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不是帝王的好品質

（劇照：《甄嬛傳》中的甄嬛和雍正皇帝，圖片源自網路）

如果要我列出歷史上三位最勤政的君主，我會說是開創帝制的秦始皇、明朝的朱元璋與清朝的雍正。

《漢書》記載了秦始皇的勤政程度：「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懸石之一。」秦朝時紙張尚未發明、應用，文書通常寫於竹簡上，秦始皇日夜操勞，每天批閱的竹簡達到一石。一石，相當今天一百二十斤。有人統計過，一石的竹簡大約有三十萬字。這個批閱量是非常驚人的。

朱元璋的勤政堪與秦始皇媲美，他自述：「朕自即位以來，常以勤勵自勉。未旦（天未亮）即臨朝，脯時（下午五點）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白天忙得焦頭爛額，夜晚還要仰望星空。

雍正皇帝之勤勉也不輸前二位帝王，他說，「各省文武官員之奏摺，一日之間，嘗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親自覽閱批發，從無留滯，無一人贊襄於左右。」連那個曾經鼓動別人造反的曾靜，在見識了雍正「自朝至暮，一日萬機，件件御覽，字字御批」的勤政之後，也大受感動。

這三名皇帝的勤政，看起來令人不得不佩服。相信也有人會大加讚賞，甚至認為這才是君主的典範。然而，我們深究下去，便會發現，不管是秦始皇，還是朱元璋、雍正帝，其勤政的表現，其實都是君主專制的邏輯使然。《史記》稱「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所以秦始皇不能不日夜理政，「不得休息」，司馬遷都忍不住借「侯生」之口，罵他「貪於權勢至如此」。朱元璋則是因為廢了宰相制度，以君主之位侵政府之權，才需要起早摸黑、日理萬機，黃宗羲對此評曰：「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清代更是將皇權專制發揮得變本加厲，所謂「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雍正自己也說，「但云委諸有司，則六部之事付之六部，為天子者惟有端然高拱而已，豈不為逸？但天下之事可以如此料理乎？」顯然，雍正對「垂拱而治」的華夏治理傳統是很不以為然的，所以事必親為，權出於己。

從這個角度來說，在君主制下，帝王超級勤政，無非是皇權專制的表現，越勤政，越專制。所以我說，「勤政」實在不是皇帝的好品質。有人要反駁了：皇帝勤政不好，那怠政才好么？不是。優良的治理形態，不是「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也不是像明朝的嘉靖、萬曆那樣數年不臨朝，而是建立「虛君共治」的治理構架，運作賴之合理的分權制度。

讓我們再看另外一種君主形象：宋代的仁宗皇帝被認為「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當時甚至有人看不慣宋仁宗如此無為、無主見，「或勸云：『陛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歸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於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為不便，則台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為易矣。』」

宋仁宗清醒地認識到：君主不可憑一己之意專斷行事，而是應該「付之公議」；公議通過，則由「宰相行之」；行之是否得當，則由台諫進行監察。這正是宋代形成的「共治」體制：君主端拱於上，但只是作為主權的象徵、道德的楷模、禮儀的代表而存在，並不需要具體執政；國家的治理權由一個可以問責、更替的政府（宰相）執掌；同時設立一個完全獨立於執政系統的台諫系統，負責對行政的監察、審查、問責。這樣的治理制度，難道不比秦始皇、朱元璋、雍正的「勤政」更合理嗎？

當然宋代的實際權力運作離理想的「虛君共治」尚有很遠的距離，也不可等同於現代君主立憲政體，比如皇帝擁有最後的決策大權，一些有專制傾向的皇帝企圖「威福在己」。但大體的分權構架已經建立起來了，終宋一代，即便是在政治最敗壞之時，君主的獨斷程度也遠遠不及清代的所謂「康雍乾盛世」。

君主最大的美德不是攬權，而是謙抑，不與政府爭權。進而言之，政府最大的美德何嘗不也是謙抑，不與社會、民間、市場爭權？

（文章首發於《華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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