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先奎：批判緣何會主導中國輿論

　　作者：陳先奎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當前我國的大眾批判，似乎已然形成一種眾聲喧嘩的局面。大到批政府的「GDP主義」，小到批重慶的「唱紅打黑」，批政府行政，批慈善機構，批國企行為，批三峽，批高鐵，甚至還批成都老大媽熱心參與聽證會的肯定性表態。批判與否定幾乎成為一種時髦，甚至有可能成為一種具有主導地位的大眾價值取向。

　　「大眾批判現象」形成有多種原因。第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究其實質，就是學習利用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形成社會主義相對於資本主義的新優勢。面對這種複雜現象，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不同評價很容易各執一端。

　　第二，我國社會正處於一個全方位的轉型時期，包括道德規範在內的很多東西本身就具有過渡性和不確定性，有的甚至本身就在兩可之間，見仁見智的各種意見與批評也就應運而生。

　　第三，長期以來一些主流宣傳嚴重脫離群眾，要麼一味歌功頌德，要麼枯燥無味地教育人民，即使搞一點「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最後也官腔十足，說不到老百姓的心裡。從一些領導到某些媒體，套話多、官話多、「人話少」已經成為大眾輿論的笑柄，從而造成人們支持、喜歡甚至渴望和追捧「大眾批判」的社會逆反心理，導致正面官話無人聽，反面批判傳千里，突顯了主流宣傳的缺陷與失敗。

　　第四，政府部門、大型國企自我批評的嚴重缺失，是大眾批判眾聲喧嘩的主要根源之一。相當多的政府部門、大型國企等「官方行為主體」，面對公共事件時缺乏能夠得到公眾認可和滿意的信息公開和自我批評，甚至經常施展種種「掩耳」、「堵嘴」、「搪塞」、「推諉」、「拖延」等消極手段，使主流媒體的宣傳更加缺少公信力，大眾批判的聲音更加盛行，甚至開始佔據社會輿論道德制高點，形成使官方公信力相形見絀的「大眾公信力」。

　　第五，長期流行的公共知識分子理論的深刻影響。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觀念是「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通過科舉進入官方體制，只有極少數人在不得志時才標榜「名士清流」批評朝政，或者自居隱逸與松梅竹三友為伍，表現某種消極的獨立性。在現當代西方，尤其是美國，像喬姆斯基、賽義德一類始終保持獨立性，對美國官方意識形態一直持批判態度的「永遠反對派」，也是極少數。相反，費正清、亨廷頓、約瑟夫?奈這些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卻是絕大多數，而且也居於主流地位。但是，來自歐美又在中國大行其道的「公共知識分子理論」，卻一再片面倡導知識分子對於黨和政府這些官方體制與官方意識形態的獨立精神和批判立場，甚至誘導我國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執政黨表現出一味的疏離與對抗，這是裹挾在當前我國大眾批判思潮中的一種極為複雜的消極因素。

　　第六，時代不同了，政治在轉型，由於人民民主的長期發展，更由於網路政治的強大推進和新一代網路公民的政治自覺，21世紀的中國政治，已經開始由單向度的精英治國，向著雙向互動的「精英—大眾」民主共治的劃時代轉型。過去的新中國一直是「聽政府的話，跟共產黨走」；新世紀新階段的中國，將出現一種「聽老百姓的話、挑政府的錯、跟共產黨走」的新趨向，甚至最終將形成這樣的新局面。民主權威化，領導難做將成為時代進步的潮流，不受制約的權力、不認真回應群眾批評的領導再也繼續不下去了。

　　我們應正確認識當前我國的大眾批判思潮。一方面，這是我國社會和諧寬容的標誌，表明我國社會言論和思想自由度的增加，實實在在地駁斥著某些西方媒體關於中國專制、集權和思想言論不自由的攻擊與抹黑。另一方面，是當前我國大眾參與逐步擴大、輿論民主日益強化的標誌，表明在一個時期致力於脫貧致富的埋頭苦幹以後，已經有相當一部分人，尤其是相當一部分網路公民開始關注社會，開始仰望天空，思考一些超乎於個人物質功利之上的社會政治問題。只要處理得當，可以使政府部門、各級領導及時得到更多的嚴肅批評、更多的群眾智慧、更認真的社會輿論監督以及更有效的大眾民意制約，使我們的國家和社會更加健康，充滿活力。

　　應對當前我國的大眾批判思潮，第一要順應時代潮流，進一步強化和提高黨和政府以及各級領導的民主執政能力。未來的中國不再是只有精英才具有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專利和能力。在「精英—大眾」民主共治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大眾不再是完全消極的「被領導」、「被發動」，在一些重大國家與社會問題的治理上，群眾也將成為真正的英雄。各級領導要儘快走出「領導一言堂」的傳統治理模式，積極主動地聽取群眾意見，真正做到「問政於民，問計於民」，「聽訓於民、受教於民」。

　　第二，嚴肅自我批評，對大眾批判保持清醒的反省戒懼態度。要像毛澤東當年在延安聽到群眾「咒罵」時的深躬反省一樣，對大眾批評保持應有的畏懼心，深刻戒懼，及時反省，承認我們在施政治國中出現的缺點和問題，更要及時公開、勇於承擔工作中出現的嚴重失誤和責任。當今的中國，對於執政者來講，人心向背和天下得失不僅決定於各級領導「利為民所謀」，而且取決於政府部門和大型國企如何坦誠面對社會危機事件和嚴重失誤的責任。

　　第三，引導和鼓勵知識精英正確處理批判與建設的關係，真正成為民族脊樑和社會良心，進而引導社會輿論確立「積極批判、重在建設」的大眾價值取向。中國人多，多樣性、複雜性突出，近代以來經歷了太多撕裂內耗與內鬥的苦難，現在好不容易才走出東方社會一元化集權專制和西方民主多元內耗與兩極撕裂的弊端，形成一種不同於東方傳統的一元化集權專制，又不同於歐美那種多元內耗的「核心主導型」的良好社會政治結構與發展機制，使國家與社會能夠在「整體與部分」的協調中開拓進取。

　　真正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對當今中國的黨和政府，天地良心，要拋棄盲目效仿西方民主的疏離與對抗，而應該抱有一種建設性的支持態度，做一個建設性為主的「公共知識分子」。當然，做建設性的公共知識分子，並不意味著放棄我們批判和超越現實、思考和引領未來的責任，而是採取「重在建設，積極批判」的自我定位，從學術、思想和理論上為天下百姓監督執政黨的立黨為公，鞭策政府機關的執政為民，針砭社會的缺陷與弊端，並為此不阿權貴、不傍大款、不趨名利、不計得失，努力做無愧於民族的脊樑和社會的良心。▲(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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