)，對詩「多雜講學語」的何維柏也憾其「合格者希」(上冊第343頁)。陳、庄兩家中，他對白沙還稍為寬容，論庄昶幾乎一無是處，因為「白沙雖宗《擊壤》，源出柴桑。其言曰：『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先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故所作猶未墮惡道，非定山比也」(上冊第182頁)。基於這種認識，他論及邱濬「眼前景物口頭語，便是詩家絕妙辭」(《與遊人論詩絕句》)的說法，特彆強調「其言未嘗不是，第恐學者因之，流於率易，墮入定山一派，不可也」(上冊第191—192頁)。

　　 朱彝尊的詩歌批評，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反竟陵遠甚於反七子，這似乎體現了浙江詩家的基本立場。浙江雖是宋詩的大本營，有黃宗羲、吳之振、查慎行等宋詩派主將，但由於陳子龍雲間派和錢塘派的影響更大，是以格調派詩風仍佔主導地位。在《明詩綜》成書的康熙後期，竟陵派早已聲名狼藉，一般詩家都懶得提起，但朱彝尊論及竟陵，憎惡之情仍溢於言表。這種憎惡多半是源於家學。康熙四十三年(1704)所作《齋中讀書十二首》之十二云：「有明三百禩，攬秀披春華。青田與青丘，二美洵無瑕。吾鄉數程貝，雙珠握靈蛇。自從永宣來，其辭正且葩。洎乎嘉靖季，七子言何誇。鉤金縱可揀，莫披黃河沙。一咻眾楚和，是後尤卑哇。先公聞舌，頓生亡國嗟。吾欲返正始，助我者誰邪？」自註：「先太傅初聞袁中郎、鍾伯敬論詩，嘆曰：『安得此亡國之音。』慘然不懌。」(21)先祖的憂慮給少年朱彝尊留下深刻印象，他後來回憶：「予年十七避兵夏墓，始學為詩，既而徙練浦之南，再徙梅會裡，見當代詩家傳習景陵鍾氏、譚氏之學，心竊非之，以為直亡國之音爾。」(22)明社既屋，被證實的預感使他對竟陵派的憎惡更為強烈，恰好與對公安派的優容形成鮮明對照。《胡永叔詩序》云：「自明萬曆以來，公安袁無學兄弟矯嘉靖七子之敝，意主香山、眉山，降而楊、陸，其辭與志未大有害也。景陵鍾氏、譚氏從而甚之，專以空疏淺薄詭譎是尚，便於新學小生操奇觚者，不必讀書識字，斯害有不可言者已。」(23)當時對明人不學導致亡國的一般見解，在朱彝尊這裡，將所有的賬都算到了竟陵派的頭上。這對竟陵派雖未必公正，但從中卻能看出朱彝尊立足於學問的詩學觀。

　　 由於《列朝詩集》遭禁毀，而《明詩綜》被收入四庫全書，兩書日後的顯晦很不一樣。《四庫提要》對《明詩綜》頗予好評，稱「其所評品，亦頗持平，於舊人私憎私愛之談，往往多所匡正」。(24)欽定的評價一出，後人自不敢上下其議論，只能含蓄地表示不同看法。史承謙《青梅軒詩話》曾對朱彝尊的去取微表不滿：「竹垞先生《明詩綜》一書，其於數大家名家之絕出者，選法當而評語精，無復可憾。其於萬曆以後蒐輯區大相、公鼐、鄭明選諸人，欲以補錢氏之未備，意亦甚美，然其間不無稍矣。其於程松圓詆之太甚，以矯錢氏之失，然君子論詩文平心乃可，正不必有意低昂也。」(25)鄭明選條又云：「吾觀侯升詩差勝伯玉諸君，然牂牁之病亦不免，較之同時海日、石倉諸君，固不逮也。」王元文《讀吳延州先生詩題後》自注也順便提到《明詩綜》：「刻本系鍾伯敬所選，《歷朝詩》據此錄之，《明詩綜》又據《歷朝詩》錄之，其上駟皆不在。」(26)這很可能與吳氏詩集流傳不廣有關，不能全怪朱彝尊。清末皇權失勢，議論大開，對《明詩綜》的評價遂大見歧異。貶之者，如葉德輝說：「《明詩綜》乃鄉愿之所為，《列朝詩》乃選家之詩史也。」(27)錢振鍠說：「朱竹垞選明詩眼小如豆，錢牧齋雖不能詩，而選詩眼孔較大。」(28)讚賞背定者，如劉聲木說：「雖名曰詩話，所有勝朝三百年詩學源流，升降轉移，風氣淳薄，人情變幻，悉具其中。搜羅廣博，議論精嚴，評騭允協，允為歷代詩話之冠。」(29)我個人覺得，傅增湘說《明詩綜》「特於人物之臧否，風氣之升降，肆意發舒，挾恢奇雄桀之氣，騁縱橫博辯之才，詆斥抨彈，無所顧忌」；「記述則多存故實，言詩則力矯虛囂，於桑海諸人，雖亦登錄不遺，而亦未能盡情闡發，固不欲蹈牧齋之轍，抑亦緣時會使然」(30)，評之最為公允。以今天的眼光看，朱彝尊當然有見識不及錢謙益的地方(31)，但總體上說，認為《詩話》持論較《小傳》為公允，大概更能得到贊同。誠如朱則傑所說，「因為錢謙益當時需要力除明詩流弊，挽回頹風，矯枉自須過正；而至朱彝尊之時，風氣基本上已經轉變，自然也就不必大肆抨擊，而有可能較為冷靜地做出客觀評價」。(32)人對歷史的態度往往是由所處的時代決定的，易地而處，兩人對明詩的態度會怎樣，還真不好說。

　　 但無論如何，朱彝尊的詩史意識是明顯要比錢謙益更自覺的。錢謙益論明代前期的詩人很少顧及他們的詩史意義，直到中期以後才較為留意，或許這也是他論明詩的著眼點所在吧。朱彝尊則不同，書中不僅有對明詩「八變」的宏觀描述(曹學佺詩話)，而且從開卷第一位作家劉基開始，所有的詩人就都收入了他的詩史視野中。論劉基云：「樂府辭，自唐以前，詩人多擬之，至宋而掃除殆盡。元季楊廉夫、李季和輩，交相唱答，然多構新題為古體；惟劉誠意銳意摹古，所作特多，遂開明三百年風氣。」這段論述精闢地揭示了樂府詩寫作在唐宋之際發生的變化，從而凸顯出劉基對有明一代樂府寫作的開風氣作用，極有見地。論楊訓文又提到：「元詩華者易流於穢，貫酸齋輩是也；清者每失之弱，薩天錫等是也。明初若劉子高、蘇平仲、楊克明，其源皆出於天錫，質贏之恨，諸公不免。」(上冊第38頁)論瞿佑時還追溯他與楊維禎一派的淵源：「明初詩家，以楊廉夫為祭酒。廉夫見同調，綴以評語，不曰牛鬼，則曰狐精，此王常宗論文，即以狐比廉夫也。宗吉幼為廉夫所賞，拾其唾餘，演為流派，劉士亨、馬浩瀾輩爭效之。譬諸畫仕女者，肌體痴肥，形神猥俗，曾牛鬼狐精之不若矣。」(上冊第167頁)這都是極精彩的議論。古人對詩史的精闢見解，每每是這麼隨處觸發的，需要我們細心爬梳，才不至於錯過。事實上，朱彝尊的許多論斷，到乾隆間即為朱琰編《明人詩鈔》所剿襲，或改換次序，或加以刪節，世人不知就裡，以為他自出手眼，咸推為讀明詩善本，後經周中孚比勘才盡發其覆。雖然在清代中後期，不斷有明詩研究專書問世，但直到今天，《靜志居詩話》仍然是研究明詩首先應該重視的參考文獻。

　　 《明詩綜》的批評史意義，除了實際的批評成果外，還有一點不能不提到，那就是附載詩話的體例對後人的影響。詩選附載詩話，並非《明詩綜》首創。南宋的《竹庄詩話》和《詩林廣紀》，無論視其為題作詩話的詩選，還是題作詩選的詩話，都已開詩選附詩話的先例。不過它們附錄的是他人詩話，而《明詩綜》附錄的《靜志居詩話》是朱彝尊自撰，這就開了編詩選附自撰詩話的風氣。步趨者乾隆間有鄭王臣《莆風清籟集》、袁景輅《國朝松陵詩征》、釋名一《國朝禪林詩品》，嘉慶間有鄭傑《國朝全閩詩錄》、張學仁、王豫《京江耆舊集》、王昶《湖海詩傳》，光緒間有王增祺《詩緣》。還不僅如此，《靜志居詩話》到乾隆年間分別被盧文弨(乾隆四十一年，1776)、周中孚(乾隆五十九年，1794)輯出單行，雖然二書均未刊刻，但嘉慶二十四年(1819)姚祖恩輯刊《靜志居詩話》行世，就開了後人輯詩選所附詩話單行的風氣(33)，這是論朱彝尊詩學的影響不能不提到的。

　　 總之，無論從學術價值還是從實際的歷史影響看，朱彝尊的明詩研究都比他的唐宋詩批評更值得我們重視和探討。他對唐宋詩的取捨和評論或許對他個人有特殊意義，留下了他創作歷程的某一段軌跡，成為後人研究他詩風走向的依據。但他的明詩批評卻更具有詩史研究的學術色彩，是清代詩學走向學術化的一個標誌，它扭轉了明代以來以選詩樹立門戶、標榜趣味的習氣，將詩歌總集的編纂建立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為詩歌史提供了一個較為豐富、更具包容性的梳理，這種平和的態度和紮實的作風對有清一代的詩學和詩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後出的各種大型詩選，無論從編纂旨趣還是形式或多或少都有《明詩綜》的影子。僅憑這一點，朱彝尊的明詩學也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注釋：

　　 ①朱彝尊研究專著已有朱則傑《朱彝尊研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和李瑞卿《朱彝尊文學思想研究》(北京：京華出版社2006年版)。論文有吳宏一《朱彝尊文學批評研究》，《清代文學批評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版)；汪涌豪《時代新潮激蕩下的弘通文學觀：朱彝尊論唐宋詩歌遺產》(《復旦學報》1991年第6期)；汪涌豪《朱彝尊詩歌批評特色論》(《殷都學刊》1992年第3期)；束忱《朱彝尊「揚唐抑宋」說》(《文學遺產》1995年第2期)；李瑞卿《從〈靜志居詩話)看朱彝尊美學的一個側面「清」》(《遼寧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有關朱彝尊研究的綜述，可參看王順貴《關於朱彝尊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漳州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

　　 ②蔣祖怡《朱彝尊及其〈靜志居詩話)》(《溫州師專學報》1985年第4期)；同林、利民《對立互補，趨於融通：〈列朝詩集小傳〉、〈靜志居詩話〉對讀三則》(《南通師專學報》1996年第1期)；閔豐《〈靜志居詩話〉箋補——兼與〈列朝詩集小傳〉互證》(《古籍研究》2004年卷下，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李瑞卿《朱彝尊論明代主要作家和群體》(《嘉興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

　　 ③門人王原云：「原學文於先生，嘗聞為學由博而入，歸諸潔凈精微，乃臻極至。基始之難，莫如考據；若夫論世辨物，必要諸瑣屑。不如是不能極其情狀，識其歸趨爾矣。」見於敏中等編《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582頁。

　　 ④姚祖恩編《靜志居詩話》卷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下引該書均據此本，只注頁碼。

　　 ⑤此札原無收件人名，觀首云：「渴思得《寄所寄錄》足本一觀。屢次知惠寄，杳無到者，至今未得寓目，悵惘可知矣。」則應是與趙吉士，蓋《寄所寄錄》即趙吉士所著《寄園寄所寄》也。

　　 ⑥《曝書亭集》卷三三《答刑部王尚書論明詩書》，康熙刊本。

　　 ⑦比勘《靜志居詩話》與《列朝詩集小傳》目錄，即可看出這一傾向：卷二41人中出現36人，卷三28人中出現26人，卷四66人中出現48人，卷五53人中出現32人，卷六70人中出現42人，卷七56人中出現33人，卷八61人中出現34人，卷九58人中出現31人，卷十52人中出現36人，卷十一63人中出現33人，卷十二65人中出現33人，卷十三65人中出現35人，卷十四67人中出現41人，卷十五58人中出現13人，卷十六59人中出現21人，卷十七59人中出現18人，卷十八71人中出現27人，卷十九73人中出現5人，卷二十55人中出現3人，卷二十一56人中出現2人，卷二十二86人中出現1人。

　　 ⑧《曝書亭集》卷三九，康熙刊本。

　　 ⑨容庚《論列朝詩集與明詩綜》，《嶺南學報》第11卷第1期，1950年12月版。

　　 ⑩如容庚《論列朝詩集與明詩綜》，《嶺南學報》第11卷第1期，1950年12月版；閔豐《〈靜志居詩話〉箋補——兼與〈列朝詩集小傳〉互證》，《古籍研究》2004年卷下，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1)容庚《論列朝詩集與明詩綜》，《嶺南學報》第11卷第1期，1950年12月版。

　　 (12)據楊松年統計，《明詩綜》選詩最多的前九位詩人是高啟(138首)、劉基(104首)、李夢陽(80首)、何景明(78首)、朱國祚(58首)、李東陽(57首)、徐禎卿(50首)、劉崧(50首)、楊基(49首)，見其《中國文學評論史編寫問題論析》，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頁。

　　 (13)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四《答諸生問南雷學術劄子》評語，朱鑄禹《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中冊第1696頁。

　　 (14)吳騫《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五引，嘉慶刊本。

　　 (15)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三一，四部叢刊初編本。

　　 (16)張宗泰《魯岩所學集》卷一四，道光三十年刊本。

　　 (17)閔豐《〈靜志居詩話〉箋補——兼與〈列朝詩集小傳〉互證》，《古籍研究》2004年卷下，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8)見柳晟俊《〈明詩綜〉所載高麗文人詩考》，作者所贈未刊稿本。

　　 (19)楊松年《中國文學評論史編寫問題論析》，台北：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3頁。

　　 (20)錢陸燦輯《列朝詩集小傳》丙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上冊第311—312頁。

　　 (21)《曝書亭集》卷二一，康熙刊本。

　　 (22)《曝書亭集》卷三七《荇溪詩集序》，康熙刊本。

　　 (23)《曝書亭集》卷三九，康熙刊本。

　　 (24)《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集部總集類《明詩綜》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

　　 (25)史承謙《青梅軒詩話》卷二，收入《史位存著作》，清刊本。

　　 (26)王元文《北溪詩集》卷一二，嘉慶十七年王氏隨善齋刊本。

　　 (27)葉德輝《郋園讀書志》卷十六，光緒刊本。

　　 (28)錢振鍠《星影樓壬辰以前存稿?詩說》，清末刊本。

　　 (29)劉聲木《萇楚齋隨筆》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上冊第26頁。

　　 (30)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80頁。

　　 (31)比如《列朝詩集》陳沂、王韋小傳摘錄其論擬雅、學杜之語，可見江南反擬古思潮的先聲。而《靜志居詩話》只引景暘與陳沂論詩語，於陳沂僅言「魯南詩亦勻整，第乏警策。蓋心懲北地勦襲之非，而限於力也」，因未具體引述其議論，「心懲北地勦襲之非」遂無處落實。

　　 (32)朱則傑《朱彝尊評傳》，《清詩代表作家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版，第178頁。

　　 (33)蔣寅《論清代詩學的學術史特徵》，《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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