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邂逅孟浩然
王維邂逅孟浩然
王孟並稱，自古而然。然若深究之，二人山水田園詩雖同屬超逸淵泊一路，但存有差異：王維空靈澄靜，孟浩然清遠淡寂。
王孟二人生活於同一時期，有著同樣嚴重的山水嗜好、同樣樂山樂水的遊歷，最為相同的是他們的美學趣尚和藝術追求，也就是說，在「物使之然」的外在條件上二人基本一致。但畢竟他們的性格情懷和心靈歷史的大部分不同，形成了其審美觀照方式之差異，王維往往澄懷味象，孟浩然則多感發興怨，由此而形成二者風格之差異。
「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文心雕龍》），中國古代文論在強調情性對於才氣及風格形成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十分重視文化教養、生活道路和人文環境等對性情的影響。以王、孟觀之，由於後天環境之差異，其先天稟賦之情性也自然存有不同。本文試圖從二者生活經歷、學術精神以及藝術素養等幾方面進行比較，以揭示二者之異同。
王維（700？—761）字摩詰，太原祁（今山西省祁縣）人，有《王右丞集》傳世。出身書香門第，因其父「終汾州司馬」，寡母獨立支撐，家境日衰。作為長子，弱冠之時便為家庭分憂，且恃其詩、樂天才而游兩京。許多王侯亦與之交往密切，且「待之如師友」。此時，其詩中亦多少年遊俠形象，寫出了不少意氣風發、充滿豪情的詩篇。自《少年行》其一、其二中，可見一斑：
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
相逢意氣為君飲，系馬高樓垂柳邊。
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
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
自其進士及第而「調太樂丞」始，步入仕途。但隨之而「坐累為濟州司倉參軍」。
環境之變化，引起了其心理上的種種變化。其在濟州任上四年多之間，多閒遊於嵩山東溪之上，其早年詩中表現出來的建功疆場的風雲之氣，代之以悲憫憤懣之情氛，《濟上四賢詠》最能表現其當時心境。且詩中飽含淚水：
送君南浦淚如絲，君向東州使我悲。
為報故人憔悴盡，如今不似洛陽時。
——《送別》
境況上急驟變化形成了心理強烈落差，灰然黯淡取代了志滿意得，詩人時多「故鄉不可見，天水空如一」（《和使君五郎西樓望遠思歸》）的怨嘯。
而自開元九年被擠出濟州至開元十六年冬由淇上回長安、長時間遠離政治中心的歷程，基本上完成了詩人一心山水禪寂的人生態度和審美趣尚的轉變，形成了心靈的自足性和精神的自足狀，他在「吾喪我」中找到了自我，且其生性安於自然，即「吾固和天倪」（《座上走筆贈薛璩慕容損》）。濟、淇期間，這種天性中的淡泊無為的成份得以極其充分培養和發育。其後長安長達二十年的京官生活間，雖一直近在帝座，卻放性山水，過著亦官亦隱的優裕生活，「已悟寂為樂，此生閑有餘。」（《飯覆釜山僧》）
且因為家庭影響，王維從小便培養了對於禪學的濃厚興趣，其於開元二十七年所作《大薦福寺大德道光禪師塔銘序》：「維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虛空，無有是處。」以此來看，他一心禪學不僅年久，而且心誠。佛禪哲學影響著王維的人生態度，他以瀟洒林泉的方式來實踐佛禪義理而作為其靜修參悟的佛事功課，使其注重現世生活，主張「發心」的直覺思維，離形去智，直覺觀照，自覺排解塵俗世囂而專心全神地體驗內在精神對於自然山水同構契應的生命律動。因此，王維只要一離官場，投入山林，便能很快地調整過來，物我兩忘，極度的精神自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叫做「動息自遺身」。
自中國古代文人多把人生價值取向置於「遇」這一層面而言，王維是幸運的。而孟浩然卻終身不遇，連一個小小的契機都沒有碰上，布衣始終者，這在古代著名詩人中不能不說是個特例。
孟浩然（689—740），襄陽（今屬湖北）人，主要活動於開元年間，著有《孟浩然集》。求仕長安前，詩云：「感激遂彈冠，安能守困窮。」（《書懷貽京邑故人》）積極用世之豪情，溢於言表，然事與願違，上天似乎給滿懷出世豪情的孟浩然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眼看不惑之年即將到來
而依然寂寞困頓于山野，姜太公釣魚式的自信終於淪落為「寂寂何可待」，故只得無可奈何地嘆呼：「翻飛何日同」（同上），在四十歲那年終於等不及而自己走了出來，其心境自然不會太好。且來到長安的四處活動，換來的卻是「朝朝空自歸」的一無所獲。
縱觀孟浩然一路走來的人生歷程，竟連一次小小開展的機遇都不曾有過，且又在不斷碰壁的境況中進而走向了絕望，其心情不可能不為惘怨和孤憤所籠罩：「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歲暮歸南山》）「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臨洞庭湖贈張丞相》）。仕途上、精神上失敗的沉重打擊，使其走不出失敗主義的陰影，王士源評價他「動則得真」、「期以放性」，必然不能忘情山水而專註於美，而總要千方百計地「感發」起來，借山水來表達些什麼，使其山水詩成為其心氣和其所要表現的名理的載體，至少不可能像王維那麼的潛心和優遊。
孟浩然留世的山水詩大多作於求「遇」不得後而不得不長期漫遊，其詩風不可能有王維終南、輞川詩那樣的洒脫和沉靜。孟浩然「少年弄文墨，屬意在章句」（《南陽北阻雪》），孔孟詩教是根深蒂固的，白居易在《游襄陽懷孟浩然》詩中說孟「秀氣活成象」，師法自然，得江山之助。另一方面我們則可從中見出其詩的「特寫」的特徵，現量思維的方式，即興行吟的感發。嚴羽《滄浪詩話•詩辨》云：「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以禪論詩的嚴滄浪在孟詩中看到了禪的影響，這影響主要在觀照、思維方式上。孟浩然亦曾有句：「漸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晚春題遠上人南亭》）。儘管其詩之韻味、意趣及風致，與禪機「幽深清遠」之旨趣相合，然與王之異在於其不能於禪之悟「空」之道中獲得藝術感覺，無所住心，不受人事及人心智活動之干擾，而渾然與萬物同體，進而活潑其藝術創造力。
故儘管有詩云：「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且樂杯中酒，誰論世上名。」（《自洛之越》）乍看，似乎也有王維之徹悟而至一心山水之境界，然文字中折射的是種種叫人不忍卒讀的傷感且夾雜著激憤的悲情痛緒。優遊山水，為唐代京官乃至整個官僚階層之時尚，更是如王維等人周旋於世俗之生存智慧。萬般無奈間憤世而有「山水尋吳越」的行舉的孟浩然，他當然不可能像王維那樣淡泊清靜而進入「山林吾喪我」的狀態，故其詩多個人窮通得失考慮而深潛懟怨之氣。
王維之藝術天份由新、舊唐書之記載可見一斑。非凡的藝術天才和不懈的藝術實踐，養成了他超凡脫俗的氣質和風度，而多方面的藝術修養的綜合和陶鑄，生成了他「形高於眾」的藝術靈性和品位。王維溝通詩和畫、樂，將畫、樂藝術引入詩中，極大地提高了詩歌的藝術表現力和審美魅力。關於這一點，古來論者皆眾口一辭。而孟浩然，儘管他時常自誇「詩賦頗亦工」正如「子瞻謂：『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清酒手，而無材料耳。』」（《後山詩話》）孟浩然不是一個才氣橫溢的詩人，美國唐詩研究名家斯蒂芬•歐文認為：「在盛唐重要詩人中，孟浩然是局限性最大的一位，在詩體、主題和風格上都是如此。……他極少創造性的採用其他詩體，題材或古代詩人的風格。」因此，這位外國學者的結論是：「孟浩然是一位會作詩的隱士，而不是詩歌藝術的天才；他並不是『當代詩匠』。」
總之，孟浩然只是注重了養冶浩然之氣而忽略了陶冶藝術靈性。明人鍾惺《唐詩歸》說：「王、孟並稱，畢竟王妙於孟，王能兼孟，孟不能兼王也。」
第一、從觀照方式看，均有尚靜精神的王、孟的表現之風格的不同：王維自物觀物，孟浩然以我觀物。
先看王維。王維以物觀物，在於其主體的拋含自我，即王國維《人間詞話》中所謂「無我之境」。從自然中體會到宇宙萬物的禪意，體悟到深蘊其中的生命韻律，而又以禪意去體合山水物性，心物冥一，物我雙泯。此即王維詩之靜，乃靜之極至。
王維既能從感性的自然山水裡看到靜謐的本質，又能超越山水景象而達到精神上的心無掛礙的境界，「人籟悉歸天籟」（劉熙載語）。「和光魚鳥際，淡爾蒹葭叢」（《送綦毋校書棄官還江東》），詩人自失于山水之中，物無不是物，我無不是物，為「物物而不物於物」之自覺無為。「此夜任孤棹，夷猶殊未還」（《泛前陂》）；「隨山將萬轉，趣途無百里」（《清溪》）；「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送別》）。王維專註于山水，「但知旦暮，不辨何時」（司空圖語），其詩靜得連時間都喪失了，聽不到絲毫心靈之震顫。物我雙泯，詩人在與山水同靜的交流中獲得了身心的極大放鬆和自由，從感性時空里感受生命之永恆。參禪證悟，「天眼」開張，進入「目空一切」而「俯仰自得」的境界，得以從自由生命的全方位作深度觀照。其《鳥鳴澗》則是詩人天眼觀照而才能得之佳境：
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
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花落無意，月出無心，鳥驚亦無為，萬籟俱寂，一片化機，這是詩人超意識的靈覺與幽深清遠的宇宙意志形成的契應，搖曳出一種無為無礙的生命情態。
他又往往以「默語無際，不言言也」的禪理十足的「參證」的表達方式，詮釋著山水美的真諦，筆墨極其簡淡，如煙如嵐，自然靈氣恍惚而來去，「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漢江泛眺》）；「白雲回合望，青靄入看無」（《終南山》）；「逶迤南川水，明滅青林端」（《北垞》）等等，多空中見色，而又色中見空，非色非空，非有非無，這正是他所極擅表現的介乎「色空有無之際」的獨特景象，其中幽靜清遠之美趣讓人涵詠不盡。
同樣尚靜的孟浩然也很想使自己靜下來，「書取幽棲事，將尋靜者論」（《澗南即事貽皎上人》）；「予亦忘機者，田園在漢陰」（《都下送辛大之鄂》）。他企圖消解不遇而激生的羞怒之心氣，不給心以形役，藉助隱居生活來擺脫名利之累，而最能說明其靜息無為的詩恐怕要算《春曉》了。「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之多少。」花自開落，人但枕眠，不見人世煩擾，但有萬相活潑，詩人於忘懷得失中獲得了無所關心的滿足。然而，孟詩中多任性使氣的激烈，其詩往往是「期以放性」的產物，「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髮」（《秋登萬山寄張五》）。或許可以這樣認為，政治上和精神上的悲哀，使孟浩然無論如何也靜不下來，感發興起而生悲慨凄怨之情。因此，雖然他久居田園山鄉間，但對山水田園的熱衷和冥化是遠不及王維的，用他自己的表白：「士有不得志，棲棲吳楚間。」這是他《廣陵別薛八》五律中的起句，劉辰翁評曰：「起得雄渾。」故其體悟不到山水靜謐的本。也許正是因為不能從仕途失敗的陰影里走出來，而且還始終沉湎於一朝得志的妄想之中，所以他絕不可能像王維以禪學慧目發現「靜」的妙境，更不可能獲得「澄懷觀道」、「拈花微笑」的妙語。
第二、由情韻觀，有華、癯之別。
《峴佣說詩》在論及王、孟之異同時說：「（王維）雅淡之中，別饒華氣，故其人清貴，蓋山澤間儀態，非山澤間情性也。若孟公則真山澤之癯矣。」詩歌中的儀態情韻，乃詩人性情之張致。而從情性上探討和比較王孟詩風之差同，古詩論者看到了同為雅淡詩中的華、癯差別。
王維以眼前景所構成的靜謐世界，充滿了自由、和諧、友愛和瀟閑，日照松間，泉流石上，於深層次上象徵了沒有紛爭競鬥的社會理想，詩人把對生活和人世的愛意濃濃地瀑潑出來。而詩人的無我之心深契山水自然的意志，發掘出自然山水其本身所包含著的哲意禪理：靜中蘊動，以動寫靜；空中有色，以色見空；瞬間永恆，以瞬間里感受永恆。這是只要對王維詩略略留心者都會發現王詩中的這些耐人尋味的「理趣」，這也是其詩厚重高華氣象的奧妙之一。「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其充滿了藝術的畫意。王維天性擅畫，精通畫理，且移植畫藝以豐富和提高詩歌的表現力。「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輞川別業》），「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中》），「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緩」（《輞川閑居贈裴迪》）等等，充滿畫意質感的詩句觸目可見，而像《終南山》、《泛前陂》和《木蘭柴》等詩，通篇巧妙敷色用光，取勢構圖，得「意余於象」的繪畫之妙，更是風神搖曳，迥得天意。詩人憑藉自然靜美展現和追求形上超越的努力，使其得以最簡約的形式而容納最華豐的詩意內涵。
比較而言，孟浩然的詩歌偏於清峻，偏於冷澀，偏於枯淡。正像王維喜用「靜」字，孟浩然太喜歡用「清」字了，其《孟浩然集》中有「清」字近五十例：「秋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宿業師上房期丁大不至》），「荷風送香氣，竹滿滴清響」（《夏日南亭懷辛大》），「坐聽閑猿鳴，彌清塵外心」（《武陵泛舟》），「炎月北窗下，清風期再過」（《晚春題遠上人南亭》）……這樣高頻率而大面積地使用「清」字，很能體現其風儀姿態、精神個性和詩歌風格意境。事實上古人在評孟時已注意到以「清」而傳其神：李白有云：「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贈孟浩然》）；杜甫贊曰：「清詩句句盡堪傳」（《解悶十二首》之二）；王士源則在《孟浩然集序》中評論說其詩之一出，「舉座嗟其清絕」；白居易過襄陽孟之故里時嘆詠：「清風無人繼，日暮空襄陽」（《吊孟浩然詩》）等等。孟浩然對於「清」的情韻風度的追求，實乃其主體精神和清高性格的必然所致，也是其人生際遇的暗示。這種以「清」為其藝術人格的景語構圖，由於失意的惆悵、哀怨和忿懟的情緒介入，使其詩顯得格調下沉，風儀瘦峻，情韻寒淡。比如《宿建德江》：「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一片愁心由日暮喚起，而化入空寥寂闃的山水裡，天高樹低，雲水茫茫，孑然一身而泊漂流之孤舟，景欲靜而人愁多，情氛清幽，渾然疏澹。
至於詩情畫意，清人賀貽孫在其《詩筏》里指出：「詩中有畫，不獨摩詰也。浩然情景悠然，尤能寫生，其便娟之恣，逸宕之氣，似欲超王而上，然終不能出王範圍內者，王厚於孟故也。」
將王孟相比較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於有所揚抑，而是為了探索和闡證二人在大自然面前同樣卓越而又迥然有別的表現。竊以為，王孟二人給後人最大賦予的即是他們把大自然作為一種精妙語言而精妙運用，在體合宇宙萬物而進行的有目的的實踐中，展現直徹心源的生命情調，將中國古典詩歌中山水詩推上了峰巔，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詩歌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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