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成長中的「江南因素」

[摘 要] 上海原是的一個普通縣城，自1843年通商開埠以來，在短短數十年間快速成長為中國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東亞著名之都會。在這一歷程中，租界的建立，西方的設立，這些所謂「外國的力量」無疑起著主導作用。但上海在短時期內崛起以及形成如此龐大的規模，則與周邊地區擁有的深厚資源有關。可以說，上海的成長是藉助、利用或調集了全國而主要是江南地區的各種資源（包括資金、人力、市場乃至人文資源）。這些資源在以往的社會環境中，則是構築「農業文明的基礎」，至近代被組合到上海後，才發生了變化。

[關鍵詞] 上海； 江南；關係

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上海被列為通商口岸，准允英人在這裡貿易居留。1843年，一位當過軍官的英國人叫巴富爾（George Balfour）來到上海，在縣城內租賃了一處房屋，設立領事館。作為首任英國駐滬領事，他宣布上海於1843年11月17日開埠。此距今160年。

開埠前的上海，為江南松江府屬縣，以盛產豆、麥、棉花而聞名，所產的棉布在江南區域中佔有一定位置，另一個影響是在海運上，至清乾隆、嘉慶年間已享有「江海通津，東南都會」之聲譽。據較樂觀的估計，1843年左右，上海縣城人口20餘萬，在全國排名第十二位。同一時期，江南運河沿岸的蘇州、杭州分別排名第二、五位。在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上海還不能算是中心城市，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壯縣」。

開埠以後的上海快速成長起來，在中國城市中的地位也迅速攀升：開埠後10年左右，取代廣州而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其進出口貨值佔全國進出口貨總值的50％以上；開埠後30年左右，形成內河、長江、沿海和遠洋四大航運系統，成為全國的航運中心；1895年以後，成為中國外資企業最集中的城市； 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100萬，成為中國人口規模最大的都會；20世紀30年代，上海成為全國貨幣發行的樞紐，外匯和金銀交易的總匯，當時中國所謂「四行兩局」的總部全部集中在上海。從世界都市來看，上海是遠東著名的中心，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大城市，在港口與人口規模上，1931年上海港進出船舶噸位在世界名列第七；1934年上海人口數量在世界大城市中排名第六，達到335萬。

隨著上海地位的上升，有關上海成長的動力或因素問題的討論也隨之而起。翻翻近代中外發行的各種報紙，這種討論隨處可見。集中的討論就有幾次，如1893年11月公共租界舉行「上海開埠五十周年紀念」，期間有不少外國傳教士、官員、商人發表言論，對西方人對上海所起的作用進行評論，其中英國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他說：「上海是我們高度文明和基督教對整個中國產生影響的中心」，這裡「遵照我們自己的司法和市政當局的要求，和秩序……極為美好地保持著」。很明顯，照他們看來，是「外國人的統治」創造了上海的繁榮。當然，很多華人並不這樣認為。20世紀20年代後期，中國政府要求收回租界的呼聲漸高，1930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邀請南非聯邦最高法院費唐法官（Hon. Richard Feetham）前來調查租界情形，在此背景下，上海的外僑與華商各界又就上海城市成長的主要因素髮生爭論。概括起來，有幾種觀點：1、「租界的地位」? 外國人的政治控制而產生的安全保障? 這是上海城市發展的唯一重要因素，很多外國人持這樣的看法，尤其是當他們即將喪失而又不甘心喪失在上海的特權時；2、上海所處的「優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這座大城市；3、一種比較折衷的觀點，即承認外國租界在早期政治上的安全保障，對促進資金和商業在上海的集中有其重要性，但「治外法權」一旦廢除，上海因為其地理上的有利條件和重要性，依然會保持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得到足夠的貿易資金供給。

在近代上海成長的歷程中，租界的建立，西方企業的設立，這些「外國的力量」的介入無疑起著主導作用。但同時我們認為，近代上海不是一塊「飛地」，這座城市在短時期內崛起並形成如此龐大的規模，是與周邊地區的經濟資源、人文環境密不可分，這就是本文著重要分析的「江南因素」。

一 從蘇、杭到上海：江南區域中心的轉移

江南，泛指長江以南，但由於行政建置的變化及習慣等因素，上各個時期有不同的含義。我們這裡所說的「江南」，以明清時期的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江寧（明稱應天府）「十府」為核心區域，相當於今上海市、江蘇南部及浙江一帶。

大致說來，唐宋以前的江南偏處一域，遠離中國政治重心所在的中原地區，因而也遠離政治、軍事集團衝突的核心，避免了戰爭的破壞與摧毀，地緣上的因素反使這一方人少受震蕩而享有一個長久安寧、穩定的環境。從晚唐到宋代，江南地區間也遭受戰火侵擾，但總的說來是寧靜、和平的。也就在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重心日漸南移，江南成為全國的賦稅重地。富足、安樂，使江南蘇、杭一帶漸享了「人間天堂」的美譽。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繼續在全國保持領先地位。

我們先從幾個數據來看江南在全國的地位。以承擔稅糧而言，在全國範圍內，「大抵蘇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具體地說，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國夏稅秋糧以萬石計，總共2944萬，其中蘇州府281萬，松江府122萬，常州府65萬，鎮江府32萬，應天府33萬，加上浙江布政使司（以杭嘉湖寧紹五府為主）275萬，計808萬石，江南「十府」合計約佔全國的四分之一以上。這一比重此後是有增無減。到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江南十府（含太倉州）額徵田賦為285萬石，約佔全國的31.8%（全國總計897萬石）；在徵收地丁正雜銀方面，江南十府（含太倉州）數額為427萬9790兩，佔全國的14.17%（全國總計3021萬兩）。而江南十府（含太倉州）之田地共計5659萬9410畝，僅佔全國田地總數的7.58％。

同時，江南也是全國重要的棉花、棉紡織業基地和主要的絲綢產區。在區域經濟中，松江與蘇州、太倉、鎮江沿江沿海地帶，以及南部的嘉興、杭州、寧波、紹興沿錢塘江兩岸聯成一片，形成了種棉紡紗織布的棉紡織專業生產基地。這個基地和西部環太湖一帶以植桑繅絲織綢為特色的絲織專業區遙相呼應，在傳統中國經濟中扮演著最活躍的角色。以「松江布」為例，據有關學者估算，明代後期僅松江地區的棉布年產量大致為3000萬匹，清前期則可能達到5600萬匹。清人欽善的一篇《松問》，為我們形象地描繪了當時大批商人風餐露宿，披星戴月，奔赴於長江南北、長城內外販運松江棉布的忙碌情景。此外，早在乾隆初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人們也開始經銷中國布，在貿易中他們發現廣州貨穿洗後容易褪色，而江南地區所產的棉布（他們稱之為「南京布」）則不易褪色，所以，到18世紀80年代，該公司便經常販運蘇松地區所織的紫花布到英國本土，初時數量約2萬匹，以後逐年增多，到1800年後擴大到20萬匹。除歐洲市場外，美國及南美，「亦莫不有中國土布的銷路」，特別是那時棉尚未發達的美國更是成為中國土布的重要主顧。有數據表明，乾隆六十年至嘉慶十二年（1795－1807年）和嘉慶二十二年至道光十年（1817－1830年）兩個時期里，中國棉布的外銷量相當之大，每年輸出量都保持在100萬匹以上。江南的絲綢，在海內外也享有盛譽。自宋元以來，江南一直是我國絲織業中心之一，清代在江寧、蘇州、杭州三處派設織造官員，通稱「江南三織造」。三處織造局生產的絲織服飾，起初只是滿足宮廷需要，所謂「上用」，後逐漸發展到供應朝廷對內外大小官員的賞給之用，即「官用」。「貢品」以外，民間絲織品的銷量也很大，到了近代，江南所產的絲在中國的出口貿易中仍佔據重要份額。

除糧食、絲、棉外，其它如茶、麻苧、藍靛、漆、桐、柏、竹、木、漁、鹽，在江南地區都有專業化的生產。專門的手工業生產也有很大發展。這種地域分工和行業分工，反映了江南地區生產專業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商品經濟的發達。江南是傳統中國的精華，每年要從這裡輸出大量的米糧、絲綿織品以及其它各種物產，同時，作為國家最重要的財稅來源地，朝廷的財政很大程度上依賴江南支撐。

「天下富庶莫過江浙」，明清時期江南的精華，則集中在運河沿岸。過了長江，運河自北而南，沿岸依次有鎮江、常州、蘇州、嘉興、杭州諸城市，在蘇州、嘉興之間，有河港各與湖州、松江府城相連。這些城市在全國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在江南的運河沿岸城市中，蘇州、杭州更是其中的「明珠」。

蘇州在江南區域中的地位相當重要，時有「天下四聚」之說，蘇州即為江南之「一聚」，集聚一說，主要指經濟特別是工商業繁榮而言的。那時，蘇州商賈輻輳，百貨駢闐，以高度稠密的人口支撐起來的商業也表現出空前繁榮，這方面的記載是大量的： 「四方鉅賈富賈鱗集之區，燦若錦城，紛如海市」；「閶門外商賈鱗集，貨貝輻輳，襟帶于山塘間，久成都會。」時蘇州號為「江左名區」，其聲名文物，播揚天下，且被視為主天下雅俗的地方，所謂「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海內僻遠皆效尤之。」蘇州成為江南區域的中心城市由很多因素促成：其一，是地理上的。江南地區以平原為主，這裡河網交織，港汊紛歧，卻又「湖河聯絡」，眾多的江河、湖泊、港浦形成了一張稠密的水網。這張水網把江南區域內的各個點，大至省會、府城，小到市鎮、村社，緊密地聯接在一起。水路河道的這種經絡關聯不僅是地理上的，而且也指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行政控制離不開「左右逢源」的水網，漕糧、布匹以及名目繁多的貢品也要藉助水道的運輸，商人往來、貿易的興衰更是維繫著河道的變遷，以至文人趕考、文士結社也都依賴水路進出。發達的水運為江南在空間地域上的溝通與整合創造了便利條件。在四通八達的江南水網中，蘇州無疑居於「要津」位置，處太湖之東，太湖水由江河入海，支流蔓衍，貫通江南大地，有人形容太湖是以無錫為其首，以松江為其足，以湖州為其背，而以蘇州為其胸。處於「胸」腹的蘇州，又經南北大運河，而與全國各地相連貫。其二，歷代行政建制也在不斷加固與強化蘇州的地位。在中國，行政設置對區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是重大的。鑒於蘇州地理位置的突出，歷代均較重視蘇州的建置，從其沿革來看，先後有吳郡、吳州、蘇州、中吳軍、平江等不同名稱，所轄管的地域範圍屢有伸縮，到了明清時期，蘇州府轄屬的地域基本穩定，形成了「三縣附郭而居，六邑環其外」的格局，並延續了五百年。清初，長期作為府城的蘇州，其行政級別有所提升，順治十八年（1661年），分置江南右布政使，駐蘇州。至康熙六年（1667年），分江南為江蘇、安徽二省，改右布政使為江蘇布政使司，仍治於蘇州。

江南的另一個重要城市 ? 杭州，在北宋時已是民物康阜，人煙浩瀚，蔚然而為東南重鎮。靖康之時，宋高宗駐蹕於此，改稱臨安。成為南宋都城後，杭州人口逾百萬，興盛一時，可以稱得上是十二、十三世紀世界上最繁盛的城市之一。明清時期的杭州作為浙江省會，居於大運河的南端，仍保留著江南大城市的地位，人口保持在百萬左右。

與蘇、杭等繁華都會相比，那時的上海僻處海隅，在江南城市中扮演的是「配角」角色。造成這一狀況的緣由，一方面與明清以來統治者長期實行的「海禁」 及閉關鎖國政策有關；另一方面是由於當時整個江南的與商業是以運河為中心，運河承擔了這一區域大部分的物流。在以運河為主的運輸體系中，上海處於末端。但上海具有濱江臨海的特點，這種地理上的優勢又預示著上海有著更多的發展空間。這種跡象在上海通商開埠以前已有所顯露。康熙以後沿海的「開禁」，作為江海交匯的港口城市，上海的商業貿易有了一定發展，到嘉慶年間，在所修的縣誌中這樣寫道：「上海，為華亭所分縣，大海濱其東，吳淞繞其北，黃浦環其西南。閩廣遼瀋之貨，鱗翠羽集，遠及西洋暹羅，歲亦間至。地大物博，號稱繁劇。誠江海之通津，東南都會。」以「江海通津，東南都會」來描寫一個縣城，這在那個時代是不多見的。其間雖不排除有文人誇張溢美的成份，但確也部分道出乾嘉時期隨著海禁的開放，上海因港興市、商貿發達的事實。作為對運河的「補充」，上海作為沿海港口，還具有的另一種意義是：當運河殘缺，它可以起到一定的「彌補」作用。道光初年，南北大運河一度梗塞，河運漕糧陷入癱瘓狀態，從而影響到京師及北方地區的貨物供應。道光六年（1826年），清廷設海運總局於上海，僱傭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數十艘，分兩次裝載蘇省漕糧160萬餘石至京城。

上海這個中國的天然良港，其地理上所具有的優勢真正被發現還是西方人。但是，西方人知道上海，已是很晚。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東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號」來到之前，很少有西方人聽說過上海的名字。而就在1832年以後的十年間，才使西方人真正意識到上海的重要性。這些西方人為這遲到的發現表現出異常的驚訝。從「阿美士德號」船員胡夏米他們的報告，以及此後一些到過上海的商人、傳教士的評論中，這是再清楚不過了：上海這一地區「在對外貿易中所擁有的特殊優越性，過去竟然未曾引起相當注意，是十分令人奇怪的」。「上海雖然只是一個三等縣城，但卻是中國東部海岸最大的商業中心，緊鄰著富庶的蘇杭地區，由此運入大量絲綢錦緞，同時向這些地區銷售各種西方貨物」。他們認為：「上海的貿易即使不超過廣州，至少也和廣州相等」。以後的進程，便是大家所熟悉的，1840年英國人以鴉片為事端，挑起戰爭。次年，繼攻陷江南的定海、鎮海、寧波、乍浦後，折入吳淞口，克上海縣城，旋沿江而上，直逼鎮江、南京，企圖阻斷江南與北京的聯繫，在帝國的「要害部位」給清廷以致命一擊。清政府經受不了這樣的打擊，遂於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在該條約中，上海被列為開放的五處口岸之一。

從地形上說，上海位於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的焦點，又是中國南北海岸線的中心，具有廣闊的經濟腹地，這是中國其它任何一個港口都無法匹敵的。西方人選擇上海，是基於它在地理上所具有的優越條件，這正如英國人福鈞（Robert Fortune）所說：「就我所熟悉的地方而論，沒有別的市鎮具有像上海所有的那樣有利條件。上海是中華帝國的大門，廣大的土產貿易市場。……內地交通運輸便利，世界上沒有什麼地方比得上它。……不容置疑，在幾年內，它非但將與廣州相匹敵，而且將成為一個具有更加重要地位的城市。」這是相當富有預見性的。在上海享有了與廣州同樣的貿易機會之後，其貿易量急速上升：1846年，上海出口貨值僅佔全國總量的16％，五年後，其所佔的比重達到50％。到1863年，上海口岸的進出口總值為100,189,564兩，而廣州僅為6,046,365兩，不及上海的十五分之一。

緊鄰富庶江南的上海，隨著租界的開闢與西方企業設立而在對外貿易上佔據優勢。開埠初期的上海，在進出口貿易、港口發展等方面顯示出勃勃生機，洋場的繁華表面上也能蘇、杭相媲美。然而，一個城市的壯大，特別是作為中心城市，不僅僅體現在一些經濟指標上，傳統江南的中心城市仍以其深厚的基礎（經濟的、人文的）保持著它們應有的地位，吸引著大量人口，這至少在上海開埠之初的十多年中是如此。江南區域中心從蘇、杭轉移到上海，有一個漸進過程，而19世紀50、60年代中國時局的變動，特別是太平天國運動無疑加速了這一進程。

太平天國起源於廣西，1851年（咸豐元年）金田起事後，從西南經兩湖東來，一路狂飆，勢如破竹，於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改名天京。此後，太平軍掃蕩江南，相繼攻佔杭州、常州、無錫等城池，後又攻破蘇州，並以蘇州為省會建立蘇福省。期間，清軍在江南與太平軍進行了較長時間的拉鋸，戰火四濺，硝煙瀰漫。直至1864年（同治三年），江南地區才被被清軍重新控制。長達十年的戰爭，使人煙一向稠密的江南地區荒涼不堪，除上海因有租界的託庇，未受到戰爭的破壞外，其他江南城市幾乎無一例外遭受到史無前例的摧殘，很多城鎮在戰火中變為廢墟，廬舍化為灰燼。另一方面，戰爭引發了難民潮。「太平軍之發難，其初外人亦嚴守中立，故租界因得圈出戰線之外。於是遠近避難者，遂以滬上為世外桃源。」太平軍攻克南京後，江浙一帶富戶豪右就開始了向上海避難的歷程。此後隨著太平軍向上海的逼近，蘇錫常、杭嘉湖先後為起義軍所克，江浙人相繼掀起了一股向上海急速流動的大潮流。短時間內上海人口猛增，1860年僅在英美法三租界內的華人就增至30萬，到1862年更猛增達50萬。流寓的人群之中，有不少是擁有大片田地房產、挾資萬貫的富貴之族。江南內地人口大量損失，或死或逃，極大地破壞了江南原來的經濟秩序。

此消彼漲，上海因有租界之設，湧進了大量人口。戰爭引起了區域內城市格局調整與變動，有一位研究近代杭州城市發展的學者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

從19世紀中葉開始，杭州受到一系列負面影響，最終導致江南地區城市中心等級的重新調整。首先，杭州喪失了在以京杭大運河為南北命脈的古老商業網路中的戰略地位。1853年，太平軍佔領江南時，封鎖了大運河上的交通運輸。為此，清朝廷和商人只好發展途經上海的海上運輸。其次，太平軍和清軍的戰鬥，加速了杭州衰落的命運。19世紀60年代初，太平軍摧毀了杭州城，城市人口從一百萬驟減至二十萬。重要的是，杭州衰落之日，正是上海崛起之時。得益於破壞杭州繁榮的上述兩個因素，以及在對外通商的刺激下，上海，從過去的集市小鎮，迅速發展成為大都市。

豈止是杭州，另一個中心城市蘇州也在急速衰退。應該指出，人口消長與一個城市的盛衰有一定關係，但大量人口的流入未必能造就一個近代的都會。中國歷代的農民戰爭，也引起一些城市人口的急劇膨脹，然而，其結構卻沒有發生絲毫變化。而19世紀中葉太平軍衝擊江南，對上海的意義就不同了。這時候的上海，已是一個開放的通商口岸，一座新興的城市正在由於西方經商企業的設立而誕生。太平天國的衝擊，加速了運河沿岸城市蘇、杭一帶的衰落。在這一過程中，江南區域內大量人口、資金以超常速度湧向上海，促使這個通商口岸的快速成長。

二 江南資源對上海近代化的貢獻

研究上海城市的成長軌跡，可以發現，它首先是「以商興市」，嚴格地說，是在外貿帶動下才引發了其它一系列的變化。在上海開埠之初20年的貿易中，從上海出口貨物的品種、數量、價值（見下表）中，就十分清楚地看到江南的經濟資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資料來源：李必樟譯編：《上海近代貿易經濟概況（1854－1989）》（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彙編），上海社會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51、79、94等頁；黃葦：《上海開埠初期對外貿易研究》（1843－1863），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150－153頁。註：兩書數據如有所出入，則據《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989）》（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彙編）。

1864年，蠶絲、棉花、茶葉、雜貨諸項出口總值為26,256,484兩（按每兩兌6先令8便士折計，為8,752,161鎊）。據海關報告，在當時上海的整個貿易中，英國佔了八分之七以上。這裡需要指出，棉花與棉布的出口與美國內戰有密切關係。1863年，由於美國內戰的延長而產生的原棉出口貿易值達到8,267,788兩；而隨著美國恢復和平後，1864棉花的貿易量大減，降至6,568,901兩。這說明上海市場開始與國際市場發生密切聯繫。

絲和茶葉是上海的主要出口商品，而其貨物來源主要是江南地區。以生絲為例，有輯里絲、大蠶絲之分，輯里絲中又細分1號、3號、3號普通、4號普通、4號中級、4號低級，4號捻絲等，其價格不等，按1855年國際市場上的行情，輯里絲1號每包在330－350元，而4號低級絲在215－290元，大蠶絲中的2號絞絲最低僅售165元。所謂的「輯里絲」主要產地在以湖州為中心的南太湖地區。清代前期，由於受清廷的貿易限制，湖絲主要經廣州出口。上海通商以後，湖絲大量經上海出口，其貿易量逐年上升，據馬士（Hosea Ballou Morse）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的數據：1845年，6,433包；1846年，15,192包；1848年，18,134包；1858年，達到85,970包。上海開埠初期，湖州商人依靠經營絲綢累積起萬千財富，出現了所謂「四象八牛七十二條小狗」的稱號。他們在上海也是一股重要力量，像「八牛之一」的陳煦元：「我國出口以絲為大宗，而洋商來華貿絲實繁有徒。煦元僑滬數十年，為絲業領袖，能通譯西語而出於誠篤，中西絲商倚之為長城。」之後，無錫商人也大量經銷絲業，他們常常在春夏二季，於當地設行收買鮮繭，烘焙至乾，售於絲廠，再由絲廠繅絲，銷運出口，「其集散之場，亦在上海。」

近代上海城市就是從出口江南地區的大量物產起步的。在滾滾的物流後面，挾裹著大量人流。上海一埠，「論其商品，進口貨以棉紗棉布石灰為大宗，出口貨以絲茶為大宗，上海集印度、日本、英國之棉紗，銷售於沿江沿海各埠，集全國之棉花土布，銷售於國內外，……集蘇閩皖浙贛湘鄂等省之茶，銷售於英、俄、法、德、奧、美及日本、朝鮮，故江蘇各地商人，無不與上海有關係」。整個江南地區商業的格局大變，由原來以運河為主而轉向以海運為主，上海成為江南貨物集散、貿易的中心，「小賈收買交大賈，大賈載入申江界。申江鬼國正通商，繁華富麗壓蘇杭。」上海迅速成為中西商人云集的地方。

近代上海，為商業之都。按一種說法，在滬的華商約有13個大幫，傳統的「江南十府」商人就占其一半，具體是：寧波幫，人數逾10萬，勢力雄厚，多業洋貨；紹興幫，人數約3萬，多營錢業與酒店；杭州幫，業絲綢之業；錫金幫，營絲業；鎮江幫，營錢業銀行綢業。商人的進出，攜帶著大量的資金，這為上海近代的發展、城市建設提供了必要條件。在上海從早期單一的進出口貿易向工業、商業等功能城市轉變的過程中，江南商人又起了重大作用。在杜恂誠所著《民族資本主義與舊中國政府（1840－1937）》一書，附有「歷年所設本國民用工礦、航運及新式一覽表」，從各行各業創辦人的統計中，就發現在上海設立的多數企業為江南人所開辦。另一位學者陶水木則就浙江商幫與上海經濟近代化關係撰寫了一部著作，他以大量的資料說明，上海城市近代化與浙江（主要是寧紹杭嘉湖五府）商人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這裡引用他的幾個數據：1934年，上海共有絲廠97家，已知經營者籍貫的90家，其中浙江人經營的有58家，佔64.4％；1911年以前，上海的造紙業為浙江人所獨營；1912－1926年，資本在1萬元以上的上海制約企業15家中，浙江人創辦的有9家。在金融業領域，浙江人的實力更強，到1935年，浙江幫的資本額達到1150.2萬元，占上海錢業資本總額的74.63％；銀行業中，浙江幫以「南五行」（指中國銀行上海分行、銀行上海分行、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和寧波系三行（指四明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中國墾業銀行）為核心，1933年，上述幾家銀行在中國28家重要銀行的實收資本額與存款額分別佔到30.3％和54.5％。這些數據都是從規模與總量中反映出江浙人在上海城市中的地位。

在講到經濟資源時，人口、勞動力又是一個重要方面。上海是一個移民城市，關於各地人口向上海集聚的背景限於篇幅，這裡不作贅述。近代上海城市，某種程度上說是一個集合城市，有幾大部分組成：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華界，而華界又分若干區域。公共租界是上海城市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它的人口數據很能反映各地人口的構成。由於當時籍貫一般以省級行政區劃分，我們不能拿出具體「江南十府」在上海所佔的人口比重，姑以「江浙人」統計。1885年，在公共租界的江蘇籍人為39,604，浙江籍為41,304，計80,908，其時公共租界中的華人總數為109,306，江浙人佔74％。1900年以後的情況，見下表：

資料來源：參見鄒依仁著：《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頁。註：公共租界的人口總數中未包括外國人。

從1900至1935年，在公共租界中，除1920年前後，江浙籍人口佔總人口不足80％外，在正常情況下，都在80％以上。在1920年各地來滬人口籍貫構成中，廣東、安徽、山東、湖北、福建、河北、河南等地較前些年有明顯增加。在華界，人口籍貫構成統計情況：1930年，江浙人佔總人口的85.54%；1935年，佔83.46%。到1949年，上海全市口籍貫構成統計情況：上海本地750,855人，江蘇（包括南京）為2,393,738人，浙江為1,283,880人，上海全市人口合計4,980,992，其中本地及江浙籍貫的人約佔總人口的88.91％。從上海人口的籍貫構成中，清楚地顯示上海首先是「江浙人」的上海，江浙人自上海開埠以來一直構成其城市人口的主體。作為中國近代華程度最高的上海，其勞動力大軍當然也是以江浙人為主的。

絲、茶、棉花土布等貨物的巨額交易、龐大的勞動力市場、充足的資金來源，江南的這些資源在中國以往的社會環境中，是構築「農業文明的基礎」，至近代被組合到上海，才發生了變化。應該指出，這種變化確實是在租界開闢、西方經商企業設立的背景下發生的，在「歐美方式」的導引下，這些被組合到近代上海的江南地區的經濟資源，直接促成了上海的成長，從貿易港口到航運中心，再由工業基地、金融中心而壯大為多功能的大都會。

三 江南文化與近代上海城市的關係

上海是近最大的中心城市，在以往的研究中，從事經濟研究的學者較多從經濟現象、經濟發展因素中去解析上海成長的歷程，而很少有人關注傳統江南人文資源對上海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江南有著悠久的，熊月之先生曾將江南一帶文化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具體地說，第一階段，六朝以前稱吳越文化；第二階段，六朝以降至近代以前，稱江南文化；第三階段，鴉片戰爭以後，隨著上海的開埠與崛起，稱上海文化。從長時段看，作為一種區域文化，江南地區的文化在不同歷史時期既有一以貫之的基因，也有因時而異的特點。

明清時期的江南文化，產生在中國社會經濟最為發達的江南地區。作為近世中國一種較成熟、較具活力的區域文化，江南文化在許多方面表現出它的特點。這裡，特彆強調二點：第一，江南人文民風中的「多勤」。所謂多勤，就是勤勞、敬業，這一地區農業、手、商業等都因「多勤」所創造的物質財富而興盛，並供養著億萬之民。江南人辛勤勞作，習以為常，「至有終歲之勞，無一朝之餘，苟免公私之擾，則自以為幸，無怨尤者」。一部府志專門提到婦女的辛勞：「饁餉外，耘獲車灌，率與男子共事，故視他郡雖勞苦倍之，而男女皆能自立」。這是江南地區長久以來能在中國社會經濟中持續保持領先地位的一個重要因素。當「多勤」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行為習慣時，會對經濟發展產生很大的推動作用。

第二，江南重商，崇尚物質享受，公開言利言色。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發達，市民文化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反映在追求聲色貨利、張揚人性的小說、傳奇、歌謠、戲曲長盛不衰。蘇州人馮夢龍的《三言》，與湖州人凌濛初的《二拍》，這一批言情小說多出在江南，出自江南文人的手筆。崇尚物質享受，與江南「少儉」的風尚有很大關係。所謂少儉，就是不注意節儉。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江南地區奢侈之風的形成創造了一定條件。作為東南一大都會的蘇州，在奢華方面亦為領風氣之都會。其奢豪之風，「始則富貴之家行之，繼則輿台賤隸稍有資財者行之，甚或極貧之戶，家無擔石儲，虛而為盈，百計營求，尤而效焉。」蘇州由此而成為「奢靡為天下最」的城市。與奢靡成風相對應，江南人講究新奇，其行為亦多逾分越矩。以服飾為例，歷代官方對民間多有限制，如規定服飾不許用黃，不得僭用金綉、錦繡、綾羅等，靴不得裁製花樣、金線裝飾，首飾、釵、鐲不許用金玉珠翠，等等。但江南地區卻時有「突破」，其服飾的紋飾經常出現團龍、立龍等龍形紋飾，逾越名分。婦女的飾物，首飾以金銀為美，鐲環必珍珠寶石，以貴為美，以多為勝。富裕之家如此，貧苦人家也被捲入這股風潮，「不論貧賤富貴，在鄉在城，男人俱是輕裘，女人俱是錦繡，貨物愈貴，而服飾者愈多」胥吏、倡優等下層人士競相效尤。時人以布為恥，綾緞綢紗，爭新色新樣。即使僻處海隅的上海地區，隨著商貿氣氛的日漸濃重，商人的消費方式、生活形態被極大地張揚，奢靡之風漸而在整個區域瀰漫開來，「近者海人雜處，居游服饌頗近於奢。」衣食住行，誇富斗靡，風尚日趨奢侈，此風沿及近代。上海闢為通商口岸之後，五方雜處，時式衣履更隨處可見。而外僑的到來，夷裝夷服的出現，讓人們在穿著上有了更多的行頭花樣更換，使江南自明清以來形成的「服尚新奇，衣必華鮮」的習俗得以進一步張揚。

上海開埠，西方人進來 ? 「這是中國第一次接受和吸取了十九世紀歐洲的治外法權、炮艦外交、外國租界和侵略精神的經驗教訓」的一個城市。美國學者羅茲·墨菲指出：就在這個城市裡，「勝於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視法規的、的、工業發達的、效率高的、擴張主義的」西方文明與「因襲傳統的、全憑直覺的、人文主義的、以農業為主的、效率低的、閉關自守的」中國文明走到一起來了。「兩者接觸的結果和中國的反響，首先在上海開始出現，現代中國就在這裡誕生。」這位西方學者對於中國文明的評價是否允當姑且不論，而他的後一句話則揭示了部分實質。另一個問題，雖可用「中國文明」統而言之，然中國幅員遼闊，東西南北各地之情形、習俗相差甚大，如江南文化與北方的齊魯文化、燕趙文化在許多方面就大異其趣，而與長江中上游的巴蜀文化、荊楚文化，以及南方的嶺南文化等也都顯示出較多的不同。當然，西方文明也不能籠統而言之。所以，我們更願意說西方人到上海，更多是與中國文明中的江南文化相接觸、相碰撞、相交融。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我們在這裡僅就傳統江南文化中的某些要素與近代上海城市發展關係作簡單的歸納，著重談幾點。

一、江南人文傳統中的講技巧、重知識，讀書風氣盛行。自宋元以來，在漫漫歷程中，江南一帶讀書氛圍始終濃重，人纔則從來沒有凋零過。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當然，人才的含義、知識的形式在各個時代表現有所不同。在以科舉取士、強調「學而優則仕」的時代里，人才概念主要是指科舉人才，科舉成為衡量一地人文發展狀況的一項重要指標。江南地區科甲興盛，史稱人文薈萃。在何炳棣先生所列「明代科甲鼎盛的府」與「清代科甲鼎盛的府」兩表中，江南十府都佔據顯要地位。明代科甲鼎盛的13府中，江南佔7府，分別是紹興、蘇州、常州、寧波、嘉興、杭州、松江等府，其中紹興、蘇州府中進士總數為977、970人，位列第二、三名；清代科甲鼎盛9府中，江南佔6府，分別是杭州、蘇州、常州、紹興、嘉興、湖州等府，而杭州、蘇州兩府所中進士數為1004、785人，排名第一、二位。另據不完全統計，明清兩代，蘇州地區共出過4000多名舉人，1500多名進士，其中狀元近30位，約佔全國的1/6。至於生員，其總數更無從統計，一般縣份估約在千人以上，特別是蘇松一帶鄉鎮在「科第記錄方面異峰突起，不讓郡城縣邑，可見科舉已深入江南社會基層」。

科舉時代，江南人讀詩書、念五經，追求功名，江南也成為那個時代著名的「科舉之鄉」，中進士、出舉人，為國家輸出了成批成群的官吏，他們宦轍各地。科舉人才的興盛，從一個角度反映了江南文化事業的發達與繁榮。北宋范仲淹在蘇州創辦州學，當時號為天下之最。以後書院興起，無錫東林書院、蘇州的紫陽書院、正誼書院、杭州紫陽書院、江寧尊經書院等，歷來都由名儒碩士主持，在海內外頗有聲譽。家學、私塾遍布城鄉，因而培育出不少才智之士，其中一些人是在科場之外立身揚名，作出大成就。

至了近代，江南地區這個曾經孕育了數以千計的進士，魁首接踵而出的全國著名的科舉鼎盛之區，則日漸式微。清代大致以光緒年間為界，前期江南人熱衷科舉，故中進士人數很多，以後興趣逐漸轉移。幾個數字很能說明問題，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以後，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屆會試、殿試）止，十年間，蘇州一府中進士者僅26人，且無一人能進入一甲三名。這與他們的前輩在科考場屋取得的輝煌相比，黯淡遜色許多。抽取康雍乾時期的其中10年，從康熙九年（1670年）至康熙十八年（1679年），蘇州府共有57人中進士，其中進入一甲三名者6人，並出了3個狀元。蘇州文人近代以後不顯於科場，很大一個原因是在時勢發生變化後，文人志趣有所轉移，於是，人才出現了新的流向。像王韜這樣的蘇州文人，原先所讀之書，「不過經史諸子與歷朝諸君子文」，考取秀才後本欲「刻意嗜古，有心著作」，或去科舉名利場上搏個好功名。然而，到了上海以後，來到英國教會所辦的墨海書館，見到洋場的繁華，頓然震驚，深感於西人之強，從此有了學習西方、改革中國的思想。越來越多的江南知識分子已不再重蹈「學而優則仕」的老路，逐漸遊離於科考場屋，根據社會需要，選擇新的職業。

近代上海是一個充滿競爭的社會，節奏加快。面對這樣一個講究效率、因時而變的社會，江南文化中的重商、敢於衝破傳統、多勤、敬業、重技巧等因素又有了用武之地。寧波商人、紹興商人、湖州商人及江蘇無錫幫、鎮江幫、吳縣的洞庭幫等在上海顯赫一時，王韜、馮桂芬、薛福成、馬相伯、馬建忠、李伯元等在近代思想文化領域大放光彩，甚至江南地區文人喜好天文、歷算的傳統，也在近代中國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翻一翻《疇人傳》的晚清部分，便會發現，江南地區的數學家、天文學家、化學家成串湧現。另據最近的一份資料顯示，全國兩院院士籍貫以地區統計（2000年數字），前十個地區的排列分別是：上海（84位）、蘇州（83位）、寧波（70位）、無錫（65位）、福州（49位）、紹興（45位）、常州（43位）、杭州（41位）、北京（36位）、嘉興（30位）。除福州、北京之外，其餘8個地區都是在「江南十府」中。崇尚讀書，勉力於學，在江南文化孕育下的這種氛圍經久而不衰。

上海在短短的一個世紀中，一躍而為中國特大城市，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才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考上海人才，相當部分來自江南地區。我們無法知道，近代上海共有多少人來自江南地區，但我們知道，涌到上海的眾多移民中，江浙人是主體，佔總人口80％以上。上海作為新興的都會，發達的工商業為江南才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與空間，進學堂、搞教育，做買辦，開銀行，辦實業，上海的各行各界，都活躍著來自江南各地的人士。上海江浙人群中，很大部分深受江南文化影響。我們還知道，「阿拉」上海話的結構中，大抵均蘇州、寧波等混合之語言，蘇州語系佔75％。這又是江南文化影響力的重要表現。

二、重商的傳統。前面，我們提到江南各地商幫在上海極為活躍，這不是偶然的，而與江南長期存在的重商傳統有關。近世江南地區的商人日漸活躍，大而言之，此與江南商品經濟發達的大背景分不開。宋代以後，棉、絲、鹽、茶等在江南經濟中佔有相當高的比例。明代江南業已形成多樣化、商品化和專業化、並有著充分市場機會的經濟結構。在這裡，商人活躍，商業氣氛濃重，商人的地位也很高。另一方面，在江南文化的人文傳統中，對商人也比較寬容，對經商活動有豁達之理解。明代蘇州有個叫施槃的，乃正統四年（1439年）狀元，他曾為吳縣東山一位富商寫過阡表，其中發表的一段話便頗具有代表性：「近世士夫言及泉貨之屬，則以為鄙，若有不屑為者。及觀洪範八政，則以食貨為先。子貢論政，則以足食為首。《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至則財匱少』。後世惟太史公如此，故於貨殖傳若白圭富國，……無不具載。然後知泉幣貨殖，亦有國者之當務也。」「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這些都是衣食之源。施狀元引經據典，言之鑿鑿，極有說服力，指出士風世俗之於商業的偏狹習風，而與明代士大夫階層中普遍存在著鄙薄商賈的傾向形成鮮明對照。

在江南很多地方，士、商關係融洽，讀書業儒，與經商行賈之並行不悖，這還可以從儒、商角色的轉換中得以解釋。翻翻江南一帶的家譜族牒、方誌中的人物傳記，時常可以讀到大量有關「棄儒服賈」、「棄舉子業，慨然以四方為志」，「輟學治廛市業」的記載。清代蘇州的王維德在其筆記中這樣寫道：「子弟弱冠，而不能業儒，即付以小本經營，便知物力艱難。迨其諳練習熟，然而付託親朋，率之商販，則子弟迫於饑寒者鮮也。」在業儒與從商，士與賈的選擇上，江南人採取了比較寬容的態度。亦儒亦商，棄儒經商，許多江南商人都有一段習儒的經歷，這本身便很難將儒與賈、士與商截然分開了。

近代上海社會重商，追求奢華，高消費，張揚個性，公開言利言欲言情言色。從這些屢被學術界討論、或褒或貶、莫衷一是的現象背後，我們也能看到傳統江南文化的影響。

近代上海五方雜處，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城市，其吸納各地人口之眾，為歷朝任何一個中國傳統城市所無法相比。然而，涌居到上海的眾多移民人口中，占相當數量的還是鄰近江浙人，他們構成上海居民的主體。在江浙人群中，很大部分即深受了「江南文化」的影響。在十里洋場，處於一個新的環境，多勤、敬業的江南人與其它區域甚至其它國別的人一起，共同生活、共同闖蕩，為近代上海成長發展作出了他們應有的貢獻。

上海從「長江三角洲地區魚米之鄉」的那個社會模式中遊離出來，成長為世界的一個著名商埠。對於長期處於封閉狀態下的中國，近代上海被賦予了許多象徵意義。開埠開放，十里洋場，上海作為向西方學習的「窗口」，在近代起到了它的作用。「東方的巴黎」、「西方的紐約」，上海成了中國乃至東亞地區「西化」、「國際化」的都市代表。面對這樣一個特色如此彰顯的城市，它與「本土」有機相連的部分或內容自然會被有意無意地掩藏起來。我們以上海成長與傳統江南之關係為題，從幾個方面簡要論析上海發展中的「江南因素」，可以說，近代上海的成長是藉助、利用或調集了全國而主要是江南地區的各種資源（包括資金、人力、市場乃至人文資源）。這些資源在以往的社會環境中，是構築「農業文明的基礎」，至近代被組合到上海後，才發生了根本變化。

將時段拉長，進而從整個區域經濟發展來審視。明清時期，作為全國的賦稅重地，無論是糧食、棉花棉布的北調，還是稅銀的徵收，江南都佔了相當大的份額。清嘉慶年間，江南十府額徵田賦約佔全國的31.8%，在徵收地丁正雜銀方面，江南十府佔全國的14.17%。同時，江南又是全國絲、棉等手工業的重要基地。到了近代，受西方勢力的影響（其背景就是工業化、城市化），江南等地的資源向上海高度集中，引起上海在全國份額的急劇上升。到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上海在全國經濟中已經處於絕對的中心地位：上海的進出口貿易總值1921年為636,042千關兩，佔全國的41.6%，1936年達588,868千關兩，佔全國的55.56%。工業方面，據1933年的統計，上海工廠數占當時全國12個大城市工廠總數的36%，資本總額佔全國12個大城市總數的60%，這些工廠的生產凈值佔全國總值的66%。方面，上海除集中了28家外資銀行外，還有數十家華資銀行設在上海，當時中國「四行兩局」的總部或總管理處都集中在上海。上海的金融門類品種齊全，又是全國貨幣發行的樞紐，外匯和金銀交易的總匯。1936年，全國銀行、錢莊、信託公司資本、公積金、存款和兌換券多項可運用資本合計為68.4億元，上海一埠就達32.7億元，佔總數的47.8%。如此規模，如此格局，有人認為這是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畸形發展的結果。但從明清以來整個江南區域發展的態勢來看，從江南支撐上海這一角度來說，上海在全國所佔的份額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1949年以後由於國家政權性質的變化，複雜的國際國內因素，上海城市發展的外部環境、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乃至文化特點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儘管上海繼續保持中國最大工商都會的地位，但在全國所佔的經濟份額總的說來呈下降之勢。另一方面，江南的其它城市如杭州、南京、蘇州、寧波、無錫、常州、鎮江、紹興、嘉興、湖州等，與近代相比，卻有了飛速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這些城市的規模與經濟總量均十分可觀，並保持著強勁的發展勢頭。江南區域內的城市格局、經濟資源等又面臨著一次重組與整合。這就是現在大家談論較多的江南或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群、城市帶的發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