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用長征改變中國：特殊連隊

樓主

長征中的紅軍女幹部。左起：陳琮英、蔡暢、夏明、劉英。

只看樓主 回復

沙發

在長征的隊伍里，有一隻連隊被稱為「特殊連隊」，有 30名女紅軍被編入這支隊伍，隊長董必武，副隊長徐特立。簡而言之，這就是一支由老弱病殘組成的連隊，又名幹部修養連。　　隨紅軍從瑞金出發的隊伍里一共有32名婦女。出發前，考慮到行軍的強度，女幹部都被留在了中央蘇區，跟著走的主要是紅軍將領的妻子，比如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毛澤東的妻子賀子珍等。在整個長征中，她們同樣負重前行，除了4人外，都堅持到底。　　女紅軍並沒有獲得特殊的待遇，她們身負10公斤重的行裝，包括武器、乾糧等。此外，楊尚昆的妻子李伯釗還背著紅軍劇社的劇本，在長征途中，她肩負著宣傳鼓動的任務，每天往返於部隊之間，走的路程是別人的雙倍。她一直帶著她的劇本行軍，直到在湘江邊接到輕裝的命令。女紅軍們都配有馬匹，但這些馬匹常常被讓給傷員，她們需要徒步行軍。吳仲廉是隊伍中唯一纏足的婦女，但她居然沒有覺得長征不能忍受，她爬山的速度往往比別人快。長征中，婦女的任務一點不比戰士輕，她們往往除照顧傷員外還負擔教育宣傳的工作，在長徵結束後，她們大部分都不認為受到了特殊照顧。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是女紅軍中最強壯的一個，她一般都帶著三四條槍行軍，而且似乎並不覺得特別疲憊。在到達延安之後，她對史沫萊特說：「同那麼多可愛的人在一起，每天的行軍和出門散步差不多。」 康克清沒有留在特殊連隊，而是呆在朱德身邊，負責起朱德的保衛任務，甚至還一起指揮作戰，這個特殊待遇是因為她身經百戰，還是個神槍手。　　對於女紅軍隊伍中另外一位英勇善戰的雙槍手賀子珍來說，1935年的征途卻是那麼艱難。她在出發時便已懷有身孕，大約在1935年2月初，也就是紅軍二渡赤水期間，她產下了一個女孩，產後幾個小時，部隊就必須出發了，小孩沒法帶走，只有託付給了一對農民夫婦，從此賀子珍再也沒有見過這個孩子。1935年春天，共有三位女紅軍在長征途中分娩，孩子都在生後不久送人。1935年4月，賀子珍在空襲中為了掩護傷員，被炸彈擊中，負傷17處，頭部血流如注，從此她的身體就再也沒有完全康復。據其他人回憶說，在長征中，賀子珍顯得尤其堅忍，她被炸傷後，要求不要告訴她的丈夫，以免他分心。行軍間隙，她常常吟詠文天祥的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外，隊伍中還有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她身體虛弱，不適宜這樣高強度的行軍，1935年1月，她患上了肺結核，不停地咳血。在春天，周恩來親自照顧她，但到了夏天，就輪到她照顧周恩來。到毛兒蓋時，周恩來高燒不退，後來被確診為肝膿瘍，鄧穎超在這段時間一直抱病守護在周恩來身邊。在過草地的第一天，鄧穎超遇到了她長征中最驚險的一幕，她的馬驚了，她落在了隊伍的後面，掉進了沼澤地。當時周恩來的擔架已經走過去了，直到後邊來人才把她拉了出來。　　女紅軍中最德高望重的莫過於蔡暢，她是她們的頭領。蔡暢出生於1900年，她是個有著傳奇家庭和經歷的女人，她是清代著名將領曾國藩的後裔，又曾經在法國留學，並在那裡戀愛和結婚。她的母親是一個有著新思維的女性，為了過上獨立的生活，她與富商丈夫離婚，然後進人小學學習。蔡暢視她的母親為偶像，在長征期間一直把母親的一張照片帶在身邊。蔡暢的哥哥蔡和森，丈夫李富春，都是著名的共產黨人。在一天勞累的行軍之後，蔡暢以講述自己在法國的經歷見聞當作每晚的娛樂節目，所有參加長征的女紅軍都記得她講過的故事和她領唱的《馬賽曲》。　　隊伍里走路最多的女紅軍是李伯釗，她在行軍中負責宣傳和鼓動士氣，在沒有劇本的情況下，她即興創作了一些小故事來演出。1935年秋天，紅一和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後，紅一方面軍決定北上時，她在距離總政治部較遠的紅四方面軍駐地籌辦文藝訓練班。接到楊尚昆的信後，她往回趕，但紅一方面軍已經出發了，她被張國燾部扣留，回頭第二次過草地。1936年賀龍、任弼時率領的紅二方面軍來與紅四方面軍會合時，得知她的遭遇，把她調入紅二方面軍負責宣傳工作並一同北上，這是她第三次通過草地。她的長征旅途，比別人整整長出一年。　　還有一名女紅軍在長征途中找到了愛情。中央秘書處長劉英與張聞天於1929年在蘇聯留學時相識，1933年重逢後，張聞天便提出求婚，但劉英卻提出了「考察期」。經過二萬五千里考驗，劉英終於答應了張聞天的求婚，他們在瓦窯堡新婚的洞房，就是後來瓦窯堡會議召開的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