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監察機關——御史台

唐承隋制，置御史台，為全國最高監察機關。設御史大夫1人，正三品。《新唐書·百官志》云：「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唐會要·御史台》云：「正朝廷綱紀，舉百家紊失」。在隋朝及唐初，御史台只管揭發，並且只要根據傳聞即可奏劾，不需要什麼證據，更不受理訴訟，這就是《通典·御史台》所說的「但風聞彈事，提綱而已」。唐太宗非常重視御史台的作用，他要求三省和御史台官員各盡其責，真正起到互相檢查的作用。《貞觀政要》卷1記載他對大臣說：隋朝所以二世而亡，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皇帝「不肯信任有司，每事皆自斷」，結果群臣有意見都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而他自己則要「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事」，凡事都要交給有司商量，然後經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才能上奏施行。他為了充分發揮御史台的監察職能，貞觀元年（公元627年）規定：凡是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官吏入閣議事，都要有諫官隨同，有不當的隨時進諫。御史台的地位由此提高，對於糾正官吏的違失起了一定作用。貞觀以後，御史台也受詞訟，並且設置了「台獄」，《新唐書·百官志》說：「凡冤而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有制覆囚，則與刑部尚書平閱」。對於百司不法事件，「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在糾舉之前，往往要「推覆理盡，然後彈之」。

御史台的次官，唐初依隋舊制，稱治書侍御史中丞，高宗李治即位，因避帝諱，改稱御史中丞，正五品下。《唐會要》「御史大夫」條云：由於「大夫秩崇，官不常置」，故實際上以「中丞為憲台之長」。

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改御史台曰「憲台」，大夫曰「大司憲」，中丞曰「司憲大夫」。武后文明元年（公元684年），改御史台為肅政台。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分左右台、左台知百司、監軍旅；右台察州縣，省風俗。不久，又命左台兼察州縣。兩台每年派使者八人，春季稱為風俗，秋季稱廉察，以四十八條監察州縣官員。唐肅宗至德以後，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為之，謂之「外台」。東都洛陽設留台，有中丞1人，侍御史1人，殿中侍御史2人，監察御史三人；元和後，不置中丞，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主持留台事務，而三院御史也不常備。

在御史台內設有三院，即台院、殿院、察院，分別由侍御史（從六品下）、殿中侍御史（從七品上）、監察御史（正八品上）居其職，合稱「三院御史」。其中侍御史6人，掌糾舉彈劾百僚，推鞠獄訟、知公廨等雜事。所謂推鞠獄訟，是指對被告發官員進行審理，這主要是「制獄」，即皇帝親自命令辦理的案子。彈劾指按朝廷行政法規指控官員的不法行為。知公廨雜事是指處理台內日常雜務。這一職務一般由資格較老的人擔任，稱為「雜端」，殿中監察職掌進名、遷改及令史考第，台內一切事務由他專決，所以也稱為「台端」。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以侍御史直接處理台內事務，「雜端」的權力就減少了。殿中侍御史9人，從七品下，《大唐六典》謂「殿中侍御史，掌殿廷供奉之儀式。每朝，與侍御史隨仗入，位在中丞下，給事中、中書舍人後」。意思是說在朝廷的重大典禮活動中，負責糾察殿廷供奉儀式，包括典禮的服飾、祭祀和皇帝巡省的大駕鹵簿及一應文物的準備情況。監察御史15人，正八品下，主要任務是分察百僚，凡獄訟、軍戎、祭祀、營作、太府出納諸事並加監察。兼管朝堂左右廂及百司綱目。《大唐六典》說：「開元七年三月敕，並令隨仗而入，不得供奉，位在尚書員外郎後」。唐代分全國為十道，派監察御史巡按，每道以判官2人為助手，若事務繁忙時則加支使。其任務有六：一、察官員善惡；二、察戶口流散，籍帳隱沒，賦役不均；三、察農桑不勤，倉庫減耗；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為私蠹害；五、察德行孝悌，茂才異等，藏器晦跡，應時用者；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貧弱冤苦不能自申者。此外，凡打勝仗時對將士論功行賞，以及對屯田、鑄錢、嶺南、黔府官員的選補，也視功過糾察。開元中，兼巡傳驛，至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代宗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號館驛使。監察御史還分察尚書省六部，德宗興元元年（公元784年），以第一人察吏部、禮部，兼監察使；第二人察兵部、工部，兼館驛使；第三人察戶部、刑部。歲終評議殿最。

總之，三院御史共司監察，又各有側重，構成一個嚴密的監察體系，被封建王朝用來監視百官，為鞏固專制皇權服務，所以他們被稱為「人君耳目」。新舊《唐書·酷吏傳》中所寫的酷吏，很多是御史台官員或曾在御史台任過職的官員。特別是武后統治時期，其酷吏政治的推行是與御史台的加強分不開的。

唐代以御史糾彈百官，太宗時期，為了鼓勵御史講話，凡糾彈失真，也不予追究。開元十四年（公元726年）以後，宰相以御史權重，建議彈奏先白中丞、大夫，復通狀中書、門下，然後得奏，這樣，御史糾彈的正確與否便受到三省的制約。所以《舊唐書·職官志》在談到僕射的職掌時說：「御史糾劾不當，兼得彈之。」《新唐書·百官志》也說：左右丞「掌辯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劾御史舉不當者。」這說明御史的彈劾制度已逐漸完善了。

唐代御史品秩並不高，但職位卻很清要。《唐會要》卷60「侍御史」條記載武德時，李素立丁憂，按規定應當免除官職，歸家守孝，但唐高祖李淵特敕有司「奪情」（即免於守制），授予七品清要官。主管部門擬授雍州（首都所在地）司錄參軍，李淵認為「此官要而不清」。又擬授秘書郎，李淵又說，「此官清而不要」。後來改授侍御史，李淵才滿意。從此一例，足以說明御史地位之重要。正因如此，唐代御史的選拔都比較嚴格，一旦身居其位，遷轉也比較迅速。《新唐書·選舉下》記載唐憲宗元和時，規定官員考遷的辦法，一般是四考或五考，最少也要三考（每年一考）才予以改遷，但侍御史只要13個月，殿中侍御史18個月，監察御史25個月就可改遷。

中唐以後，凡藩鎮跋扈的地區，御史難以履職。其他藩鎮州縣內，御史的糾彈之權也往往委派度支、戶部、鹽鐵三司巡院官及諸道幕府判官中帶御史憲銜者兼任。在中央，凡是宦官把持的機構，御史不得觸犯，前往巡視的御史甚至遭杖罰流配。據《舊唐書·元稹傳》記載，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元稹任監察御史時，他乘出使機會，了解民眾疾苦，訪察官吏不法，彈奏原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擅自沒收轄內將吏百姓家產，又於兩稅外另加征錢、米、草等。朝廷中支持嚴礪的宦官將元稹分務東台。元稹被調離京師後，又彈奏了數十件不法之事。河南尹房式違法，元稹按照過去的辦法，一面向朝廷上表，一面叫房式暫停職務。與元稹有矛盾的人，便責備他擅奏。朝廷因此罰元稹一季俸料，召還西台。行至敷水驛，宦官違犯規定，與元稹爭宿驛舍的正廳，擊傷元稹。憲宗不但不懲辦宦官，反把元稹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在這種情況下，御史台的監察職能已經不可能得到正常的發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