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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5
魯迅先生偏激思想的現代教育意義
| 如果你一輩子也沒有遇到過一個偏激者，那說明你的生活缺乏色彩；如果你一輩子也沒有偏激過一次，說明你的生活缺乏激情。魯迅是個偏激者，有些地方偏激得可愛，但他遠遠比平平和和的和事佬有價值些。 魯迅先生偏激思想的現代教育意義 許錫良 我的閱讀習慣可能有些奇特，那就是喜歡看偏激而有深刻思想的文章與書。有一篇散文說到偏激時說：「如果你一輩子也沒有遇到過一個偏激者，那說明你的生活缺乏色彩；如果你一輩子也沒有偏激過一次，說明你的生活缺乏激情。魯迅是個偏激者，有些地方偏激得可愛，但他遠遠比平平和和的和事佬有價值些。」（王文元，《生活中的十個面對》《中華散文》2002年第四期）在對魯迅先生思想的現代解讀中，我對此是深有同感，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他的書是以偏激並且在偏激中透射出真理性的睿智而出名的。他談論問題的時候似乎從來不作全面的論述，每次好象只抓住一點，然後就是入木三分地把理說透。這樣的文章讀起是何等的淋漓痛快。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還很少有象魯迅先生這樣因言論而結下這麼多的個人「私敵」的，這與歷史上論及名人好象只有「公敵」而無「私敵」的崇高偉人模式完全不同。他的這些貌似偏激的話語里其實滲透著對中國社會的深刻理解與對中國的無限熱愛。以他自己的個人才能及個人的經歷來論，他也完全可以過上中國傳統意義上的美好生活，甚至有可能成為這個社會中統治階層的一分子，但是，他的特殊人生經歷與他作為知識分子的特有的社會良知常常使他自覺地拋棄這些既定的社會安排，而是把自己的筆化成了討伐社會黑惡勢力的戰鬥武器。過去，我們在特定的時代里特別是「文革」時，對魯迅先生的解讀是幾乎完全帶著政治的目的來看待魯迅先生的思想，所以一段時間裡魯迅成為「革命文學」的旗手，他的文章也成了「階級鬥爭」的工具，在「文革」時也成為某些特權利益的工具甚至是整人的利器，這些都是對魯迅先生思想的極大歪曲。而由於時代的久遠與隔膜，現在人們論及魯迅的思想，很多時候也只是簡單地用與人爭吵的偏執來概括，樹立仇敵與爭論好象就是先生的愛好，其實魯迅的思想在本質上從一開始就是與中國文化、中國人的命運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今天的中國與時俱進，還魯迅思想的本來面目就非常有必要。一、 魯迅先生的愛國思想對現代愛國主義教育的啟示 魯迅先生毫無疑問是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但與我們平常的愛國舉止與言論的標準不同的是，他不是充滿激情地對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大加讚美，而是從「愛之深，恨之切」出發，是從改革中國面貌與改造國民的劣根性以求自強來達到愛國目的的。因此，魯迅先生的愛國思想常常是偏執於一端的，這在有些人看來好象只是在抨擊「國」，而不是在「愛國」，看不出愛國的這種強烈感情。其實魯迅的愛國主義思想對我們現在中小學開展愛國主義教育也仍然有很大的借鑒作用。他的愛國思想也是在以偏激的方式對社會批判中表現出來的。 在舊中國，「『愛國』二字往往可以用做掠奪民財壓迫個人的利器」（陳獨秀語）。魯迅先生對這種現象也曾有深刻的體會，他在《忽然想到.一致對外》一文中說到這樣一個對白：「甲：喂，乙先生！你怎麼趁我忙亂的時候，又將我的東西拿走了？現在拿出來，還我罷了！ 乙：我們要一致對外！這樣危急的時候，你還只記得自己的東西么？亡國奴！」 這個對白，非常形象地刻划出了一個借「愛國」名目，奪人錢財的偽君子形象，同時也說明國家要真正富強必須要保護與尊重人民的合法利益與正當財產。而中國之弱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缺乏明確的財產權。這樣就為統治者搜刮民利打下了基礎。這其實也是舊中國走不出傳統的封建專制社會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國之所以會變得貧弱的重要根源。在舊中國，這樣的人物是有典型意義的，即使現在也不能說就完全沒有這樣的現象。 什麼是真正的愛國？魯迅先生說：「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自大』，這種愛國者，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里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為這種蹲在影子里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只須用MOD的長技，一陣亂噪，便可制勝。勝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很顯然，這樣的愛國是假愛國，只是借用愛國來達到自己私利的目的。魯迅先生還列出這種「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五種表現：甲：「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乙：「外國的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丙：「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云云。」丁：「外國也有叫化子——也有草舍——娼妓——臭蟲」戊：「中國便是野蠻的好」，又云：「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昏亂起，直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了么？」 這種愛國主義教育方式對中國教育的影響是深刻的。魯迅先生還談到一種到現在中國還常見的愛國方式，就是「外國也有」法，比如「外國人說中國多臭蟲，但西洋也有臭蟲；日本人笑中國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樣的弄文字。」「臭蟲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盡了，又有什麼價值呢，不過是一種消極的辦法。最好還是希望別人也有臭蟲，而竟發現了就更好。」（《外國也有》）這種方式不是想著去變革自身的弱點，而是去千方百計地尋找別人的不足的國民性，雖「滿口愛國，滿身國粹，也於實際上的做奴才並無妨礙」（《從孩子的照相說起》），這促使我們重新反思「愛國主義教育」的內容與方式與方法，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以往卻是忽略了，今天重新聽聽大師的衷告是非常有益的。 我國中小學教育中愛國主義教育一直是個重要的教育內容。但是如何來對中小學生來施行愛國主義教育卻並沒有找到一個重要的突破口。我們打開中小學課本凡是涉及到愛國題材的內容，都只是對祖國大加讚美，一談就是美麗山河，風光無限，歷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傑地靈，「四大發明」之類。但是隨著學生年齡的增長與知識理性的增強，學生對以往的愛國主義教育反而沒有什麼好感，甚至產生了逆反心理。因為他們逐漸發現，有許多國家比我們的山河更美，風光更好，發明更多，面積更大，所以就走向愛國的反面。許多人就是在高唱著愛國的歌曲聲長大的，但是也是在這愛國的情調中做出了出賣國家利益的事情。與之相比，魯迅的愛國主義思想使人對國家愛得更理性，更有憂患意識。這也許是魯迅先生早期受日本教育影響的原因吧。日本的教科書從來都是對日本小孩灌輸憂患意識與生存的嚴峻挑戰的。他們都說日本現在如何困難，日本人只有自強不息才能在這個世界生存下去。而我們的愛國主義教育卻除了讚美之外就沒有別的國情教育。這樣的愛國主義教育與其說是「愛國」，不如說是在「害國」。因為最終失去了進取心和迎接挑戰能力的國民是不可能真正把國家變得繁榮富強的。因此傳統的愛國者，如文天祥這樣的千古絕唱的愛國主義典型，平時是一個文弱書生，也沒有什麼強國的本領，臨危只會以一死來報君國。 因此，在談到保存國粹時，魯迅先生毫不客氣說到，我們當然要儘力保存「國粹」，但是也需「國粹」能保護我們的生存。魯迅先生正是從這個長遠角度來看待中國問題，主張堅決摒棄傳統中對中國發展沒有多少生命力的東西而改向西方學習強國的本領。頑強地主張進行國民精神的改造工作。應該說現在這樣的工作也還沒有完全完成。否則素質教育就沒有必要在今天進行得這樣轟轟烈烈。從某種意義上講，當今的素質教育正是改造國民性的重要舉措。 對照起來，這些貌似「愛國」實際是國民劣根性的表現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中國社會似乎仍沒有完全絕跡，有時在某些地方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二、如何對待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對現代教育的啟示。 在論及中國傳統文化時，魯迅先生可謂是自掘祖墳最為堅決徹底的一個人。在這個問題上更是表現了魯迅先生的偏激論斷，同時也從另一方面反映也魯迅先生「愛之深」，「恨之切」的思想情感。他對外來文化的態度基本上是抱著「拿來主義」態度。他主張是自己主動去「拿」，而不是被別人「送來」。因為這之間大不相同。主動去拿就有了目的性的選擇，而且可以佔據主動，以求自強。以往我們要不就是閉關自守，要不就是因為閉關自守而變得國貧民弱，就不會被外國勢力硬「送來」了一些有害的東西。中國針對中國傳統教育對人性的壓抑與摧殘，魯迅先生曾痛心疾首地向世人呼籲「救救孩子」，現代的教育也仍然在呼籲要解放兒童，要為兒童減負鬆綁。傳統教育對於我們這個社會的影響之深，魯迅先生是深有體會的，他說：「長輩的訓誨於是這樣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從讀書人家的家教。屏息低頭，毫不敢輕舉妄動，兩眼下視黃泉，看天就是傲慢，滿臉裝出死相，說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為極應該的」，但是傳統教育單單只是對一個沒有社會地位的人這樣要求，而對於另一些人卻不是這樣，魯迅先生說：「但這心的反抗，也還是大人們引壞的。因為他們自己就常常隨便大說大笑，而單是禁止孩子。」（《忽然想到五》）從中可以看出中國的教育從來都是因人而異，但卻不是什麼因材施教，而是把人置於不同的級別上，分享著不同的權利與利益。甚至從小孩照相這樣的事中，同一個小孩在中國照相就被照成了「溫文爾雅，不大言笑，不大動彈」，「低眉順眼，唯唯諾諾」的中國標準模式，而日本的好孩子的標準卻是「健壯活潑，不怕生人，大叫大跳」。（《從孩子的照相說起》）魯迅先生也看出我們這個社會對好孩子的標準就是那種「溫良恭儉讓」模式，而這些標準的來源就是古訓：「古訓所教的就是這樣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動。不動，失錯當然就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錯不是更少么？我以為人類為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北京通信》）。而另一方面當時的中國社會卻是「中國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眾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只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隨感錄二十五》）這使人想起前不久，深圳一個8歲的小學生被送到聯合國作為環境保護使者竟說出了中國的環境主要問題是「大人欺騙小孩」這樣的話。這種等級制森嚴的中國傳統社會，正好是中國社會弊病的根源，想來，現在中國之所以還要搞素質教育，其實正是當年魯迅先生談到的這些教育問題在中國社會還相當有市場，許多學生還是在這種人際的差異關係的教育中長大。與國外把小孩也同樣與大人一樣來尊重相比，我們的教育不是走得太前了，而是走得太慢了。小孩的待遇如此，原因在於其實還是大人構成的這個社會也如此，當然，將來的中國社會也如此：「所以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枓二十年後中國的情形；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們大抵有了孩子，尊為爹爹了＿＿便可以推測他兒子孫子，曉得五十年後七十年後中國的情形」。中國現在不也還是官本位社會嗎？一些法制在現實操作中不也還只單單禁止某些社會弱勢群體嗎？所以他又說：「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雜感》），因此，我們這個社會用什麼教育來培育孩子，就意味著我們將有什麼樣的中國社會。他主張用西式教育來教育我們的後代，他說：「施以獅虎式的教育，他們就能用爪，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們到萬分危急時還會用一對可憐的角。然而我們所施的是什麼式的教育呢？連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則大難臨頭，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南腔北調集。論「赴難」和「逃難」》），而施以這些各式教育的最主要的施教者卻不是在學校而是在於這個社會，所以他又說「學風如何，我以為是和政治狀態及社會情形相關的。倘在山林中，該可以比城市好一點，只要辦事人員好。但若政治黑暗，好的人也不能做辦事人員，學生在學校中，只是少聽到一些可厭的新聞，待到出了校門，和社會相接觸，仍然要痛苦，仍然要墮落，無非略有遲早之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教育界的稱為清高，本是粉飾之談，其實和別的什麼界都一樣，人的氣質不大容易改變，進了幾年大學是無甚效力的。況且又有這樣的環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壞，體中的某一部分，決不能獨保健康一樣，教育界也不會在這樣的民國里特別清高的。」（《兩地書。第一集。二》） 從魯迅先生的論述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社會的教育問題從本質上看也是社會問題。良好的社會狀況是我們施行良好教育效果的重要前提條件。而學校里的環境只是個小環境，即使營造好了，也只是暫時的，不可能完全不同於這個社會。所以素質教育的成敗往往還在於我們社會改革的成敗。當然反過來也會產生的相應的影響。成功的現代教育要在自由、民主的社會氣氛中才能產生。創新思維與創新能力的形成要首先讓孩子們「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忽然想到》五） 在素質教育的旗幟下，我們現在正在大力進行教育改革，近年來所提最多的就是要「以學生為本」，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生本教育」的理念，看似振振有辭，但是以什麼學生為本的問題卻沒有得到解決，籠統地提以學生為本是沒有什麼意義的。而魯迅先生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考答案，就是學生的本位就是要讓學生「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並且說：「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但是魯迅先生特別警惕把這三者歪曲。所以他又特意解釋說：「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這對我們今天確定素質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是有相當大的啟示意義的。我們的某些素質教育觀不也還只是單單把學生成才當成實現某種目的的工具嗎？這往往走向我們當初的反面。魯迅先生看到了這裡的危險性。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里，魯迅先生非常謹慎地看待外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讚美。對當時的國粹派及保古派的真實面目，魯迅先生是毫不客氣地給以無情的揭露。特別是對外國人存在的別有用心，魯迅先生更是心存余忌，他說：「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國永遠是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這雖然可惡，卻還不奇，因為他們究竟是外人，而中國竟也有自己還不夠，並且要率領了少年，赤子，共成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者，則真不知是生著怎樣的心肝」。所以他認為中國當下之急還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 五、六》，今天我們大談以學生為本的教育，其實應該是這樣能以學生人生的幸福前途的教育為本，而不是別的什麼本。「以學生為本」是個含糊的概念。而以什麼樣的學生為本，將學生變成什麼樣的人才是問題的關鍵。魯迅先生對教育的本質目的是有相當警覺的。把學生培養成人才還是奴才的問題，一直是魯迅先生最為關切的問題。三、魯迅思想對中國中庸思想的理解與運用對現代教育的啟示 魯迅先生對中國問題的見解有時候好象偏激到了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地步。他對中國中醫的看法就說過：「我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葯，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家族的同情」（《吶喊》自序），誰也不會以魯迅先生的這句所謂名言而完全否定中醫的作用及其效果。但是如果人們能夠了解到當時的中醫嚴重缺乏科學依據，的確是迷信不少，魯迅先生的父親作為受害者以及魯迅先生作為受害者的家屬，過早地飽嘗了這種欺騙所帶來的人間辛酸與世態炎涼，就不難理解，魯迅先生當時說出這樣的話倒的確是他自己真實的內心體驗。這句話在當時就是包含著深刻的社會認識。當然促使魯迅先生說出這樣的話最直接的原因還是他自己的切身體驗，一個人的思想觀念的形成與其特有的人生經歷是分不開的。魯迅先生對中國的歷史還作出了這樣的驚人之語：「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並且把中國的傳統文化喻為吃人的筵宴，並且說：「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青年的使命」（《墳》中的《燈下漫筆》），這些話無不透著偏激，但是誰也不能否認，正是這些貌似偏激的話語里包含著深刻的哲理也包含了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深刻思考，也因此對中國社會革新開創了新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偏激論斷甚至要求青年不要看中國的書，在為青年所開的必讀書里他是當時名人中唯一交了白卷的人，並且還要說出這樣的話：「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現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青年必讀書》），因此對於當時中國專以所謂國學中腐朽思想教育青年的導師判斷是相當偏激的，他說：「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麼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麼烏煙瘴氣的鳥導師！」 （《華蓋集》《導師》），誰也不會以為魯迅先生是在說我們這個社會是在提倡不要教師，完全否定教師的作用。但是魯迅先生也看到了教育負面作用的一面，教育並不是都是有利於學生身心健康與終身發展的，教育並不只是象我們有些人所認定的都是積極意義下面的教育，如果是一種陳舊落後的教育，對青年學生來說只會有負面效應。這就是魯迅先生偏激言語的作用力所在，也有其存在的巨大價值。有人以為魯迅先生文章的偏激破壞了他文學藝術的高雅，也妨礙了他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的條件，其實先生對偏激是有自己的獨到見解的。我當然知道先生只是說對了其中的一點，但是，實在沒有必要在這麼少的篇幅里把什麼事都說到。而我們現在不論做人還是在作文里似乎都是有一種要求：一定要面面俱到，似乎這樣才是全面的，然後讀的人才覺得心安理得。但是這樣的結果很多時候只是在說些重複別人的所謂正確的話，我想還是嘗試著說些與眾不同的可能錯誤的話來得有意義些。 其實作出這樣的要求的，決不只是個別人，而是我們一貫提倡的所謂的中庸思想。魯迅先生曾經就說到過中國人其實是非中庸的。有時單單因為這中庸的原故，所以魯迅先生對某些問題的論斷可謂是有意地使之過頭，以達到正確的軌道上來。他論及中國在「五四運動」提倡白話的事時說，先是白話文受到了攻擊，但是隨後錢玄同提倡廢止漢字，改用羅馬字，這使得當時反對白話文的人放棄了反對白話文而轉而去攻擊錢玄同提倡廢止漢字了。這樣中國的白話文運動才沒有受到更多的阻力。（《無聲的中國》）這就是用偏激來促進社會的變革，所以中國成語里就有了「矯枉過正」一說。而在中國所謂的中庸，演化到現在似乎與「理論聯繫實際」又掛上了鉤，在貌似全面的理論中與實踐中，中國人卻恰恰丟掉了自己獨特的創造個性。最終的結果就是什麼現代科學理論與創造發明好象都能在古書里找到，但是，似乎什麼都沒有能夠說透。後來的人只有在這古書中找到一到二句有用的話，然後就是用了許多現代的詞語作出解釋。所以，我們打開中國的古書似乎什麼都只是古已有之的事。比如人家說西方的佛洛依德發現了人的心理的性現象。有人馬上就會用孔子的話「食色性也」來概括。其實，就這四個字，而且還有一個字只是虛詞，就把人家的經典發明權利奪了去。這也就是中國的中庸之道的妙處。什麼都可能說到，但是你不要指望我能在這裡說得有多深。而外國的理論從一開始似乎註定了是片面的，但是這種片面的深刻綜合起來卻使得理論最後在各個方面都得到發展。這就是從片面的深刻入手最後達到或者接近真理的彼岸世界。魯迅先生對此是有著極其深刻的認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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