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岩：正確認識當代中國的民族關係

內容提要：民族關係是當代中國重要的社會關係之一。正確認識當代中國的民族關係，既是一個理論問題、學術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現實問題，不僅需要對當代中國民族關係的新變化進行理論思考和全面把握，而且需要深刻認識影響當代中國民族關係的歷史因素。理論界、學術界和民族工作者應該多看我國民族關係的主流，多看民族團結的光明面，堅持從政治上把握民族關係，看待民族問題，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的主題，促進民族關係的和諧發展。

關 鍵 詞：中國民族關係民族問題民族認同

作者簡介：胡岩(1955- )，男，漢族，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民族與宗教理論教研室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民族宗教理論，西藏歷史以及中國民族問題、宗教問題。

一、正確認識當代中國民族關係

民族關係是當代中國重要的社會關係之一，對我們這個統一多民族國家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生著重要影響。民族關係問題是民族問題的重要內容，其中既包括民族之間的關係，也包括民族與國家、民族與階級等等之間的關係。

正確認識當代中國的民族關係，樹立對於當代中國民族關係的自信，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學術問題，而且是一個重大的政治現實問題。這是因為，怎樣認識當代中國的民族關係，決定著怎樣論述、並進而決定著怎樣促進民族關係的和諧發展。關於中國各民族之間的關係，在2014年9月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六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特彆強調：「中華民族和各民族的關係，是一個大家庭和家庭成員的關係，各民族的關係，是一個大家庭里不同成員的關係。」「新中國成立65年來，黨的民族理論和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是正確的，我國民族關係總體是和諧的，我國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會議還指出：「要正確認識我國民族關係的主流，多看民族團結的光明面；善於團結群眾、爭取人心，全社會一起做交流、培養、融洽感情的工作；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異、包容多樣，讓各民族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親、守望相助……」[1]

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六十餘年處理中國民族事務、開展民族工作的過程中，進行了艱辛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為發展我國社會主義民族關係作出了不懈努力，既取得了輝煌成就，積累了寶貴經驗，又走過彎路，有過沉痛教訓。面對當代中國民族問題的新內容新特點，面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新民族理論、全面正確貫徹執行黨和國家民族政策並不斷創新完善民族政策的新任務，不僅需要全面總結過去處理我國民族事務的經驗教訓，尤其需要正確認識當代中國的民族關係。實際上，正確認識當代中國的民族關係，樹立對於當代中國民族關係的自信，也是我們全面總結過去經驗教訓、在今後全面正確貫徹落實黨的民族政策的題中應有之意。只要還有民族，就會有民族關係。民族關係中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和問題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像有些人所說的當代中國民族關係很有問題，那麼我們就不得不思索涉及國家民族事務的基本制度、基本理論和方針政策是否有重大缺陷，是否需要改變；相反，如果當代中國民族關係的主流是正常的、健康的、和諧的，我們則應當對於黨和國家處理民族事務的基本制度、基本政策以及指導我們建立這些基本制度、制訂基本政策的理論有所自信，加以堅持，並在堅持的基礎上不斷完善和創新。

2008年的拉薩「三·一四」事件和2009年的烏魯木齊「七·五」事件，以及近年發生的一些暴力恐怖案件，對我國社會穩定和民族關係的和諧發展造成了不良影響，也在學界、政界乃至社會各界引發了一段時間的「民族問題焦慮」和對於我國民族關係的擔憂。近年來部分學者對於黨和國家長期堅持的民族理論、民族政策，乃至作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討論，表明認識上的差異和理論上的不同觀點與意見分歧已經非常明顯，爭論有時相當激烈。有學者甚至質疑我國的民族識別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提出民族政策的「更新換代」，要促進各民族「交融一體」[2]。這種對當代中國民族關係的基本判斷已成為影響是堅持還是否定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重大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判斷我國當前民族關係的主流，如何看待其中存在的問題，就更加值得慎重從事。

二、當代中國民族關係的新變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的很長一個時期，我們說中國的民族關係是「平等、團結、互助」的民族關係。2006年1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此後，開始用「平等、團結、互助、和諧」來界定我國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這既是對於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民族關係本質的判斷和基本狀況的描述，也是對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民族關係發展目標和發展前景的展望。就前者而言，這種判斷是認真負責的，這種描述是實事求是的。它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執政和處理中國民族事務的價值理念，肯定了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國民族工作的光輝成就；就後者而言，這種展望也表明，黨認識到當代中國的民族關係並非盡善盡美，促進民族關係的和諧發展仍然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偉大工程中的一項任重道遠的工作，為了實現我國民族關係「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這一發展前景，還要付出長期的努力，進行艱辛的探索。

列寧曾經指出：「發展中的資本主義在民族問題上有兩種歷史趨勢。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的覺醒，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民族國家的建立，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間各種交往的發展和日益頻繁，民族隔閡的消除，資本、一般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的國際統一的形成，這是其二。」「這兩種趨勢都是資本主義的世界性規律。」[3]但是在列寧逝世將近一個世紀之後，在「各民族彼此間各種交往的發展和日益頻繁」、「資本、一般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的國際統一的形成」已經有了當年可能想像不到的巨大變化之後，這個世界「民族隔閡的消除」仍然是十分有限的。真正實現「民族隔閡的消除」還是非常遙遠的將來的事。

改革開放以來，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中國民族關係的發展也有兩個歷史趨向，而且這兩個歷史趨向似乎是並行的。第一個趨向是國內統一市場的迅速發育和各民族人口流動的迅速增加，各民族經濟社會生活交往交流交融的增進，民族之間各種聯繫的日益發展和越加頻繁，民族關係越來越密切，各民族的共同性在不斷增加，越來越彼此分不開。第二個趨向是國內各民族幹部群眾對於促進本民族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和提高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願望的日益強烈，維護本民族利益的權利意識、或曰「民族意識」也日益提高。隨著兩個歷史趨向的發展，在整個國家從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在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一些地區一些民族之間的矛盾和摩擦也隨之有所增加。

民族問題是我國的內部事務。但是近代以來，中國的民族問題也始終是帝國主義列強利用來培植分裂勢力，圖謀侵略中國、分裂中國的工具和幌子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民族問題又成為西方敵對勢力分化、西化中國每每加以利用的一個問題。外部勢力挑撥中國的民族關係，支持慫恿民族分裂勢力、暴力恐怖勢力和宗教極端勢力從事破壞和犯罪活動，毫無疑問，這已不是民族問題、宗教問題了，但是也無疑地增加了中國民族問題的複雜性，影響到當代中國的民族關係。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後，西方敵對勢力支持下的民族分裂活動又採取了新的形式，對當代中國民族關係的影響也在繼續。

三、影響當代中國民族關係的歷史因素

當代中國的民族關係受到歷史的、現實的和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國外敵對勢力干擾破壞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其中，歷史因素對當代中國的民族關係至今仍然發揮著相當大的影響，決定著我們這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多民族大國的不同於當代世界其他國家的民族國情。毛澤東當年反對「言必稱希臘」的教條主義，號召理論聯繫實際，曾經提出「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4]801，提出「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繫」。[4]820對於這些基本原則，我們今天仍然需要堅持並加深認識。

例如，學術界往往將中俄(中蘇)兩國處理國內民族事務的政策作比較。但是中俄兩國歷史上的民族關係卻大不一樣。列寧曾經把沙皇俄國稱作「各族人民的監獄」，封建社會帝制時代的中國和北洋軍閥、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恐怕就不能籠統地這樣說。①舊中國無疑存在民族壓迫、民族歧視和民族隔閡，但是也存在各民族的友好交往與和睦相處，存在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借鑒與彼此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體格局。在古代中國這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中華民族締造了長期延續、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中華民族的文明進程，各個成員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從來沒有中斷過。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近代以來，各民族又共同團結進行了反對列強和帝國主義侵略、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艱苦卓絕鬥爭，並在這一鬥爭中強化了各民族的國家認同和中華民族認同，實現了近代中華民族的民族自覺。這樣長期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歷史，對於近現代中國的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對於各民族的覺醒和中華民族認同，究竟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和影響，使得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屢挫屢起，團結奮鬥，抗擊帝國主義侵略，使得中國面對亡國滅種的危機，面對帝國主義的分裂圖謀和席捲世界的民族主義大潮而不被解體?對於這些，我們今天也還仍然需要多維度思考並加深認識。

一個值得提出深入思考的問題是，近代中國在20世紀前半葉經歷了兩次全國範圍的革命和國家政權的變更。一次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於1911年推翻了封建帝制和清朝的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一次是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於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兩次革命之前的中國，處於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國家面臨強大的內外敵人和嚴重的分裂危機；兩次革命，革命黨人都在向外部世界社會制度先進的國家學習。中國共產黨人是「以俄為師」的，而辛亥革命在一定意義上也有榜樣，這榜樣就是當時被視為「共和國之母」的美利堅合眾國。兩次革命，中國建國的「老師」和榜樣剛巧都是西方的聯邦制國家。兩次革命又大體時值今人所謂的兩次世界範圍的民族主義浪潮洶湧澎湃之際。然而，兩次革命之後，中國卻都沒有選擇「老師」的聯邦制，而是建立起統一的單一制國家。特別是辛亥革命前夕，革命黨人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口號，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宣布脫離清廷「獨立」，有的地方還提出了「聯省自治」的訴求，但是革命之後還是很快實現了「五族共和」，有的邊疆省份還提出過「六族共和」、「七族共和」的口號，擁護建立起統一的單一制的共和國。在這一重大歷史轉變關頭，不僅清朝皇室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主張「仍合滿蒙漢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而且，以西盟王公為代表的內蒙古王公貴族還提出「數百年來，漢蒙久成一家，……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華民族，自宜一體出力，維持民國」，明確反對外蒙古的獨立主張，使得中華民族的整體認同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水平。②清朝皇室及蒙古王公貴族的這種中華民族認同意識，也逐漸遍及於民間，並且反映在當時及後來的文學作品中。例如，著名滿族作家老舍就在其劇作和小說中，讓其筆下人物表達出「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國人哪」、中華各民族和「我們窮旗兵們」「誰也離不開誰」這樣的話，從而以文學形式一再表達了這種強烈的中華民族認同意識。③

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較長時間主張民族自決之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決定以民族區域自治作為處理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並獲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載入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新中國在少數民族聚集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正是基於對於中國國情、特別是中國的民族國情不斷加深認識和深刻把握的基礎之上。今天回顧這些歷史，深入認識其中的規律，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與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國家的不同，看到我國民族國情和民族關係方面「中國特色」的歷史沿革，也有助於認識為什麼帝國主義不能瓜分中國，一次次的世界範圍的民族主義浪潮也沒有分裂中國的深層次原因，並深刻認識中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有其歷史必然性。這也是我們樹立對於當代中國民族關係的自信的堅實的歷史依據。

四、關於民族關係方面的憂患意識與民族認同

民族關係方面的憂患意識與「民族問題焦慮」有著密切的聯繫。「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般說來，憂患意識是一種值得肯定的精神狀態。它能使我們不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就，不沉浸於「鶯歌燕舞」，而是對於現存的問題保持警醒。但是，真理再向前跨一步，就是謬誤。不恰當的憂患意識即憂患意識過度，也會帶來負面影響，可能造成思想混亂，傷害我們的自信心，甚至可能損害國家、民族和公民的利益，帶來社會的災難。這方面我們是有過深刻教訓的。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患了「恐資症」。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我們擔心資本主義復辟，擔憂黨和國家會改變顏色，把城鄉私營經濟的存在或農民的一塊自留地都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必欲割之。這是導致當時人民生活貧困、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的重要原因。殷鑒不遠。這樣的「憂患意識」造成的重大失誤和教訓深刻，我們要牢牢記取。

以這種不恰當的憂患意識看待當代中國的民族關係，認為今不如昔、我不如人，甚至由此而主張改變中國共產黨民族理論的基本原則，改變黨和政府多年來行之有效的處理國內民族事務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不僅是不慎重的，甚至是危險的。難怪有學者指出，「近些年來，有些人『左傾』思潮有所抬頭，甚至思想理論界也有少數人跟著瞎起鬨。有人現在又在鼓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左傾』政策，要『消除民族差別』，要『促進民族融合』……對此，我們應當予以高度重視」。[5]

其實，當代中國的民族關係越來越多地體現為不同民族個體成員即個人之間的關係，表現為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為涉及民族因素的社會關係。[6]隨著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進步，人際關係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反映到不同民族個體之間的關係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千百年來，生活在邊遠地區的各民族農牧民熱情好客，會樂於接待遠方其他民族的陌生來客，甚至免費提供住宿。但是一旦他們居住的地方市場經濟發展了，城市化了，情況就會發生改變。可以預見在這些地方如果民族兄弟姐妹開起了飯館、旅社，免費食宿當然不再可能。人們也不必因此而認為我們的民族關係變得今不如昔了。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我們再也無法回到昔日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不通路、不通郵、幾乎與世隔絕的時代。筆者以為，現在的民族關係在某些地方、某個時間段不盡人意，亦不必過度焦慮，更不可因此而質疑憲法對於國家基本政治制度，如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規定，或者總希望找出辦法「淡化」各民族的民族意識，並通過「淡化」民族意識來消弭必定會長期存在的民族問題。

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要正確認識「我國民族關係的主流，多看民族團結的光明面」，意義即在於此。實際上，我們的社會生活中，隨處都可以看到這種主流和光明面，看到各民族的四個認同在不斷增進。試舉田野調查一例，筆者數年來與所住社區工作的一位來自雲南大理的家政服務員很熟悉。她是白族，和她的同鄉們一起來京打工，老鄉之間講自己的白族語言，有著清晰的本民族意識。但是有一天餐桌上聊天，她突發感慨：「我們對國家實在是沒有什麼貢獻。現在農業稅也不交了，我們只是年復一年自己種地自己吃。一旦有天災，國家還要救濟。」我馬上意識到她明確的國家認同感。她無疑有著清晰的自己是白族的民族意識，她的家鄉的民族關係也存在一些問題。但是這種本民族的民族意識，乃至當地民族關係中存在的問題，究竟對於她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對於她的國家認同有多大負面影響呢?對此要具體分析。今天，在中國各民族中，56個民族層面的民族意識與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是否一定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零和關係呢?增強國家意識、公民意識，是不是一定要以淡化各民族成員的本民族意識為條件或為導向呢?如果我們今天提出了這樣的任務，那麼它是適合我國國情的任務嗎?我們的學者尤其是民族理論工作者，對此應該進行深入的思考，得出正確的認識，而不能先驗地甚至貿然地下結論。

已經有不少學者通過實地調研和問卷調查，得出中國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有著明確的國家認同的結論。一些少數民族中的大多數認為當代中國的民族關係是正常的，並為自己是中國人而自豪。特別是邊境地區的少數民族同胞，他們可能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並不高，但是卻對自己是中國公民非常清楚。他們幫助巡邊護邊，他們每天升降國旗，在特定的環境中，表現出強烈的公民意識和中華民族自豪感。④

再舉一例。大約在2012年，中央黨校新疆班的組織員告訴我一個發生在其身邊的故事：一位維吾爾族學員的讀小學的孫子第一次來北京，吵著鬧著第一件事就是去天安門廣場看升國旗。時值暑假之前，天亮甚早，學員帶著孩子打車在上課之前去了天安門廣場。他的讀小學的孫子一路都在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⑤此事發生於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之後，體現出西部地區新一代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從一個側面說明，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多年來堅持進行的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團結進步教育是有成效的。

再以西南邊疆地區的西藏為例。1962年10月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期間，人民解放軍作戰越過「麥克馬洪線」後很快即奉命撤回。其時麥線以南的門巴族聚居區已被印方非法佔領十多年，但是當地門巴族百姓聽說部隊和工作隊要奉命撤離的消息後，竟然推舉曾經擔任舊西藏地方政府官員的老人前來挽留，表示「我們門巴過去是大皇帝的老百姓，今天是解放軍和工作隊的老百姓，只要解放軍和工作隊留下來，我們樂意支差納稅」。今天的藏南地區，印度非法佔領區姑置不論，墨脫縣已經摘下了「全國惟一不通公路的縣」的帽子。來自墨脫的80後的人大代表，不僅可以操一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而且能講英語。⑥這一代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中華民族認同，他們同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豈可與當年同日而語!鄧小平在上世紀90年代所說「中國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沒有大的民族糾紛」[7]，今天仍然是我國民族關係上的現實。而百年來在反對共同內外敵人的鬥爭和建設偉大祖國過程中積澱的中華民族凝聚力，更不是少數人的分裂挑唆破壞活動可以瓦解的。我們在民族關係問題上的憂患意識，應該保持在適當的「度」之內。超過了這個限度，可能會導致懷疑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本的民族理論民族政策，傷害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是不可取的。

肯定當代中國民族關係中的主流，多看民族團結的光明面，批評對於我國民族關係上的不恰當的「憂患意識」，並不是否認當代中國民族關係中存在的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實踐中，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也在實踐中，需要堅持和完善。更何況還存在敵對勢力的挑唆和破壞活動，人民內部還存在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兩種錯誤傾向，我們在民族工作的具體實踐中也還會存在這樣那樣的失誤。當代中國民族關係的進一步改善將是一種常態，構建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係也將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所以，最近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要「讓各族人民增強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要「善於團結群眾、爭取人心，全社會一起做交流、培養、融洽感情的工作……堅決反對大漢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自覺維護國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團結大局」。特別是提出「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具有深遠而重大的意義。[1]

近年來，國內理論界、學術界圍繞中國民族理論政策和當代中國民族關係問題的爭論，猶如在這一領域進行的一次真理標準大討論，使持有不同觀點的雙方視野擴大了，認識深化了。檢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正確與否的標準，只能是實踐，只能是當代中國民族關係的真實狀況；而正確認識當代中國的民族關係，則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辯論、爭論，特別是在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召開之後，理論界、學術界應該尊重和敬畏憲法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規定，在「全面正確貫徹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方面達成共識。在認識國內的民族關係問題時，還是要立足於中國民族國情的歷史、現實以及未來發展的主流和大趨勢，著眼於全國的大局，樹立對於當代中國民族關係的自信；還是要講民族平等、民族團結，講「三個離不開」；還是要像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那樣，「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的主題，深入開展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區發展……促進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要「堅持從政治上把握民族關係、看待民族問題」。在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中，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多做交流、培養、融洽感情的工作，讓各民族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親，守望相助。要綿綿用力，久久為功，引導各族幹部群眾牢固樹立正確的祖國觀、歷史觀、民族觀，把愛自己的民族與愛祖國、愛中華民族結合起來，逐步實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不同而和」的民族文化自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共同努力奮鬥!

注釋：

①在1950年代和其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政治環境下，國內理論界曾經存在這樣的認識。例如，認為清朝、北洋軍閥和國民黨「這三個朝代或三個時期的反動統治，都是民族的牢獄」。「列寧說，俄國是民族的牢獄，舊中國也可以說是封建的民族牢獄，五十多個民族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統治民族的牢獄之中。」(參見李維漢.中國民主革命中的民族問題//李維漢.統一戰線問題和民族問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31；李維漢：《關於建立滿族自治地方的問題》，1983年10月。原件見「中共中央統戰部統請字[1983]第59號」，1983年11月28日。)

②這方面的史料可參見李愛軍.近代中國「六族共和」論[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3(4)：73-77；潘先林.「七族共和」：雲南軍都督府對「五族共和」的豐富與發展[N].中國民族報，2011-07-29(07)；隆裕太后1912年2月以其名義頒布的清室《退位詔書》(見清實錄·宣統政紀：第70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6：1293)；西盟王公招待處編輯.西盟會議始末記[M].上海：商務印書館天津印刷局代印，1913：43。

③參見舒慶春.老舍集·茶館[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33；老舍.老舍選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265。同時還可參考《滿族說部中旗人的中華民族認同》、《試論滿漢認同的幾個問題》等文獻(李寶玉，劉永文.滿族說部中旗人的中華民族認同——以報刊小說(消閑演義)為中心.北京社會科學[J].2014(10)：73-79；滕紹箴.試論滿漢認同的幾個問題[J].承德民族師專學報，1994(3)：1-16)

④參見曾江.中國哈薩克族有清晰的國家認同[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05-14(A-02)；賈啟龍等.「中國二字」重千斤——記中吉邊境柯爾克孜族護邊員馬塔郎·木沙.中國民族報.2014-11-07(01)；郭大利，王傑.44年每日升國旗，藏族阿媽獲吉尼斯世界紀錄.中國民族報.2009-11-17(02)。

⑤這個故事，是計程車司機告訴新疆班組織員閻惠鸞的。講述完親歷的故事，這位司機還感慨：「你們黨校的新疆人真好!」2012年6月閻惠鸞告訴筆者後，筆者曾經電話採訪當事人。

⑥參見陰法唐《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達旺日記》序言(陰法唐.陰法唐西藏工作文集：下卷[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1：857)；李寅.80後門巴族代表白瑪曲珍：我肩負民族的責任[N].中國民族報，2013-03-05(04)。

參考文獻：

來源：《中共貴州省委黨校學報》, 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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