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語學習的盲點

外語學習的盲點　　　　　　　　　　　　　　　 　?老　牟?　　１９７１年我上中學後，英語課是我最喜歡的課程之一。第一課的課文是「Ｌｏｎｇ　Ｌｉｖｅ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Ｍａｏ！」初次接觸外文，覺得特別新鮮，放學後花了不少時間，把這幾個英語單詞背了下來，然後默寫會了。第二個星期老師叫學生到黑板上默寫，我把英文的「毛主席萬歲」在黑板上全部默寫正確，用的是斜體字，有粗有細，有點藝術感，受到老師的表楊，而另外兩個一同來到黑板的同學只寫了幾個字母。從此我的英語學習就進入了這種被廣泛認可的外語學習模式：記單詞，默寫，就像學習漢字那樣。我想我同千千萬萬最初開始學習外語的中學生一樣，被引入到了一個外語學習的死胡同，一個難以走出的怪圈，永遠徘徊在背單詞的過程中，永遠不會說成句的英語。幾年下來，儘管還是如饑似渴地背單詞，儘管期末考試成績屢屢優秀，但我清楚，自己根本不會英文，即使把課文上的生詞表全部背下來，也還是不會英文，因為我不能用英文說出一句完整的話。　　中美１９７２年建交以後，中國很快開始出現了英語熱，在中國的一些大城市，那些有英語底子的老教授或教師，彷彿被人從隱身的角落裡推了出來，教起了形形色色的英語班，很多都是私塾式的，幾個學生跟隨一個老師。後來考上大學的７７、７８級的英文系學生，十有八九是七十年代初期這樣開始自學英語的。７３、７４年正是文革後期，現代商業氣息還是非常遙遠的事情，學習外語仍是政治上的敏感區域，但凡與西方沾邊的事情常常會招來麻煩，英語熱在小心翼翼地推進，好在有恩格斯那句「外語是人生鬥爭的武器」的名言，常常被熱心外語的人用來作為護身符。這些散落在民間的學習班大都是免費的，是通過私人渠道而結成的各種師生關係。　　我很幸運，我父親的一位朋友是中學英語老師，他接受了我和另外兩位中學生作為他的學生。他和別的老師不一樣，在教學上強調口語能力。他從小在教會學校上學，口語很好，精通日語和英語。我們每個星期和這位老師見一次面，每次一個多小時。我跟這位老師一直學到中學畢業，大概有一年半的時間。我們用的課本是當時外文書店內部書廳出售的《靈格風》第一冊。老師要求我們熟背課文，每周一課，不必默寫，只要求說；學了新課，仍要每日將舊課熟背。比如應該學習第３０課，要先將前２９課一口氣背下來。發音所依據的是《靈格風》的唱片，標準的倫敦音調，用手搖唱機播放，在注音上不用國際音標，而是在單詞上方直接用符號標註韋氏音標。老師告訴我們，英語基本上是拼音的語言，會讀、會說差不多就應該會寫了。而且如果會說英語，發音正確，寫英語則是很簡單的事情。我們每周見面的任務就是把課文背誦給老師聽，剩下的時間就是與老師做英語對話。那時由於張鐵生黃帥等人的功勞，學校開始反白專道路，教學秩序混亂，課堂常常無法上課。我便將每天吃飯睡覺以外的時間都投入到了英語自學中，走火入魔似的。很快，英文水平直線上升，可以和學校的老師用英語說話了，而且中學課本的課文和生詞記憶起來也變得輕鬆自如了。我也突然發現，我所在中學的四五名英語教師中，只有一個人會說一些英語，我的口語能力在一年內超過了我的大部分中學老師。過去苦苦地學了三年沒有成效，幸遇新的老師和教學法後，英語能力居然有了如此突破性的進步，我興奮不已。從我自身的經驗中，我深深體會到口語對於外語學習的重要性，這也成了我日後從事外語教學的基本信念。　　最近看了耶魯大學醫學院教授薩莉?施威茨（Ｓａｌｌｙ　Ｓｈａｙｗｉｔｚ）的新書《戰勝字盲》（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Ｄｙｓｌｅｘｉａ，２００３），給了我新的啟示，讓我從另一個角度認識到為什麼口語訓練在外語教學中如此重要。施威茨教授揭示了美國現實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字盲現象，或曰誦讀困難症。在美國大約有２０％的人患有先天性誦讀困難症，其主要表現是看著單詞讀不出音，不能把印刷符號轉化為聲音，所以無從進行有意義的閱讀。一個故事，如果聽別人講述，他們會像正常人那樣聽懂；而把同樣的故事用書面形式擺到他們面前，他們立刻變成了睜眼瞎，無從了解故事內容。既使老師告訴他們某個詞的意思，他們一時懂了，但過後照舊讀不出聲音或認讀起來非常遲緩，因為他們大腦神經中的某種先天性缺陷使他們無法把音素轉化為聲音。用我們的土話說，他們壓根不會識字念書，結果也就無從切入文字所表達的內容。這就如同一個會說漢語而不會拼音的人，面對拼音即刻變成了盲人，讀不出音來，也就無從知道拼音所代表的漢字意義了。　　根據施威茨的研究，人類的大腦結構分為不同的部位，患有誦讀困難症的人恰恰在支配閱讀的大腦部位出現了神經方面的某種短路或錯位，使他們在閱讀上遭受著與生俱來的障礙。患誦讀困難症的人面對簡單的文字卻往往視而不見，字母和音素無法使他們產生聲音的聯想，無法把由字母組成的單詞轉換為有聲音的語言，因而無法將有意義的單詞轉化成大腦所熟悉的口語語言系統。對於這些具有先天誦讀困難症的人來說，由字母組成的單詞是一堆令人困惑的垃圾符號。在實際生活中，因為閱讀的障礙，使這些患者從小學起就在閱讀上落後於同齡人。由於一個人的知識主要是靠閱讀獲得的，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與常人的知識距離則會逐漸拉大。但令人困惑的是，這些學生在任何其他方面卻相當正常，甚至非常突出。比如在數學方面，在邏輯推理方面，在美術音樂方面。因為這些學生中的很多人在其他方面的正常表現，常常使老師和家長迷惑不解。學生自己也非常苦惱，不知道如何才能面對文字，如何才能夠像其他同學那樣，朗讀出聲音，理解文字表達的意義。施威茨的研究解釋說，正是因為這些學生在閱讀方面的困難，使得他們不得不經常依靠上下文來猜測一個單詞的意義，迫使他們不得不更多地開啟大腦的其他部位來幫助他們彌補閱讀神經中樞的缺陷。所以使得支配推理和邏輯方面的大腦部位變得相對發達，如同一個盲人往往會有發達的聽覺一樣，閱讀上的缺陷反而致使他們在其他方面獲得超常的靈性。當然，大腦的這種先天殘缺也帶來負面的影響，有誦讀困難症的學生，在學校常常是自卑的，當被輪到念課文的時候，會借各種理由逃避過去，或鑽桌底，或借口上廁所，或以開玩笑來掩飾自己閱讀上的尷尬，而且這種學生的輟學率甚高，不少人最後流落街頭，被社會遺棄，進了監獄。過去幾十年來，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像中國那樣在外語學習上投入那麼巨大的人力物力資源。從學生到家長，都在外語學習上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直到今天，外語系畢業的學生在就業上仍然是供不應求，是少數從不擔心「畢業即失業」的專業之一。外語圖書、音像、學習班、講座，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產業和市場。中國英語熱的原因很多，首先是生存的需要。在中國，外語水平常常關係到升學、就業、出國深造、提職、晉陞等實際問題，也就是說外語與一個人的生存息息相關。當一件事情與生存掛起鉤來時，其能量和動力是不難想像的。所以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的外語熱歷久不衰，每個大城市都相繼出現了不少私立外語學校，貴族式的，高學費，而生源不斷。各種各樣的補習學校，如新東方，李揚瘋狂英語班，考本班，考研班，托福班，加上各式教材，各種音像材料，復讀機，詞霸、譯霸等電腦軟體，都構成了中國外語學習的特有景觀。　　但從總體上說，中國外語教學是失敗的。雖然很多大城市在小學和中學就開設了外語課，除了那些重點中學和貴族式學校外，外語教學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究其原因，一是教師的素質不夠，就像我當年的中學英文教師一樣，自己都不會說英文，何以談教學生。二是教學法，雖然整體師資力量比２０年前提高了，但是在教學方面基本還是強調背單詞和啃語法，應付考試也許夠了，但是並沒有讓學生入門外語。只有那些最用功的學生，經歷千辛萬苦，才學出點門道。當一個學生上大學時，他已經學了近１０年的英語，然而他常常發現好像一切都還是從頭開始。這正像我中學時所同樣經歷過的那個怪圈，重複著記住了又忘記的背單詞遊戲，始終不能學會英語。　　施威茨的研究所闡釋的閱讀和口語的關係可以幫助我們反思外語學習的方法。一個正常的人在閱讀時，通過發音使文字傳入大腦，使文字元號與印記於大腦的口語系統相呼應，從而進入語言的意義系統，產生意義。誦讀困難症患者，恰恰是支配發聲和拼讀的大腦中樞部位出了問題，無法將文字順利轉換為大腦中的口語系統。由此可見，人們閱讀時基於聲音的，是由符號向聲音的轉換，即由書面語通過語音向口語系統的轉換。口語是儲存於大腦內部的語言系統的基礎，對於一個正常的英語母語者，只要會拼讀就能夠完成從符號向語音的轉換，就應該能夠完成理解詞句的過程。然而誦讀困難症患者的問題正在於不能拼讀，無法完成從書面文字向口語系統的轉換。　　一個漢語為母語的人，在學習外語伊始，彷彿就是一個地道的高度誦讀困難症患者，所不同的是，他將面對雙重的障礙：他不僅要對付陌生的拼音系統，他的大腦還缺乏書面文字所賴以產生意義的口語系統。一方面他需要學會拼讀個體單詞的技能，另一方面他必須在大腦逐步建立一個新的語言系統，包括不同的語法和辭彙。換言之，如果一個人缺乏這個口語系統，既聽不懂又不會說英語，即使他學會了國際音標，正確地拼出了個體單詞，仍然不能正確地理解語句的意義。在大腦神經中建立口語系統僅靠背誦單詞是不夠的，因為語言系統的形成不是靠簡單的單詞積累，而是靠完整的句式和文法，靠系統的口語交際功能。為了獲得這個口語系統，長期的、大段的真實語料的朗讀、背誦和記憶是必不可缺的。有了這個系統，單詞的記憶就不再停留於字母的組合，而躍升為聲音和意義的結合。　　所以，中國人學英語時，必須首先要做大量的口語練習，做很多的朗讀和背誦，一次次地刺激大腦，建立支配新的語言的大腦指揮所。當然，這裡說的不是個體單詞的背誦，而是整句整段的課文背誦，不是死記硬背，而是吃透意義的背誦，邊說邊領會的背誦。只有建立了語感後，記單詞才會變得自然和輕鬆。當然，最理想的外語學習是到那個外語為母語的國家，通過自然的交流而學會說話，但這種情況不是每個想學習外語的人都能得到的。在缺乏自然外語環境的情況下，努力創造和利用各種音像資料，自覺地進行口語訓練就變得至關重要了。李揚的瘋狂英語教學法，教師帶著耳機領著成百上千的學生手舞足蹈地喊英語，雖然的確有點近似瘋狂，但在強調口語的重要性上，他是對的。　　漢語本身不是拼音文字，我們從小學習漢語的時候已經會說話了，已經掌握了口語系統，我們小學語文的任務主要就是看書，識字，寫字。記憶辭彙和語句是掌握書面漢語的主要途徑。每一個字都是一個獨立的音節，都有不同的聲音和意義，是一個完整的詞或詞素，每一個字都需要花時間去記憶，會不會認字是鑒別一個人有沒有文化的標誌，認讀和書寫漢字又是檢驗一個人漢語水平高低的標杆。難怪中國不少英文老師總是那麼理直氣壯地強調背單詞，因為他們骨子裡沿襲著自己童年學習漢語的辦法，但他們不知道，學習外語不是漢語的識字認字，而是學習一個全新的語言系統，是從零開始的，掌握一門外語要首先從口語開始，是以口語為基礎的。當然這並不是說一切都先學會了口語再說，這對嬰兒也許可以，對於成人來說，學習口語離不開單詞。我們之所以說建立口語的系統，強調的是語言的交際功能。只有把口語交流作為外語教學的首要任務，才能使記憶單詞具有實際的意義。　　在美國教漢語又有不同的情況。在耶魯大學社區的周末中文學校，有近二百名大陸移民的孩子上學。這些孩子中，很大一部分人並不會說中文，他們生在美國，母語其實是英文。如果會說一點中文，也是因為受了父母和家庭的影響，在飯桌上學到了一點隻言片語。作為中文學校的參與者，我常常告誡老師們，在教學中一定要多多強調口語。這些孩子有別於國內學中文的孩子。在國內，孩子的母語是中文，他們去學校就是要學習閱讀和寫字。而美國的華人孩子則不一樣，他們的母語為英語，他們從父母那裡獲得的那點中文往往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退化，中文學校的一個首要任務就是防止或減緩這種退化，讓學生在每周短短的兩個小時里有機會說話，使他們能學會用中文進行交流。如果在上大學的時候，這些孩子還能用中文正確地進行交流和表達思想，中文學校就非常成功了。有了堅實的口語基礎，再去識字和閱讀，就會容易得多。相反，如果只強調認字，學生的中文能力無從走遠，因為它缺乏口語語言系統的支撐。一個孩子在３－４歲時可能會認幾百個字，但如果喪失了中文的聽說能力，這幾百個字很快就會變成無意義的垃圾符號。然而可惜的是，很多家長意識不到每天跟孩子口語交流的重要性，有些老師意識不到課堂上展開口語訓練的重要性，以為學習中文就是認字寫字，這樣下去，就會把學生變成誦讀困難症患者，讓孩子學了支離破碎的漢字，讓漢字與聲音脫離，而無法讓他們學會漢語。施威茨教授寫《戰勝字盲》的目的，就是尋找和展示有效的途徑讓誦讀困難症患者從字盲中走出來，其中一些方法，就是讓學生反覆拼讀和認讀，讓字母和文字漸漸與聲音掛鉤，從而戰勝字盲，從而使大腦錯亂或短路的那個部位重新連接起來，逐漸達到常人的閱讀狀態。在這裡，中國人常常使用的背誦生字的方法也許是行之有效的。而對於一個學習外語的人來說，情況則截然不同，無論是中國人學習外語，還是外國人學習漢語，僅有字詞的背誦是不夠的，而首先需要建立口語系統，學會口語交流，把外語學習建立在口語先行的基礎上。這樣，外語學習者就可以從那個單純記憶單詞又忘卻單詞的怪圈中走出來，真正學會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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