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漢案看榨取型體制下的錢權聯盟

董潔林

最近四川富豪劉漢等被正式起訴引起世界關注。劉漢是民營企業漢龍集團董事局主席、上市公司金路集團董事長，曾擔任四川省政協常委，去年3月被逮捕。此案的黑社會性質和涉及的多重命案故事血腥，男主角與政府各級官員關係密切，以致同案起訴了數位政府官員，特別是他身後的保護傘之神秘和級別之高更是吊足了觀眾的胃口。 另外，原南京市市長季建業也於2013年10月被「雙規」，並於2014年2月初被公安機關正式立案偵查，同案也牽扯出數位商人，如金螳螂建築裝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朱興良，吳中集團董事長朱天曉等。這種官商勾結、相互利益輸送的圖畫在很多案件中都能看見，形成一個「顯赫的貪官身後有數個貪婪的商人，而一個成功的商人背後也有數個腐敗的官員」之可怖景象。在麻省理工學院教授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學教授James Robinson 合著的《國家為什麼失敗》一書中，基於對人類歷史各時期大量的案例研究，他們認為國家經濟不發達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制度造成的。他們把國家體制分為「包容型」和「榨取型」，在包容型政治體制中人們廣泛地參與政治（政治多元化），同時有較為集中的權力機構以保障社會秩序，國家精英階層的權利受到很多制約。而榨取型政治體制精英階層設計了很多方式壟斷權力和利益，並在精英之間結成一個關係網，以達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而中下層百姓則是被壓榨的對象。他們的研究發現，包容型社會人們有更多創新和創造的動力，因此經濟可持續發展，而榨取型社會一般很貧窮，即使在某個時段經濟可能發展較快但也不可持續。他們認為中國自古就是一個榨取型體制。本文開頭提及的商人和貪官勾結的案件，其實是古今中外任何榨取型體制的典型畫面。榨取型社會中一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關係」，商人們挖空心思構建自己的關係網，將大量的時間和金錢用於與當權者結成連盟，制定對這個聯盟有利的政策並在每一個項目的運作中有利自己，從而獲得獨家商業權力和超值利潤。官員們要麼和商人勾結獲利，要麼自己直接經商，用「國營企業」、「獨家特許」這樣的殼為自己謀利，形成官商一體的情景，因此下層沒有上升通道，社會沒有創新動力，活力窒息。2013年福布斯發布的中國大陸首富是王健林，他的商業王國是地產，行業性質決定他需要與政府和官員保持密切關係。他曾公開說處理官商關係的原則是「親近政府，遠離政治」。他在政治議題和政策問題上鮮少公開說話，這很好地解釋了他的「原則」。他是很多中國成功商人的典型。華爾街日報曾基於2012年胡潤中國富豪排行榜做過一份分析報道，發現中國最富有的1024個企業家中，有226位擔任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全國人大委員、全國政協委員和中國工商聯領導等國家級職務，很多其他榜上的人也在各級政治組織例如省級人大、政協等任職。這些最頂級富豪集中在地產、金融、資源、製造等幾個「關係密集型」行業，也有部分在零售業和科技業。這是一幅編織精緻的錢、權、資源相互輸送圖譜。在大洋彼岸，2013年福布斯發布的美國首富是比爾蓋茲，一位高科技創業者，財富來自科技創新和自我奮鬥。這樣的企業家不需要官員的特別「照顧」，但需要良好的政策支持和穩定公正的法制環境。因此，美國的企業家在遊說有利於行業發展的政策方面積極主動，企業和企業家個人會依法公開支持一些政治議題，並在大選的時候向與自己政治理念接近的政治家公開捐款。例如，矽谷地區的企業家常常會聯合起來向美國國會和白宮遊說一些對高科技產業發展有利的法案，這幾年一個很重要的法案是增加高科技移民配額。但除此之外，企業家們對政府的任何干預市場的行為都很反感，誰要是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和一時方便違反遊戲規則而破壞大環境，輕則受到企業家群體和媒體的譴責，重者被法律制裁。這樣的行為方式可以稱為「親近政治，遠離政府」。人類社會發展到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榨取型的體制不僅不公平，而且對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阻礙很大，很多國家都在嘗試構建一些制度在政府和商業之間建立一道防火牆以阻止官商勾結禍害社會。這道「防火牆」的成分包括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和程序化，權力部門之間的平衡和監督，合情合理的法律法規，執法系統的公正不阿，以及完善的大眾監督系統。我相信部分中國精英已經認識到這樣一種新秩序對社會的價值，一百多年來一直在尋求一種更為公平、更為包容的新制度，與中國持續了數千年的榨取性制度永別。然而，一個社會的文化形成是漫長的過程，改變談何容易。精英階層通過數千年的文化傳承發展對如何構建關係網、榨取社會中下層利益的遊戲玩得爐火純青，並且會因為恐懼失去而玩命阻礙新勢力的成長。這就是官商通吃的「紅頂商人」生生不息的基礎。從另一方面來說，中國新一代創業者已經展示了不同的行為方式。例如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高科技公司小米的創始人和CEO雷軍認為創業註冊太難，因此提出議案解決這個問題，國務院在2013年一直在推動公司註冊和年審制度的改革，最近正式推出了簡化公司註冊程序、取消註冊資本、取消年檢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這是一個企業家負責任地參與政治，而不只是附和政府的良性案例。今年的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即將召開，我們知道當會議在政治殿堂人民大會堂開幕的時候，像季建業這樣的一些去年閃亮的代表們只能在監獄中寂寞地度過，而不能在這個頂級的政治俱樂部里繼續編織權力和金錢的大網，享受萬眾矚目的榮耀了。據中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肩負立法、任命國家領導人、審批國家預算、監督政府運作等極其重要的責任。因此，被代表的廣大人民，是否應該要求他們的代表們有意願參與政治而不是「親近政府」？ 是不是可以要求代表們在當選期間全職從政，而不是一年打一次醬油？是否應該要求代表們避免私人利益和人民利益衝突？是否應該要求這些代表不僅是各行業的明星而應該具備有政治運作能力？是否應該顧慮作為被監督的政府官員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是不是應該要求「政界」和「商界」之間有一道防火牆，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當信息時代的帷幕拉開的時候，舞台上精英們的表演變得如此透明，已經沒有前台後台之分，甚至台上台下的界限也模糊了，千千萬萬觀眾心裡明鏡般透亮, 目光如炬地注視著舞台，榨取而不被制裁變得越來越不容易，建立多元、包容、共贏、共享、創新的包容型體制已經成為歷史潮流，而今天的中國離包容型的社會雖然仍有距離，但距離越來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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